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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说：死对立于生。

生只是死的一种变体、极为罕见的变体。

——弗雷德里希·尼采《乐知》（第109条箴言：“告诫”）

吉罗姆·费拉里作  孙婷婷译

人类全部丰富的经验，均归结于两种操作理念：空虚和重复。一段时间以来，我对此有所察觉，现在已深信不疑。我很清楚，有人会质疑我以偏概全，甚至会公开批评我将个人处境过分地夸大：在科西嘉岛（或者如果您愿意，在无论哪个荒僻的地方）猫了整整一冬的人，但凡有些理性，都势必认为自己的一生只是对空虚的机械反刍；然而，从如此贫乏的背景出发，指摘形式多样的人生本身，还是有失公允。冒昧地告诉您，我不敢苟同。这方面我并不相信地方主义，我只是认为，科西嘉岛上的人生以某种完全透明的形式，呈现出赤裸裸的本真状态，这才是纯粹的人生，剥离了在别处也许遮蔽着它的种种夸张的言行：它是对空虚的某种重复，内蕴在一个总体的重复模式中，而模式的终结——至少在个人层面上——正是死亡。我们在岛上坦诚地生活。这是唯一的区别。我们总在做同一件事，也就是“无所事事”——难以对自己隐瞒的真相。我没有因此感到任何特别的荣耀。相反，我很想无视这个真相。也许——这是我唯一可以做出的让步——空虚和重复只是我们以“现代性”尊称的那种生之形态的关键理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以“现代性”尊称的那种死之变体的关键理念。但我有所怀疑。我很担心情况一直如此。既然不能确定，我会采取谨慎的保留态度，而且，假如您想躲入神话般的过去或者光明灿烂的未来，我也不会表示异议。不过，果真如此的话，我要提醒您注意，无论于您还是于我而言，这都不会更改现实的分毫。

也许需要屈服。我憎恶这个世界，然而世界本无辜。我也不想让它改变。我憎恶那些想让别人相信他们热情的家伙。他们为数不少。请您听一听广播和智能媒体。听一听那些分析、辩护、愤懑和建议——听一听那不变的语气。我对您所讲的万分重要——这种概括了那些分析、辩护、愤懑和建议的可怜请求，难道您没听到？伸长耳朵，加油，伸得再长些，您会模糊地辨出一种绝望的回声语气哀怨地嘟哝着：我是个可怜的傻瓜。此类广播节目有一个很让我喜欢。可能的话您也听一听：节目对各式各样的法西斯主义予以揭露——主播真是随处都能看到法西斯主义。当然，他无比崇拜的是阿拉伯人、黑人、女性……至少也是流浪汉。聚起所有的勇气和胆气，他准备投身一切战斗。衷心希望地球上被压迫的人们，都会感激他为自己提供的帮助——以每天在电波里义愤填膺的方式。可以肯定，这家伙最大的心愿是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会做什么？他要怎么打发时间？阿拉伯人、黑人、女人和流浪者的主要作用，是让他得以消磨时间。他是那么地需要压迫、需要法西斯主义，以至于“世界变成爱与和平的港湾”这个不可能的假设一旦成立，我们便会出于最基本的同情，去平白杀死某个无家可归的阿拉伯人或者黑人女性——仅仅为了让他出离愤怒。

试图填补空虚的人最是危险。前不久，有个灌了不知多少啤酒的大兵，先是对一只颊鼠进行“熨烫”，然后又把它扔进微波炉里。我心里清楚，和某人在广播里兴奋抨击的所有罪行相比，这桩小小的社会新闻更能详尽地说明世上的悲剧。如果您随便找个刽子手问他为什么杀人，他总会说出个理由，肯定是荒唐而又让人难以置信的理由，但终究是个理由，至于他引证的是汽车收音机里的节目还是某个高尚的理想，那都无关紧要。受害者也可能给出自己的回答。但在上述的社会新闻里，大兵和颊鼠都无法为自己遇到的情形找到任何解释。无缘无故。很明显，人终有一死，杀人也总是没有动机，让人欣慰的是，这种“无动机”有时比较显著。于是我们滋生出某种惬意，感觉自己最后可以合理合乎逻辑地专注于仇恨：不是对“此”或对“彼”的仇恨，而是对生活的仇恨。就天性脆弱的人——比如我——来讲，清醒地认知空虚，势必导向仇恨。

让我给您具体地讲一讲。我每天把一部分时间用于上课，课程都是对前一天的重复；晚上我回到家里，上床睡觉前喝点啤酒或者别的酒水。第一个循环。有时候——“不，经常”（您要对我嫉恨地说）——赶上休假，我就窝在家里或者躺在海滩上（视季节而定），一整天喝着啤酒，等着开学。第二个循环。两个重复的循环结合起来，构成通常所说的“一年”，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循环。在第三个层次上，年与年的循环共同构成了“一生”。发挥您的想象力，让自己升至囊括了各种人生的更高层，然后继续上升，您没有任何理由停滞不前，或者假如您愿意，可以折返向下，观察一小时、一分钟的运行……没有尽头。我不想装成擅长演算的帕斯卡尔，但必须承认，两个方向上都没有尽头。这一切符合逻辑，循环的结构要的就是如此。循环的结构让人格外沮丧。

所有的循环都可以被有效利用——我们要心存这样的希冀吗？实在是天真。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我做过努力。比如我们可以放上一炮。通常来讲，大家都对男欢女爱来电，约炮也的确不乏乐趣。但无论哪种乐趣，很快都会被我们变成某种形式的枯燥。假如您花上几年时间，认真地放过许多次炮，您就会意识到：无可救药地，这种行为很快会变得沉闷；您尽可以往屁眼里塞进好几个菜园，可以兽奸母羊，或者让异教徒为您口交，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您带来丝毫的刺激。不要在这个例子里看出病理性痴迷的迹象，选它是因为这个例子最好，前面说过，这种事儿大家都感兴趣。肌无力者的救助、红十字会、同性恋保护组织……大家对这些太嗤之以鼻，彰显其荒谬也应该太过容易。然而，所有人都趋之若鹜的性，最终却让任意一个可以真正享受性爱的人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这就证明了欲念的虚妄，证明了有关空虚的认识是一股隐而不发的力量。

还是在科西嘉岛，这种证明要容易得多。冬天几乎完全没有做爱的可能，而当大批游客（多数都是发情的荡妇）在夏季登临的时候，我们早已因为意淫磨亮了下体的银枪，我们的幻想既多又美，以致失望来得既快又无从闪躲。睡一个脚穿凉拖的荷兰女人，怎么就能相信此举真正代表了一种可以让往复的存在之环获得意义的行为？啊！对我们来讲，自我欺骗当真不大容易！

当然，我们这些岛上的人也想撒点儿谎——却没有任何机会。我们试图拒绝的逻辑推论是：万物减至寥寥无几……最后归于虚无。每年（循环的另一种表现）我们都有下体要撑爆的短暂幻觉。这是在六月——胡思乱想的月份。女人们衣着半裸，到处晃悠。酒吧的露天咖啡座上，总算有了些顾客。暑气逼人，喝酒也无济于事。男人们看着美妞招摇而过（我也干过这种糗事）。他们一脸懵逼，眼睛瞪得要从脑袋上掉出来。不得不说，这帮家伙已经到达压抑的顶点：他们眼里的女人无一例外，都是做爱的对象。年轻的是因为她们年轻，年老的是因为感觉她们有经验，苗条的是因为她们苗条，丰腴的是因为有肉肉可以玩弄，德国女人是因为她们讲德语、一句听不懂却能让人勃起，西班牙女人、英国女人、捷克女人、荷兰女人也是这个原因（一切都能让他们勃起），法国女人和意大利女人是因为她们讲的能听得懂（这也让人勃起）。受到挤迫的胸膛里，热烈沸滚着一个巨大的淫欲之炉，经常混入莫名的暴力，而又沸滚得理由充足。十个月戒欲和手淫的苦日子过后，您还能忍受那些娘儿们和某些男人一起上岛？那些男人当街拉起她们的小手，在公共场所亲吻她们的唇舌，毫无顾忌地摸弄她们的屁股……而将这一切纳入眼帘的伙计们，正饱受可怕而经常无法排解的勃起的折磨。结果，时间一久，那些男人总会遭到胖揍。他们储备的体力派不上用场，因为我们总是聪明地选择群殴。哪怕他们只是和自己的老婆一起散步，也要说他们挨扁是活该。他们要做的应该只有两样：更仔细地挑选旅行目的地，听任他们的女人独自离开——假如她们想让别人上了自己，并且无论他们在场与否都会让别人上了自己。

有一段时间，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活法挺让我们开心：

“安托纳干翻了一个澳大利亚女人。”

“哦不！这个混蛋！我都不知道还有澳大利亚人来旅游。”

“让-马克用球棒给一个法国佬开了瓢儿！缝了四十针！”

“哈哈！干得漂亮！”

瞧瞧，诸如此类。但很快我们就明白，自己并没有逃离空虚。我们感到厌烦。更糟的是，我们开始恼怒。像成百上千头公猪一样在两个月里进行密集的交媾，说到底不会让人高兴，尤其不会让人感到满足。当然啦，比起她们的丈夫，女人们更喜欢我们这些本地人——可惜我们没有变成黑鬼的机会——但这种偏爱并非什么真正的遴选，而只是又一种逃避空虚的愚蠢的尝试。我们没有被拣选，没有被赋予作为个体的最起码的价值。这种最基本的价值，我们大概会把它随便塞进别人的屁眼——实际上，每个人都把它塞进了别人的屁眼。于是产生某种难堪的藐视一切的情感，纷乱地倾注到我们和他人身上，于是我们发现了一种原先没有想过的全新的空虚模式——个体为无，又由此发现了一种很难让人愉悦的全新的重复模式——所有的个体都是半斤八两。

您也知道，在所有那些被迫依赖旅游收入的倒霉地方，游客都会受到普遍的憎恨。对依附感的排斥、与他者接触后的消极反应、带有侵略性的偏执——就我们目前所知，是那些傻瓜社会学家或者笨蛋心理分析师们为了阐述这种有趣的现象而最常引证的几种说法。当然都是胡说八道。真正的原因，是游客让个体之间没有差别的事实及其所有的可恨之处大白于天下。随便找来一个大城市的居民——要挑那种受过教育、性格开朗的，甚至要花些力气找到一个有脑子的——他的举止在原初的环境中，可以骗过幼稚或者缺心眼儿的观察者，以为他是迥异于旁人的个体。

现在，随便把他运到南法的韦基奥港或者古巴的圣地亚哥岛，他马上变成反常的柏拉图式理念中关于游客的完美“原型”。他会像傻兮兮的游客那样说话、行走、微笑，小心翼翼地模仿游客的行为，被随便哪个傻兮兮的游客毫无差别地取代。我甚至一度猜想，正是因为对这种“原型”的彻底臣服，雌性游客才会不知节制，欣然接受被奸。

前不久，这些垃圾中的某个被我们暴打时大喊“不能一概而论！”当然要一概而论！再没有比概论和成见更正当、更可靠的了。所以，憎恨他们（的个人）和囫囵地憎恨他们（的整体）都合情合理。他们是毁灭梦幻的杀手，迫使我们明白以下的真相：他们只是极端的个例，其后是某种霸道至极的规则，这条规则亘古不变地（假如允许我采用神秘主义的表述）关乎每一个人，残酷地说明任何差别都可视为谎言、都应该忽略不计。我已经检测了规则的准确性。不要忘了我是个老师，而教师队伍从整体上说，几乎可以挑战游客的让人歆羡的展示愚蠢与无能的榜样地位。

仇恨在度假的家庭成员之间可以达到的强烈程度，哪怕对某些情感专家来讲，也是让他们惊叹不已的源泉。举个例子：咱们出去喝一杯，坐在这对年轻的法国夫妇的邻桌。俩人刚才是手牵着手来的。给他们递个眼神，得，人家马上认出我们是当地人。向他们笑笑，人家的看法具体了：好客的当地人。送他们一杯酒，人家再无防备。谈话于是启动，毫不意外，他们总是从溜须拍马开始：“科西嘉人比我们在法国听说的友好多了（哈！这种口误他们无一幸免，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口误”当指把属于法国的“科西嘉岛”与法国分别对待。），“多么骄傲而多疑的民族啊”等等。然后，他们会向你咨询一些游玩事项：“能介绍一处小海湾吗？哪里可以买到哪些真正的土特产带回马恩河边的特里夫伊？哪里能找到上面有驴子的明信片？……”

假如你成功地让他们喝下自己送出的啤酒（这很容易，只要拿出誓不罢休的样子：他们的胆子太小，不敢反对），那个丈夫很快就会起身出去撒尿。给他戴上绿帽子的老婆肯定毫不迟疑地画出他的一幅肖像：阳痿、口臭、全无幽默感、蠢得要命……一句话，狗屁不是。评价里又掺杂了她对自己坚忍能力的表述——要和这样的一个人渣共同生活。至此，您的面前有两种选择：当她是个婊子，扇上两个耳光，等那位丈夫回来再把他骂个狗血喷头，或者在她丈夫灌下另一杯啤酒的时候，到酒吧的厕所里享受全身的抚弄。说到底是一回事儿。两种情况下，您都会让这些可怜虫有幸在几分钟内看清自己的内心。您可能做了份教育工作。却也是无用的工作：他们还是会手拉着手离开。

我们这些人完全是自学，没有机会受教于大度亲切的老师。坦白地讲，我们走上歧路，掉入孤独和偏执的湍流。冬日的夜晚总是糟糕而难捱。必须忍受只有老友们的脸在眼前晃来晃去。也不要以为夏天的热闹能让我们安心。有时候，四月或者是秋季来临以后，几个游客误打误撞地来到岛上——经常是些老迈的家伙，很快会得痴呆。我们本应感到高兴——我们不是因为对岛上的缺乏活力和了无新意早就抱怨不休了吗？嘿嘿，不！想想看，哪怕天都挺冷了，这帮老企鹅还是穿着短裤和凉鞋到处乱窜，脖上挂着相机，脸上挂着无法模仿的游客式的傻笑。真是让人受不了。只好盼着一件事：还我们清静，哪怕大家心里明白，期盼已久的愿望一旦成真，我们又会重新开始埋怨。

科西嘉人有一句箴言：“要么太过，要么乌有。”这不是民间的智慧，也不是下里巴人的常识，它代表了一种形而上的睿智，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都永远不会让人满足。不要劳动自己去奢求什么，一旦你得到了，情形会更糟。

去年冬天，我进行过心理分析治疗。烦躁让我陷入经久的迟钝状态，让我有些痛苦。此外，即使是在二月，我手淫的次数也过于频繁。心理医生是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年轻女人，举止彬彬有礼，神情带着几分犀利和近乎轻蔑的嘲弄——拉康学派的标牌。她试图让我相信，和我认为的相反，生活中的一切从根本上说都是崭新的，每个时刻都是绝对的唯一，因此，我到处看到重复的心理完全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我坚定地回怼了她，鄙人擅长的就是无谓的推理和充满魅力的诡辩——这是我的职业。我从附和她的意见开始，承认任何时刻、任何个人都不会与其他时刻和个人完全一样，我甚至补充说，严格来讲，我们和自己都从来达不到同一。相反，我强烈否定的是：固执己见地认为这些区别具有某种意义。它们太可笑，太微不足道，把它们纳入考量，需要拥有相当程度的狂热。张三打网球，李四更喜欢壁球：其中当真有让人惊叹的东西，足以显示张三和李四顽固的本体性吗？

没人会严肃地表示赞同。按照我的经验，女人的性器各个不同，毛色就更不必说，至少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女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谁又敢说某个阴户不是阴户呢？假如这是真的，不知悔改的淫棍们大概会一直耽于极乐，不会陷入这种躁郁的冲动里——其特点是经常伴有痉挛性的抽搐，让严苛的看客一望而知他们深广的绝望。我的论证也分毫不差地适用于阳具。而且，医生，这种论证的可贵，是它建立在您似乎完全忽略了的一种辨别方法之上。尽管世间万物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其共同的价值匮乏却让它们都有某种类似的“无用性”。假如事物可以不断翻新，我们也便能将就“转瞬即逝”；我们无法忍受的（与自己可能想到的相反），不是岁月的如梭，而是昔日的重现。

事实摆在那里，您有不断地进行全新阐释的自由。但我需要指明，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既肤浅又虚幻，进一步说，它还让您相信：自己认可世界的纷乱。可是，谁也不能真正地认可这种纷乱——至少不会太久。睁着眼睛说“行”，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我打炮的次数越来越少，就是这个原因。我从来不找女伴，就是这个原因。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伴侣，我们总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厌倦。我很想相信，在认清世界的空虚性、重复性的同时而又认可这个世界，理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我想象不出这样的世界，它与我们完全无涉。然而，孩子们喜欢重复。然而，我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将价值赋予了“欢乐”和“悲伤”，赋予了“美”。

女医生对我无能为力。而且，进入“移情”这一危险的阶段以后，我又把她当作意淫的对象而开始自慰，自慰的频率实在让人忧心。约谈一次就要花上二百五十法郎，只为了继续虐待自己的老二，这有什么好处？我中止了治疗，转而开始写作。

奇怪的是，我也像所有人一样，不想去死。既然如此，就要切实地行动。我并不认为写作就其本质上的可笑来讲，要输于其他行为。但它又有几个明显的好处。首先，它诉诸于形式。我们绝不需要性爱、消遣、思考或者各种信息，形式却是我们生命的必需。将陈腐的杂烩转化成字词，就是创造出了世界永不会赐予我们的东西：秩序。这是一种悖谬的没有脱离现实的空想症。因此，写作是走出自我的唯一有效的方式。这方面它不是没有呈现与死亡的某种相似性——分解了将我们都囿于其中的自我这坨狗屎，但没有将之彻底摧毁。所以它并不恐怖，只是一种巨大而焦虑的张力，巧妙地彰显自己和死亡的亲缘关系。

有人会说我的胆子不小，因为我谈的都是自己，最要命的是，下文中绝大多数的故事也都是讲我自己。错了，我从来不谈自己，眼下尤其没谈。看看这句话：“僵尸很是可怖，但要吓唬于勒还得有更多的因素。”或者这一句：“躺在约翰的怀里，萨曼塔才明白从前的自己对（性爱的）快乐一无所知。”正如您亲眼所见，在这两个以单数第三人称简单写就的句子里，全没有“我”的踪迹。可是不言而喻，潜在的作者就是在讲自己，写下这些文字就是为了宣讲自己、炫耀自己的勇气或者性能力，他借口把“自我”藏在了某个于勒或者约翰（虚假的客体）的身下，愚蠢地幻想“自我”不会发散出腐尸的臭气。下例则证明了另一种文学上的自恋，虚伪性稍弱：“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以智识的广博和阴茎的粗大而让同辈人印象深刻……”形式上比“哦，发发善心，看看我吧，崇拜我吧，爱上我吧！”更为直接，说的却的确是同一回事儿。

然而，我们可以一边说着“我”，一边又护住自己的身份而不必谈论自己。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从自己的孤立视角看到了现实，没有突围而出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写作都是以第一人称进行的写作。不过，我们称之为“我”的这个视角相对于其他的“我”，实在太缺乏新意，实在过于依赖所有的“我”中都包含的客观而隐蔽的力量，以至于它能够将我们引向自己的目标：“我”消解于无处不在的空虚之中。我很感激自己的操作理念，没有它们，我大概已经错失这个重要的真相。使用笔名又有什么好处，我们的本名就是最简单最完美的笔名——它掩盖了指示的对象，恰恰因为它指的不是任何个体。

取舍不是要在“他”还是“我”的使用之间进行，而是要在两种完全不可调和的立场之间进行：知道“我”在形式上不可避免、本质上却无关紧要，还是认为“我”在形式上可以避免，本质上息息相关。后一种观点无疑为许多作家持有，但我觉得只有菲利普·拉布洛(法国记者、作家、电影导演。)总结得最为完美：我第一次怎么被别人撸管，我对美国的看法，以我的经历为根据而披露的医疗体系的各种真相……天！我坦率地问您：谁会真正关心这些？！这种“肺腑之言”除了让人反感，我还觉得，它首先是想欺骗自己——通过暗示别人自己是个人物、绝无仅有的人物。当然，一刻也骗不了旁人。

作者介绍

作为2012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吉罗姆·费拉里（1968— ）的履历中有两点比较引人注意：“科西嘉人”的出身和哲学专业的背景。费拉里的出生地虽然是巴黎，但他的父母都生长于科西嘉，费拉里自己也有一段岛上生活经历，他初涉文坛的《死亡变奏》（Variétés de la mort，2001）以及斩获龚古尔奖的《罗马陷落之布道》，都瞄准了科西嘉岛这个“检测普遍性的绝佳实验室”。此外，费拉里拥有巴黎一大的哲学学士学位，并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一直辗转各地（包括科西嘉岛）担任中学哲学教师，职业性的思考经常让他的作品带上浓厚的哲理色彩。

费拉里从第五部作品《一神一动物》（2009）开始，基本确立了其尖刻锐利的写作风格。2010年的《我将灵魂遗于何处？》一经出版，便赢得批评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好评，获颁两项文学奖。此后，他将所谓的“费拉里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直到写出巅峰之作《罗马陷落之布道》。然而，在第一部作品《死亡变奏》发表的2001年，费拉里只是个文坛新人，该书收入他从1995年到1999年间所写的九个中篇，还没有形成后来极富辨识性的风格，甚至因为刻意的挑衅和过于张扬的玩世不恭等“瑕疵”，受到时人的诟病。不过，回过头去追溯作家的成长历程，可在该书中窥见他对后来许多作品的“铺垫”：比如“预告”了一系列的主题以及某些人物；比如写作风格虽尖刻犀利，却不乏幽默；好几篇格调沉重的故事里，已经涌现较多的悲悯和同情；再比如普鲁斯特式的大长句已经初见端倪——哪怕“文不加点”，也无碍表达的磅礴和流畅。

集子里的九篇小说质量良莠不齐，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某些人物和若干主题会重复出现，呈现出彼此呼应的连贯性。我们选译的三篇就极好地反映了这个特点。《操作理念》(Concepts opératoires)的写作时间最晚，却被置于起首的位置，因为它揭示了几乎贯穿费拉里所有作品的两大主题：空虚和重复。空虚和重复以外，一切皆为虚幻。某种哲学框架已经完整地搭建起来：除了尼采（实际上，“死亡变奏”这一标题就源自尼采的名言“生只是死的一种变体”），我们大概还会想起在“莫扎特的优雅”中听出“葬礼的回声”的齐奥朗。科西嘉岛“独特的”历史和身份被揭穿，岛上的人生也是“对空虚的某种重复，内蕴在一个总体的重复模式中”，只不过更透明、更本真、更纯粹。书中对性爱和性暴力的描写精细而又粗粝——两个反义词的张力奇妙地达成一种和谐：谈论“性”时，语言的粗俗有种“中二”的叛逆和挑衅，刻画性爱场景时，笔触逼真而确切，既不隐瞒事实，也不过多流连，火候拿捏到位，免除了“窥淫”之嫌。统一的男性视角以及无一例外的女性形象——被嘲讽或是泄欲的对象，容易让人产生女性主义的诉求，但细品之下，总会发现深层的讥讽与悲凉：女性固然“仍以让人动容的努力，继续寻求谎言的庇护”，男性又何尝不是用“我过去是有思想的人，我的性器是思想的武器”来麻痹自己？甚至，男性更因为懦弱，滋养出仇恨和自卑（自卑又变成对他人的轻蔑），人为地导致了原始的兽欲和空灵的爱情之间的对立：《瞳孔放大》中马克叔叔对爱情的错失即是一例。总之，在“存在”的重压下，男女都无法逃离空虚的泥淖，哪怕是“所有人都趋之若鹜的性”，最终也“让任意一个可以真正享受性爱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这就证明了欲念的虚妄”。

既然谈到了“性”，不妨宕开一笔，看看费拉里的性别观。虽说判断一个作家的观点，不能完全以他的虚构作品为依据——虚构作品不等于其个人言论（费拉里借助叙述者之口，尤其强调了他和作品中“我”的距离：“我们可以一边说着‘我’，一边又护住自己的身份而不必谈论自己”），但书中与男性视角下的色情片如出一辙的性爱画面，对女性的花样迭出的侮辱性称呼（感谢这方面同样丰富的汉语词汇），以及篇幅最长的《甜杏仁油》中对女性的过分轻慢（因此被译者略去）……还是多少暴露了作家对女性的俯视态度。不知能否奢望，在费拉里今后的作品里，女性面对男根可以不必屈辱地低下头去。毕竟，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男作家的伟大，更在于他清醒的自嘲，而非盲目的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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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晓照  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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