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朗读：周微；英文朗读：柯子烨
利奈特在牛津街上；这地方，不管何时，都是令人讨厌的去处，冬日下午五点更是如此。这是她自己的过失。下班后，她到约翰·路易斯百货店买点需要的东西，还试了几件不打算买的衣服，结果就被堵在一群购物族和下班族之间。她内心火烧火燎，却只能拖着小碎步，从入口处慢慢挤到地铁里。人们都裹着羽绒衫，罩着头，顾不上仪容了。雨夹雪正迎面而来，谁也没有抬头看一眼圣诞灯。利奈特听人说过，这里的一家商店在往大街喷洒人造雪，她现在就连想到真雪都会觉得恶心。利奈特年近四十，咖啡色皮肤略带斑点，身材高挑，思虑重，脾气有些古怪。她两耳上侧的头发剪掉了，其余的染成青铜色和粉红色，整成一个凌乱的鸟巢，高高叠起，颇引人注目；雨夹雪淅淅沥沥，吹进鸟巢里，随即融化。她围一条红色格子呢围巾，穿一件从慈善商店买来的羊毛大衣——鲜亮的粉红色，大大的青果领——她认为自己对约翰·路易斯这类百货店的衣服是不屑一顾的。她此时站在队伍里，手里提着自家的塑料袋，跟别人一样傻乎乎的，要是有人把她认出来，那可就丢脸了。Lynette was on Oxford Street, which was a stupid place to be at any time, and especially at five o’clock on a winter afternoon. It was her own fault. She’d gone into John Lewis after work for a few things she needed, and then she’d tried on some clothes, which she hadn’t meant to, and now she was stuck in a crowd of other shoppers and workers, fuming inwardly and shuffling in half steps, funnelling into the entrance to the Underground. Everybody was shapeless, muffled in down coats, hooded. Sleet was blowing in their faces—no one looked up at the Christmas lights. Lynette had heard someone say that one of the shops was pumping artificial snow into the street, which made the idea of even real snow somehow disgusting. Lynette was tall, anxious, original, in her late thirties, with coffee-colored freckled skin; her hair was shaved above her ears, and the rest of it, dyed bronze and pink, was piled up in a striking bird’s-nest mess, into which soft spatters of sleet blew and melted. She was wearing a red tartan scarf with a wool coat she’d found in a charity shop—bright pink, with a big shawl collar—and believed that she despised the kind of clothes you could buy in department stores like John Lewis. It humiliated her to be caught out in this queue, branded with her own plastic carrier, stupid like everyone else.
有个男的从她身后的人群往前挤，经过她身旁时，肩膀无意间重重地撞了她一下；她穿着高跟鞋，踉跄几步，向旁边跌倒，连忙抓住一个身体缩在薄夹克衫里的少年，接着，她又绊倒在一辆童车的车轮上，险些就栽在车里婴儿的身上了。她呆住了，一时间惊慌失措，脚踝扭伤了，剧痛难忍，粉红大衣的下摆拖到了肮脏的泥水里。边上一阵小骚动，同情扑面而来：有人把她搀起来，孩子的母亲安抚开始哭闹的孩子。“不要紧，我没事。”利奈特说，“对不起！谢谢你！对不起！”
A man came pushing through the crowd from behind her, accidentally striking her hard with his shoulder as he passed, sending her staggering on her high heels; Lynette stumbled sideways, grabbing at a teen-age boy hunched in a thin jacket, and then tripped against the wheels of a pushchair, only just stopping herself from falling on top of the child inside it. She was shocked out of her self-possession, her ankle wrenched painfully, the hem of her pink coat dragging in the dirty slush. A small stir of commiseration opened around her: someone helped her to right herself, and the child’s mother reassured the child, who began to cry. “No, I’m fine, I’m O.K.,” Lynette said. “Sorry, thank you, sorry.”
同时，后面的人群还在毫不留情地向前涌来。那位犯事者继续在人群中向前挤，浑然不知自己在身后惹下的祸。“喂，你！”利奈特在他身后叫起来，但他根本没有听见，也没有转过身来。利奈特站稳脚跟，立即向他追去，扒开吃力移动的人群奋力向前；她望着那个渐远的身影，不禁怒火中烧，那人穿一件中等长度的烟草色大衣，居然不顾天气，敞着衣服，双手还漫不经心地插在口袋里。利奈特真的很执拗，不愿跛着脚走，不愿让人看到自己受伤了。每当她把自身的体重压在脚踝上时，那热辣辣的撕心疼痛似乎和她那受伤的自尊分不开了——她忍受不了自己这副傻乎乎的模样，这种像白痴一样抓着陌生人踉跄到人群旁边的丑样。她突然痛恨起这个下午来，甚至痛恨起这一整天，她整个人生。她自尊心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要与众不同，把自己与主流撇开。前面，那件烟草色大衣正沿着阶梯下到地铁里，她紧紧追随，不愿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能宽恕它。那件大衣上有种东西折射回来，令她愤怒不已——那是一种蛮力，粗俗不堪，无知无觉，竟可以如此平静地忽视自己的存在。
The people behind them, meanwhile, were pressing inexorably forward. And the culprit who’d pushed her was forging on through the crowd, oblivious of any trouble he’d left in his wake. “Hey, you!”Lynette shouted at his back, but he didn’t hear her, or turn around. As soon as she was steady on her feet she went hurrying after him, pushing furiously herself between trudging individuals, consumed by her rage at this retreating back in its mid-length tobacco-brown coat, which was swinging op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the man had his hands carelessly in his pockets. Out of sheer stubbornness, Lynette refused to limp on the hurt ankle, wouldn’t allow anyone to see that she was wounded. The tearing hot pain, every time she put her weight on it, seemed inseparable from her injured amour propre—she couldn’t bear the picture of her own foolishness, the idiotic ugliness of her stumbling sideways, hanging on to strangers. Suddenly she hated this afternoon, this whole day, her whole life. The idea of her own separateness from others was essential to Lynette’s dignity; she held herself apart from the mainstream. Ahead of her the tobacco coat dipped down the stairs into the Underground and she followed after it, wouldn’t take her eyes off it, couldn’t forgive it. Something about that turned back infuriated her—its broad unconscious strength, its serene unawareness of her.在通过检票栏时，所有人又被挤到一起，利奈特从背包的侧口袋摸出“牡蛎卡”，只是摸，没用眼睛看，这样，视线就不会离开那个人；她到达通往北行站台的自动扶梯口时，那人已经下到扶梯中段了。她要坐维多利亚线，可那人下了扶梯，就往右转向贝克鲁线，她不愿就此放过，一定要跟他说两句，讨个说法。她尾随其后来到站台，刚开始没看到他的身影，后来看见了。那人仍背对她，沿着站台向另一端走去；她紧跟着那人，挤过人群，终于靠近他了，能触摸到他那厚纺大衣，几乎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的热量，并能闻到羊毛略带芳香的酸味。利奈特伸手拉拉他的手臂，想让他转身，好好数落他一顿。They were all funnelled in together again, through the ticket barriers, and she felt for her Oyster card in the side pocket of her bag without looking, so as not to lose sight of her man—he was halfway down the escalator to the northbound platforms before she got on at the top. She wanted the Victoria line, and at the bottom he turned right for the Bakerloo, but she wouldn’t let him go until she’d said something and had some acknowledgment from him. So she followed him onto the platform but couldn’t see him at first. Then there he was, back still presented to her, making his way along the platform to the other end; she pushed through the crowd behind him until she was close enough to touch the heavy weave of his coat, could almost feel the heat he radiated, smell the sweet-sour wool. Lynette put out her hand to tug at his arm and make him turn around, to accuse him.也许未等那人转身，利奈特只是轻轻一碰，就知道那是托比了。她一路紧随却未认出来，也不太奇怪——她只是看到他的背影，那件大衣敞开着，扑闪着，使他的体态难以辨认，而且那顶针织帽遮去了他的头发。她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托比了，九年吧，他变了很多——有点发福，他本来就性格温和，现在这一面显得更清晰、更突出。此刻，她惊奇地意识到，两人分居那会儿，托比还是个孩子，不久后，两人就离婚了。在那噩梦般的日子里，他们感受过，辛酸过，在彼此眼里，他们显得多么苍老、黯淡甚至枯槁。分居一直是利奈特单方面的行动，托比只能强忍着，干瞪着那双闪着怒光、受委屈的眼睛，也曾爆发过抗议，但常以失败告终；在分居后的时间里，利奈特一直没有想过，托比唯一能做的事或许就是成长了。托比如今确实不比原来模样好。事实上，他从来不是利奈特心仪的那种男人，这或许是问题的部分症结。他的面容仍是那种黄棕色，鼻子冻肿了，红扑扑的，有一种东西在他脸上，在隆凸的颧骨、皲裂的嘴唇、突出的额头间显露无疑；利奈特猜想，那藏在帽子里的金黄、微红的头发一定向后缩掉了很多。但他比以前有力得多，骨头好像厚实而坚硬了，脸上没有完成的东西也已画上了圆满的一笔。不管怎样，见到利奈特，托比的表情突然绽放出自然、友好的喜色，衬着地铁站的灯光，好像一团明焰。一辆列车正在驶来，人群向前涌动。他一边正对着她笑，一边双手攥住她的袖口，生怕她走掉。列车就这样过去了。
“和你一样，傻瓜！”她一边说，一边也朝他笑。“我住在这儿。”
托比双手仍未松开，向四周看了看，似乎在这之前他太过全神贯注，竟未费神去留意一下自己身在何处。“听我说，这地方不行。我们出去谈吧！”“那你准备在哪儿下车？你住在哪里？我跟你一起下车，找个地方喝点咖啡。或者喝点别的。碰到你，真好！”往日的托比——那个年轻的托比，十分怕羞。他有一种农村小伙子的模样，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是个农村小伙子：虽说父母是艺术家，不是农民，但他是在一间破败不堪的农舍长大的。而他现在看起来多么老成啊！看来，他知道怎么掌控两人的时间，安排消遣。利奈特想，既然他邀请自己出去喝点东西，那他一定原谅自己的过去了。他已经原谅自己了，当初利奈特向他说过类似的预言，只不过那时没有十足把握。有些男人，一次受了伤害，就终身留痕，她过去就曾害怕托比是这种男人。但这种害怕只是她的虚荣心所致——他会自然而然忘记自己的。她知道自己绝不会告诉托比，他曾经怎样把自己甩到一边，而她又是怎样抱着报复心理追随他。“我等会儿去马里波恩伦敦西敏区的一个大豪宅区。见一个朋友。”她撒谎道，“我想我们一定能在那里找到地方喝点东西。八点前我有空。”车厢里没有找到空座的可能。乘客的外衣都湿漉漉的，这两人被紧紧地挤在一起，依然相视而笑，依偎着互相倾诉——托比身高一米九左右，利奈特却也不矮，可以凑到托比的耳朵说话——他们一同随着车子摇晃，抓着头顶上的把手，相互交谈着，显得热情随意，如果并排坐在一起，反而不会有这种效果。如果利奈特此时倚靠着托比，她倒可以减轻脚踝承受的重量。不管怎样，她几乎没有意识到脚上的疼痛。她完全陶醉在自己充满信心、活力和魅力的表演中。“你变了！”她对托比说，“我才意识到你哪里变了。你看来事业有成啊！”他笑了，脸也红了。这样看来，他至少像以前那样容易脸红。“我是事业有成，”他说，“却只是小有所成。过去这几年，倒一直顺风顺水。这么说，有点沾沾自喜吗？制作室目前接了很多活儿。我们新建了一个公司，又开发了一些创意项目。我们有能力承担些风险了。你呢，看上去和以前一样。”“你知道我指什么。”他说话的口气，既取悦于她，又显得轻松随意——似乎她的容貌，以及他对她容貌的喜爱，并未像以前一样令他备受挫折。她说，是的，她一事无成。她在英国广播公司行政岗位做临时工。那份工作也不算临时了，她已干了差不多一年。挣的钱自然用作生活开销，当然在伦敦，这笔钱确实不大够她开销。托比知道，她是不在乎钱的。她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她仍在唱歌。她的父母都很不错，还健在，还在工作：母亲是个护士，父亲——父亲的父亲是塞拉利昂人——原来开公交车，现在一家私人汽车出租公司开车。她问道：“托比，你再婚了吗？”她感觉到那时他身上有一阵极微弱的抽搐，像一个沉闷的低音在身上弹过。但那也许只是她的想象，她在他脸上只看到欢快而直率的表情。“我想你该听说过贾兹。”他说，“我们有两个女儿，都还小。日子过得很幸福。”“哦，记住我曾对你说过的话：我不是那种真正想结婚的人，也不是那种想生儿育女的人。”“我有个很不错的男朋友。”她补充道。这又是一个谎言，或者说真假参半，尤其“男朋友”这个词；按理说，她绝不会用这个词来指称那个她不常见到的男人，那位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的乐师。托比说得十分小心得体：“我不怪你不想生儿育女。这是好事，但很麻烦。睡不了觉。”列车颠簸一下，托比一只手臂挽住利奈特的肩膀，帮她站稳；利奈特想，他俩的身子虽然隔着层层冬衣，却依然能嗅出对方，认出昔日的伴侣，他们依然记着彼此如何赤裸相见，每日里如何耳鬓厮磨，耽于情欲，却又不胜羞耻，但在如今这出他们有意识表演的喜剧里，他们还得故意装作不记得这一切。“对了，我有个提议，”他说，“圣诞前，所有的酒吧都爆满，真可怕！我们可以回到我在女王公园那边的住所去喝一点，那儿更安静。我想请你去那儿看看。”利奈特最怕的就是见到他妻子。不用见到她，利奈特就能想象出他妻子的模样。利奈特通过脸书网知道他妻子的长相：小个子，金发，有活力，常练普拉提，韧性好，对人怀有敌意。“是吗？那我不会碍事吧？现在正是孩子们用茶点或吃东西的时候。”利奈特不由吃了一惊。他多老练，竟不动声色地邀请前妻闯入他第二次婚姻的领地！利奈特一时有点抓狂，难道她的离去竟使托比变坏了？还是他从自己这里学会了如何掩藏秘密，如何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谋划？利奈特小心翼翼地揣摩着托比那坦率大方、满怀期待的表情——就像在考虑是否赶得上稍后那场子虚乌有的约会——从他的表情里，她没发现任何弦外之音或不轨之意。也许她这些年前得出的结论仍然没错：如果说她过于世故的话，他却过于单纯。也许他认为他们能找回以前的纯真，就像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啊，为什么不去呢！”她说，“我还真好奇，想去看看你的现状。”
他真的事业有成。他的房子，整整一幢！正面对着女王公园，从第二层长长的起居室的两侧，能望见冬天光秃秃的树木。湿漉漉的枝条成了窗饰，在窗户里射出的灯光中微微闪光，显得黑不溜秋。托比在房间里转一圈，把电灯打开，但没有拉上窗帘，所以，人在屋里，却能察觉到窗外淡淡的城市夜色和急切的雨声。此时雨开始认真下起来了。托比蹲下身子，划了火柴，点燃了暖炉中的干木屑。利奈特扫一眼便明白，这房间真不一般，舒适、奢华、宜居，传统和现代饰物搭配得极具个性：旧的皮沙发上放着磨破的垫子，暗红色的地毯铺在黑色的抛光地板上，墙上挂着某种古丝绸贴花；除此以外，还有上漆的木马，成堆的少儿读物、玩具，椭圆形的烟色玻璃咖啡桌，博士牌高保真音响，铺了塑胶台布的壁架。哎，我真想待在这里；这个念头来不及拦阻，就闯进她的脑海里。她已累得筋疲力尽了，这一天可真长。托比甩甩手，灭掉手中的火柴，朦朦胧胧的火炉窗里，刚点燃的火焰吮吸着空气，伸展着腰肢，像动物一般柔软轻巧。
“你的大衣拖到泥里了。”他提醒道，仍蹲着身子，提起她大衣的褶边，皱起了眉头。她看到他头顶有一处头发稀疏，心里不禁一紧。“该把衣服烘干，”他说，“这样，你出门前，就能把泥巴刷掉。”利奈特假装这才看到大衣上的泥巴，对他说，不必大惊小怪，没关系的，但他坚持把大衣晾到暖和一点的地方。托比身上总有些不协调之处：体格粗壮，两臂肌肉突起，双手粗大多斑，拿东西却轻手轻脚，放心不下。利奈特想起来，他这种小心严谨曾使自己养成了坏习惯——粗枝大叶，挥霍浪费，唯恐他深情的善意会像护套一样把自己彻彻底底包裹起来。此刻，起居室里只有利奈特一人，火炉里的热气刚开始蔓延，她不再向四周扫视，而是顽强地站在那里，把身子的重量压在未受伤的那只脚上；她纤长的双手正合在一起摩擦着，手掌冻得蜡黄，在尖细的手指末端，可以看到涂成暗紫色的指甲。利奈特听到一股令人提神醒脑的生命力涌入中央系统里，托比一定是把中央供热系统打开了，散热器渐渐热了起来，在不停地嘀嗒作响。他回起居室时，已脱下大衣，并拿来两杯白葡萄酒，杯子微微泛绿，杯梗呈螺旋状，像大麦糖的外形。她用指甲轻弹酒杯，杯子清脆发声。“白葡萄酒可以吗？”他问，“你以前喜欢的。”昔日，托比总是殷切地观察她的表情，解读她是否喜欢这样或那样。托比的唯唯诺诺成为她的累赘，使她充满了怨气。现在，他眼睛里有一道新的屏障，她看不通，好像在那道障碍后面，他是那么平静、坚定和强硬。“我依然喜欢，”利奈特说，“多好的地方！”“你有你母亲的好品位。我并不是说你的品位与她完全一样，但你和她一样，有自信，天分也好。我原以为来这里能看到贾兹的东西，但我似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贾兹对外部环境不在乎，只要舒服就行。她不相信我能靠精挑细选变出什么花样。她和你一样，更看重内在的精神生活。”利奈特不高兴了，又一次轻击杯子，嗒嗒嗒地弹出节奏来。她不再朝托比看，而是把目光移向一台旧座钟，珐琅瓷钟面，绘着翩翩起舞的丘比特，但显示的时间并不准确。“这是件好东西。”她漫不经心地说，只不过她不喜欢那些傻笑的粉红丘比特。为什么男人总是这样，把女人连在一起？托比是彻彻底底把利奈特忘了，还是他根本就没认识过自己？他怎么会看不出利奈特和贾兹是相反的两面，一碰面就两看两相厌？在脸书网上，至少在贾兹生孩子之前（利奈特后来就不再关注她了），贾兹总是和一群面貌相似的朋友——很可能是一起教书的同事——聚在一起，互相搂着脖子。她们都笑嘻嘻的，其中一人会装斗鸡眼或吐舌头；有时，她们还戴着滑稽可笑的帽子，或者置身于外国城市。起初，利奈特看到这些照片时，就明白托比选择了一种更随意、更亲和的生活方式，他已经抛弃了原来生活里的某些挑战。为什么不呢？利奈特在皮沙发的一角坐下，托比坐在一只铺着条纹丝绒的低椅上，两人形成一个角度，膝盖几乎互相触碰。托比把她带到这里来是对的。随便找个酒吧，谁也不认识谁，他们很可能在利奈特的操控下开始打情骂俏。在他家里，什么都透明，所以，一切都能往心里去。他们曾经如此密不可分，现在会是陌生人吗？年轻时，他们都属于彼此。想到这里，她的眼睛里不经意间溢满了泪水。酒很凉，但味很美；房间越来越温暖，她的身体逐渐放松起来，而清冽的酒，就像冰，倏地流过她的血液。他们追忆往事，又要避免谈及后来的背叛，这就像穿过涌动的暗流时，只敢踩在安稳的踏脚石上一样。托比很遗憾没有跟她的两个兄弟保持联系，他们是多好的人啊，在他眼里，他们超酷！利奈特说，他们历尽磨难，就像经历了一场噩梦，但现在都过去了。一个搞油漆和装潢，另一个当警察——你想，小偷变成了警察，一个多大的玩笑。他母亲怎么样？利奈特知道他母亲患癌症，现在病情得到控制了吗？托比说，卡洛尔情况不太好，正在继续做化疗。利奈特细长的手指友善地、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手背。“还记得我们那场车祸吗？”她说，“从你父母家回去的路上？高速公路上，那辆白色大卡车司机没看到我们正在他的驾驶盲区里，整辆车几乎压在了我们车顶。”“你加速，想超车，结果那车卡住了我们车子的后部。”“我真的以为我们快要死了。那一刻，我们的车子往逆向三车道横转过去的那一刻，你用平日里的声音跟我说话，显得相当镇定；你告诉我，我们不会有事的。你的声音很平静。不，那不是你确切的原话，你当时说的是：什么事都没有，目前一切都好，什么事都没有。”“但我们差点年纪轻轻就惨死了，就像小说里的恋人。”托比的新生活是否有所缺失？利奈特一直在寻找着有关的蛛丝马迹。他的相貌在她眼里已经变了。托比曾经天然的温和气质现在竟凝固成一种威严感；此时的他体格结实，沉着稳重，不缺乏自信。在火光里，他前臂上金属丝般的汗毛，红润颧骨上的绒毛，都闪着一种黄褐色的光：她过去对那种姜黄的色泽是多么厌恶。如今看来，这种颜色就像托比热烈却又隐秘的生活发出的一种信号，而她被排斥在那种生活之外。他看了看表，担心她会来不及去见马里波恩的朋友：“我真希望你能多待一会儿。”她的一根手指沿着杯子边缘划了一圈，杯子发出清脆的声音。他为什么猜不出她那些朋友是子虚乌有的呢？于是，利奈特内心泛起音乐给她带来的极度痛苦。某些事她宁愿忘掉，可托比却是有所了解的，这使她很是沮丧：曾经的她雄心勃勃，对自己的才华抱有厚望，但后来放弃了这样的自我期许。她的声音并不像她期待的那样出色，尽管她也教音乐，按时取酬，还为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当考官，却没能把音乐作为职业。她把脸转过去，给了托比一个最高傲的侧影。“喔，这段时间我正在参与一场演出，你知道我是迷信的。我不想提及此事。”“你觉得自由吗？你曾说，只要我俩在一起，你就不自由，不能一门心思投入到工作中。”
她感到一阵恼怒，托比居然把她说过的胡话都记着，还当真呢！事实上，她只是在一个学生版的《狄多和埃涅阿斯》中客串；在这个戏里，埃涅阿斯被设定成美国橄榄球队队长，而狄多则被设定成啦啦队长。节目演得很成功。不管怎么说，托比不懂音乐。利奈特一边环顾漂亮的房间，一边哼着剧中狄多悲歌的开场曲。真奇怪，托比如此单纯，但他的单纯却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产生了这么多坚实的、相互交缠的效果，催生了这么可观的物质积累和增长——还有那两个孩子，因孩子而扩展和无限交织出的种种！而利奈特自身的复杂似乎毫无结果。她的复杂全都包裹在自己的内心里——她拿不出什么可以展现复杂的自身。她甚至不曾拥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托比在杂物间找到了一只硬毛刷。他在洗涤槽里刷利奈特粉红大衣上的泥巴，此时，利奈特在宽敞的厨房间闲逛，摸摸柚木厨具的表面，拉开咯咯作响的抽屉，又随即关上——小玩艺儿真多！看到贴在冰箱和碗橱门上的孩子照片和涂鸦，她赞叹不已。多么可爱的小姑娘！最后，他把她的大衣拿到灯光下照照，满意地说：“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利奈特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号码草草写在一块黑板上；那块黑板上已用粉笔写着：“面条、退烧冲剂、抹布、黑橄榄。”利奈特接着说：“给我发条短信，这样我就可以记下你的号码。能知道彼此的近况真好。”外面依然大雨滂沱，但她不想带伞。“我才不在乎淋湿呢，”她在他家前门外的台阶上回头笑着说，“可好了，我喜欢雨。”他们笑着互相挥手。利奈特转身走了。托比在她身后关上门，屋里泄在台阶上的那一片灯光瞬间熄灭，她把自身的重量都笨拙地压在那只扭伤的脚上，在最后一层台阶上一脚踩空，竟在潮湿的石板上重重地滑倒了。她大叫起来，抓住了地下室前面的围栏。托比在屋里没能听到她的声音。一个男人匆匆路过，衣领竖起用以抵挡风雨，竟头也不回。街上的灯光差点都被大雨抹去；大门紧锁的公园里，高高的树木在悄无声息中忏悔，像在谴责她的种种。周围一切都很凄凉，令她不堪忍受。剧痛和自怜的热泪夹杂着她脸上冰冷的雨水。但她不愿也不能爬上台阶去那门口，尽管她多么渴望屋里充足的暖气，托比炉子里摇曳的火焰。似乎由于疼痛所致，她想起的情景，竟与刚才她和托比在楼上交流的那些令人心安、给人慰藉的故事迥然相异。在那个场景里，他俩的关系已经快完结了，她忙着往盒子里装东西。除了一些必要的CD片和衣服外，她不想带走多少。她假装忙着装东西，但双手在颤抖，也不知道自己在装些什么。托比在她身后的咆哮太可怕了，他一反常态，似乎他身上某种不该显露的特性那时竟开了口子，暴露无遗。“你要什么拿什么！”他说，“现在，凡是你碰过的东西在我眼里都是脏的！”关门后，托比背着门站了片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然后转向厨房。他今晚有活要干；他该做一份三明治或鸡蛋饼打发一下晚餐，继续干活。他看了看手机，注意到黑板上利奈特写下的电话号码。犹豫了一会儿，他用湿抹布把号码擦掉，再把整个黑板擦干净，重新写上：“面条、退烧冲剂、抹布、黑橄榄。”他洗干净抹布，再将自来水注入洗涤槽，从利奈特大衣上刷下来的干泥便被冲了起来，随着漩涡流入出水孔。他把鸡蛋饼端到楼上，准备边吃边看“二十四小时电视新闻”，利奈特落下的塑料袋首先映入眼帘，就藏在她刚才坐过的沙发底下。他吃鸡蛋饼时根本没辨味，视线也不离开电视屏幕，吃完后，他放下碟子，小心翼翼地拿起塑料袋，没打开，也没看看里面是什么。他一时竟不知所措，直僵僵地拎着袋子，不让它碰到身体。他想把它埋到外面某处的垃圾箱里，或许就埋在邻街的垃圾箱里，但他不能这样做，万一利奈特回来要，怎么办？他既然已经擦掉了她的电话号码，就没法给她发短信要她的地址，好把东西邮寄给她，就这样处理掉。不管他怎么做，那塑料袋总让他有一种负罪感。最后，他把它藏到楼上办公室一只壁橱的背后。托比天生不善说谎，而且他以前从未做过亏心事。但是，最好还是别让贾兹知道利奈特来过家里，在这栋房子里待过，随处留下她的印记，无论自己朝哪里看，她的形象都会浮现出来，挥之不去。要是贾兹不知道的话，他就不必琢磨这里头的深意了。贾兹来电话，他没接，也没回。他还没有准备好和她谈，还没有。有一点他是刻意不去想的。他不去想自己曾经把所有东西都串连在一起——家庭、工作，还有房子——这样，有一天利奈特到访时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没有她，自己也能把日子过好。托比知道，如果自己尽量不去想这一点，时间长了，这一点在某个时候就不大可能是真的了，日后他甚至会忘记自己曾认为这一点是真的。利奈特竭尽全力，跛着脚，来到转角处一家冷飕飕、空荡荡的酒吧间，那里，大屏幕上在播放足球赛，但没人看。她要了一杯白葡萄酒，但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里的酒不如她在托比家喝的好，再说，她喝两杯常会头痛。喝到一半，她想起那件降价买来的丝质上衣；它应该落在托比家里了，在塑料袋里放着，那上头还有价格标签呢。她想象着托比把那件线条优美的豹皮花纹上衣取出来，仔细翻看，惊讶地发现它竟然那么便宜，这才明白她买不起好一点的东西，不由为她惋惜，还纳闷她是不是太老了，穿不了那衣服。此时托比要是发现她落了东西，最起码是会发短信给自己的。利奈特把手机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等着他的短信。她是否要告诉托比，她扭伤了，人还在附近？“我就在转角处，有点小事故，不小心脚踝受了点伤。”她还真不知道要不要发。她等着，要看看他的措辞如何。事实上，她不可能告诉他什么，甚至不可能回到他那里。她说不准会用“优步”打车回家。自由确实更好。就算不是更好，也是不可少的。作者介绍
特莎·哈德莱（Tessa Hadley，1956— ），英国学者和作家，出生于布里斯托，现在巴斯斯巴大学教授文学与创作课程，并研究英国小说，特别是简·奥斯丁、亨利·詹姆斯、琼·里斯和伊丽莎白·鲍恩的作品。哈德莱的小说富有现实感，笔触常聚焦在家庭关系上，作品人物常深陷于复杂的婚姻中，同时也体验到焦虑和内疚的重压。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家里的事故》《一切都会好的》《主卧室》《伦敦列车》；短篇小说集《中暑和其他故事》等。她曾两度入围百利女性小说奖，2016年获得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评委称她为“当代用英语写作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并称她的作品“用出色的散文体巧妙地诠释了平凡的生活，其语言收放娴熟，具有心理穿透力和微妙感染力”。小说《狄多的悲歌》（Dido’s Lament）中女主人公利奈特在地铁车站偶遇前夫托比，并应前夫之邀前往他家中小坐。当初她因理念不同离托比而去，现在见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心里隐隐有所后悔，但离开时又感觉自由更好或必不可少。作者通过女主人公这一矛盾心理，编织了一幅由爱、失落、痛苦和反思织成的挂毯。故事充满家庭生活细节，同时又折射出社会现实与人类愿望之间的冲突，引人深思。
周劲翔（播音名周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主任播音员，从事新闻媒体工作28年。现任南海之声《轻阅读》节目制作人、主持人。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直播庆典活动担任主持人并多次完成重大新闻的现场直播任务。1996年荣获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金话筒”奖铜奖。201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活动现场直播》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柯子烨，95后。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攻读翻译学。主要方向为中英翻译。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9年第4期，责任编辑：叶丽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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