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中国外国文学网

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第一读者｜胡亮：说不尽的《鲁拜集》（下）

阅读前文

莪默去世以后，历七百余年，几乎不为人知。爱默生曾举出波斯七大诗人，莪默不在其列。这个美国人不见泰山，有个英国人，却将莪默成功地推荐给了全世界。这个英国人，就是菲茨杰拉德，其一生正值不断收敛的维多利亚时代。菲茨杰拉德自视为孤芳，寡合于贵族，竟日与渔樵为伍，过着幽闭式的隐居生活。作为一位诗人，作家，译者，他一直籍籍无名——直到他忽然对波斯和莪默产生了兴趣。

菲茨杰拉德无端地相信，其祖居地爱尔兰（古称Erin），与莪默的波斯（亦即伊朗），具有神秘的关联；甚至无端地相信，其与莪默，也具有神秘的关联。一八五九年，他英译出版了《莪默·伽亚谟之鲁拜集》，录诗七十五首，定价五先令，卖价一便士，居然还是无人问津——七十年以后，一九二九年，这个备受冷遇的第一版被拍卖到八千美元。维多利亚时代是个克制的时代，或者说，清教主义时代。莪默，以及菲茨杰拉德的莪默，就是那个时代的反调。但是，到了一八六〇年，这本《鲁拜集》就引发了两个非凡人物的惊艳：一个是罗塞蒂，一个是斯文朋。罗塞蒂是诗人，也是画家；斯文朋是诗人，也是文学评论家。经过他们的寻觅、赞美和反复推荐，很快，《鲁拜集》洛阳纸贵，成为了英语世界的名著，后来甚至被破例收入了权威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正如有的文学评论家说过的那样，菲茨杰拉德让莪默，在英国大诗人中间获得了席位。一八六八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鲁拜集》第二版，录诗一百一十首，文字更加传神，热度有所敛翼——这算是菲茨杰拉德对那个时代的屈服。一八七二年，出版了第三版，有删有增，录诗一百零一首，遂成定本。一八七九年，出版了第四版，堪称善本。一八八九年，出版了第五版——相距第一版，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而菲茨杰拉德已经去世六年。

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对莪默的英译，既关心莪默，也关心自我，包含了捣碎、编排、剪接、提炼、改造甚至遗貌取神的重写。他还为鲁拜固定了间韵或通韵，以区别于英文四行诗（quatrain）的交韵（abab）或抱韵（abba）。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莪默，菲茨杰拉德，两者的相互选拔，让他们都在更高的境界上获得了涅槃。莪默通过菲茨杰拉德，而成为还魂者；菲茨杰拉德通过莪默，而成为通灵者。尽管菲茨杰拉德生前拒绝承认其为莪默的译者，也不在《鲁拜集》上署名，但是英语世界已将《鲁拜集》视为菲茨杰拉德与莪默共同创造的经典。菲茨杰拉德的好友，也是非凡人物，诗人丁尼生就在给他的献诗中写道：“我未见过哪个译本/能像你的这么传神；/一颗行星居然能，/抵得太阳的光辉。”丁尼生的意思就是，莪默是太阳，菲茨杰拉德是行星，但是呢，两者获得了同等的光辉。还有更加极致的说法：行星也是太阳，太阳也是行星。比如，在谈到这件奇事的时候，博尔赫斯就曾说过：“一切合作都带有神秘性。英国人和波斯人的合作更是如此，因为两人截然不同，如生在同一时代也许会视同陌路，但是死亡、变迁和时间促使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使两人合成一个诗人。”由莪默和菲茨杰拉德合成的这个诗人，终于可以称作大诗人，曾被安特迈耶奇妙地唤做“莪默-菲茨杰拉德”。后来呢，有个《鲁拜集》的信徒，将伊朗莪默墓园的蔷薇，播种到了英国博吉墓园——菲茨杰拉德就长眠于此。

莪默-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

莪默-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很快风行全球，成为该书进入至少八十五个语种的母本——只有很少的译者选择波斯文祖本。各个语种的译本，仅纽约图书馆所藏就不少于五百种。到了今天，《鲁拜集》已经成为全世界共有的经典，其版本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据说仅次于《圣经》。

莪默没有在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里面——却在波斯文祖本里面——提到过中国，来读张晖的汉文译本：“一杯美酒抵得上一百个信仰，一口芳醇抵得上中国的沃壤。”他可能难以自料，去世后不到两百年，其鲁拜就传到了中国。陈达生曾提及，在福州发现一座波斯人古冢，立碑于一三〇六年，刻有一首波斯文鲁拜，见于伏鲁基确定的六十六首，亦即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的第三十一首。张承志也谈到，清代有位伊斯兰思想大师，唤做刘介廉（1669—1764），其案头经书就包括《鲁把牙惕》（这是笔者目前所知《鲁拜集》的最早译名），这应该是波斯文祖本，也有可能是突厥文或回鹘文译本。但是，莪默要真正进入汉语，还将绕道于英国，绕道于菲茨杰拉德。

中国对莪默的译介，始于胡适，其《尝试集》收有一首《希望》，译自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九十九首。《尝试集》是第一部新诗集，出版于一九二〇年。如果说鲁拜确实源于绝句，那么事情的戏剧性在于：对于新诗来说，当绝句失去了示范性，鲁拜却成为了如此新颖而跳脱的异域参照。

自胡适以降，很多中国文人都加入到了对《鲁拜集》的竞赛式译介。最近一百年，居然出现了近四十种节译本或全译本，出版了上百种的平装版或精装版。参与这项译介工作的，既有胡适的良友林语堂和梁实秋，又有他的死敌吴宓；既有自由体诗人郭沫若，又有格律派诗人朱湘和孙毓棠；既有诗人，又有小说家王蒙；既有诗人和作家，又有职业翻译家黄杲炘、张晖、飞白、李霁野和梁欣荣；既有偶尔试手的闻一多、徐志摩、钱锺书和张承志，又有皓首穷经的张鸿年和看起来也要皓首穷经的眭谦；既有诗人、作家或职业翻译家，又有水稻种植资源学家程侃声（废名对他评价甚高），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黄克孙，以及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邢秉顺。《鲁拜集》的汉译，可谓高手云集，佳作倍出，一派流芳炫彩的景象。自中国译介外文书以来，这是从未有过的景象和奇迹。

《鲁拜集》，郭沫若译，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年

这么多的中国译者，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首先，来看他们在母本选择上的差异性。与各国的情形相似，中国多数译者以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为母本，只有张晖、邢秉顺、张鸿年等少数译者以波斯文祖本为母本。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波斯文专家罕见，而英文专家常有；其二，波斯文祖本较为原始，而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则更加高级。当然，就有伊朗学者，比如伏鲁基，可能不太认可这样的观点。

接着，来看他们在诗体选择上的差异性。直接以旧诗体的形式，将鲁拜译入汉语世界，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吴宓、黄克孙、傅一勤、江日新、腾学钦、眭谦就都用七言绝句，李霁野、王虹则兼用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钟锦最是奇妙，他拼集唐人七言绝句，自己不用一个字，居然也完成了译介任务（比如，钟锦就借来唐人韩偓的“阳精欲出阴精落”、褚载的“星斗离批烟霭收”、吴融的“待得华胥春梦觉”、张籍的“朝光瑞气满宫楼”，共计四句，“转译”出了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一首），他的译本堪称“百衲本”（可以独步中外呢）。柏丽和郭沫若也很奇妙，前者兼用七言绝句和新诗体，后者却兼用新诗体和骚体。到杨虚，则全用骚体。殷离所唱的两句鲁拜，不知金庸何处得来，亦以骚体译成——林语堂将《鲁拜集》与《离骚》并列，笔者却认为，《鲁拜集》与《离骚》殊不相类，就殷离所唱的两句鲁拜来看，似乎更接近屈原的《天问》。新诗体不以格律作为必然要素，而旧诗体，早就形成了苛刻的格律规范。凡是选择新诗体的译者，都加强了格律；凡是选择旧诗体的译者，都放宽了格律（以至于接近了所谓“打油体”）。加强与放宽，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迁就鲁拜的松散格律。

最后，来看他们在某种敏感度上的差异性。鲁拜作为诗体，并无题材上的规定性，比如只能写鲜花、醇酒和美妇人。但是鲁拜盛行于伊斯兰教区，在穆斯林看来，这种诗体亦应肩负顺从真主的任务。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并无此种敏感，中国译者以此为母本，就有可能更加彻底地丧失此种敏感。对菲茨杰拉德的负责，不一定就是对莪默的负责。以对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九十九首的转译为例，胡适的“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徐志摩的“假如我能勾着这运神谋反”，云云，在张承志看来，“均为失真之笔”。这是因为，穆斯林，苏菲主义者，都不可能使用“自代造物”的口吻。如果遵循这样的立场，那么黄克孙的汉文译本庶几接近某种本意：

梦游昨夜到天池，

欲借神明剑一枝。

斩碎三千愁世界，

从头收拾旧须弥。

黄克孙对“苏菲味儿”的传递，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的译法，亦即“衍译”，类似于菲茨杰拉德的译法，亦即“创造性翻译”，也许在张承志、穆斯林或苏菲主义者看来，仍然有可能干扰到对鲁拜的双重认知：作为情歌的鲁拜，以及作为哲学的鲁拜。这种哲学，乃是三者的混合：伊壁鸠鲁主义、火教哲学和伊斯兰思想。所以呢，穆斯林译者更愿意以波斯文祖本为母本，用更加粗糙而直接的硬译，准确地捕捉鲁拜中的启示，“以另一种目的，也在一直攀援波斯-阿拉伯的梯子”。这些穆斯林译者，不必都是诗人或作家，有可能是商人、铁匠、裁缝或出租骆驼的人。

还是从哲学和宗教学，回到文学，继续我们的话题。

对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的转译，似乎以郭沫若和黄克孙译本最为通行，并曾分别得到闻一多和钱锺书的称赞。闻一多最是热情，却有保留地称赞了郭沫若，他认为后者锤打译文的成绩好于解读原文。钱锺书最是刻薄，却毫无保留地称赞了黄克孙，他认为后者译诗雅贴比美菲茨杰拉德原译。菲茨杰拉德论及译事多次说：“宁为活麻雀，不做死老鹰。”他自谦为“活麻雀”，而钱锺书却称赞黄克孙是“活老鹰”。自谦，当然要打折扣；称赞他人，不免就有搭头。去掉折扣与搭头，方可客观评价黄克孙与菲茨杰拉德。

笔者谈及郭沫若和黄克孙译本的重要性，意在为征引这两个译本出示更加充足的合理性。读者诸君，这两个译本，就要帮助我们实现本文的夙愿：至少在汉语世界里，还原殷离所唱鲁拜之全豹。还是回到殷离所唱的两句鲁拜，第一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见于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二十八首；第二句，“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则见于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二十九首。金庸所用的译文，或译自菲茨杰拉德，或化用自郭沫若。暂且不管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急不可待，要来阅读这两首迷人而伤心的鲁拜。首先引来郭沫若译文：

我也学播了智慧之种，

亲手培植它渐渐葱茏；

而今我所获得的收成——

只是“来如流水，逝如风”。

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许。

然后引来黄克孙的译文：

辜负高人细解蒙，

希夷妙道未能通。

此心本是无根草，

来是行云去似风。

浑噩生来非自宰，

生来天地又何之。

苍茫野水流无意，

流到何方水不知。

当然，殷离所唱的两句鲁拜，尤其是第二句，其语意还见于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三十首，以及波斯文祖本的若干首，比如神秘的一二〇七年抄本（伊朗学术界则认为，这个古抄本实际上要晚于1207年）的第四十五首，“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走”云云。这里不再，也没有必要悉数胪列。笔者只是想要特别说明：殷离所唱的两句鲁拜，也许恰是莪默还有其他鲁拜作者反复重写而递相互文的名句。

《鲁拜集》所引发的全球性竞赛，除了译介，还有仿写。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一版，就收有菲氏的三首拟作。从第二版开始，菲氏删去了这些拟作。尽管如此，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仍然导致了仿写或新写鲁拜的怒潮。西方来的鲁拜，中亚来的柔巴依，当然也会拍打着汉语的崖岸。

就笔者向来关注的新诗而言，沈苇，还有孙谦，均曾大规模使用这种诗体。沈苇写了三十三首，孙谦则写了两百首，前者咏叹了新疆的历史、地理和风物，后者则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尘世或阴影中某种“本体”。沈苇是惊讶的，兴奋的，明快的，沉浸的；孙谦则是敬畏的，顺从的，惶恐的，清苦的。博尔赫斯曾经谈到，《鲁拜集》“以黎明、玫瑰、夜莺的形象开始，以夜晚和坟墓的形象结尾”。沈苇基本上遵循了这个惯例，以黎明开始，以新月收尾；而孙谦，却以落日开始，以阴影中的光明收尾。孙谦恰是一位穆斯林，或者像他说的那样，是一位还没有全部做到的苏菲主义者。他的相关写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某种去莪默-菲茨杰拉德的特征。他用苦行主义和神秘主义，取代了享乐主义、颓废主义和虚无主义。孙谦放弃了鲁拜和乐园，选择了柔巴依，其柔巴依最终体现为对真主的聆听，对波斯和中亚苏菲主义诗歌传统——的传承。

也许这个话题，多么奇妙地，还可以追溯到伟大的苏轼（1037—1101）。苏轼生年，略早于莪默，其卒年，略晚于《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辞典》——他很有可能接触到了鲁拜或柔巴依。苏轼写过一组绝句，诗题很长，交代了前因后果：《回先生过湖州东林沈氏，饮醉，以石榴皮书其家东老庵之壁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西蜀和仲，闻而次其韵三首。东老，沈氏之老自谓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诗，有可观者》。苏轼提及的回先生过湖州东林沈氏，发生在熙宁元年（1068年）八月十九日。查考《回仙碑》《侯鲭录》《吴兴备志》和《吴兴掌故》可知，沈东老本名思，字持正，其子偕，曾与苏轼相见于晋陵——也许正是沈偕向苏轼讲述了回先生其人其事其诗。这个回先生，又叫回道人，自称回山人，姓得有些古怪，长得有些离奇（“其目碧色粲然”），很有可能乃是来自西域的回教徒（亦即伊斯兰教徒或穆斯林）。其人好酒，其诗谈酒，态度和风格，与孙谦大异，倒是与莪默如出一辙。那么，回先生所作，还有苏轼拟作，“世俗何知贫是病，神仙可学道之余。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云云，则七言绝句耶，鲁拜耶，抑或柔巴依耶？

《鲁拜集》所引发的全球性竞赛，还有插图和装帧艺术。画家，装帧艺术家，舍《圣经》而取《鲁拜集》，可能是因为前者缚手缚脚，而后者更有助于他们恣意释放视觉想象力。

1884年版维德绘画本封面、扉页

根据吴伟的搜罗和研究，自美国的维德（1836—1923）以来，已有不少于一百四十位知名画家为《鲁拜集》作插图。维德继承了英国布莱克——既是诗人，也是画家和装帧艺术家——以来的传统，未将插图与文字分列，而让文字成为插图的一个局部。维德以后，让笔者惊艳的画家，还有英国的詹姆斯，美国的兰德贝格，从法国迁居英国的杜拉克，英国的盖迪斯，英国的鲍尔弗，以及英国的贝特曼，最近还有泰国裔的普塔皮帕特。这些醉心于《鲁拜集》的画家，推陈出新，流光溢彩，形成了一大胜景。就画风而言，大体上出现了三种倾向：西风，东风，波斯风。这里要特别提及兰德贝格，还有鲍尔弗，他们的黑白线条画，像极了天才的比亚兹莱——像笔者这样的资深比亚兹莱迷，看到这两位的插图，仍然疑心乃是比氏所作而此前未及见者。

画家与装帧艺术家的合作，造就了作为艺术品而不仅是书籍的《鲁拜集》。其中，被公认为传世极品的，乃是由盖迪斯作插图，由桑格斯基和萨克利夫公司作装帧的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1910），羊皮封面，画着一只金蓝绿三色孔雀，红宝石书扣，日本犊皮纸印制，编号发行二十五部，其中十部镶嵌了宝石。第二个版本（1910），犊皮纸烫金封面，画着一只孔雀，饰金书顶，手工纸和光面纸印制，编号发行五百五十部。第三个版本（1911），布料烫金封面，画着一只孔雀，饰金书顶，手工纸和光面纸印制，开本小于第二个版本，当时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发行。这三个版本，尤其是前两个版本，早就已经成为内行的秘藏。

《鲁拜集》

《鲁拜集》的汉文译本，大都选用西方插图。中国画家，迄无作为。在这场全球性竞赛里，为了弥补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缺席，笔者期盼中国画家冷冰川的进场。如果冷冰川能够出手，定然可以媲美于维德以后的任何西方画家。中国装帧艺术家倒是已经出手，照笔者看来，短期内不可能比肩于桑格斯基和萨克利夫公司。笔者见过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版本（2017），明式喜相逢缠枝牡丹花纹真丝织锦和岩井茶绿色纯棉细布封面，银线书名，进口特种无酸纸印制，但是内页版式却乏善可陈。该书采用乐园本波斯文祖本（1462），张鸿年、宋丕方汉文译本，伊朗细密画大师马赫穆德·法希奇扬插图。另有海豚出版社的一个版本（2015），力图呈现维德插图石印本（1884）原貌，真皮或仿皮封面，烫亚金书顶，手工撕裁毛边，开本小于石印版。这个版本编号发行五百部，第一至三号，尼日利亚山羊皮封面，手工制作，由谢泼德在英国监制；第四至十号，中国羊皮封面，由谢泼德在中国监制；第十一至五百号，仿皮封面。该书采用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郭沫若汉文译本，维德插图。这个版本，似乎算不得中国的艺术品。

前文曾提到谢泼德，此先生，与《鲁拜集》有着很深的渊源。一九九八年，谢泼德书籍装帧公司收购了桑格斯基和萨克利夫公司。九十七年前，亦即一九〇一年，两位天才的装帧艺术家，桑格斯基和萨克利夫，创建了这家后来声名远播的装帧公司。

一九〇七年，桑格斯基认识了斯特恩豪斯，后者在没有征得其雇主萨瑟兰同意的情况下，委托前者重金打造一部旷世《鲁拜集》——以纯手工方式对成品书进行再装帧，满足私人定制，这正是欧洲的一个小小的传统。一九〇九年，桑格斯基及其团队开始工作。他们可能是以前述石印本为底本，经过两年匠造，于一九一一年完成了这项复杂而艰巨的微雕工程。按照谢泼德的描述，这部书的封面，以蓝色羊皮裱贴成三只孔雀（请注意，是三只孔雀），以红宝石嵌作眼睛，以绿松石嵌入顶冠，以托帕石嵌入若干长翎，孔雀外围嵌入若干宝石，四围以棕色或绿色羊皮裱贴成长藤，以紫水晶嵌作累累葡萄；前封里，以彩色皮革裱贴成一条蛇，盘踞于一大片苹果叶丛，以象牙嵌作蛇牙，以祖母绿嵌作蛇眼睛；前衬页，四角都画着玫瑰；后衬页，四角都画着有毒的龙茄；后封里，以小牛皮裱贴成一颗骷髅，以象牙嵌作人牙，四围都画满了有毒的罂粟花；封底，以桃花心木、椴木、乌木、银丝和珍珠母裱贴成一把伊斯兰特有的四弦琴，四围则嵌有若干宝石——由此也可以看出，桑格斯基对《鲁拜集》的会心，或已超过了很多所谓的莪默学者。谢泼德还提供了这部书的一组数据：“裱贴了四千九百六十七块皮面”，“烫金就花了两千五百小时”，“所烫的金叶达到一百平方英尺”，镶嵌了“一千零五十一颗宝石，包括红宝石、绿松石、紫水晶、托帕石、橄榄石、石榴石和一颗祖母绿”。这部《鲁拜集》，堪称极品中的极品，巅峰上的巅峰，因而被另外命名为《伟大的莪默》。

《伟大的莪默》

就在《伟大的莪默》竣工的夏天，亦即一九一一年夏天，有个纽约商人维斯，恰好在伦敦，于是求购于萨瑟兰。要命的是，维斯出价八百英镑，萨瑟兰却要价九百英镑。一九一二年春天，斯特恩豪斯试图将此书运往美国。要命的是，美国海关要征税，萨瑟兰却不愿缴税。萨瑟兰将此书运回伦敦，想要再卖给维斯。要命的是，萨瑟兰要价七百五十英镑，维斯却出价六百五十英镑。萨瑟兰大怒，拿去拍卖，竟然被维斯以四百零五英镑得手。维斯亦欲将此书运往美国，四月十日，载有此书的大船从南安普顿开往纽约。要命的是，这艘大船叫做泰坦尼克号。最昂贵的书，最奢华的船，传奇般地，一起沉没于茫茫大西洋。让人扼腕长叹的不仅如此，当年七月一日，桑格斯基忽然溺毙，享年仅三十七岁。桑格斯基与《伟大的莪默》，都被大海毁灭成不可重现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