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罗马尼亚人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一见钟情》
二年级暑期考试之前，我们班的女同学闹起了一场怪病。有一个穿着高跟鞋就去了举目无亲的普洛耶什蒂。班花甩手去了北方的一座修道院，找的是一名什么奇迹都能创造的忏悔神父。另一个女同学嫁了一个年龄比她大十五岁可身高却矮她十公分的牙科医生。图书馆里每天都风言风语，说的无非是一个个步入歧途的姑娘们的事儿。那是一个雨夹雪打在玉兰花上的春天。临近五月，我们还穿着厚厚的冬装，可一股来自非洲的暖气团，一夜之间就让马路边的椴树提前开了花，这一下使得那些本来就春心荡漾的姑娘更加魂不守舍。全年级男生寥寥无几，一个差不多已经完全谢了顶、中学夜校结业后不知由什么部门派来“深造”的同学对我说，只要我答应给他抄我的拉丁语论文，就把他关于最近发生的那些怪事——桃色新闻的“真实看法”告诉我，还以轻蔑的口吻加了一句“前面的那几个不算”，可听他的口气，意思恰恰相反。在一次课堂讨论时，他胡诌一些外国人名，信口开河地说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外来语，我们取笑他，他至今耿耿于怀。转眼快到五月末了。尽管我死活也不承认，我觉得我身上也发生了什么令人费解的事情。高中时就同我“好上”的美男子保罗开始讨我烦了。他是标枪冠军，跳舞帅，机灵，会呵护人。以前这些可都是吸引我的地方，现在我却不怎么在乎了。相反，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用他们的黑话跟我讲述他们训练基地发生的那些无聊的恶作剧，他吧嗒着嘴贪婪的吃相，看电视足球比赛时发出的嗷嗷尖叫，越来越使我难以忍受。还有，从电影院或剧场出来，他认为唯一该说的就是“倍儿棒”，尽管有时并不是那么回事。他什么书也不看，我总想拿些感动我的书来引起他的兴趣，可他总是说“嗯，有那么点儿意思”，然后就转换话题了。同他开始处关系时，我感到陶醉的是，全校女生最羡慕的男孩不知为什么竟然选择了我。现在，这种感觉消失了，因为我们不合适。不管我以前多么喜欢他那田径运动员的身材，他那卷曲的头发，还有他面颊上的酒窝，但家庭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依然是不能忽视的。
二年级暑期考试前，马路两旁的椴树花谢时，保罗从训练基地给我寄来一封又一封信，里面尽是拼写错误，充满肉麻的甜言蜜语，我一封都没有回。我不知该跟他说什么。我甚至都不敢想，他很快就要回来，我又不得不跟他体院那帮人去茶馆、体育场和游泳池。他们在一起时的那种吵吵闹闹不再像以前那样使我开心，就连他打算与我单独度假我都拒不接受。我什么都不需要。当下，所有的时间，我都在大学中心图书馆与同宿舍的姑娘们啃书本准备考试。倒不是在家不能学习，从我的房间就能看见那个有着号角的雕塑的头部，而是因为抽烟休息时，我可以同她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议论议论老师，开开玩笑，这样时间会过得更加愉快些。晚上，她们三三两两地往“三月六号”宿舍方向，我则朝着带号角的雕塑方向走去。分别之后，我内心里涌动着一种喜悦的预感，一种激动的焦躁，如同在剧场里等待着敲锣开场那一刻。
我是在阿曼博物馆前面的院子里认识她的。她坐在入口处的台阶上，拿着一团毛线在织着什么。我从她身边经过正要往里走时，发现大门上着锁。“闭馆消毒呢，”她一边转身跟我说话，一边把东西放在怀里。她身穿一件用五颜六色的补丁做饰物的衬衫，颈上挂着一串用桃核儿做的项圈。嬉皮士装束与披肩发显得不伦不类——有点怪异。她把我从扣带皮鞋、米黄色套裙、直到用猴皮筋扎成小刷子状的发式从下往上仔细打量一番之后，用手掌拍了拍台阶，请我坐到她身边那暖洋洋的石阶上。中午明媚的阳光在她银色的头顶和两个重新拿在手里迅速运动着的毛衣针上闪闪发光。她那两臂一开一收的样子，恰似一只扇着翅膀的老母鸡。在阳光的照射下，衬衫显得毛茸茸的。“你来阿曼这里有什么事情？”她问我。“我喜欢这里的房子，在旁边的图书馆看书中间休息时，有时来这里看一看画，看看东西。中午，脑子装不进东西的时候，把书往桌上一放，出来转一转。有时去博泰亚努教堂，有时到这里来，有时还穿过马路，看看电影院里的照片，或者到萨多维亚努书店去转转，等脑子腾出点空儿来的时候，再去看书，一直到晚上。”她一边听我说，一边注意地看着毛衣针，低声地数着针数。“那您，”我没话找话，问道，“怎么在这儿坐着？”“亲爱的，”她说，“我是蒂娜·塞皮。”就好像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职业，或者一个知名人士的姓名。她转身看了看我，表情含混不清，蓦地，放声大笑。她笑时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不再像个老太婆。蒂娜·塞皮摆动着双臂，毛衣针相互碰撞而发出的轻轻有节奏的响声，打破了这里的静谧。这时，真是不好意思，我听到肚子在咕咕叫，不由得想起了斯卡拉（布加勒斯特一家宾馆）旁边的那家奶制食品店，便从台阶上站起身来，突然意识到钱包还在图书馆那边的提兜里呢。这时，肚子叫得更加厉害。她也发现了我饥肠辘辘。“你瞧，亲爱的，”她边说边收拾东西，同样站起身来（她身体舒展之后，虽然我们站在同一级台阶上，可我只及她肩的高度），“我就住在对过儿，如果你不反对，我请你吃饭。我煨了一锅汤，只需热一热，立刻就得，再做个奶酪馅饼，最后再来一杯地地道道的咖啡，你看，怎么样？”说得我都快流出了口水。我支支吾吾地说什么不想麻烦她，该回去念书了，等等。但她使劲儿拉住我的胳膊，我们就一起横穿过马路。前面的那幢建筑物楼面有仿大理石饰物，窗户有铁制品装饰，雄伟壮观。以前，我经常路过这里，曾经怀疑是个什么机关，或许还真是。因为蒂娜带着我走的不是正门，而是一个铁皮旁门。我盲从地跟在蒂娜后面下了台阶，在从不关灯的半明半暗的地方架设着一条条管道，我们穿过的地方简直就是一个空气污浊的迷宫。这个地方很吓人，我十分后悔跟着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说不定她是个打我坏主意的疯婆子。她究竟要把我弄到地下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脑子里不由得闪过一幕幕患虐待狂的精神病人引诱纯真的少女，把她们折磨致死的场景。我感到非常害怕。同这个庞然大物面对面厮打，我毫无取胜的可能；我如果大喊大叫，即使喊到驴年马月，在那么深的地方也不会有人听见。唯一解脱的办法就是转身向后跑，穿过迷宫，跑到地面上，她身体笨重，追不上我。但是，尽管我这样提醒自己，可好奇心驱使我还是紧紧地跟着这个魔鬼似的衬衫女人。最后，这个女人在地下空间的尽头停下来，打开了一扇绿色的门，以玩笑似的谦恭请我迈进了门槛。蒂娜居住的是一间宽大的砖砌拱形地下室，四周墙壁衬着草席。透过墙壁高处多个小小的玻璃窗，昏暗的微光照射进来，地下室神秘得像主教教堂。主人动作灵活地消逝在这个洞穴里。逐个点燃了台灯和落地灯，从暗处取出各种炊具，不无自豪地向我展示着她的家当。可看的东西还真不少：墙壁上陈列着各种风格的绘画，从现实主义的肖像、裸体画，到野兽派的漩涡和抽象派的几何图形。在那些不起眼的家具中间散落着一些粗糙的木根和石膏雕塑，此外，还有一些抛光的金属和石材物件。这个艺术品储藏室也用作起居室，很亮堂，放着液化气煤气灶，一个冰箱，壁橱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还有一个敲打地毯用的横棍，上面的衣架上挂着几条连衣裙，一个角落用布帘隔开，里边的床上放着几个枕头。我依旧惊魂未定，但一些东西使我放心了许多：几个摆满了各种图书的书架、一台电唱机、一台缝纫机，还有几个圣像，下面摇曳着圣火。我看得瞠目结舌，但尽量不露出那种无礼的明察暗访的神态。蒂娜去热汤后，又忙着在面板上和面做馅饼。出于礼貌，我主动要求帮忙，其实，我根本不会做饭，心想她一定会拒绝我。可是，她把擀面杖递给我之后，就开始准备馅了。她看我擀面皮时粘在擀面杖上，显得那样笨手笨脚，向我指了指旁边像修鞋匠用的那种小马扎，嘟囔着说：“真不知道大学里都教你们什么了？”说完就同情地笑了起来。她干活利落，动作优美。这时，我紧张的心情消失了，也有了勇气向她提出一些问题。不，她原来并不是艺术家，并没有天分，做过模特。“你瞧那些裸体画，你再看看那些肖像。”现在她不怎么做模特了，只是为了朋友，偶尔还做做，但不收钱。相反，做一些样品独特的连衣裙和饰物，通过美术基金会出售来赚一点钱。她在女演员和高干家的女孩中也有直接的客户。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一点儿也不感到厌烦。“每天晚上，那帮有情趣的人都聚在我这里。就这样《蒂娜妈妈的地下室》在布加勒斯特就名声在外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真给挂上一块纪念牌，像阿曼博物馆那样供人参观，因为我这些客人当中，有些人肯定会成为名人。”“我也能来一次吗？”她回头看了看我，眯缝起眼睛，假装迟疑了一会儿，用手背把一绺白发（也许是沾上了面粉）往旁边捋了一下，说道：“怎么说呢，我想可以吧。”我不知道我是否高声欢呼了，还是心想太棒了！恰恰就在我觉得命运的各种安排彼此之间更加互不关联时，我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既不想看见我在到处是酒鬼的偏僻小村子里当个传道的独身女教师，也不愿做一个挂着埃及女王奈菲尔提蒂金质奖章在观众席上焦躁不安的运动员老婆。或许一个我所向往却不甚了解的世界正在向我敞开。这里，在安稳恭顺的表面现象下面正在熊熊燃烧的激情，再也不会同文学和电影里的主人公们一起无谓地浪费到情绪归向里，也不会同玛丽娅·卡拉斯一起白白地浪费到扯着嗓子嗷嗷叫的咏叹调之中了。蒂娜如同一个天意使者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看着她怎样用力地把面团摊开，怎样用擀面杖擀薄，瞬间，我童年的欢乐油然而生。童年时，面对第一棵圣诞树前那么奇妙的东西，在头一回看见的大海面前，在阳光下鲜花盛开的牧场面前，我是何等的欣喜若狂。我觉得，周围的一幅幅绘画和一件件雕塑作品都能看得见高压电流通过头顶进入我的体内，经过沸腾之后，透过热汤的龙蒿蒸汽，呈现出彩虹般绚丽多彩的气泡从我的毛孔里冒出。“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蒂娜把馅饼放进烤箱之后，说出了她的秘密。“我这里有足够多的吃的，你到对面阿曼那边，院子最里面，那里有两间画室，你敲左边的那扇门对卢迪说，我这里有热乎乎的菜汤和馅饼等着他来吃。如果图卢兹也在那里，让他也来，不过要快一点，亲爱的，不然就凉了。说实话，怎么跟你说呢，我都忘记问你叫……”“杰玛，”我撒了谎。我自己并不想只是花名册上的那个中学生和大学生，那个叫保罗的恋人，一个正经人家的乖巧姑娘，我要的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快去吧，杰玛，赶快把他们找来，即使卢迪不想来，因为光好吃的是不能把他从那个奇怪的洞穴里掏出来的。你随便编个理由，这是对你能不能加入我们这个地下室的考验。如果你经不住考验，那就不要回来了，”她认真地说。
院子深处博物馆那边，的确有一幢低矮的建筑，这之前我并没有发现，说不定是阿曼仆人的住房。透过敞开的门，我看见门厅里面有一个盥洗池和一个厕所，两边各有一间屋子。按照来之前的吩咐，我畏缩地敲了敲左边屋的门，没有人答应。我又使劲地敲，仍然没有应声。怎么回事？奇怪，这是考验我的时候。我用拳头砸，砸得手疼了。又过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了嘶哑的声音，大声吼道：“滚开！”“我是来替塞皮太太传话的，”我说。“哪个太太？什么太太？”训斥声由远而近，门终于打开了。我的视线所及，没看见任何人，只见朝墙壁方向放着几大张马粪纸，一些空空的折光格子，还有一面带裂纹的镜子。“你想干什么？”我发现这声音来自下面一个佝偻着腰、身材矮小的人，肯定是我刚刚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我转达蒂娜邀请他赴宴，顿时，他欣喜若狂，把头扭向我看不清楚的画室左面，对里面大声喊叫：“听见了没有，卢迪？龙蒿汤，热乎乎的馅饼，全是好吃的。你进来，小姐。稍等两分钟，我们也捯饬捯饬。”他说着向我指了指一条板凳，上面放着几个里面颜料已干的罐子，明亮的房间里弥漫着松节油、烟斗丝和薄荷茶的气味。正对窗户，在斜放着的画架后面，一个身体瘦弱、须发蓬乱的人全神贯注，面无表情，对于我的到来和小个子男人的话毫不在意。他继续做他的事情：依旧在挤颜料，从一个小罐子里挑选画笔，在调色板上调着颜色，不时闷声闷气地咳嗽着，头一歪看看效果，然后把头摆正，又加了点颜色。那个除了图卢兹不会是别人的人，手提一个小方凳从里面走了出来，传来水流在铁制盥洗池里的声音，可能是谁在刮脸。
在此之前，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位在世的艺术家。我所“认识”的所有作家、画家和作曲家都已作古，成了文化遗产。我读过有关他们的被小说化了的传记，看过演员们模拟他们的电影。喧嚣的音乐背景中，一位痛苦难耐的艺术家，忽然获得了灵感，在激情中创作出同代人无法理解的杰作。而这个沉默寡言的人，丝毫没有电影里那些灵气十足的画家的潇洒，倒是有着母亲装饰土豆牛肉冷盘时的那种从容不迫。只不过对我而言，在他的画布上所看到的与现实毫无相似之处，不仅如此，也没有给我任何哪怕象征性的启示。首先，我理解不了他要表现的是什么。其次，我也只能像保罗那样评论“嗯，有那么点儿意思”，这使我非常恼火。因为，这表明即使我不是愚蠢到家，也已愚昧无知到了何种程度。事实上，我这个闯入者，在这个画室里又能图什么呢？本来，我可以悄悄出去，回到图书馆语言学阅览室我的座位去。可一想到那个已经把饭菜准备妥当期待着客人到来的蒂娜·塞皮，一想到刚才开门后刹那间我感受到的兴奋的心情，我便开始在地下室的拱廊下低声哀求那个无视我存在的人：“我真心实意请您去赴宴，您可不知道您去该有多么重要。”我的声音在颤抖，几乎就要哭出声来。他耳背吗？不，他向我转过身，那蓝蓝的眼睛，和蔼可亲得令人无法形容。同他瘦弱矮小身体的其他部位相比，他那两只手大得不成比例。就是说，他很虚弱，干瘪得像个隐士。沾满各种颜色的双手像是别人的手，一个长工的手。“既然您说重要，那馅饼是非去吃不可啦，是不是呀？”他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我，好像不敢相信的样子。我不知什么事情会使他如此吃惊。我往镜子里瞟了一眼，看见我用猴皮筋把金发扎成小刷子状的发式依旧。图卢兹回来时散发着药用酒精气味，催促我们：“快点吧，还磨蹭什么呐？我都快馋死啦。动作快点，赫尔·卢迪，像个幽灵似的在那儿发什么呆呀？你把衬衫塞进裤子里，快走吧。”
我们在地下室的餐桌周围坐下时，我看得出来，蒂娜本来就知道我一定会经得起考验的。图卢兹的座位上放了两本厚厚的书和一个枕头，卢迪的餐具旁放了一小瓶止咳药，作为对我的褒奖，我的盘子周围放上了她那串打了蜡的桃核项圈。一个草编灯罩的吊灯从屋顶垂下，灯光把这个盛大的宴会烘托得具有浓浓的节日气氛，同他们相聚，我有一种故知久别重逢之感。我向他们讲述我们大学里的事情，比如一个女同学怎么穿着高跟鞋就去了举目无亲的普罗耶什蒂，怎样从我的房间就能看见那尊带号角的雕塑，而且经常看见上面站着一只鸽子。图卢兹问我大学毕业后喜欢干什么，我向他们坦露了对谁也没有说过的想法，就是说，我没有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做，我脑子不太聪明，干活也不太利落。卢迪留着大胡子，微微歪着头，巨大的手掌，指甲缝里塞着颜料，轻轻摸着桌面，向我传递一个信号。卢迪因为吃得痛快，也因为我的笨拙，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蒂娜则在煤气灶和餐桌之间转来转去，感叹道：“杰玛呀，杰玛，我若是有你这样的年龄，那该多么好啊！”就在图书馆关门那会儿，我回去取东西。保罗吹着口哨在等我，我顺口向他说出了破电影里的那句经典台词：“对不起，我另有人了，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瞬间，他目瞪口呆，脸一下变得铁青，愤怒地连喊了几声“混蛋”，那些正向“三月六号”宿舍走去的女同学停下脚步，大饱眼福。她们甚至等着他打我，他的确举起了拳头，可一看有人围观，就把拳头放下了，转身一阵风似的向雅典音乐厅冲了过去，姑娘们望着他的背影，失望地走开了。
从二年级暑期考试前的那一天起，我的新朋友们就开始精心调理“杰玛”，直到大学毕业前，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那间砖砌的拱形地下室或卢迪的画室会面。我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值得我学习的人。我也有了勇气向他们请教，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什么见解的话。我还到图书馆查阅参考书和写评论作为思考练习。夜晚，在地下室活跃的讨论之后，一些人醉酒开始说话不着边际时，卢迪就对我说：“杰玛，咱们走吧。”他就把我护送到那尊带号角的雕塑附近。他话不多，句子不说完整，经常说半截话，也许在脑子里继续想着另外半截，比如“当赫尔第巴丘河谷玉兰花开的时候……”他借口不知怎样翻译，就直接用德语给我援引尼采和里尔克的诗句。他要求我记住那些听不懂的词汇，要我答应他一定学好德语，还得承诺我自己去发现他对我说过的那些诗句。每逢我生日和圣诞节时，他都送给我一幅不落款的油画，我已经不需密码就能理解他内心世界的所有景物，一些秀丽，雅致；另一些悲凉，抑郁。在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自己，每幅作品都带有他鲜明的个性。其他画家也模仿他，其中以图卢兹为最。但卢迪从不介意。他平静地看着别人激烈的争吵，微笑着听大家讲笑话，吃喝之后，当几乎所有人都因醉酒和疲劳而默不作声时，他却会拿起他那把破旧的曼多林，弹奏起萨斯舞曲，这时，蒂娜两手往腰上一叉便扭了起来。卢迪从来都把画室里那把最舒适的椅子留给我坐，对我如此关照并非因我的长相和什么才华。因为我们经常在画廊或画展会面，于是就传出流言，说什么我是他的恋人。只有从早到晚同他一起在画室作画的图卢兹，以及甚至同他睡觉的蒂娜知道绝无此事，但他们也无意辟谣。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认为“卢迪的恋人”这种身份反而可使我免遭伤害，使我洁身自好，使我具有安全感。所有这一切最后都得到了验证。我开始用笔名在大学生刊物上发表文学和美术评论，还在席勒书院参加德语补习班。那里的老师就是曾经给我翻译我鹦鹉学舌学来的尼采诗句的那位。我直接去卢迪的画室，不过，通常天黑之前，我不去打扰他。我闯进他的画室，就一口气地朗诵“当你凝视万丈深渊的时候，万丈深渊也在凝视着你”。他手里拿着一支沾满胭脂红的画笔向我走来，拥抱我的时候，在我白色衬衫的肩上留下了一个斑点。我亲吻了他那散发着松节油和烟斗丝气味的胡须。随后，他让我坐在我的那把椅子上，并且要我自己发现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像一个给自己的羊做完标记的主人，带着这种目光来固定斑点，使它久不退色。我原以为他一定会要我做他的妻子，可他冒出的却是：“我要去德国定居，杰玛，我被那里的亲戚给收买了。”听到此话，我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他似乎想使说话的声调显得悲悲戚戚，但我在画架上看到的却是一种橘红色的狂热，这在他以往所有绘画作品中从未出现过，是那种对幸福迫不及待的向往。我什么也没说。
临走之前的那些日子，他忙着包装他的画作和办理海关手续。图卢兹和蒂娜也都前去帮忙。他们预计他的作品将会有国际牌价，将会在世界展出，他将收入颇丰。
我没能到火车站去送他。地下室那帮人都去送了。此后，卢迪杳无音信。几年后，图卢兹因肝硬化病故。蒂娜回到特尔古-穆列什，在那里继承了一所房产。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下弗勒斯内图。已没有任何人再叫我杰玛了，我却依然穿着这件带斑点的衬衫。偶尔，有人提醒我：“瞧，你肩上有个斑点。”我会说：“知道。”阿德里安娜·彼特尔（Adriana Bittel，1946—），罗马尼亚著名女小说家。出生于布加勒斯特的一个职员家庭。1970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多年从事校对工作。她喜欢读书，校对工作为她提供了较多的读书时间。1990年起，任《罗马尼亚文学报》编辑。主要写短篇小说。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出版过《蓝色阁楼里的物品》（1980）、《产后的睡眠》（1984）、《七月里的尤丽亚》（1986）、《多题材照片库》（1989）、《相逢巴黎》（2001）、《一个金发女郎的头发是怎么白的》（2006）等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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