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在读《喧哗与骚动》的那个下午，我被小说中的一个比喻惊到了：“天上飞舞着一只黄蝴蝶，就像是一小片阳光逃逸了出来。”我胳膊微微哆嗦，将桌上的茶杯碰翻。那感觉实在是太奇异了，不知是怎么发生的。待将桌面擦拭干净，我再次落座，小心翼翼地打开书，仿佛藏在纸间的黄蝴蝶会翩然飞起。当然，它没有，仍在那里。我万分惊喜，用笔轻轻划了一条线。我可能会忘掉班吉，但忘不掉那只黄蝴蝶，它牢牢地拴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敬羡博览群书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比如蒙田，读其作品，哪怕是一则随笔，亦如穿行海洋中的飓风，深邃，广袤，令人迷醉，常常需要停下来，查阅书中提及的人名地名书名，而那一个个名字背后，是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惊艳风景。这样的书读得慢，却是享受的。我想，没有一个作家只读过寥寥文字，就去写作。莫言在某个场合说自己没读过几本书，我差点就相信了。后与京城一作家聊起，他说哪呀，莫言读书之多记忆力之好，难以想象。我这位朋友写了篇小说请莫言看，莫言指出其中一段文字与某部外国小说相似。不但指出书名，还告之在第几页。这就令人吃惊了。朋友找出那本书，果然。原来没读过几本书，是人家莫言的谦逊。
我读书甚少，不是谦虚，是真的。少年时代仅读过两本书，那还是作为大人的卷烟备纸来用的，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第一次阅读外国文学则是上初中后，同学借来的童话《吹牛大王历险记》。在他人看来，那可能算不上真正的文学，但对于我，那真是大开眼界。正是这本残缺不全的童话，让我知道了想象的魅力。熏板肉钓野鸭，骑马穿窗户。几十年后，我仍然记得那些奇妙的故事。自然，这本薄薄的童话后来成为我藏书中的一册，也是那时，我才知晓其作者是德国人拉斯格和戈比尔格。在塞外小镇，在划满了刀痕的书桌上，彼时的我尚未意识到，这是迷人之旅的起点。那部童话是路口迎风摇曳的鸢尾花。初中毕业，我考入张北师范。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建造的学校，教室的墙体皆为石头，不美观，但很坚固。功课不像普通高中那么多，正好有大把时间用来阅读，更重要的是师范有天堂般的图书馆。后来，读到博尔赫斯那句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我甚感亲切。我至今不知师范图书馆藏书多少，进门十几米的厅堂沿墙放着一人高的柜子，上面密布中药盒般的抽屉，每个抽屉放着图书的目录卡片。面对如此浩翰的书海，突然不知所措。不知哪本书是最好的，不知从哪本读起。第一本书借的是什么，已然忘记。我只记着拉开一个又一个抽屉，小心翼翼地翻着卡片。单是那些书名，就将我灌醉了，借什么，似乎不再重要。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尚不知现代派作家，读巴尔扎克，读雨果，读左拉，读狄更斯，然后找其传记。没有连续读一个作家的作品，真正开始借书时，才知道想读的书未必借得上。这本不行，那就另一本，总有别人借不走的。管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饥不择食，顾不得营养，囫囵吞枣，塞饱就成。
开始读《死魂灵》时，我闻到了奇异的香味。不是说之前的作品没有，但混杂了些，难以辨识。而《死魂灵》的味道是独特的，我更为喜欢。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我？语言？结构？故事？人物？叙述？说不清楚，能说清的就是小说中弥漫的气息，太具迷惑性。感觉很像恋爱，女孩是否漂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相貌平平，同样令沉陷爱恋的男孩神魂颠倒。读了两遍，在有限的阅读史上，这是第一次。然后读果戈理其他能借到的作品。一粒种子埋进去，可能发芽，也可能不会，但气息永存。也许只是一点，一点就足够了。对俄罗斯文学的迷恋，就是从果戈理开始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谁说的我忘了。我想，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民族。读托尔斯泰是从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开始，然后是《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伟大的作家思考的永远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其他，尽管更多的读者是作为文学来阅读的。之所以伟大，也在此。所以，后来听到有人说托尔斯泰过时了，我很吃惊，就叙述、语言、描写之能力，随便一项，企及者甚少，所以后来者只得绕道走。绕道值得敬重，因为创造出另一种文学样式，但不能因此而鄙薄仍矗立在那里的山峰。托尔斯泰没过时，过时的只是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也是高峰，初读就迷上了。遗憾的是师范期间，只读过《罪与罚》，借不到别的。一个大学生，一桩凶杀案，几乎就是通俗小说的情节，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新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凭借这样一个故事，攀上文学的险峰。不服气，试试？三年学业结束，我分配到乡镇中学教书。没有邮局，寄封信都要到别的乡镇。图书馆就更不可能了，阅读就此中断。可一旦痴迷，没有书的日子是很难受的。县书店倒是有书，但基本都是教辅类。偶然在书店仓库看到几本，那叫开心，而且，书很便宜。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两册2.3元，哈代《远离尘嚣》1.55元，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2.65元，这是我第一次拥有、阅读美洲作家作品。每有收获，骑车回校，感觉心都是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少年》《被欺凌与被污辱的》均是这期间购得。陀氏作品自有风格，但每部作品又有差异，如果《罪与罚》是鞭子，随意抽打，那么《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铁链，不知不觉被缚绑，被拖拽；而《白痴》则如钻头，直抵骨肉和灵魂。读完《白痴》的夜晚，我突然不会动了，久久在椅子上摊着。那时我还住在乡镇中学的家属房中。房后是树林，树林后是田野，夜晚，常常听到猫头鹰凄厉的叫声。彼时，我耳边只有金属碎裂的声响。然后，极奇异地，就在金属的撞击声中，我听到了梅诗金和罗果仁的对话：
“罗果仁！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什么地方？”公爵突然翕动嘴唇说着站起来，觉得上下哆嗦不已。罗果仁也站了起来。“咱们还是过去吧！……不过你……得了，咱们过去！”“进去！”他朝帷幕里边把头一扭，请客人先走。公爵走到帷幕后面。（陀斯妥耶夫斯基《白痴》，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请你先放松一下，然后再集中注意力。把一切无关的想法都从你的头脑中驱逐出去，让周围的一切变成看不见听不着的东西，不再干扰你。（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如果不是卡尔维诺这个名字有足够的吸引力，我很可能将小说弃置一旁，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很庆幸，我硬着头皮读了下去，这种游戏般的叙述，不是想象中小说的文字。小说怎么可以这么写？甚至可以说，我不是为了读，而是验证，看看这游戏怎么玩，能玩到什么程度。不知不觉参加其中，直至痴迷。折柳为剑，简直太厉害了。《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每一部都那么特别，挑战着过去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毫无疑问，如果错过卡尔维诺，不会是真正的阅读者。卡尔维诺一九八五年在准备哈佛讲学时患病，主刀医生表示自己从未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对此，我深信不疑。或许，这是他不可复制的另外一种注解。
读卡尔维诺时，我已经调至张家口。买了一套译林社出的《卡尔维诺文集》。经济条件已允许我买自己看中的书，而且，有更多的时间用来阅读。那是幸福的日子，坐在安静的书房，穿行于异彩纷呈的世界。博尔赫斯、卡夫卡、纳博科夫、福克纳……有时，我会绝望，如果长四只眼睛就好了，两只眼睛睡觉，另外两只眼睛阅读。那么，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匍匐于文学中。每一本书走进书柜的过程都有一个故事，而每一部的阅读都有难忘的插曲。在读《喧哗与骚动》的那个下午，我被小说中的一个比喻惊到了：“天上飞舞着一只黄蝴蝶，就像是一小片阳光逃逸了出来。”（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我胳膊微微哆嗦，将桌上的茶杯碰翻。那感觉实在是太奇异了，不知是怎么发生的。待将桌面擦拭干净，我再次落座，小心翼翼地打开书，仿佛藏在纸间的黄蝴蝶会翩然飞起。当然，它没有，仍在那里。我万分惊喜，用笔轻轻划了一条线。我可能会忘掉班吉，但忘不掉那只黄蝴蝶，它牢牢地拴在了我的记忆中。
某个夏天，尚在北师大读书的张楚到石家庄，中午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张楚用近乎忧伤的语调说，《撒旦探戈》写得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又补充，余泽民翻译的。马上有人询问，张楚没说更多，文学不是席间主题。回家立即上网下单，购买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与《撒旦探戈》一样，许多作品是朋友推荐的，阅读的快乐因分享而繁殖。好书太多了，没有朋友的分享，或将错失。我不太信出版社的推荐，那有广告嫌疑。《蜗牛海滩，一只孟加拉虎》《毒木圣经》《逃离》，都是这么来的。那时，门罗还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未必每一本都带来惊喜，但总有一些散发着独特的气息，难以释手。我会立即下单，将作者所有的译作一网打尽。比如卡达莱。最先读到的是《谁带回了杜伦迪娜》，与《我的名字叫红》的叙述套路接近，初读没什么特别，但合上书卷，气息经久不散，我便知道中奖了。自然，《梦幻宫殿》《石头城纪事》《错宴》《亡军的将领》，作为重要的藏书，在书架上占据着醒目位置，盛宴变长宴。而喜欢上卡达莱，东欧书系里的那些作家都变得亲近了。与作家朋友聊天，他说好书太多了，根本看不过来，所以他决定只读几个作家的书，每年只读两三本。别人的创造永远是别人的，不属于你。这话是对的，而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阅读方式，谁也不能苛求谁。
我还是喜欢涉猎广些，为何沉溺于一处风景？也许一处就可以吃饱，嚼出他人嚼不出的味道，汲入他人难以汲食的营养。对此，我是钦佩的，但博览风景，多品美味，谁说不是享受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选择。就连买书，也比过去挑剔。比如看出版社，看谁翻译的。同样的作品，不同的翻译，差别极大。福克纳的书，我更喜欢李文俊的译本。
旅店的过道逼仄、潮湿，两侧的墙皮多有脱落，就像一处处疮疤；虽然上端有两扇窗户，但并不亮，似乎窗外有什么东西挡着，也许是巨大的树冠。可秋日的风却能挤进来，肆无忌惮地游走，舔着它能够着的所有东西。中年男人从房屋出来，青年正好进店，两人擦身而过的瞬间，目光交接，不约而同地自我介绍：两位小说的主人公不可思议地在小镇旅店相遇了。毫无疑问，这是我的想象，或者说，是我的安排。我不只安排这二位见面，还让其他永远没有可能相见的主人公在酒吧对饮。这是游戏，也不是游戏。随着书架的丰满，阅读方式也在变。我常常把两本或多本书放在一起读，比如《洛丽塔》与《罪与罚》。无论内容还是风格，这两本著作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之所以放在一起，就是因为纳博科夫不怎么瞧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当然是陀氏的崇拜者，但我也喜欢纳博科夫。所以在看到纳博科夫那句话后，我极其震惊。如果陀氏读过纳博科夫，会如何评价？亦有鄙夷吗？这位巨匠怎么评价对方，对我的阅读并未有什么实质影响，完全可以不理，但好长时间，我转不过弯儿来。我承认，如果不是这个弯儿，我不会将两本书放在一起阅读，脑里不会闪现荒诞的场景。但开始阅读时，发现也蛮有趣的。均无涉宏大叙事，一桩凶杀案，一个中年男人的意乱情迷。小而又小，俗而又俗。我们常说材质，这样的材质怎么称都不够份量，但这微不足道的斤两被两人打造成巨著。不同的方向，同样的结果。这就是大师的魅力。我不知喜欢陀氏的读者更多，还是喜欢纳博科夫的更多。其实，那对我毫无意义，但我仍有期待，所以，安排亨伯特和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镇相遇，那时，我方意识到两个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心理辨识能力。《梦幻宫殿》和《白色城堡》
《所有的名字》《梦幻宫殿》《白色城堡》，字数都不多，十多万字的样子，放在一起读并不是都与梦幻有关，都写了特殊的权力部门，固然，亦有这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的识辨码。只要轻轻瞥过，再难忘记。它们是如此醒目，如此特别。读萨拉马戈时，我自觉有影响的作品读得不少了，至少，被世人推举的名著都已经入列书架，品尝过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叙事套路，算是见过点世面的阅读者了，但仍被惊到了。萨拉马戈太不同了。他叙写的世界极其小，小到你从未听闻，但那个世界又是如此的大，大到能盛下所有人，能盛下所有人一生要面对的所有问题，疾病，恐惧，焦虑，困境，生死。是的，是的，他的作品烟火气没那么浓，故意滤掉了。《所有的名字》未必是萨拉马戈作品中份量最重的，但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在若泽寻找时，我就像一个尾随者，随他进入那个奇异的世界。我常有窒息的感觉，那个世界的空气是稀薄的，充满着不确定，所以，作为窥视者，我比若泽更紧张。意外当然有，否则就没那么刺激了。结果当然也有，若泽离开了，而我仍留在那里。卡达莱的《梦幻宫殿》在阿尔巴尼亚刚刚出版就被禁了。这不是吸引我的理由。在《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后，我买齐了卡达莱的作品，《梦幻宫殿》不过是按计划阅读的书目之一。但几页读过，便沉陷其中。梦幻宫殿是奥斯曼帝国的机构之一，由执政苏丹亲手创办。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机构，是我们从未听过的：主管睡眠和梦幻。每天清早，人们醒来首要做的不是刷牙做饭，而是前往乡村的征梦官那里报告自己做了什么梦，然后由征梦官报往上一级机构。在帝国的土地上，一辆辆马车拉着梦幻，前往首都。很恐惧，但那就是帝国的日常。如果说阅读《谁带回了杜伦迪娜》让我喜欢上卡达莱，那么《梦幻宫殿》让我对他充满了敬意。《梦幻宫殿》不是别人评说的寓言，绝对不是。认为是寓言的，肯定生活在真空里。阅读结束了，但声音仍在回响，那是拉着梦幻的马车奔跑在大地上的声响。帕慕克的《白色城堡》就叙述的智慧和别致，就语言的弹性和湿润，比《我的名字叫红》弱了些，但在帕慕克的小说中，它是特别的。叙写的故事简单了些，而其语言则近乎是白描的，但帕慕克却写出了丰富的意味，而且，正因其简，让人惊讶于石缝开花的奇妙，惊讶于花朵的艳丽。《喧哗与骚动》《白痴》《傻瓜吉姆佩尔》也曾放在一起。精明世故的人太多了，傻子也不稀缺，但有趣可爱的傻子没那么多。班吉、梅诗金、吉姆佩尔各人的寓意不同，但都讨人喜欢，至少我喜欢。为什么写一个傻子却能成就伟大的作品？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傻子？我自认找到了答案，也许没意义，找到了又能如何？能写一部关于傻子的小说吗？即使写了，能写成名著吗？说实话，我从没这样问过自己。阅读，就是最大的意义。他们穿越时空，面目从未模糊，因为他们已经不朽，而不朽之身覆盖着阅读者的凝视。我是其中之一。有时并未有明确的目的，不过是凑巧，比如裘帕·拉希莉的《停电时分》和厄普代克的《停电》。两人都是美国作家，拉希莉是印裔。厄普代克二〇〇九年去世，拉希莉年轻得多。我出门喜欢带短篇小说集，所以，这两个短篇都是在不同的旅途读的。回忆小说，沿途的风景也时常浮现，这该是阅读的另一种乐趣。《停电时分》写一对同居男女在一个屋檐下互不见面，一次意外的停电迫使两人坐在一起，对着烛光讲述内心的秘密。而《停电》写男女邻居因为停电互生情愫，但突然来电改变了故事的走向。电，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在小说中，既是叙述的起始，又是斩断叙述的利刃。它无形状，但有能量，它是媒介，也是象征。只不过，厄普代克叙述密实，就如小说中来势凶猛的风雨，而拉希莉的文字更轻盈。那是不同风味的点心。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读，只是个人喜好，它让我尝到了单阅不曾尝到的滋味。另一种读法是通读某一个作家的作品，自然，这也不是我的创造。只是年龄不同，同样的作品，能读出不同的意味。就像远行，我可以选择多种方式，飞机、火车、自驾，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去年，我按出版顺序读完福克纳，今年我开始读马尔克斯。这些日子正读《霍乱时期的爱情》。病毒阻步的日子，阅读或有别样的意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4期，责任编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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