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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品读〡尾崎秀树【日本】：鲁迅与夏目漱石

鲁迅留学日本长达七年，这在他的精神史上也算是一段重要的时期。他身处异邦却增强了对本民族的自觉性，认识到比之于治好一个个病人，不如治好社会的疾患更为重要，从而立志以文艺救国。此后，他归纳了若干评论，致力于译介被压迫民族作家的作品。

只需读一读鲁迅以《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九三三）为题的杂文，就会明白其中的缘由。他在文中列举了当时自己最喜爱的作家，有俄国的果戈理，波兰的显克维奇，还有日本的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他对漱石和鸥外的兴趣，不光是旅居日本期间，其后也一直如此，这从一九二三年译出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收集了漱石的《挂轴》《戈登先生》和鸥外的《闲游》《沉默的塔》，就能清楚地看出来。漱石和鸥外的作品，不仅为青年鲁迅所爱读，而且给予了他不小的影响。

鲁迅（左）和夏目漱石（右）

意味深长的是鲁迅留学期间，一度就寄宿在漱石的旧居。那大致是始于一九〇八年四月的九个月期间。住所在本乡区西片町十乙之七，漱石七个月前就住在那里。虽说时间不算太长，可一说是漱石的旧居，当然会使包括鲁迅在内的住进那里的五位青年兴奋不已。门口的街灯上写有“伍舍”二字，就表明了那种情趣。在由西向南弯去的几间房子里，漱石把南边的里间用作书斋，不知鲁迅是否知道此事，反正他占用了南边的一间作居室。漱石是以二十七日元租用这所房子的，从留学生们的经济能力来看，恐怕有些勉强吧，所以只住了不到十个月，就搬到附近的丙之十九去了。

当时，与哥哥鲁迅一起留学的周遐寿（作人）回忆说，找到漱石旧居的是许寿裳，是他邀集友人，勉强凑够了人数。鲁迅对这次搬迁很感兴趣，看来，这是因为鲁迅阅读了漱石已经出版的《我是猫》《漾虚集》和《鹑笼》等作品，据《鲁迅的故居》一文称：鲁迅不仅买了这些作品，连枯燥无味的《文学论》也全部买进了。

《漾虚集》

对漱石的一生来说，住在这里的一段时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是他辞去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的职务，进入朝日新闻社的时期。是作为学者留在教学职务上，还是作为文学家凭着一支笔立身处世？漱石一直为两者择一而苦恼。以应聘于朝日新闻社为契机，他坚定了从事文学的决心，从而着手写了《虞美人草》作为进入报社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书稿的开头部分就是住在这里时写的。正因为鲁迅知道这一点，才特意购买了报纸，阅读了《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的《虞美人草》。

《虞美人草》

夏目漱石有深厚的汉学素养，而且精通英国文学。他把“经国济民”的思想，寄托在文学上。他通过研究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而掌握到的文学观念是牢固不变的，始终贯彻小说是以虚构去接近真实的观点。然而，占据当时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大都在学习西欧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提倡“无技巧的技巧”，丑化现实和人的事不在少数。漱石与这种倾向针锋相对。为了弄清人和社会的实情，他用虚构作为认识现实的手段，进一步利用报纸这一媒体去尝试这种实践，同时把自己的思想传播给广大的读者。他以文笔立身处世的决心，用进入朝日新闻社的方式表露出来，为的也就是这一点。

漱石不仅抵制明治四十年代的自然主义潮流，还致力于把二十世纪的文学可能性播种在日本的土壤上。他的做法是，对晚于先进诸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明治时代的日本所具有的社会和精神这两方面的不平衡，通过其内部出现的分裂和相克这种对峙进行批判，这里也存在从漱石文学中所能看出的理由。文体中那些具有庶民性的开朗、伶俐的口齿、丰富的想象力和正义行动的登场人物……即初期作品中的特长，这些条件是漱石深得人心的支柱之一。更有意义的是采取揭露内部纠葛的方法，把日本社会那种不平衡的现代化扭曲现象加以具体化。

鲁迅是一九〇九年六月回国的。继《虞美人草》之后，《朝日新闻》又连载了《坑夫》《文鸟》《梦十夜》《三四郎》和《永日小品》等作品。鲁迅是否继续购买了报纸，不得而知，但他从《梦十夜》中得到了启发，这一点只需阅读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散文诗集《野草》，就明白了。漱石的《梦十夜》是从第一夜到第十夜的独立小品构成的，全都是富有幻想的散文诗风格的作品。如第一夜的故事梗概，说的是一位妇女，她在临死前说，我死之后，请用珍珠贝挖个坑，把我埋在那里，再用从天上坠落下来的陨星碎片作墓标，请在那里等上一百年，我一定前来相会。于是，主人公便一直守候在那里。终于，从岩石下方长出茎来，开放出洁白的百合花。这一来，他才发觉“啊，一百年已经到了”。妇女死去的场面，太阳升起和西沉的情景，都充满了感情，这也许象征着作者对妇女永远的思念。十个夜晚中过半数是以死为主题，这无疑是因为想到与其描述生的不安，不如描述与现实相邻的梦幻的可怕，以及人类原本存在的不安。这也是潜藏在漱石意识深处的罪恶感和不安感的表白。

《梦十夜》

《梦十夜》中十个故事的前四个，都是以“做了这样的梦”这句话开头的，鲁迅收集在《野草》中的《死火》一文，就写着“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在《狗的驳诘》中写着“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失掉的好地狱》一文中写着“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墓碣文》中写着“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颓败线的颤动》中写着“我梦见自己在做梦”；《立论》中写着“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死后》中写着“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全都是这么开头的，不是一篇两篇，而是到第七篇都写着“我在梦中……”。

这些作品都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到七月撰写的。那正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纠纷激化的时候，教育总长章士钊一手解散了师范大学，鲁迅等表示反对，组成了校务维持会，毅然行动起来，抵制时代的反动。就在这个时候，为何在所写的散文诗中，一定要以“我梦见……”来表白内心世界呢？我从鲁迅的“我梦见……”的表现手法中，理解到这显然是一种猛烈的批判。这种方式肯定是从漱石的《梦十夜》写着“做了这样的梦”得到启发的。在日本留学期间，看过《梦十夜》，自己动手撰写收录在《野草》中的那几篇文章时，那种印象就会浮现出来，这是可想而知的。

对漱石的《梦十夜》的评价，是战后形成的。其中有的学者评论说，这部书构成漱石多数作品的基调，就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罪恶原型。不过，鲁迅只是吸取了从《梦十夜》中感触到的东西，把其他的都舍弃了。鲁迅有鲁迅自己的理由，鲁迅与漱石文学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

《我是猫》

漱石最早的长篇小说《我是猫》，通过猫的眼睛，讽刺了中学英语教师及其家人，以及进进出出的学者，这些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表面上装出一副江户儿（江户是东京的旧称，地道的东京人称作江户儿）轻松洒脱的笑脸，实际上是从斯威夫特（英国讽刺小说家）等人的文学中学到的讽刺意识，具有笑者被笑、被笑者在笑的结构。接着写出的《哥儿》，是通过一个刚毅正直、富有正义感的江户儿性格的小少爷，到乡村中学去任教，与庸俗的社会习气针锋相对的故事，被认为是一部运用独创的手法，第一次把日本人的性格描绘出来的近代小说。作品中描述的小少爷那种乐天性格，其他人物的豪爽性格和卑劣性格，全都是日本人所具有的。鲁迅不就是从《我是猫》中学到了笑者被笑的讽刺、从《哥儿》中学到了民族特有的性格和典型的描述手法吗？

鲁迅是通过挖掘自己的内心，把匕首指向对方。他与严峻的现实的对峙，至死不变。说鲁迅所走的道路，是民族解放的路，是与通向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路相重合的，道理就在这里。漱石是想通过深刻探求人们的内在意识，去摸索与日本的现代化相伴而来的社会性心理的不平衡，然而，其凄绝的斗争因患病而中止，只能由下一代来继承。鲁迅却是觉醒了的现实主义者，时代的变革者。漱石虽然冷静地正视了现实，敏锐地解剖了人的认识，但不是现状的变革者。当然，两人的共同点在于通过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各自国家的现实和人，提出了隐藏在其中的各种问题，这一点，至今依然得到国民的支持。

一九八六年二月

作者简介

尾崎秀树（1928—1999），日本文艺评论家。生于中国台湾。对通俗文学素有研究。著有《大众文学论》（1965）、《大众文学五十年》（1969）等。除大众文学外，他在另外两个领域的研究也引起人们注意：一是为弄清其兄尾崎秀实的死亡真相问题，写了《活着的犹大》（1959）、《左尔格事件》（1963），试图予以阐明，二是有关日中文化交流问题，此方面的著述有《近代文学的伤痕》（1963）、《旧殖民地文学研究》（1971）等。

原载于《世界文学》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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