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这样一个单词来开始，自从人成其为人以来谁都说过它，这就是：“谢谢”。它在任何语言中都有与之对应的词汇。在任何语言中，它都有丰富的内涵。在罗曼语中，它的本意从精神到肉体，既表示上帝为了将人类从错误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而施与的恩惠，也表示姑娘跳舞或猫儿在树丛中跳跃时体态的优雅。它的本意是宽恕、赦免、恩赐、功德、名声、灵感、讲话或绘画风格的恰当得体、彬彬有礼的风度，总之，是体现灵魂善良的行为。这一切都是无偿的，是一种美德。得到这种恩赐的人，只要不是生性不良，就会表示谢意，就会说“谢谢”。这就是此时此刻，我用这些微薄的话语所做的事情。但愿我激动的心情能弥补话语的不足。如果每个单词是一滴水，通过这些水滴，你们会看到我内心的谢意和感激，同时也会看到，由于来到诸位面前，由于来到这既是瑞典文学的家园又是世界文学的殿堂的场所，充斥在我心中的惶恐、尊敬和惊讶为一体的难以言表的感情。
语言是比我们称之为民族的那个政治和历史的范畴更为广泛的现实。我们在美洲讲着欧洲的语言就是一个例证。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文学不同，我们的文学的特殊情况完全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它们是用移植过来的语言写成的。语言从土壤中出生、成长，一种共同的历史养育了它们。欧洲语言从它们的故土和自身的传统中被拔出来，移植到一个陌生的无名的世界，它们便在新的土壤中扎下了根，与美洲社会一起生长并发生了变化。它们仍属同一类的植物，却是不同的植株。在这些移植过来的语言的变化中，我们的文学并不是被动的，它们参与并加快了变化的进程。它们很快就不再是大洋彼岸的单纯的反映：有时它们是对欧洲文学的否定，更多的时候则是对欧洲文学的反驳。尽管有许多曲折反复，上述关系却从未中断。我喜爱的经典作家是用我的母语写作的，如同每一位西班牙作家一样，我觉得自己是洛佩和克维多的后代……但我不是西班牙人。我相信大多数西班牙语美洲的作家都会这么说；同样，大多数的美国、巴西和加拿大作家，在英国、葡萄牙和法国传统面前，也会说类似的话。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美洲作家的特殊状况，只要想一想日本、中国或阿拉伯作家与这种或那种欧洲文学的对话就行了：那是一种跨越不同的语言和文明进行的对话。相反，我们的对话是用同一种语言进行的。我们是欧洲人，又不是欧洲人。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很难确定，不过我们的作品会为我们说话。本世纪文坛上的伟大创举就是美洲文学的出现。首先是盎格鲁美洲文学，然后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拉丁美洲文学，后者又分为两支，即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和巴西文学。这三种文学虽然很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世界主义与本土主义倾向的冲突，欧洲主义与美洲主义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文学方面的，更是思想意识方面的。这种争论留下了什么呢？争论烟消云散，作品流传下来。除了这个总的相似之处以外，上述三种文学之间的差别是很多而且很深的。其中之一与其说是文学性的，不如说是历史性的。盎格鲁美洲文学的发展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升迁彼此吻合。而我们文学的发展则是和我们的人民所遭受的政治与社会的动乱和灾难相一致。这是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局限的又一个证明。帝国的没落与社会的动乱往往会与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同时并存：李白与杜甫是唐朝衰落的见证人；委拉斯开兹是腓力四世的画师；塞涅卡与卢卡诺是尼禄的同代人和牺牲品。其他的差别是文学方面的，除了每种文学的个性，更多的是指每部作品的差别。但是各种文学真的有自己的“个性”吗？数种文学之间真的有区别于其他文学的共同特征吗？对此我不相信。一种文学不能用某种虚无缥缈、捉不住摸不到的个性来界定。它是一个由独一无二的、相反相成的作品构成的群体。拉丁美洲文学与盎格鲁美洲文学首要的、基本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根源不同。最初我们都是一种欧洲的投影：他们是一个岛屿的投影，我们则是一个半岛的投影。从地理、历史和文化方面来看，二者都是偏离中心的地区。他们来自英国和宗教改革，我们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和反宗教改革。说到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的情况，我几乎用不着说是什么使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区别开来并使它有一个明显而又独特的历史面貌。西班牙和英国一样偏离中心，尽管偏离的方式有所不同。英国的偏离是岛国的偏离，其特点是孤立：排斥性的偏离。西班牙的偏离则是半岛的偏离，在于与不同的文明和过去相安共处：包容性的偏离。在本该是天主教的西班牙，西哥特人（哥特人系古日耳曼族的重要一支，公元三四世纪之交渐渐分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两部分，后者从多瑙河向西迁移，占据西班牙，直至被阿拉伯人打败。）信奉了阿利安（阿利安，约95—175，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和将军。）的异端邪说，至于阿拉伯文明、犹太人思想的影响、光复战争以及其他特殊情况压倒一切的那些个世纪就更不用说了。 西班牙的偏离中心在美洲重演且变本加厉，尤其是在那些像墨西哥和秘鲁一样有着灿烂的古老文明的国家。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不仅找到了地理疆域，而且也找到了历史。那个历史依然活着，并未成为它的过去而是一个现在。哥伦布以前的墨西哥，连同它的庙宇和诸神，已是一堆废墟，然而赋予那个世界以生命的精神并没有死。它在用神话、传说、共同生活的方式、民间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密码语言同我们说话。做一位墨西哥作家就意味着要听到那个现在即那个存在对我们所说的话。聆听它，和它交谈，破译它：将它表述出来……诸位听了这番简短的题外话，或许会稍许明了这既使我们与欧洲传统结合又使我们与它分离的奇妙的关系。对分离的自觉意识是我们精神历史的一种持久的烙印。有时我们觉得这种分离有如一个创伤，于是就会变成内在的分裂，变成令人心碎的觉醒，它促使我们对自身进行审查；有时它又像一种挑战，像一枚马刺，激励我们行动起来，去与他人、与世界交锋。当然，分离感人皆有之，并非西班牙语美洲人所独有。我们一诞生就有了这种感受：我们脱离了整体，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这种体验变成了一个永不结疤的创伤。这是每个人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我们所有的事业与行动，我们所从事和憧憬的一切都是为了建造打破这种分离并使我们与世界和人类联系起来的桥梁。从这个角度出发，便可以将每个人的生活以及所有人共同的历史看作旨在重建最初环境的尝试。这是对分裂的尚未完成也永远无法完成的治疗。然而对这种感受我不愿再作任何描述。我只想强调，它在我们中间的表现，在历史范畴尤为突出，因此，它成了我们的历史意识。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变成意识的？对这双重问题的回答可以是一种理论或个人的印证。我倾向于后者，因为理论有许多，但哪一种也不完全可信。
这种分离的感觉与我最早和最模糊的记忆——第一次哭泣、第一次恐惧——混在一起。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曾建造了想象的、富于感情的桥梁，将我与世界、与他人联系起来。那时我住在墨西哥城郊区一座破败的旧房子里，那里有一座树木繁茂的花园和一个到处是书的大房间。那是我最初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花园成了世界的中心，图书馆成了迷人的山洞。我与堂兄弟及小学同学一起阅读和玩耍。那里是植物的庙宇，有一棵无花果树，四棵松树，三棵白蜡树，一棵“夜来香”，一棵石榴，还有草坪，有许多可以结出紫色刺莓果的带刺的植物，以及砖坯的围墙。时间是弹性的，空间是旋转的。更确切地说：一切时间，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此时此刻”；而空间呢，则在不停地变化：那里或这里，一切都成了这里——一条山谷，一座山峰，一个遥远的国度，居民的院落。带插图的书籍，特别是历史书籍（我们如饥似渴地翻阅），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形象：沙漠与森林、宫殿与茅舍、武士与公主、乞丐与君王。我们和辛伯达、鲁滨逊一道沉船，和达塔尼昂一起搏斗，和熙德一起攻克瓦伦西亚。我多么想永远留在卡吕普索的岛上啊！夏天，无花果树摇曳着所有碧绿的枝叶，宛似一艘三桅帆船或一艘海盗船的船帆，从被风晃动的桅杆顶上，我发现了那人迹罕至、依稀可辨的岛屿和大陆。那时世界是无限的，然而却又总是伸手可及；时间是一种可延续的东西，同时又是一个没有缝隙的现在。这种雅趣是何时被打破的？并不是一下子，而是渐渐被打破的。通常我们总要费很大气力才会接受这样一些事实，即朋友会背叛我们，钟爱的女人会欺骗我们，自由的思想会成为暴君的面具。所谓“恍然大悟”需有一个缓慢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自己的错误和欺骗的同谋。不过，我现在还相当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尽管当时很快就忘却了），这件事是第一个信号。那时我大约六岁，我的一个堂姐比我稍大一点，她拿一本美国画报给我看，上面有一幅士兵们在林荫大道上列队行进的照片，那大概是在纽约吧。“他们打仗回来了。”她对我说。这短短的一句话使我晕头转向，简直像有人宣告了世界末日或耶稣再次降临一样。当时我朦朦胧胧地了解到，在遥远的地方，几年前结束了一场战争，为了庆祝胜利，士兵们列队行进。对我来说，那场战争在过去早已发生，既不在“此时”也不在“此地”。那照片拆穿了我的虚幻想象。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折不扣地被排斥在现时之外了。从那时起，时间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空间变成了诸多的空间。这样的经验一再重复。一条什么消息，一句平常的话，一条日报上的标题，一首流行歌曲，这一切都是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和对我的不现实性的揭露。那时我觉得世界在分裂，而我不在现时之中。我的“此刻”在瓦解：真正的时间在别的地方。我的时间，花园中度过的时间，无花果树，和朋友们的玩耍，午后三点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时的昏睡，裂开的无花果（黑里透红，宛似火炭，然而是甜蜜、新鲜的火炭），这些全是一种虚构的时间。尽管有我的感觉作证，但是那遥远的时间，他人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时间，才是真实的现在的时间。我接受了无法接受的事实：我已是成年人了。就这样我开始从现时中被排除出去。说什么我们被排除于现时之外，听起来似乎荒唐。其实不然：这是我们大家都有过的一种经验。我们有些人开始把它当作一种惩罚，后来才转而有所觉悟和行动。对现时的寻求既不是寻找地上的伊甸园，也不是寻求没有日期的永恒，而是寻求真正的现实。过去对我们西班牙语美洲人来说，这真正的现时不在我们的国家：那是他人生活的时间，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生活的时间，纽约、巴黎、伦敦的时间。必须去寻找并把它带回我们的土地。也正是在那些年，我发现了文学。我开始写诗。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进行创作：一种难以言传的内心需要驱动着我。我现在才刚刚明白，在我所谓的“被从现时中排除”与诗歌创作之间有一种具体的联系。诗歌特别钟爱瞬间，并愿意在一首诗中重温那个时刻，将它从延续中分离出来，并将它变成固定的现时。但我那时写诗并不考虑为什么要写。我在寻找进入现时的门户：我要成为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世纪的人。不久以后，这种执著变成了坚定的思想：我要做一个现代的诗人。从此我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寻求。什么是现代性？首先，这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有多少种社会就有多少种现代性。每一种社会都有它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含义是不确定的，并且具有随意性，就像先于它的那个时代——中世纪的含义一样。如果对于中世纪来说我们是现代的，那么对于未来的现代来说，难道我们是中世纪吗？一个随时间而变的名称会是真正的名称吗？现代性是一个正在寻求自身含义的字眼儿：它是一种思想、一种幻景还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我们是现代性的子女，还是我们创造了它？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不过这无关紧要：我们追求它，紧追不舍。在那些年，对我来说，现代性与现时是混在一起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现代性产生现时：现时是现代性顶端的最新的花朵。我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也非与众不同：我们时代的所有诗人，从象征主义时期开始，凡对那既吸引又回避人的形象着迷的诗人，都追逐过它。第一位就是波德莱尔。他也是第一个触摸到它的人。于是发现它只是在人们手上消逝的时间。我不再赘述自己追求现代性的经历：我们这个世纪的诗人几乎都有这种经历。现代性是一种普遍的激情，从一八五〇年起，它既是我们的女神又是我们的魔鬼。近年来有人企图驱除它并大谈“后现代性”。然而后现代性不就是更加现代的现代性吗？对我们拉丁美洲人来说，追求诗歌现代性的历史与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是同步进行的。这个倾向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并包括西班牙本土在内。美国是与现代性同时诞生的，到一八三〇年它已成为孕育未来的母体，正如托克维尔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则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与现代性分离之时诞生的。因此，人们不时谈到我们国家的“欧化”，就是说，现代的东西在外面，我们要将它们引进。在墨西哥历史上，这个进程始于独立战争前夕，后来演变成一场思想和政治的大论战。在十九世纪，这场论战一直激励着墨西哥人并使他们产生分裂。这一个历史事件使人们对改革方案之合法性的怀疑并不像对实现改革之方式——墨西哥革命——的怀疑那么严重。与本世纪的其他革命不同，墨西哥革命既不是一种类似乌托邦思想的表现，也不是受压迫的历史和心理现实的爆发。它不是一伙思想家由于执意实行产生于某种政治理论的原则而采取的行动，而是人民的猛醒，它要把深藏着的东西展示出来。因此，它不仅是一场革命，更是一种展示。墨西哥昔日一直在外部寻觅现时，结果却在内部找到了它。它虽然被埋没，但却依然活着。对现代的寻求使我们发现了古代，发现了我们民族掩藏着的面孔。这是意外的历史教训，我不知是否大家都记住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座桥梁。传统如果孤立地存在，会僵化；现代如果孤立地存在，会挥发。二者如果融为一体，那么一个就会赋予另一个以活力，而后者则会给它以重量和地心引力作为回报。
对诗歌现代性的寻求是一种真正的“quête”（法语，意为寻求。），我是指这个词在十二世纪所包含的譬喻意义和骑士风度而言。尽管我曾到过不少“waste lands”（英语，意为荒原、未垦地、废墟。），曾在镜子的城堡里参观，曾在奇异的部落里露宿，却从未赎回任何一个圣杯（欧洲神话传说或骑士小说中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的杯子。）。然而我发现了现代的传统。因为现代性并非一个诗歌流派，而是一种世系，一个家庭。它散居在各个大陆，两个世纪以来，经受了各种沧桑与磨难：公众的冷落，宗教、政治、学术与性的正统观念的审判与孤立。作为传统而并非学说，它能在生存的同时进行演变，并且具有多样性：诗歌的探险各不相同。每个诗人都在这绝妙的语言之林种下一棵各有千秋的树。既然作品不同、途径各异，那么是什么将所有这些诗人联系在一起呢？并不是什么美学而是一种追求。尽管现代性的概念是一种海市蜃楼，是一束折射的光，可我的追求并非虚无缥缈。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前进而是返回到了起点：对现代性的寻求是一种返本归原。现代性将我引向自己的开端，将我引向远古。决裂变成了和解。于是我明白了诗人只是世世代代的长河中的一个涟漪。
如果把历史当作一个延续的、线型的和不可重复的过程，现代性则是这种观念的副产品。尽管它的根源在犹太基督教教义之中，却仍是一种与基督教学说的决裂。基督教曾取代了非基督教的时间轮回说，认为历史不会重演，它有开端，也将有归宿；历史是倒下的人们活动的舞台，而延续的时间是历史的世俗的时间，服从于神圣的时间，后者既无开始也无终结。在“最后审判”之后，无论在地狱或者天堂，都不会再有未来。在“天堂”，一切皆无，因为无即是一切。这是存在对于变化的胜利。新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如同基督教的时间一样，是线型的，然而是无限敞开的，与“天堂”无关的。我们的时间是世俗历史的时间，是不可逆转的、永远不会完结的时间，是奔向前途而不是奔向终点的时间。历史的太阳叫做未来，而奔向未来的运动就叫“进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世界——或如前人所说的“尘世”、世俗生活——乃是一个接受考验的地方，灵魂在这里堕落或得救。按照新的观念，历史的主体不是个人的灵魂而是整个人类，其含义有时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有时则是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最优秀群体：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白人种族或随便什么实体。非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哲学传统都曾颂扬“上帝”，亘古不变、十全十美的象征。我们却崇尚变革，这是进步的动力和我们社会的楷模。变革有两种得天独厚的表现形式：演变与革命，小跑与飞跃。现代性是历史运动的锋芒，是演变或革命（进步的两种不同面貌）的体现。最后，进步是依靠科学和技术的双重作用而实现的，即把科学和技术用于对自然的征服和对其无限资源的开发。现代人将自己视为历史的人，而其他社会则更愿意用不同于变革的价值和思想来认识自己：希腊人崇拜“城邦”和圆，不知进步为何物；永恒的复归使塞涅卡以及所有的禁欲主义者夜不能寐；圣奥古斯丁认为世界末日迫在眉睫；圣托马斯创建了一种创造物到造物主依次相属的等级，也就是存在实体的等级。这些思想与信仰都一个个先后被抛弃了。我认为对于“进步”的看法如今也开始遭遇同样的命运，结果，我们对时间、历史以及对我们自身的看法，也无一幸免。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黄昏。现代性意识的衰退，“后现代性”这样如此令人怀疑的思想的流行，并不是仅仅影响文学和艺术的现象：我们生活在基本思想和信仰的危机之中，两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为这些思想和信仰所左右。在其他场合，我曾相当充分地论述过这个题目。在此只能做简短的概述。首先，关于无限和不断发展的思想正受到怀疑。我几乎用不着引用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消耗殆尽，况且，我们也许已经给自然环境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损害，人类本身已经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进步的工具——科学与技术——已经极清楚地表明，它们很容易变成毁灭的因素。还有，核武器的存在是对历史必然进步的思想的反驳。我要补充的是，这是一种不得不称之为毁灭性的反驳。其次说到历史主体即人类整体在二十世纪的命运。人民和个人在本世纪所遭受的苦难是罕见的：两次世界大战、五大洲诸多的专制制度、原子弹、最后还有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残酷的杀人机构即集中营的成倍增加。现代技术的好处不胜枚举，但是闭眼不看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在本世纪中所遭受的屠杀、折磨、冤屈、凌辱以及其他种种迫害，也是不可能的。第三谈谈对必要的进步的信念。对我们的祖辈和父辈来说，历史的废墟——尸体、满目荒凉的战场、夷为平地的城市——并没有否定历史进程的善的本质。断头台和暴政，内战的火焰和野蛮都是进步的代价，是不得不付给历史这个“上帝”的血的赎金。上帝？是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被神化的且不乏残忍诡诈的理智本身。人们所设想的历史的合理性已成过眼云烟。在秩序、规律性和相干性的领地中，即在精密科学和物理学中，偶然性与灾难等旧概念又重新出现了。这令人不安的死灰复燃使我不禁想起“千禧年”（基督教教义用语。指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亲自为王治理世界的一千年。届时信仰基督的圣徒将复活，魔鬼暂被捆锁，福音将顺利传遍世界。千年期满后即是世界末日。）的恐惧和阿兹特克人在每个宇宙周期结束时的苦恼。我们匆匆归纳了几条，结语是：一切企图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和哲学假设都破产了。这些假设的信仰者曾自以为掌握着历史的钥匙，在尸体堆成的金字塔上建立了强大的国家。那些被引为自豪的建筑，从理论上说是为了解放人类，但很快就变成了巨大的监狱。今天我们看到它们倒塌了，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将它们推倒的，而是一代代新人对之厌烦和渴望自由所致。这是乌托邦的终结？毋宁说是上述历史概念的终结。历史作为一种现象，其发展是无法预知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代价昂贵的血淋淋的虚构。历史是无法预见的，因为作为它的主体的人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这短短的回顾表明，我们很可能处在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是“近代”的结束还是演变？现在很难说。无论如何，乌托邦的破灭留下一个很大的空白，不过并不是在那些对这种思想进行了尝试而遭到失败的国家，而是在许多人曾满怀热情和希望拥抱它的国家。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精神上获得自由，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在那些宗教和政治制度的笼罩之下，那些制度既压迫我们又给我们慰藉。社会都是历史的社会，但至今为止的社会却都受一些非历史的思想和信仰的引导和启发。我们的社会破天荒地准备不在一种非历史的学说下生活。我们的最高原则——宗教或哲学的、伦理或美学的——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经验是有风险的。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按照传统属于公众生活之一部分的思想、习惯和信仰私人化所造成的压力和冲突是否会毁掉社会工厂。人们或许会重新被古老的宗教和民族狂热所左右。倘若抽象的思想偶像的失落预示着已被埋葬的激情在部落、宗派和教堂中复活，那将是可怕的。不幸的是，种种迹象令人不安。我所说的非历史思想，也就是给历史规定目标和方向的思想，其衰落势必导致对全面解决问题的不言而喻的抛弃。我们越来越眼睛向下，以善意和有限的手段解决具体问题。不为前途立法是明智的。但是现时不仅要照顾眼前的需要，也要求我们全面地、更严密地思考。很久以来我就认为，而今更坚定地认为，未来的没落宣告了今天的降临。对今天的思考，首先意味着恢复批评的眼光。比如，市场经济的胜利——由于对手“缺席”而取得的胜利——不能仅仅成为高兴的理由。市场是一个有效的机制，但如同所有的机制一样，它没有良知也没有同情心。必须找到将它嵌入社会的方式，以使它成为社会和解的体现，成为正义与公道的工具。发达的民主社会取得了令人羡慕的繁荣，但它们又是普遍贫困的汪洋大海中的富庶的岛屿。市场问题与环境的破坏有密切关系。污染不仅危害空气、河流和森林，而且危害心灵。一个受“为了多消费而多生产”的狂热摆布的社会会把思想、感情、艺术、爱心、友谊乃至人自身都变成可供消费的商品。一切都变成了物，可以买卖、使用和丢到垃圾堆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像我们的社会一样，生产这么多的垃圾——物质和精神的垃圾。对现在的思考并不意味着排斥未来和忘却过去：现时是这三种时间的会合点。同时也不能将它与单纯的享乐主义混为一谈。欢乐之树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未来，而是就在此时此刻生长。就连死亡也是现时的产物。我们无法拒绝它，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活得如意还须有善终，我们要学会正视死亡。现时是明暗交替的球体，行动与观察各占一半，二者在这里融为一体。如同我们已有过关于过去和将来的哲学、有过关于永恒与虚无的哲学一样，明天我们将有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诗歌的经验可以成为它的基础之一。关于现时我们知道些什么？全然不知或几乎全然不知。但诗人们知道一点：现时是现实的源泉。在寻求现代性的人生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也曾多次走出歧途。我曾返回自己的本源，发现现代性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内部。它既是今天又是远古，既是明天又是世界的开端，它经历了千载却又刚刚诞生。它说的是纳华语（墨西哥土著居民纳华人的主要语言。），写的是公元九世纪的汉字，同时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完整无损的现时，它刚刚出土，抖掉千百年的灰尘，面带微笑，顷刻间便腾飞起来，并从窗口消失。时间与记忆并存，现代性与最近的过去决裂只是为了拯救几千年前的过去并把新石器时期丰满的形象变成我们当代的形象。我们在其不断的变化中寻求现代性却从未将它捕获。它总是逃掉，每次相遇都会潜逃。我们拥抱它，它却转瞬即逝：它只是一阵微风而已。它是一个瞬间，一只在一切地方、又不在任何地方的鸟儿。我们想活捉它，可它却张开翅膀并化为乌有，化作一束音节。我们还是两手空空。于是领悟之门微微打开，“另一个时间”，真正的时间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不自觉地寻求的时间：现时，现在。
作者简介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墨西哥诗人、散文作家。从17岁起开始文学创作，30年代参加创办《巴朗塔尔》《诗歌车间》等杂志。1945年起成为外交官，出使法国、印度、日本、瑞士等国，参加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又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孤独的迷宫》（1950），以及诗集《口头上的自由》（1949）、《狂暴的季节》（1958）、《太阳石》（1958）、《白色》（1967）等。他是20世纪拉丁美洲最重要的诗人，1981年获得西班牙语国家最重要的塞万提斯文学奖，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