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18年的阿拉伯文学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活跃状态，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阿拉伯世界所经历的社会动荡给作家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反思“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阿拉伯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而且呈现出更加深刻沉稳的特点，创作手法更具艺术性。在频繁的战争中，个体创伤和集体悲剧相互映照，阿拉伯文学关注战争导致的人性危机，探索挖掘人性深处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具有极高的人性主义价值。对苏菲神秘主义精神的探索和心灵成长的重视是阿拉伯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之一，承载了对当下阿拉伯人精神世界的整体性关照。非虚构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的藩篱，在文学虚构空间之外提供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多角度展现阿拉伯社会生活的样态。
关键词 阿拉伯语年度文学研究 变革 战争 苏菲神秘主义 非虚构
2011年以来，阿拉伯世界被冠以“革命”之名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曾被寄托了追求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美好憧憬，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国家在所谓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进一步深陷动乱与衰败的泥沼。2018年底，在第一个爆发“革命”的国家突尼斯，一名记者的自焚引发了一场反对高失业和贫困的全民抗议活动。2019年4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被迫宣布辞职；在持续数月的街头示威活动之后，苏丹总统巴希尔也被迫下台。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东，担心它是否将迎来第二次“阿拉伯之春”。在这一大背景下，反思“革命”也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阿拉伯文学创作的主题。
阿拉伯文学对“革命”的反思在埃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呈现出更加深刻沉稳的特点，创作手法更具艺术性。埃及青年作家穆罕默德·赫尔的小说《放开手指》正是这样一部杰作，不少作家认为这是他们在2018年读到的最好的小说。赫尔表现得十分谨慎，通篇没有一次提到“革命”这个字眼，但是一些隐喻意象让人不难联想到埃及剧变。此外，小说还和宗教神话故事有很强的互文性，却与其形成反向对比，所有神迹在这里都被科学和现实揭穿，美好的结局并不存在。作家旨在透过美丽的假象揭露恐怖的真实，抛出关于存在的尖锐问题。小说最后一部分“末日之后”是全书高潮，在较短的篇幅里描述了末日来临时的混乱无序，而末日之后世界将何去何从，是作家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作家在接受采访时常被问到小说是否在反思埃及革命，他通常不置可否，不过偶尔也透露这一写作意图：“我不认为我们——书中或书外的——任何一个人能逃过这场革命，这场震动给灵魂烙下印记，就连最讨厌它的人也难幸免。写作是灵魂的精髓所在，要说它能逃过革命，那通常都是假话。”作家三年前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期间几易其稿，一方面是因为他对革命的态度由模糊变得清晰，另一是他方面在构思布局、隐喻设计与写作技巧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也使得小说阅读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向以胆大犀利著称的埃及著名作家阿拉·阿斯旺尼，其最新小说《貌似一个共和国》在除了突尼斯、摩洛哥和黎巴嫩之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遭到禁止，原因是作家被指控在其中侮辱国家元首、煽动反对政权，遂被移交军事法庭审判。作家本人在德国媒体发文，坚定地表示：“如果坦诚表达个人想法是我的罪行，那么我认罪并以此为豪。你们所认为的罪行，在我看来是作家的责任和荣誉，我将继续犯这种罪，直至我的生命结束。”作家在小说中揭露了“埃及当局对革命青年犯下的罪行”，表达了对“革命”和“革命者”的同情，以及对埃及人的失望和悲愤：“我们伟大的革命是昙花一现，是泥潭中唯一一朵美丽、奇特的玫瑰。我们的革命是埃及基因的突变，然后一切都恢复正常，我们脱离了现实，被无情抛弃，没人同情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是我们造成了一切灾难。恭喜埃及人让革命流产，祝贺他们认定我们是特工和叛徒。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革命是他们获得正义和自由的唯一机会。但他们却把它浪费在自己手中，也让我们感到失望。”文学界和读者群对这本小说的评价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它是反映现实的力作，黎巴嫩作家、评论家伊利亚斯•胡里就公开力挺阿斯旺尼，称赞他是一位勇敢的作家，认为该小说是一本关于埃及“1·25革命”的全面性文学文献，披露军队和“穆兄会”形成的“地狱联盟”残暴打击和扼杀埃及青年的革命热情。反对者则认为小说歪曲了革命者的形象，故事情节编排缺乏新意，没有超越作家之前的几部畅销作品，而且过多无益的性描写令人感到不适。这些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有很多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存在不同意见也属正常现象。阿斯旺尼长年坚持在报刊发表文章，捍卫民主价值观念，并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曾是反对穆巴拉克当局的“受够了”（Kifaya）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埃及女作家巴斯玛·阿卜杜·阿齐兹的小说《这有一具躯体》属于典型的“反乌托邦”文学。阅读这部小说仿佛进入乔治·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中的极权主义世界，无名国度的人民贫困愚昧，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肆无忌惮地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并利用媒体掩盖真相，粉饰太平。军队、政客、极端组织等不同利益团伙各怀鬼胎，利用人民朴实的宗教情感牟利，达到目的后便立即与之撇清关系。小说尖锐地影射了2011年以来埃及经历剧变的三个主要阶段：前总统穆巴拉克被推翻，“穆兄会”短暂执政，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推翻“穆兄会”政权，并将现实中的一些标志性事件自然地融入到小说情节当中，比如2013年在开罗阿达维亚清真寺静坐的穆尔西支持者遭到安全部队暴力清场的惨案。此前，巴斯玛2013年出版了另一部关于埃及革命的小说《队列》，讲述民众在关闭的大门前排成长长的队列持续等待，期待得到帮助，小说使用象征手法探索埃及人的心理：是否自己在国家内部创造了权力然后服从于它？等待神的帮助或者远离危险是最容易做的，但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战争，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永恒主题。近代以来，命运多舛的阿拉伯世界频繁经历内外战争的纷扰，更是对战争的残酷有着彻骨的领悟。战争是当代阿拉伯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阿拉伯作家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坚持对战争、对战争中的人性进行剖析反思。旅居法国的黎巴嫩女作家胡黛·巴拉卡特凭借其小说《死信》，从十九个国家的一百三十五部小说当中脱颖而出，摘得2019年第十二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桂冠。这部仅一百二十六页的小说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窗后”以五封信件的形式分别讲述了五个寄信人的故事，每个人物都没有明确的国籍和身份，但都背井离乡，诉说着各自所经历的与失落、孤独和痛苦相关的故事。同时，五个寄信人因为信件产生交集，人物故事之间存在着“多米诺骨牌效应”似的微妙联系。第二部分“在机场”呈现了尚未收到信件的五位收信人的思绪和心境，对寄信人充满思念，也饱含疑虑，从另一个侧面丰满了五位寄信人的形象。第三部分“结语：邮递员之死”中交代邮递员因种种原因未能将五封信件寄送出去，至此点明小说题目的寓意。这些投不出、寄不到的信件，就像每位寄信人一样，如断梗浮萍，漂泊不定，失去归属。尽管长年旅居法国，作家在创作中却始终未曾脱离黎巴嫩社会，带有明显的祖国身份印记。作家表示，“我不是流亡者，也不是移民，我介于二者之间。所以你看到我对贝鲁特的写作非常严苛，因为我离它很远。在写作上我投入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积极的仇恨。离开这个国家时，我把这种仇恨锁在内心。我曾确信有人毁了我的生活。而远离贝鲁特则使我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在写作中清空我的苦涩、仇恨与悲伤。”这部小说透过纯正质朴、精炼厚重的语言，探索挖掘人性深处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表现了战乱和社会治理的混乱无序给人带来的无助、无望和无尽的悲哀，探讨了当今阿拉伯世界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对战争的反思、对专治独裁的揭露、对宗教和宗教人士的批判，等等。因此，评委会给予这部小说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小说，语言凝练质朴，构思精巧，手法新颖，笔触隽永，与严肃的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入围短名单的六位作家当中，女性作家达到四位，首次占据多数，显示出女性作家群体的强大实力。在此之前的2011年、2015年和2018年，曾各有两位女性作家入围短名单。伊拉克作家迪耶•朱拜力的短篇小说集《巴士拉没有风车》获得2018年第三届“阿拉伯短篇小说奖”。小说集共包括七十六个篇幅不等的故事，均以伊拉克古城巴士拉为背景，按照“战争”“爱情”“女人”“母亲”“儿童”“诗人”等主题分为七章，故事人物大都曾怀有美好憧憬，然而因为战争，梦想终被扼杀。小说集涉及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至今依然席卷伊拉克的极端主义浪潮，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讨论战争主题，无意过多渲染战争的惨烈场景和人的悲惨境遇，而是在充满讽刺性的叙述中，阐发对虚无与荒诞的深刻领悟，表达人从死亡的虚无中获得救赎的渴望。名城巴士拉市内水道和运河纵横交错，曾是伊拉克著名的旅游胜地，被称作“东方威尼斯”，而如今饱受战火摧残，背负太多伤痛，变得萧索沉闷，今昔对比不禁令人唏嘘。因此，作家在小说集的名字中使用“风车”这一意象，意指需要它打破空气阻滞的疲态，给城市带来活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入围短名单和长名单的小说集中，有不少将战争作为创作主题，比如：埃及女作家曼苏拉•伊兹丁的《避难天堂》、沙特女作家巴勒吉斯•迈勒哈姆的《你买我的衣服吗》和叙利亚女作家茜楠•欧恩的《指南针的指向》。此外，本次奖项还特别纪念了今年去世的科威特著名作家、评论家伊斯玛仪•法赫德•伊斯玛仪，他是科威特当代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近几年，阿拉伯文坛对短篇小说创作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2016年“阿拉伯短篇小说奖”在科威特的设立即是一个显著标志，而在此之前，阿拉伯世界的短篇小说奖一般是一些文学大奖的分支项目，而且多为区域性奖项，并没有面向所有阿拉伯国家单独设立的短篇小说大奖，该奖的设立无疑对阿拉伯短篇小说创作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阿拉伯出版界对短篇小说的出版热情开始逐渐升高，给短篇小说创作者提供更多的出版机会。比如，著名的黎巴嫩赛基出版社（DarAlAaqi），埃及和黎巴嫩合资的启智出版社（Daraltanweer）和埃及的艾因出版社（ElAin Publishing）近年来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的数量都有明显增长。此外，在不同的阿拉伯国家还出现一些不同规模的短篇小说创作工作坊，为作家们探讨和发展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
近年来，以苏菲神秘主义为题材的小说作品数量有所增长，并且佳作频出。沙特作家穆罕默徳·哈桑·阿勒旺的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小死亡》以中世纪阿拉伯神秘主义哲学家伊本·阿拉比的生平为蓝本创作，展现他探求内心世界、寻求宇宙人生终极答案的精神追求，获得第十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土耳其女作家艾丽芙•沙法克的畅销小说《爱的四十条规则》在阿拉伯世界深受欢迎，讲述了十三世纪波斯的苏菲神秘主义诗人贾拉鲁丁·鲁米对爱与人生的感悟与忠告。这类题材往往和自我成长主题相关，主人公大都曾内心彷徨迷茫，在追寻自我价值、构建自我身份的过程中经过挣扎与历练，最终完成精神上的成长蜕变。这类小说不仅展现了阿拉伯历史上著名人物个体生命的精神体验，也承载了对当下阿拉伯人精神世界的整体性关照。沙特女作家乌迈麦·赫米斯的小说《白鹭游历玛瑙城》获得2018年开罗美国大学颁发的第二十三届马哈福兹文学奖，同时入围2019年第十二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长名单。小说名字乍看略显奇怪，其实是模仿阿拉伯古代典籍中书名的押韵方式。الغرانيق是复数，指的是一种有金色冠羽和细长双腿的白色水鸟，崇尚理性的穆阿台及勒派以此称呼“公正和信主独一的人”，他们相约以理性为明灯，传播知识和书籍。小说有两条主线交叉并行推进，一条主线是主人公马齐德•哈乃斐从阿拉伯半岛出发，途径巴格达、耶路撒冷、开罗、凯鲁万等阿拉伯文化名城，最后到达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漫长旅程，描述了沿途各国的文化和政治风貌，涉及不同的社会习俗、政治和宗教团体、理论学说和哲学流派，展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黄金时期的繁盛景象。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游记文学作品，继承了阿拉伯古代游记文学的传统，并且在语言和风格上又有独特创新。另一条主线则是主人公的思想之旅，他在旅途中历经挫折，受到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产生激烈的内心挣扎和自我怀疑，促使他不断进行探索和思考，最终完成心灵的成长和自我身份的构建。小说深入探讨了阿拉伯思想的发展历史，显示出对哲学和理性的推崇，特别是对穆阿台及勒派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对僵化严苛的宗教阐释深恶痛绝。评委会赞赏这部小说“能够抓住伊历402到405年（即公元十一世纪期间）这段历史中阿拉伯世界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本质”，肯定作品通过历史观照阿拉伯社会的现实，面对当前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酿下的种种悲剧，强烈呼吁理性、自由和宽容的回归。埃及女作家哈黛·阿巴斯以十四世纪波斯著名抒情诗人哈菲兹的诗歌为灵感创作了小说《雅勒达夜》，展现这位伟大诗人不平凡的一生，以及他对生命、爱、道德和诗歌的深刻思考。哈菲兹在伊朗家喻户晓，伊朗人甚至用他的《诗颂集》进行占卜，比如在纳乌鲁孜节或雅勒达夜会随机打开其中一页诗篇进行诵读，并相信这些诗句会预测出未来的某些事情。作家在小说中还巧妙地让哈菲兹与哈拉智、阿塔尔、伊本·阿拉比、鲁米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苏菲神秘主义学者、诗人进行超越时空的思想碰撞与精神交流，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苏菲神秘主义思想体系。
一些非虚构的作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主题呈多元化特点，除了涉及虚构文学的一些常见主题，如战争与社会问题，还扩展至虚构文学较少关注的话题，如日常生活、阅读、图书馆学等不同领域。 叙利亚女作家萨马尔•叶兹贝克的纪实作品《十九个女人：叙利亚女性如是说》聚焦作家长期以来最为关注并为之奋斗的两个重要话题——祖国叙利亚及其女性同胞。作家开门见山地在前言中表明该书的创作初衷：“本书是我进行抵抗的一种方式，我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应该肩负起道德责任，捍卫正义，公正对待牺牲者，而在这场战斗中最重要的就是抵抗遗忘。”作家采访了活跃在救援、医疗、传媒、政治、教育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十九位叙利亚女性，与她们集中讨论一些问题，如：革命开始时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参与革命？然后受访者们从抵抗和性别两个角度来审视个人经历。这些女性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曾属于社会中产阶层，以不同形式参与革命，一心想为国家、家庭以及作为女性个体的自己改变不利处境，实现更高理想。作家给这一沉默的群体提供发声的平台，真实还原了她们不为人知的遭遇：她们曾英勇地参与战争，甚至在前线奋战，经历过惨绝人寰的化学屠杀和牢狱之灾也未被击垮。然而遗憾的是，她们不仅要面对独裁政权、“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或其他伊斯兰恐怖分子，还不得不与整个父权社会作斗争，包括本应并肩作战的男性革命者。作家向我们展示了当前叙利亚的一个真实侧面，呼吁世界不要遗忘仍在纷飞战火和陈旧观念中顽强抵抗的女性同胞们。虽然作家根据受访者的叙述重新书写了她们的经历，但是她在书中刻意弱化自己的角色，只在前言中用自己的口吻介绍和阐释该书的目的和成书经过，正文中的每一章都以不同受访者为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充分尊重并突出每个叙述者独特的声音。作家此前有关叙利亚战争和“革命”的非虚构代表作还有2012年出版的《交火：叙利亚起义手记》和2015年出版的《虚无之地的大门》，分别真实详细地记录了叙利亚“革命”爆发后的情形，批判秉承萨拉菲思想的组织将“革命”禁锢在狭隘的宗教层面，背叛了“革命”的初衷。埃及作家穆罕默德•舒伊尔的回忆录《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禁书传记》自出版以来大获成功，受到评论界和读者们的一致好评，并入围2018年谢赫•扎耶德图书奖中的艺术与评论研究奖长名单。舒伊尔通过搜集整理数百种文献与期刊资料，回顾了阿拉伯世界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创作背景、创作经过及其发表后的影响。他在写作中结合了文学批评、小说叙事和文献研究，努力寻找相关人物和事件已被遗忘的种种细节，为读者描绘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整体的文学状况和社会氛围。作家感慨马哈福兹呕心沥血完成的伟大作品，却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沦为所有政治和宗教势力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变成文化、政治和社会斗争的一个符号”，最可悲的事件就是马哈福兹在耄耋之年竟因此遭到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暗杀而身受重伤。宗教极端思想对文学的冲击危害巨大，严重阻碍思想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哈福兹和这部小说的不幸遭遇对当下阿拉伯社会依然具有警示意义。
埃及作家沙尔勒·艾格勒于2017年底出版的作品《科普特人的食物》在2018年广受关注，作家在书中提供了科普特人的基本食谱，通过详细介绍科普特人的食物、烹饪方式及饮食习惯，展示了穆斯林占大多数的阿拉伯世界并不熟悉的科普特人的生活面貌，希望减少穆斯林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作家在字里行间调侃自嘲的口吻，很难不令人联想到科普特人在埃及社会作为少数族裔的尴尬处境。他偶尔也故意使用挑衅的口吻，比如毫不避讳地讲到“酒”和“猪肉”，丝毫不打算顾及穆斯林的感受，但其轻松幽默的语言仍令人忍俊不禁。这是现当代阿拉伯历史上首次详细介绍科普特饮食文化和历史的综合性畅销书，融合人类学研究、文学创作和美食鉴赏评论，内容丰富广博，语言生动诙谐，趣味性和可读性很强，为读者深入了解埃及科普特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另外，近年出版的一些与阅读和图书馆有关的书逐渐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叙利亚作家哈利勒·苏维莱哈在《反图书馆》中表达了对劣质图书的强烈批评。他认为不论是私人书房，或是公共图书馆，都不必关注空间的大小，而应重视图书质量的选择，“劣质图书就是腐臭的语言尸体”，对人的身心毫无裨益。作家还抨击了文化界日益严重的“社交媒体热”对严肃写作产生的不良影响，一些追求名利的业余作家在网络上传播内容粗糙的劣质作品，十分不利于营造文学创作的良好氛围。而摩洛哥评论家穆罕默德·艾伊特·哈纳的《他们的图书馆》则给读者提供了古今中外三十一位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图书馆相关信息，如柏拉图、伊本·白图泰、伊本·西拿、博尔赫斯、斯蒂芬·霍金，等等。有趣的是，苏维莱哈和哈纳两位作家都提出了“去图书馆”的想法，认为好作品不需要图书馆来保存，自然会通过口述或文字记录的形式代代相传，“图书馆只是糟糕书籍的避风港，那些书如果没有它就会永远消失了”。总体而言，2018年的阿拉伯文学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活跃状态，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阿拉伯世界所经历的社会动荡给作家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反思“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阿拉伯文学创作的固定主题，而且呈现出更加深刻沉稳的特点，创作手法更具艺术性。在频繁的战争中，个体创伤和集体悲剧相互映照，阿拉伯文学关注战争导致的人性危机，探索挖掘人性深处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具有极高的人性主义价值。对苏菲神秘主义精神的探索和心灵成长的重视是阿拉伯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之一，承载了对当下阿拉伯人精神世界的整体性关照。非虚构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的藩篱，在文学虚构空间之外提供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多角度展现阿拉伯社会生活的样态。2018年的阿拉伯文学，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介绍
尤梅，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中东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阿拉伯文学和社会文化。
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4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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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苏素 排版：文娟
校对：问礁 博闻
终审：时安 言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