陈逸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与文化。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环形结构》（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23年第1期）。

内容提要 英国作家 E.M.福斯特曾于1915至1919年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工作、生活，这段经历让他深入参与英方对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事务，他也将自己在埃及的体验和观察呈现在以印度为背景的小说《印度之行》里。福斯特在小说中设置了阿德拉和菲尔丁这两位英国人先后经由埃及回国的情节，并借此剖析自己既想亲近又难以亲近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复杂心理，反思自己不自觉流露出的殖民者心态以及一战时在政治上的缄默。此外，福斯特还通过印度人阿齐兹的诗歌创作揭示殖民地人民终会通过内部联合来反抗殖民统治的必然走向。细读小说及福斯特为印度和埃及撰写的文章，可以看出福斯特通过小说创作进行的自我批评，以及他关于殖民地独立的思考。

关键词 E.M.福斯特 《印度之行》 埃及 联结 情感

E.M.福斯特与首版《印度之行》封面，图片来源：Bing

《印度之行》一出版就广受关注，除了福斯特的朋友和文学评论家外，在印度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英印问题专家也积极参与到对这本小说的评价与讨论中。二战结束后，随着印度逐步取得独立，对小说政治意义的热议有所减退，与此同时，福斯特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情感与理念成为批评界关注的重心。然而，考虑到小说的创作时间和历史背景，福斯特对殖民地的情感以及他在政治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解读这本小说时无法回避的话题。例如，理查德·马丁关注福斯特长篇小说中的“爱”这一主题，认为在创作《印度之行》期间，福斯特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早期小说中体现出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已经有所动摇，在“人类……被划分为不同种族、群体和阶级的世界里”，“爱”这一私人美德只能在作品内部带来“隐含的希望”，无法弥补种族、阶级之间的差距。也有研究者认为福斯特批判的仅仅是英国政府的殖民方式，并没有对殖民主义的理念进行驳斥，他在小说中依旧流露出殖民者的优越感。比如，哈立德·哈迪德就提出了与马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印度问题上福斯特倡导的不是“爱”而是“宽容”，因而将种族间的差异视为需要容忍的负担，最终导致小说中对英帝国种族主义的讽刺批判没能产生应有的效果。阿卜杜拉扎伊兹·阿尔穆塔伊比里认为，福斯特通过传播印度人的负面形象（如穆斯林阿齐兹敌视其他宗教的教徒）来暗示殖民统治的必要性。针对这些研究，本文试图说明福斯特并非没有注意到自己“非官方”殖民者的身份，他在小说中不仅描述了英属印度的社会现状，也反思了自己不自觉流露出的殖民者心态，批判了殖民制度及支撑制度的殖民主义理念。

要探究福斯特的自我反思与批判，有必要回看他在创作《印度之行》期间的经历。在创作《印度之行》的十年间，福斯特两次前往印度；除此以外，1915年，他还前往埃及做采访伤员、收集失踪士兵信息的工作。他在埃及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对《印度之行》的影响，学界也有所关注。穆罕默德·夏希恩将小说和福斯特在埃及时的日记、信件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福斯特在小说中关于印度的许多描写（如清真寺、山洞）其实取材于他在埃及的见闻，认为他有意通过这种方式模糊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此外，夏希恩还指出，虽然福斯特模棱两可的思维方式和自由人文主义思想让读者以为他在政治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立场和态度，但从福斯特在埃及期间的信件来看，他明确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并支持殖民地通过斗争取得独立。马丁·奎因和萨法·赫贾兹梳理了福斯特为《埃及邮报》撰写的文章，将它们与小说中的某些场景描写进行对比，认为福斯特在埃及期间已经展现了小说中的部分写作手法，如通过描写卑微的当地人（埃及的风琴手、在法庭上拉风扇的印度人）来反衬周围虚伪、自负的英国人。在以上研究的启发下，本文考察了福斯特在印度和埃及的经历，将他的经验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与《印度之行》对两地的刻画进行比较，分析福斯特在小说中如何借助阿德拉和菲尔丁的遭遇表达自己既想亲近殖民地及其人民但又难以亲近的复杂心理，并进行自我批判。

1882年，英国政府借口镇压埃及地区的民族起义，出兵占领埃及，并在埃及战败后逐步确立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接起来，大大缩短了英国的航船往返印度的航程。印度对英国而言，意味着丰富的原材料、劳动力以及广袤的市场。对苏伊士运河的掌控权助力英国形成了从本土到埃及再到印度的控制链，运河和红海成为英国通往印度和亚洲市场的“生命线”，埃及也因苏伊士运河而成为“英国国际关系和帝国安全考量的核心”。对于英国的普通民众来说，运河为他们去印度旅游提供了方便，但这种浮光掠影的游览参观并不会加深英国人对印度的了解。另一方面，运河带来的便利让在印度的英国官员更容易也更频繁地回到英国。福斯特在《印度的繁荣》（1915）一文中描述了这一现象，他认为便捷的交通运输让在印度的英国官员与母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也相应地减少了他们与当地人的联系和对当地人的了解，最终，这些官员不能也不愿向本土同胞解释印度的情况，进一步导致英国人对印度的了解“越来越贫瘠”。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运河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埃及考古大发现打开了通道。通过对埃及木乃伊进行射线研究，英国著名神经解剖学家格拉夫顿·史密斯提出古埃及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在《早期文化的迁移》、《龙的演化》等著作中，他想象了古埃及的文明种子从尼罗河出发，经波斯湾抵达印度，随后进入东南亚，再跨越太平洋到达美洲的扩散路线。这在知识世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为“埃及热”提供了“科学”背书。

从福斯特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将埃及视为文化发源地的论辩。他去埃及之前对埃及怀有期待和好感很可能是因为他将埃及视为古希腊文明的传承地。福斯特早年就喜爱阅读古希腊文学作品，他的1899年阅读清单里有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也常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典故。福斯特在剑桥时期的老师狄金森同样热衷于古希腊文明，他推崇充满理性、注重道德、维护城邦共同体的古希腊文明，认为古希腊文明建立在理想模式之上，且古希腊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遵循各自的法则。狄金森对古希腊的推崇伴随着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不满，他认为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思维“如同地中海的阳光般纯净”，而英国人则自缚于偏见和理想之中，并因此造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拘禁感”。对狄金森而言，他眼中的理想国度已随古希腊的落败而不复存在，他逐渐对“英国的东方”萌生好奇和好感，福斯特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感染，先后在印度和埃及寻找古希腊文明遗留的痕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福斯特逐步完成了《印度之行》的构思与写作。

1912至1913年，福斯特陪同狄金森到访印度，狄金森侧重考察印度殖民地的各项机构，福斯特的旅程则以观光、体验为主。这次旅程让他感受到“幸福”和“宁静”，但他在印度并没有感受到古希腊遗风，也不认为古希腊文明能为当时的印度带来希望。1914年，福斯特撰文评论E.J.拉普森的《古印度史》（1914），肯定了拉普森的观点——“是希腊移民而非希腊人的入侵行为将希腊式的影响带到了印度河流域”，而且，希腊式的影响在印度已经消逝；在此基础上福斯特进一步指出，“希腊遗留在印度的影响有如被永久定格的尘埃，永远散发着魅力，但当下的印度亟须让尘埃消散，让这片土地上的人能够注视彼此的灵魂，古希腊文明无法再给印度带来新的生机”。这次旅程也没能激发福斯特的小说家才能，比如捕捉旅程中的美好并将之转化为文学表达，他虽然已经着手创作与印度有关的小说，却多次停笔。福斯特在去印度之前正经历文学创作上的瓶颈期。1910年，他出版了第四部长篇小说《霍华德庄园》，这本大受欢迎的小说不仅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还让他得到了成功小说家的荣誉，但纷至沓来的好意与热情也加剧了他对名誉和声望的恐惧。在这之后，福斯特虽然有创作新作品的念头和尝试，但都未能成形。这段难产的经历最终也导致福斯特在创作以印度为主题的小说时屡屡感到不自信，从印度回国一年后，他依旧在为这本与印度有关的小说是否值得创作而苦恼。他在给印度朋友马苏德的信中说：“我身边没有人对它［印度］感兴趣……爱上一块有六千万人口的大陆是荒谬的。”换言之，福斯特首次印度之行虽然为他排解了沉闷和压抑的情绪，但并没有为他开拓创作思路。

就在福斯特评论《古印度史》的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福斯特在珀西·卢伯克的介绍下协助红十字会在埃及展开工作，负责收集伤兵的信息并撰写报告。对福斯特来说，埃及和希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为埃及撰写的文集《法罗和法利奥》（1923）中，他开篇就说明用“法罗”（“Pharos”）一词指代埃及港口城市亚历山大的缘起：在希腊神话里，斯巴达国王、海伦的丈夫墨涅劳斯从特洛伊返程的途中偶遇西北风，不得不在一个荒岛上避难，期间，他向当地一位老者询问此地的名称，老者答曰：“法老之岛（Pharaoh’s）。”墨涅劳斯并不了解其中的深意，只带着“法罗”的读音回到希腊。这个小岛以及小岛所属的埃及就此进入西方人的视野，被称为法罗岛。福斯特以此故事作为文集的开篇，介绍了埃及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同时，法罗岛的来历也暗讽了英国民众对埃及认知的浅薄——他们在与之相关的许多事情上都只知其音，不知也不愿知其意。福斯特后来在《印度之行》中再次讥讽了这一现象：市长夫人并不了解也不愿意为阿德拉介绍招待会上的印度女人，只说“她们都是一类人”。在福斯特看来，英国人这种傲慢的态度正是印度问题的根源。

《法罗和法利奥》与1994版E.M.Forster: A Biography封面，图片来源：Bing

福斯特在《法罗和法利奥》中重点介绍了亚历山大城的历史与现状，帮助英国读者加深对埃及的了解，而他本人也通过在这座与亚历山大大帝同名的城市里的生活加深了对战争、殖民和情感的认知。在亚历山大城，福斯特不仅和负伤的士兵深入交流，还与一位当地的穆斯林建立了情谊，但这段感情无疾而终，福斯特在创作《印度之行》期间还发现对方曾欺骗自己以获得钱财。福斯特反对英国对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和隔离制度，也反对在印度的英印人对当地人抱有的负面态度，他看重个人之间的交往，但他的身份将他与一部分当地人相区隔，而他对当地人的关注与同情又引发了部分同胞的不满。更令他不安的是，他发现自己对埃及和埃及人同样抱有负面情绪，他为此感到困扰，在写给伯特兰·罗素的信中，他说：“我喜欢人们，想要了解他们、帮助他们，这种意愿比以前更强烈，但很奇怪的是，与此同时我又蔑视他们。”

造成这种矛盾情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现代的亚历山大城已无法呈现希腊文明的风貌，也不像印度那样拥有自己的特色。福斯特刚抵达埃及就下意识地将埃及和印度进行比较，发现埃及“平淡、缺乏浪漫色彩、毫无神秘感和宗教气息”，相比印度，埃及缺少福斯特想要的异域感，给他留下了糟糕的第一印象。其次，福斯特虽然想要了解、帮助埃及人，但他在埃及的主要社交圈局限于希腊人和英国人，这些人里鲜少有如马苏德和马尔科姆·达林那样了解当地人且能帮助他实现跨文化沟通的朋友。而福斯特在印度的时候不仅有了解印度的朋友为他做指引，还能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如结婚仪式）。与此同时，战争也对福斯特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战爆发后，福斯特曾因没有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而受指责，于是他开始考虑去前线做一些非战斗人员的工作，最终选定了去亚历山大城为红十字会工作。福斯特的埃及之行既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也是由于战争的驱使，在他驻埃期间，英国政府推行了征兵制度，他曾因自己有可能要被强制赴前线作战而惴惴不安。他越来越讨厌战争，战争的阴影也一直紧跟着他。这些因素都使得福斯特在埃及时虽有一段相对自由和独立的时光，但又时常感到苦恼、孤独和烦闷，这种状态持续到一战结束。

1919年，福斯特离开埃及，不久又去了印度，担任印度邦主的工作人员，与印度人一起生活和工作让福斯特对当地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了解。如果说首次访印的他认为古希腊文明为印度留下了“永久定格的尘埃”，那么现在的福斯特已经能超越过去的自己，看到在这片尘埃上发展起来的真实的印度，捕捉到比异域景观更值得英国人关注的东西，也就是印度人的困境、他们在殖民统治下的心理状态以及追求民族独立的意愿。在这期间，印度和埃及的多个地方都爆发了民族起义，新闻报道与朋友的来信让福斯特对英国政府的暴力行径感到不满、愤怒，他开始撰写批评文章讽刺英国政府，因为“在他的情感里，埃及和印度变得越来越相似”，它们都亟须独立、亟须被看见。这样的情感最终在《印度之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福斯特借阿齐兹之口说道：“印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有的宗教应该结成一体！”在埃及和印度的经历让福斯特认识到，只有在印度和埃及摆脱被殖民的困境、实现独立之后，英国人与印度人、埃及人的联结才有可能实现。

在《印度之行》中，阿德拉和菲尔丁先后经由埃及回到英国。埃及“格外纯洁，格外迷人”，让他们感到轻松、自在，不论是他们看到的风景还是看风景时的心境都“和错综复杂的孟买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阿德拉和菲尔丁心境产生变化的原因并不相同，他们各自的心路历程体现了福斯特的情感变化以及自我批判。

阿德拉初登场时与首次访印的福斯特一样，相比于殖民地的制度和各种管理机构，她更关心这里的自然风景与人文地理。福斯特在出发前就期待能够在这趟旅程中看到不同于英国乡间的“东方风光”，在前往印度的航程中，他预感“这将会是一生中最难得的经历”。他在这一年的信件中也主要记录了印度的风景、居民的生活习惯以及印度人独特的思维方式。福斯特并不是简单地描述印度的地方特色，他自觉地承担起了解读印度的职责。从他这一时期撰写的文章和信件来看，他主要关注的是印度教对印度人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印度教重视的不是“行为”而是“愿景”，既强调“我与他人不同”，又强调“我与他人相同”。对印度教的理解成为福斯特理解印度人的基础，也成为他塑造小说人物印度教徒戈德博尔教授的基础。然而，福斯特虽然在对本地人的观察和采访中感受到印度人思维的独特之处，却也只能笼统地将本地人“会对一件事大发雷霆，又会优雅得体地完成另一件事”解释为“典型的东方人行为”。在他看来，这种神秘的思维方式赋予了印度难以取代的魅力。

阿德拉也渴望看到“真正的印度”。初到印度时，阿德拉对印度的了解非常有限，她不了解印度的“深闺制度”，也不知道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认知上的匮乏导致阿德拉在“横越了地中海，穿过了埃及的大沙漠，来到了孟买港，已经完成了一次富有浪漫色彩的旅行”后对“烤架似的印度平房”感到失望。后来，她通过菲尔丁得知，要看到真正的印度就要“去看印度人”，便主动提出要结交印度人。虽然市长夫人为她创造了与印度太太们见面的机会，但她无法打破太太们因“重复寒暄所造成的障碍”，又一次感到失望。两次碰壁后，阿德拉终于在菲尔丁安排的茶会上结识了阿齐兹。他热情地为她答疑解惑，阿德拉也越来越信任阿齐兹，认为“他一定会为她打开这个神秘国家的大门”。阿齐兹提议带她去游览马拉巴山洞，阿德拉便将这趟旅程视为真正了解印度的一种方式。马拉巴山上大小相似的山洞里一片漆黑，只能产生“一种非常单调而毫无差别的回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令人感到疏离和难以理解”的特质。如果说山洞是“印度的灵魂”，那么，阿德拉与印度的灵魂并没有实现想象中的联结。她在印度的灵魂深处感受到“有一个影子，或者说是个影子一样的东西”靠近并侮辱了她。阿德拉惊慌地逃出山洞，指控阿齐兹在洞中侮辱了她，导致阿齐兹被捕入狱。然而，阿齐兹在事发时并没有与她在一起，阿德拉后来也承认“实际上他一次也没有接触到我”。她撤回了指控，阿齐兹当庭获释，但她依旧不明白山洞中的影子究竟是什么。

福斯特刻意让山洞里发生的事情“保持在一个模糊、不确定的状态”，这件事就此成为一桩悬案。阿德拉在山洞中感觉被袭击，这种感觉并不是山洞中的人或物对她造成的，而是她内心对印度的拒斥被放大后的结果。在此之前，阿德拉曾因同胞对印度太太们的鄙夷和无礼感到羞耻，她不喜欢这些人用“那套公认的规矩”“去冷落别人”，告诫自己“绝不应该变成这样一种人”。但她在这时候依旧是在英国俱乐部的范围之内想象印度生活，她只想成为比无礼的同胞更好的英国人，希望对印度人保持礼貌和尊重，而不是成为一个理解印度、真正生活在印度的人。阿德拉到了印度后始终生活在白人社群中，和阿齐兹的初次见面也是在菲尔丁安排的茶会上，在这一时期，她对印度的探索一直是在安全距离下进行的。游览山洞那天，菲尔丁未能赶上火车，她的旅伴穆尔太太又感到不适，前往山洞的路上就只剩下她和阿齐兹，这是阿德拉第一次和印度人单独相处。然而，阿德拉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心里想的只有自己的婚姻问题。如果她和身为殖民地官员的朗尼结婚，那么这段婚姻不仅与爱情无关，还意味着她需要一直生活在印度。阿德拉“并不深信成功的结合一定需要爱情”，但她明确知道自己无法在印度长期生活。此前，在菲尔丁家的茶会上，阿齐兹曾建议她搬到印度来住，她脱口说道：“我恐怕不能在这儿定居。”对阿德拉来说，印度只是一个富有异域风情的景点，她在这里和印度人交朋友也只是增添一段异国体验，但和朗尼结婚则意味着这段异国体验将成为她无法逃离的生活。

在山洞里，无边的黑暗占据了阿德拉的视野，迫使她直面自己从未真正接纳过印度的事实。她对印度人的善意是真实的，但也是有局限的，这种善意只能够让她看到同胞对印度客人“吝啬刻薄”，让她误将自己的同情当作对印度的理解。阿德拉对印度怀有“求知的渴望”，但她“既不爱这个地方也不爱这里的人”。作为游客，她可以批判同胞们对印度人的歧视，而一旦她需要在此长期生活，她的同情和求知欲并不足以让她对印度产生依恋，最终，她很有可能也会像自己的同胞一样，用“那套公认的规矩”“去冷落别人”。山洞让阿德拉看到自己内心对印度的拒斥，而这种拒斥恰恰是她与其他英国人共享的情感，区别只在于她的同胞已将其外化为歧视印度人的行为，以及对印度实施的种种殖民手段。阿德拉对印度的疏离也反衬出她对英国的依恋。如前文所说，阿德拉在游览山洞之前从未远离过英国人的圈子，和她一同前往山洞的阿齐兹曾接受过西方教育，是殖民机构里的医生，他的语言和职业让阿德拉感到自己虽身处印度，却仍和英国保持联结。当阿德拉孤身进入山洞后，她身边最后一点英国的痕迹也消失了，只剩下她独自面对印度的灵魂。黑暗的山洞让阿德拉看到自己从未真正理解、接纳过印度，洞里的回声将这一事实不断放大、重复，最终导致阿德拉产生“歇斯底里的错觉”，以为自己遭到了侵犯。

阿德拉最终在庭审时撤销指控，但她对阿齐兹造成的伤害已无法撤销，她也依旧被山洞中的经历困扰，陷入长时间的自我怀疑。她怀疑自己在洞穴中的遭遇是否真实，进而怀疑自己的品德。庭审结束后，她被推入印度人群中，被“印度人居住区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气味”环绕的阿德拉感到“内心空虚，活得毫无价值，自己身上也没有什么美德”。她拒斥印度，印度也拒斥她，即使离开印度，她依然觉得孤单：“轮船走过了印度洋和红海，她还是很孤单，和她在一起的只有昌德拉普尔的下等人。”直到抵达埃及，阿德拉身边才有白人同胞相伴，这也让她重获安全感。她和美国传教士一起上岸，“立时感到精神振奋”，“看到了那明晰、清澈的地中海”，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也有了更清晰的规划，并想到要“着手致力于自己的事业”。

与阿德拉不同，菲尔丁一直明确要在印度发展自己的事业。作为预科学校的校长，他专注于在印度“使用平等交换思想的方式进行个人交谈”，“是个最尽职责的官员”。菲尔丁称得上是更好的英国人，“他不大了解这个地方的情况，也不敌视这里的居民”，认为“和印度人交往不仅容易而且愉快”。不过，他对印度人的友好并不是出于对印度文化的理解，而是出于他对个人友谊的看重，他认同的仍然是西方文化，在他心中，地中海区域才代表“人类的规范”。在菲尔丁那欧洲风格的住宅里，阿齐兹也感觉自己“处在西方精神文化的包围之中”。

菲尔丁没能及时登上火车，错过了游览山洞的行程，等他赶到时，阿德拉已经在惊慌下逃离了山洞。在庭审前后，他始终关心阿德拉和阿齐兹的情况，认为二人之间存在误会，试图为他们搭建沟通的桥梁。然而，在殖民制度之下，阿德拉和阿齐兹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菲尔丁没有认识到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打破这种不平等的，他对于个人交往的看重和突破制度隔阂的决心最终只能呈现为一种“微妙而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菲尔丁虽然说服阿德拉在庭审上撤销指控，也让阿齐兹放弃向阿德拉索赔，但他无法弥补这件事造成的裂痕。庭审之后，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嫌隙更加醒目，他和印度人的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对阿齐兹和其他印度人来说，他不再是一个值得托付情感的对象。最终，菲尔丁只能带着遗憾离开印度。

在菲尔丁离开印度之前，他经常回避政治问题。例如，在小说的第九章中，阿齐兹的同伴想和菲尔丁讨论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合理性，但菲尔丁说：“这可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我个人离开英国来到这里，是想找个职业。我无法回答你们英国为什么来这儿，也无法告诉你们英国人是否应该待在这儿。”庭审结束后，阿齐兹对菲尔丁提到自己的外祖父曾在暴动中与英国人进行斗争，菲尔丁则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不会引起烦恼”的话题上，和他讨论诗歌。对于菲尔丁来说，他和印度人的交往只能建立在对政治问题视而不见的基础上，一旦将政治问题摆在二者中间，他和印度人就无法再维持平等交往的表象。菲尔丁回避政治话题的行为与福斯特本人在一战期间的缄默形成了微妙的呼应。福斯特在一战期间也很少公开发表对时政的看法，“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态度”，与他在二战期间通过广播发声、积极参与国家公民自由委员会活动等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福斯特的传记作者博曼认为，他的这种转变可能是因为《印度之行》的成功让他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大众的尊重，他才敢于发声。但如前文所言，《霍华德庄园》已经让他在一战前获得了足够的声望与名誉，可见，他的“道德勇气”并非建立在小说事业的成功之上。福斯特的变化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个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在一战期间，他对战争的走向以及战争将要造成的后果感到迷茫，曾悲观地认为战争或许不会结束，或者就算结束了，被战争摧毁的人性也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修复。这种悲观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到了二战时期，战火已经波及英国，战争对他的威胁更加直接，也更加难以回避，他必须承担起作为公众人物的职责。

福斯特在一战结束后反思过自己的缄默，他曾在写给萨松的信中提到，他应该说点能给人们带来勇气的话。对菲尔丁的塑造也体现了他的自我反思。菲尔丁的形象与驻埃时期的福斯特有所重叠，他们都是官方机构里的英方工作人员，也都试图与当地人建立情感联结，这种联结虽然能短暂建立起来，但最终都因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崩塌了。回避政治没有让菲尔丁收获他想要的友谊，只是给他制造了“平等交换思想”的错觉。菲尔丁虽然和印度人交往频繁，却没有真正走入印度文化的深处。作为殖民地预科学校的校长，菲尔丁将教育作为他个人的事业追求，他看到了殖民地教育资源的匮乏，却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意直面匮乏的原因。让菲尔丁获得归属感的不是他倾力管理的学校，而是古希腊文明留下的气息。在亚历山大港登船时，菲尔丁看到“天空晴朗，格外湛蓝，和风一刻不停地吹着，那低低的海岸线是那么清晰洁净”，“气候、北风和大海”“还保持着当初墨涅劳斯初到时的样子”，将现在的港口与古希腊文明联结起来，让他感到舒心适意。

阿德拉和菲尔丁都没能与真正的印度实现联结，他们就像批评者眼中的福斯特一样，“倾心于神秘的东方文化，但又留恋理性的西方文化……真诚地对待印度人民，但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英国中心主义”。阿德拉和菲尔丁都在距离英国更近的埃及感到舒心，并且都在埃及短暂停留后回到了英国。如果故事止步于此，那小说就仅仅反映了英国人的逃离，有回避现实的嫌疑，但福斯特选择让菲尔丁再次来到印度，通过他和阿齐兹的争辩将印度独立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摆在读者面前。

菲尔丁回到印度工作后试图修复与阿齐兹的关系。阿齐兹虽然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心灰意冷，但还是与菲尔丁策马同游茂城。在这期间，菲尔丁一反以前回避政治的态度，主动向阿齐兹提出：“谈谈现实的问题吧。”他认为印度仍然需要大英帝国的统治，否则就会走向衰败。菲尔丁的这一论断和小说前半部分朗尼的言论如出一辙。朗尼曾告诉阿德拉，这里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爆发过冲突，如果不是英国人从中调停，冲突将会升级成流血事件，朗尼因此认为印度很需要英国人，“他来这儿并不是为求得愉快，而是要使这儿太平”。菲尔丁此时俨然是另一个朗尼，他将殖民统治合理化的话语彻底激怒了阿齐兹。如果说此前的菲尔丁主张“使用平等交换思想的方式进行个人交谈”，身上带着“毁灭”等级制度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殖民体制塑造起来的行为和情感，而这种行为和情感正是英国推行殖民统治所需要的。阿齐兹勒住缰绳，让马前肢腾空站立，仿佛“置身于战斗之中”，对菲尔丁大喊“滚出去！”，并高呼：“印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小说末尾，阿齐兹对菲尔丁说，等印度取得独立，“我和你一定会成为朋友”。阿齐兹的话表明，他清楚自己和菲尔丁之间有情感联结，但他们之间首先存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立，只有当对立消失后才有可能继续发展友情。

在这场争辩中，阿齐兹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他不仅表现出了要将英国人赶出印度的勇气与决心，还提出了让印度实现独立的两条路径：“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以及所有的宗教应该结成一体”；“解放了我们的妇女，印度就会得到自由”。阿齐兹对印度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是在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日益清晰的，通过阿齐兹的觉醒，福斯特批判了英国政府在殖民地的治理手段以及刻意无视殖民地人民的态度，也揭示了殖民地人民终会奋起反抗的必然结果。

在小说开篇，阿齐兹向穆斯林同伴吟诵诗歌，想象着“此刻的印度似乎成了一个完整的印度，而且是他们自己的”。那时，阿齐兹和同伴们想象中的是一个只属于穆斯林的国家，信仰印度教的同胞们仍被排除在外。在印度，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而英国政府利用了这一点，有意通过差别待遇来制造各宗教集团之间的矛盾，用“分而治之”的方式防止民族主义力量对英国的殖民统治造成威胁。那时的阿齐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排外思想是被英国人的政策塑造出来的，他视印度教同胞为掠夺了穆斯林人土地的仇敌，主动向英国人寻求联结。当阿齐兹和印度教徒戈德博尔一起参加菲尔丁家的下午茶会时，他单方面地与戈德博尔展开吸引英国人注意力的竞赛，就连要带英国人去游览山洞，也是因为他无法像戈德博尔那样请英国人品尝精美的印度甜食，为了奉献出更加“盛大的招待”才冲动提出的建议。在他们游览山洞之前，阿德拉提到让印度人联结起来的可能，阿齐兹反驳道：“你信仰你的宗教，我信仰我的宗教，这样最好。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全体印度人联结在一起。”阿齐兹对印度教徒的敌意正是朗尼们想要看到的，每当阿齐兹对印度教徒表现出敌意，他总是要向英国人争取支持和同情，似乎他和英国人的联结可以建立在厌恶、排斥印度教徒之上。

当周围没有印度教徒时，阿齐兹往往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来和英国人搭建联结，但他的主动付出没有让他赢得英国人的认可，反而因此遭到误解、被贴上负面标签。阿齐兹到菲尔丁家参加茶会时，菲尔丁找不到合适的领扣，阿齐兹就把自己衬衫上的金扣子扯下来给他用。这是一整套扣子中的一个，而且是他的妻弟从欧洲带回来的，阿齐兹对它十分珍视。后来，阿齐兹衬衫扣子的缺失却被朗尼作为印度人“做事松懈、懒散，对小事漫不经心”的佐证，朗尼甚至声称“这种致命的惰性暴露了整个民族的弱点”。这枚扣子对阿齐兹来说有两重意义：扣子来自欧洲，是使他的欧式服装更加服帖、使他的形象更加得体的工具，也是他显示自己亲近西方文化、比其他印度人更加“文明”的标志；同时，这枚扣子是阿齐兹的妻弟送给他的，一方面暗示了他生活在一个主动接受西方文明的家庭中，另一方面，阿齐兹的妻子已经去世，这枚扣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寄托了阿齐兹对妻子的怀念与哀思。菲尔丁对阿齐兹的友善以及阿德拉对印度的好奇让阿齐兹产生了错觉，他误以为参加这场茶会是比拥有扣子更接近西方文明的标志，能够证明他已经被英国人接纳，因此，在菲尔丁需要扣子时他毫不犹豫地将对自己而言有丰富意义的扣子取下给了菲尔丁。

朗尼并不关心阿齐兹的扣子为何缺失，他只需要用这个例子证明“印度人需要英国人治理”，朗尼的轻率预示了随后的山洞事件：一个英国人的主观感受足以给印度人定罪，而印度人的“罪行”恰恰证明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合理性。阿德拉的指控伤害了阿齐兹，也让他彻底放弃了和英国人建立联结的幻想，这时候他发现和他站在一起的只有他此前嗤之以鼻的印度教同胞。审判结束后，阿齐兹受邀为一本杂志写诗，他和邀请者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阿齐兹是诗歌爱好者，但在他初登场时，他只能吟诵别人的诗句，偏爱诗歌中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意象。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阿齐兹沉浸在与英国人做朋友的喜悦中，诗歌从阿齐兹的生活中消失了。而当他将联结的对象转向印度教同胞后，他又重拾诗歌，并且成为诗歌创作者，在写诗的过程中他“看见了一个祖国的模糊而巨大的形象”。写诗成为阿齐兹觉醒的象征。他越是向英国人靠近，就越无法走入诗歌的世界；当他看清他误以为的联结其实不过来源于“他们［英国人］统治印度的一种形式，其背后毫无同情之心”后，诗歌自然而然又回到了他的生活中。他也想通过诗歌团结印度教同胞，让诗成为跨越教派障碍的桥梁。他吟咏的诗歌不再是对古时荣光的追忆，而是对印度必将独立的决心，为所有放下教派争执的“一般印度人”服务。最终，阿齐兹与戈德博尔同为印度教邦主工作，这位邦主不仅有阿齐兹这位伊斯兰教医生，还有另一位印度教医生，也就是说，在邦主的统治范围内，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实现了初步的联结，显示出一个理想的、独立的印度有了初步的社会地基。

福斯特通过诗歌的显隐来表现阿齐兹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既回应了他在1915年的文章《文学在战时的作用》，又与小说创作之时的印度政治形成呼应。福斯特在文章中认为文学能够让人“置身于一个远比我们自身世界更为宏大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能够帮助我们抵御危险、不义和谎言”，因此他呼吁民众以文学中传递的“爱”来对抗战争的混乱。在小说中，阿齐兹放下教派偏见后，以传递爱与联合的观念鼓励殖民地人民共同对抗压迫者。在殖民者无法占领的文学世界里，阿齐兹的诗歌首先为他搭建了与过去的联系，又让他将这种联系拓展为与印度教同胞联合的决心，最终帮助他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

在小说的结尾，阿齐兹的诗歌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邦主和英国军官都读过他的诗，他的诗歌将在孟买出版，还有可能被翻译成梵语和印地语。这说明，唤醒民族意识、表达民族情感的诗歌正是当时的印度所需要的，也暗示印度人民将在阿齐兹们的感染下逐步联合起来、争取民族独立。在印度历史上，印度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放下教派纷争、联合抗英，文学的助推力量功不可没。1912年，穆斯林青年阿布勒·卡拉姆·阿扎德创办《阿尔希拉尔》周报，刊登自己和同道撰写的乌尔都语文章。阿扎德的文章视野开阔、文风刚健，向读者表明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国家的同情和印度民族主义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阿扎德的文章广受穆斯林青年的欢迎，在穆斯林知识分子圈中引起轰动，也推动全印穆斯林联盟向国大党靠拢。与《阿尔希拉尔》同年创办的《同志》是一份英文周报，它的读者主要是那些接受过英式教育的年轻穆斯林。创办《同志》的毛拉纳·穆罕默德·阿里最初反对激进的政治运动，但在见证过英国对反抗者的武力镇压后，他逐步转变了思想，在《同志》上发表声援其他殖民地的文章。在这两份报纸的影响下，印度民族主义在青年穆斯林群体中成为主流，最终，受保守派势力控制的穆斯林联盟也开始顺应潮流，寻求与国大党合作。1916年，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签订《勒克瑙协议》，确立了两党的正式合作关系，并提出要共同致力于印度的自治事业。四年间，两份报纸为印度的穆斯林青年带来思想上的革新，青年们也在新思想的指导下成为独立运动中的主体力量。在《印度之行》中，菲尔丁传播平等交换思想的方式曾被其他英国人视为扰乱殖民秩序的威胁，但他对平等的追求只停留在个人交往中，阿齐兹的诗歌以及上述两份报纸中的文章才真正具有对“等级制度的毁灭性力量”。然而，菲尔丁只是把阿齐兹的诗歌看成“念咒驱魔”，他用不解和嘲讽维持身为殖民者最后的傲慢，掩盖即将被赶出印度的不安。

菲尔丁不理解阿齐兹在诗中说的“解放了我们的妇女，印度就会得到自由”，因而反问阿齐兹，如果解放了他的夫人，那将由谁来照顾阿齐兹的孩子？菲尔丁的讥讽惹怒了阿齐兹，因为菲尔丁此言不仅侮辱了阿齐兹的家人，他还没有看到，或者说看到了但是不愿意承认：在殖民者面前，印度男性和女性一样受困于“深闺”之中，“深闺制度必须废除”，“否则我们［印度人］将永远得不到自由”。“深闺制度”曾给福斯特留下深刻的印象，制度规定印度妇女只能在帷幔围起来的空间里活动，不能见到外面的男性。他回忆自己的印度之行时曾说：“我首次访印是在1912年，那时几乎看不到印度女性的身影。第二次来印度是在1921年，那时我得以进入一些印度人的家庭……看到女士们参与社交活动，但并不能公开露面……”福斯特于1945年重访印度，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时，他注意到有妇女们在暗处细听他的演讲。在《重访印度》中，他预言印度妇女地位的提升迟早会遍及全国，“并彻底改变印度的社会结构……不久之后女性将与男性拥有同等的际遇，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福斯特敏锐观察到，印度妇女的地位随着印度独立斗争的展开而逐步得到提升，在小说中，阿齐兹对“深闺制度”的态度转变也体现了这一趋势。

“深闺制度”本是印度男性限制印度女性活动范围的手段。在小说开篇，阿齐兹只能在帷幔内与自己的姨妈聊天，因为帷幔外坐着他的男性朋友。阿齐兹对此习以为常，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他也同样习惯了在英国人的统辖区域里处处受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囿于“深闺”之中。小说多次提到印度男人被隔绝在白人专属的活动区域如俱乐部、行政官邸之外，男人们回到家中又用帷幔将女人们隔绝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外。阿齐兹也曾想过突破“深闺制度”的限制，他向菲尔丁分享自己妻子的照片，坦陈自己把他当作兄弟所以才愿意给他看妻子的照片。菲尔丁提出：“等全世界的人都表现得像弟兄一样，那深闺制度就再也不会存在下去了吧？”阿齐兹对此感到很高兴，那时的他还认识不到，隔离制度就是一种扩大了的“深闺制度”，在隔离制度之下，印度人不仅被限制了活动范围，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也遭到忽视，菲尔丁渴望的“平等交换思想的方式”也无从谈起。

福斯特曾多次对英国人无视殖民地人民的行为表示愤慨。去埃及前，福斯特向格特鲁德·贝尔询问亚历山大城的居民是什么样子的，得到的回答是他只会在通勤的路上看到这些人，不会有机会去了解他们。贝尔的态度代表了英国政府的态度。在福斯特看来，正是这种态度给当地人造成了无可挽救的伤害。1919年，福斯特致信《曼彻斯特卫报》，批评英国政府无视埃及劳工的健康、不愿治疗生病的埃及人。福斯特在信中说：“当我抵达埃及时，民众都很友善，但在1918年，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福斯特知道，英国政府的行为在短时间内或许不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造成的伤害可以被淡化，也不意味着殖民地人民可以在一次次的伤害后保持顺服。

在小说开篇，阿齐兹向殖民官夫人脱帽问候，殖民官夫人却置之不理并不问自取地征用了他雇的马车，阿齐兹仍礼貌回应殖民官夫人的无礼行为，既是因为“他在感情上非常害怕他们［英国人］那种冷酷、傲慢的态度”，也是因为他知道英国人不在乎自己的想法，只能隐藏自己的情绪。在遇到菲尔丁和阿德拉以后，阿齐兹曾经以为自己终于被看见了，但山洞事件让阿齐兹看清了横亘在他和英国人之间的“闺帘”。从这时起，宗教联合和男女平等的理想成为阿齐兹诗歌中的两大主题，也成为阿齐兹反抗看不见的闺帘的有力武器。

如果说菲尔丁和阿德拉是“更好”的英国人，那么小说开篇时的阿齐兹就是个“更好”的印度人。他顺从英国人的要求、愿意牺牲自己以换取英国人的便利，主动为英国人提供服务，然而，这并没有换来英国人的尊重与理解，更别提他想要的兄弟情谊，最终，他以反抗者的姿态将对殖民制度的控诉宣之于口，重新审视了缔结兄弟情谊的前提。福斯特通过阿齐兹的成长表明，在印度、埃及等殖民地取得真正的独立之前，殖民地上的个人之间无法真正建立非政治的情感联结，阿齐兹的诗歌则让读者看到殖民地人民为何反抗，以及平等的联结如何能产生摧毁不平等制度的巨大力量。

福斯特在印度和埃及的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创作思路，也拓宽了他对自我与时代的认知，最终帮助他实现了从异域的观赏者到东方人民的同情者再到为他们发声的辩护者的转变。通过《印度之行》，福斯特完成了一场自我揭露与自我批判，他的自审让他突破身份的局限，小说中的人物就像不同时期的福斯特，他让自己与自己对话、争论，不仅表达出对殖民地的同情，也表达出对英印关系走向的思考与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