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文学沙龙
“沙龙”这一独特的社交形式，在法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方面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历代法国文学对于“沙龙”的种种描述，也使“沙龙”蒙上了一层法兰西式传奇浪漫的面纱。
《谈话的精神》是沙龙的旧事，也是女性的传奇，更是一位历史学家对当今时代的质疑与反思。尚塔尔使我们看到科技的进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交流方式，我们却越来越丧失了表达与沟通的能力，缩略语和电报文体的信息充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香气的灵魂”变得越来越少，“我们甚至做不到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友好地交谈几句”。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使“沙龙谈话”这种交流的形式一去不返，然而斯塔尔夫人在18世纪所面临的女性的“两难窘境”，至今仍未改观。
在“谈话的精神”背后，尚塔尔透过历史照进现实的沉思，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的交流方式与生活方式；更在“沙龙女主人”这一浪漫而使人充满幻想的称呼之下，让我们关注到时代变迁中女性命运未曾改观的无奈现实。
绝对的益处
凭借童年时代的沙龙经验以及卓越的语言天赋，斯塔尔夫人对有关谈话的诸多负面评价提出了反对意见：——对于爱情的孕育来说，谈话是一件枯燥且使人变得枯燥的事，百害而无一利。这是浪漫主义的观点。音乐和歌曲才会传递爱情。沉默——出于选择或是出于必须——也可以传递爱情，因为恋爱使人失去语言。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一切正相反，我们可以谈论爱情，爱情也会丰富谈话的内容。通过为谈话辩护，斯塔尔夫人也坚信爱情之愉与心智之悦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一种从肉体到精神的联系。——与哲学或政治相关的严肃谈话是男性的特权，女人们只会喋喋不休的唠叨。斯塔尔夫人本人极具语言天分的存在便是对这种观点的反驳，而她的政治才华也有效地打破了这种观点中的禁忌。女人不应满足于默默无语的角色（这种沉默很容易转向或反向变成总是被嘲笑的女人的唠叨）。女人不应惧怕掌握话语权和通过话语表达自己。斯塔尔夫人对平庸的资产阶级世界感到厌恶，因为在他们的家庭结构中男权占有统治地位。在《柯丽娜或意大利》中，斯塔尔夫人以辛辣的笔触描述了一个英国家庭的茶点时间。那是一个精神贫乏的清教主义小团体：“它［小团体］由七位最为严肃认真的外省女人组成，她们其中的两位是五十岁的老小姐，像十五岁少女一样羞怯，却远没有十五岁少女的愉悦。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亲爱的，你觉得水已经足够热，可以泡茶了吗？’‘亲爱的，’另一个女人回答道，‘我想时间还太早，因为先生们还没准备好过来。’‘他们今天会在餐桌上耽搁很久吗？’第三个女人问道，‘您觉得呢？亲爱的？’［……］每隔一刻钟，就会有个声音问起最乏味的问题，最终得到一个最冷漠的回答。内心涌起的厌倦之情，又带着一种新的重量落回到这些女人身上。如果不是始自童年时代的习惯教会了她们凡事忍让，人们会觉得她们是不幸的女人。”斯塔尔夫人捍卫某种自由，一种可以打破顺从和沉默——或者比沉默更可怕的某些东西：贫乏的话语、屈从的社会地位——的自由。柯丽娜从这样的地狱中逃脱了出来。她逃脱了在婚姻奴役基础上被缩减为品茶仪式的生活，逃脱了尊崇各种常规、憎恶天分的生活，这种对天分的憎恶，在经过反复灌输后，很容易导致对自我的厌恶。这种生活不是通过自身能力的发展，而是通过自身能力的“消除”而持续下去（这里我们借用了托马斯·伯恩哈德的题目。此外，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英国的外省和托马斯·伯恩哈德笔下的奥地利一样，是具有毁灭性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意大利都代表了自由、逃避、鲜活的空气。）柯丽娜选择了意大利或是自由，但是像德尔菲娜一样，这种自由是难以被容忍的。柯丽娜和德尔菲娜遭遇的不幸便是社会的惩罚。这种惩罚是因为她们（轻微地）超越了革新的程度，因为她们比普通女性多了少许的天分，因为她身上的激情会使她们与思想、政论、价值等领域直接产生关联。这样既热情又个性分明的女性是危险的。她们身上带有反抗的萌芽，对她们的姐妹们来说，她们都是坏榜样。因此应该远离这些会说话的女人。男人们被德尔菲娜和柯丽娜所吸引，同时又因为爱上她们而感到恐惧，因此德尔菲娜和柯丽娜最终都被恋人抛弃。对于当权者来说，这种女人是一种威胁。斯塔尔夫人总是将谈话与巴黎联系在一起：“我的沙龙又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我又寻回了谈话的快乐，我承认，在巴黎和大家谈话，对我来说曾是比一切都更有趣的事。”斯塔尔夫人被拿破仑判处流放，她试图在科佩重建巴黎的沙龙，最终她清楚地看到这是不可能的。布瓦涅伯爵夫人如是说：“这种重建，唯一不能替代的是，人们一旦具有了某种品味，便只能在法国，且只能在巴黎才能够寻回这种品味。斯塔尔夫人已经在流亡带给她的极度痛苦中提到了这一点。”
专制而厌恶女人的拿破仑，是一位审查大师，他只会拒绝斯塔尔夫人这样的女人：“波拿巴政府的特色，是对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深深蔑视。”斯塔尔夫人没有写过谈话教程。她本人对于那些需要遵守的规则都并不关心。她不仅会在犯错的时候自嘲，还特别欣赏灵敏的应答，这就会引出一个必然的后果——打断别人的话。她对德国式的礼貌习以为常，同时也慨叹这种礼貌使人厌倦。这是一种由语法规则强加的礼貌！“这样，在法国由于打断别人而使谈话变得妙趣横生的乐趣，抢先说出重要部分的乐趣，在德国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德语中的句子开头在没有结尾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必须给每个人留出他们所需的足够的空间，这对于事物的本质来说是很好的，也更有礼貌，却没那么有趣。”而邦雅曼·贡斯当却对这种缓慢表示赞许：“德国式的谈话，即便不是文人的谈话中，也有着某种情理和冷静，我觉得这是德国式谈话的优点，也是法国式谈话的不足。”斯塔尔夫人相信谈话的启发作用。她喜欢在话语中自失于虚空的感觉，喜欢边想边说的方式。写作对于她来说，需要某种精力与冲动。在话语中她以一种自失的方式去表达，却依然没有失去自我。卢梭曾在谈话中，尤其是在沙龙这个封闭空间的谈话中——更甚的是在巴黎沙龙的封闭空间中的谈话（如果想再越过一个恐惧等级的话）——感受到一个使人感到羞辱甚至致命的空间，尤其是，正是为了抵抗这种浅薄与软弱，他写下了著名的《新爱洛伊丝》，叔本华借鉴并夸大了书中厌恶女人的思想。普鲁斯特与他们并不相同，他选择了卧室而非沙龙，写作而非话语，但同样也以某种视角对沙龙与谈话进行了谴责。与卢梭正相反，普鲁斯特极具谈话的天分，他却退而选择了词句的沉默。他选择了深层的自我，与深层的自我进行对谈，而非表层的自我，即那个在维尔杜兰夫人家中浪费才华的人。
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这种区分与对立并无意义：谈话完全是有益的。您想要光彩照人，它便会令您万般迷人，充满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引导您超越自己。在《论谈话的精神》中，斯塔尔夫人描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升华：“一席活跃的谈话令人感受到的惬意，确切地说并不在于谈话的主题。我们在谈话中展开的思想或见解并不是谈话的主要兴趣点，谈话的趣味在于谈话双方以某种相互影响的方式，反应迅捷、相互愉悦的方式，不假思索、享受即时的自我的方式，不经意便得到赞赏的方式，通过语气、手势、眼神在各种细节中展现其精神的方式，总之，是一种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某种类似电流之物的方式，其火花的喷射，会使一些人从极度暴躁中解脱出来，也会使另一些人从恼人的情感淡漠中清醒过来。”谈话使人们不会发疯，不会成为灵魂的“囚徒”。对于很多人来说，斯塔尔夫人对疯狂的恐惧，是归因于她对孤独的畏惧。谈话并不是写作的敌人。在谈话与写作之间，有一种循环、激励和产出的关系。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一些趣闻的出现，据说斯塔尔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会聚在一起写作而非谈话。他们当时住在布洛瓦附近的城堡里。“晚饭后，我们打算围坐在一张绿桌子旁，一起写作而非交谈。这种变化多样的面对面的方式，让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有趣，我们迫不及待地离开谈话的桌子，过来写作。”他们玩起了“小邮局”的游戏，沉浸在短笺的写作中，且静静地相互传看。或者正相反，在《柯丽娜或意大利》中，有一个探访维吉尔之墓的精彩片段。维吉尔诗歌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就像一个声音正在和我们对话。柯丽娜和她的恋人一起在维吉尔的墓前沉思：“面对这个充满荣誉的墓园，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们回想着诗人的天分恒久贡献出的思想与画面。这是一次与未来人的绝妙交流，那是写作的艺术使之历久弥新的交流！” 尚塔尔·托马（Chantal Thomas，1945— ）是法国当代作家、剧作家、历史学家，2002年凭《作别王后》一书获费米娜奖。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4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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