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愿是温暖的，是特别的”：《世界文学》编辑部的新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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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们公众号以“新年记忆”为题，邀请《世界文学》编辑部各位同事撰写至少三百字的短文，跟读者朋友分享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过年习俗、仪式、故事或心境。新年小辑分为四个单元：“舌尖心上的年味”“笑中带泪的年趣”“应时应景的‘年想’”“水村山郭的年俗”。各位作者还配上了自己青春年少甚至孩提时代的珍贵老照片，以此纪念所有生命中那些温暖而特别、永逝却永存的时光。
舌尖心上的年味
过年的记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年的叫法渐渐被过春节所取代。可我还是喜欢说过年。可不是嘛，记忆中小时候在四川过年的时候天气好冷，离春天还差得挺远。
小时候的过年是从腊月就开始了。腊月是忙碌的，除了大扫除时给妈妈打下手，我最喜欢的还是看大人熏香肠、做腊肉、磨汤圆粉。大院里有一个不大的石磨，各家各户轮流使用。白白的糯米米浆从磨盘里流出来，滴到一个张开的布袋里。这时候妈妈推磨，七八岁的我就在一旁添磨（把泡好的米用小勺添进磨心），特别有成就感。做香肠、熏腊肉的时候，小孩子虽插不上手，但一定是围着大人团团转的忠实观众。一堆湿湿的柏树枝被点燃了，一团团清香的烟雾弥漫开来，腌制以后的香肠和大肉条被架在树枝上熏烤，小半天工夫也就大功告成了。其实，一家人兴师动众熏出来的香肠腊肉也就十斤八斤，从大年三十吃到正月十五。当然，过年对我来说还不止这些，因为我终于能见到久别的哥哥姐姐。插队的哥哥会在年关的某一天出现在回家的山坡小路上，肩上的背篼里通常是乡下土产：红薯条、炒豌豆、炒胡豆，一些自己种的蔬菜，偶尔还会有一两只鸡。姐姐从十四五岁参加工作，身处遥远的雅安，只有过年才回来。夜晚，我们围坐在火盆旁，吃着炒胡豆和红薯条，哥哥姐姐聊着自己的苦与乐，偶尔也会讲讲听来的《儒林外史》和《基督山恩仇记》什么的。四五十年过去，我对过年的记忆始终定格在这一个个香喷喷热乎乎的画面里。
冬酿酒
落雪了！落雪了！邻居们激动的话语在弄堂里响起。我和弟弟立马踢开被子，急急地穿上衣裳，三步两步就从房间窜到了天井。此前，我们仅仅在电影里看过雪，真正的雪还从未见过，感觉稀奇得不得了。此时此刻，没错，真正的雪，就在我们眼前，不疾不徐地飘着落着，落在屋顶，落在窗台，落在天井。我伸出手，弟弟也伸出手，学着我的样子。我们想用手捧住雪，仔细看看雪的样子。然而，落在手中的雪几乎立即就化了，只在掌心留下一点点湿润。
南方，正是小年。一场雪拉开了过年的帷幕。从这天起，母亲的岗位就转移到了厨房。过年是大事，需要精心准备的，而准备工作似乎全部落在了母亲的肩上。狮子头，蛋饺，茨菇烧鹅，油豆腐塞肉，猪头糕，爆鱼，酱蹄髈……母亲魔术般变出一道又一道菜。满屋子的饭菜香味，好闻极了。我们几个小把戏有时也可以帮点小忙，比如去打瓶酱油，或者买袋味之素。我最欢喜帮母亲做这种事情了，每次完成任务，都会得到母亲的奖赏：一只蛋饺，一个狮子头，或一块红烧肉。
年夜饭最最隆重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摆在面前。全家人坐在一起。父亲宣布，姐姐，我，和弟弟可以喝点冬酿酒。冬酿酒，喝起来甜甜的，凉凉的，糯糯的，几乎没度数，相当于饮料。但对于我们几个小把戏，冬酿酒就是酒，真正的酒。姐姐举起酒杯，我也紧跟着，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弟弟趁机又倒上一杯，他已喝了三杯了。
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和同学们聚餐，第一次尝到了传说中的二锅头，辣得我舌头都发烫发麻。一晃，大半辈子过去了，我始终没学会喝酒，始终没爱上喝酒。只记得冬酿酒，只喜欢冬酿酒，并且始终固执地认为，冬酿酒才是酒，童年的酒，一生的酒……
过年
说起过年，就想到吃和穿，挺没出息的。儿时年节的吃，瞬间蹦进脑海的就是松花蛋，凭票供应买来的，切成很小的瓣，摆在盘子里强烈挑战小朋友的偷食欲；其次是猪头，腊月里排队买来，家长拿到办公室，烧一盆沥青处理好毛，大锅煮好，分成耳朵、口条等各种花样，可以一路吃到十五。缺荤的年代啊，猪头涂上油亮的沥青，慢慢撕下来的过程真令人难忘。最后看到猪微闭着眼睛，皮上带着斑驳的烫伤，竟然有一种羡慕的感觉，什么时候俺也能变成一种漂亮的食材供养神灵鬼怪呢？八十年代流行吃炭火锅，牛羊肉敞开买了，猪头就不再稀罕，除夕改吃火锅，还加上了个看春晚。文艺小朋友一般要抵制一下，找本外国小说隔壁房间装模作样看。我记得有一年装用功看的是乔治桑的《康素爱萝》，马季卖宇宙牌香烟的时候，阿尔贝伯爵正在地下和女主人公恋爱，跨越阶级的恋爱很美丽，亘古不变。要不，今天的女文青会喜欢诗与远方迷雾中的扎西？我还很想念母亲做的西红柿酱，过年炒鸡蛋，乾隆皇帝吃不到。西红柿是夏末的，洗净晾干切成小碎块塞葡萄糖瓶子里，盖好盖，针头插进去抽走空气，可保半年不坏。医院里的职工有硬件上的便利，几乎家家户户做一堆，整齐摆在厨房的架子上，转过年来春节期间炒蛋吃。那真是百吃不厌的美味。
过年的穿，革命年代就是军便服。女人们给老头絮棉袄，还是对襟盘扣的旧式，给小孩是绿军装布。邻居几位女医生联袂做，弄个斜领，套在棉袄外面不伦不类的，现在怎么想怎么不好看。但回忆就是这样的，不光有星辰大海和火树银花，更有柴米油盐和烟火氤氲。生活没想象的美好，却也值得一过。
打糍粑
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没法回湖南老家陪母亲过年了。也没法再借过年的机会，在老母亲的带领下，年前回乡下的老宅那边看看亲戚，顺便重温一下乡下过年的气氛。两年前回老宅时，意外地看到邻居家正在打糍粑。围绕着打糍粑的“对坑”（一种外方内圆的粗重石槽），稀稀落落站着表情平淡的几个看客。在年味逐年消减的商业社会，在物资丰富、人们不再稀罕糍粑的时代，打糍粑成了稀罕事，我估计这项民俗很快有机会加入“申遗”的行列了。
而在三十年前，打糍粑绝对是一场热火朝天的群众盛会。一个村里不过几个“对坑”，小年过后，不时可以看到精壮的后生抬着笨重的“对坑”赶往各户人家，而看热闹的人也跟了一大串，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对坑”估计有二三百斤重，单户人家搬不动它，所以各家协作是常规路数。有资格抬“对坑”的人必须是“丁子牯子”（牛一样壮实的年轻人），当我们小孩看见两个壮汉蹲下身子铆了半天劲用扁担把“对坑”扛起来，然后迅速往前健步如飞时，我们都会在后面跟着跑，眼里投去崇拜的目光。旁边的女人们怕我们绊着那两位大力士，不时善意地提醒几句：“慢点，慢点，莫闪到腰杆子。”
“对坑”到位后，要打糍粑的人家早已做好了准备。热气腾腾的蒸笼打开了，眼疾手快的女人们顾不得烫手，直接用手扒拉了一些糯米饭，一边吹着气就往自己嘴里塞，一边给身边的小孩也喂上一口，同时嘴里还念叨着：“热乎着呢，好呷。”
一二十斤重的糯米饭哗啦倒进了“对坑”。两位“丁子牯子”各持一个二三十斤的耙锤站在“对坑”两端。耙锤是木做的，捶打部是圆木，圆木中间是个一米长左右的木柄。两人并不急着捶打，而是躬下身子，轮流用耙锤在“对坑”里推弄糯米饭。节奏先缓后快，可以看到两人流动的身姿交相起伏，煞是好看。现在想来，推弄动作应该是防止糯米粘在坑底或坑壁上，而且要把散乱的糯米推成一个有厚度的整体，不然捶打起来，可能会砸坏木锤。终于，开锤了。两人依次抡锤，砸向坑内的糯米饭。动作刚开始很大，速度不算快，能清楚地看到挥锤人以前脚为轴，后脚发力一蹬，木锤瞬即举过头顶，然后利索地落下，只听到吧的一声炸响。旁边人立时会大声叫好。就这样几十锤下去以后，坑内的糯米开始发黏，但下锤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最神奇的是，当前锤砸下后再回锤时，会拉起几道黏乎乎的糯米丝，但后锤正好赶到，利索地砸断糯米丝，解放了前锤，而后锤回锤时，前锤又适时落下。两个后生牯子你来我往，不停地抡、砸、拉，起落有致，沉重的耙锤似乎变得无比轻盈，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妙的弧线。约莫一二十分钟后，先前的粒状糯米变成了白色的膏体。打糍粑的主要工作算是完成了。两位大力士用耙锤撑在地上喘息着，头上冒着阵阵白汽。
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了女人和孩子们。热腾腾的膏状糯米摆放在厅屋的一张桌子上。这时有人会在桌子上抹上一点蛋黄（这是为了防黏），然后一位手巧的女性忍着手烫把膏状糯米用娴熟而有韵律的手法捏出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圆球。小孩子们总算有了用武之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糯米球均匀地压扁就大功告成了。糍粑做好了，然后再晾个两三天就会变硬、成形。这时小孩子们没事就会顺手拿个糍粑放到炭火盆里去烤。几个人围着火盆坐定，一边打闹，一边盯着面前的糍粑别烤糊了。但烤着烤着，就会出现奇怪的一幕：那糍粑骤然间开始膨胀起来，而且速度奇快，一下子鼓得老大，膨胀得过猛时，会裂开一个口子，冒出噗嗤的白汽。这时我们会齐声说：“肚子呱呱了。”（大肚子，像怀了孕似的）。于是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糍粑当然还有各种其他的吃法。甜酒煮糍粑，油炸糍粑，油煎糖汁糍粑等等，都是难得的美味。但是，吃糍粑太容易饱肚子，一般人吃不了几口。要是有人能一气吃下十个糍粑，那绝对是我们的大英雄。也许正是因为糍粑不容易消化，现在的人已经很少食用了。所以打糍粑的场景恐怕最终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笑中带泪的年趣
风中的女孩儿
那还是小学五六年级的事。是那年的大年初二。我和玫玫，我的同窗密友，想躲开所有人，只我们两个，畅畅快快地聊一天！大清早我们就在中山桥会齐，拿着我家空房子的钥匙、带着好吃的、骑着自行车，向市区西边的杏林湖方向出发。严冬的风尽情地把自行车向后推，我们的头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偏向右边。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小棉猴儿（带帽子的棉大衣）和毛手套像背叛了我们一样不暖和，我感到肩膀凉凉的，手被猫咬着一样痛。七苦八苦，终于到了，我们突然意识到——房子是冷的！我们不会生火！带来的好吃的僵僵地躺在桌上。我们带着睫毛上的霜对坐在桌旁，玫玫的鼻子红透了。
已经不记得是怎么走上回程的了，只记得途中我们叫开了一个单位的大门，在收发室的大茶炉旁把手烤到有知觉，还喝了老大爷的热茶。
我们最终回到了玫玫家。俞阿姨又好笑又怜惜地看我们，把小餐桌摆到她的卧室，拿了椰子糖和她煮的瓜子、姜汤，而我们带的芝麻糖、灯笼果、雪糕、金糕都丢了。
我和玫玫互相望着，在暖暖的屋子里，冻透的脸开始热辣辣地烧起来，眼睛水汪汪的，嘴巴变厚了似的不听使唤。没有聊天儿，也没有唱歌，我们只顾喝姜汤。小弟弟阿本不时推开门，笑嘻嘻地探一下头……
春节忆趣
记得小时候，每逢春节，父母各自单位的领导班子都会到教职工家里走访慰问。我的爸妈，作为被慰问的人，一到这个时候就很紧张。“跟人家说啥呢？”我爸摇头慨叹；“万一冷场了咋办？”我妈愁眉不展。他们两人虽是教师，却害怕除课堂外一切人多的场合：更何况这是春节，更何况这将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场合”。我姐和我对他们的反应很不以为然，一次例行的走过场，嗯啊几句就应付过去了，哪有那么难呢？可他们每年都给自己提出制造宾至如归效果的要求，并因自己的拘谨而自责，因总是需要“人家”来活跃气氛而抱歉。
单位的家属区多而分散，慰问组在每家耽搁的时间有长有短，大家都是只知道一个大概的到访时间。那几天，一吃完早饭，爸爸就开始换衣服。谁知道啥时来呢？先穿好，等着。有的时候人来得很快，有的时候左等右等也不来。最长的一次，我爸连穿了三整天的外出服，第四天正琢磨着是不是要换一身的时候，“人家”来了。慰问爸爸的小分队人多，动静大，这减少了我瞭望工作的难度。只需坐在窗边写作业，听到声响再起身往外看，来得及。终于，“爸爸，来了！”这时候，我爸，无论在家里什么位置，一定要先奔回书房，那是他的原点。等到我开了门，听到我姐的呼唤，他才从书房里疾步出来，堆笑，握手，请坐。“人家”照例是不会坐的，站在客厅里问暖嘘寒，我爸认真回答、微笑如仪。仪式完成得迅速、高效。
我妈也是一早就换好了衣服，但她不能候着，她得忙厨房里的活儿。她套上一个带袖子的围裙，拿一个塑料袋罩住为过年而烫的头发，喊我姐给她打着下手，在厨房里火急火燎地炸这炸那。妈妈单位的慰问小组规模要小一些，这给我的瞭望工作增加了难度。不过，她比我爸宽松，有一次我看漏了眼，人都到了门口，害得她手忙脚乱地脱围裙，抹塑料袋，她也没有责怪我。我妈的“场合”能力比我爸略胜一筹，发挥好的时候，几乎能制造出谈笑风生的假象。但她事后的反应比我爸要大。“唉，这不是两麻烦么！”她总要这么感叹几次。我爸倒是很快就能气定神闲，再来就是明年了，还早呢。
过年穿新衣
五岁那年的春节，他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除夕夜，哥哥和妹妹欢欢喜喜地穿上了妈妈用蓝棉布缝制的新衣裳。像往年一样，长他两岁的哥哥把自己穿了一整年的一套裤褂叠得整整齐齐，郑重其事地交到他手上。“交接仪式”完毕，他却没有像从前那样迫不及待地换上“新衣”，而是嘴一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随手把衣服丢到床上，转身跑进厢房，关上门，赌气不肯出来。“我也要穿新衣裳，哥和妹都有……”哥哥在门外接话：“弟，这条‘巴掌裤’，是你一直想要的……”
“巴掌裤”，是爸爸给哥哥那条“新”裤子起的“雅号”。上一年春节期间的一天，看大人放鞭炮看累了，小哥俩便跑去屋后头那道坎下的一个土坡玩“滑溜梯”，玩了一会儿后回到家，发现哥哥的新裤子后面竟然磨出两个圆圆的破洞。妈妈又好气又好笑，赶紧翻出两块碎布头，拿起剪刀，略作思量，裁出一对儿小手形状，补在洞上。在一旁的爸爸弯腰刮刮小哥俩的鼻头，指着那两个补丁，假装生气地说：“看见了吧，好端端一条新裤子，给祸害成了巴掌裤！以后再淘气，就要挨巴掌。”“巴掌”成了哥哥裤子上的独特点缀，因为独特，哥哥暗暗地对这条打了补丁的裤子分外中意，而在弟弟眼里，这条裤子在帅气的哥哥身上太过拉风，于是心底竟不自觉地渴望早一点“接手”……
而现在，对“巴掌裤”的渴慕不知怎的突然间烟消云散，小小的人儿一门心思只想和哥哥妹妹一样，穿新衣裳，再不要捡哥哥穿过的。“明天你们去给爷爷奶奶拜年吧，我没有新衣服穿，我不去，我看家……”他带着哭腔，气鼓鼓地对门外的爸妈大声嚷嚷。爸妈好说歹说，一通哄劝无果，最终向他“投降”了。爸爸点起火把，在村子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摸黑穿过几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匆匆赶到这座大山里唯一的“百货商店”——村供销合作社，用赊账的方式扯了几尺军绿色棉布。爸爸回到家时，他已经睡熟了，侧向一边的脸蛋上，眼角处挂着一滴泪珠。年初一一大早，他被鞭炮声吵醒，一睁眼便看见枕边亮闪闪地摞着一身新缝制的小军装，上面还摆着一顶威风凛凛的小军帽，军帽上，一枚红五角星徽章光灿灿的，煞是耀眼。
爸爸妈妈备好礼物，带孩子们去爷爷家拜年。一路上，他和哥哥牵着年幼妹妹的小手，欢笑着，蹦啊跳啊，小军装的草绿和军帽上的红星，与初春南方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到爷爷家了，奶奶笑盈盈地迎出来，突然惊讶地抱起他，心疼地说：“哎呦，娃儿的衣裳咋还敞着嘞？”哥哥抢着回答：“奶奶，这是妈妈昨晚上熬了一宿缝的，还没顾上钉扣子。”妈妈揉了一下发红的眼睛，温柔地笑了，摸了摸他的头，对奶奶说：“娃儿有心了，不肯穿哥哥的旧衣裳过年……”听了这话，他挣着从奶奶的怀抱里下来，挺起胸脯，站得笔直，像个骄傲的小战士。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家乡过年，踏上山间小路的那一刻，他的眼里、心里，总是浮现出家人温暖的眼神，和那小军装的翠色、帽子上红五角星的熠熠光辉。
在外过年
2016年春节前夕，父母来西班牙探望我，计划好全家人一起在外过个“外国年”。于是，真正的中国“年夜”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的院子里仰望高迪的鬼斧神工。算好了国内的亲人们正在吃饭的时间拨了电话回国，眼前是建了近百年仍未完工的异国教堂，耳边听尚是乳儿的小侄子侄女咕哝咿呀，嘴里和长辈们说着百说不厌的吉祥话儿，真是奇妙的感官组合。和国内的年夜饭现场连完线，我们一家三口去教堂后面一条窄巷里吃了“年午饭”，席间聊的多是从前一起过的年。
儿时在家乡一大家子人过年，人丁兴旺，大人们围坐在主桌上吃菜喝酒，在旁边给还在上小学的表哥表姐以及还没上学的我单独支了一张小圆桌，我们三个小字辈自己煞有介事地吃起我们的团圆饭来。长大以后我在家庭录影带里看见当时的场景，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表哥表姐带着我去给主桌的长辈们敬“酒”，穿着棉袄鼓鼓囊囊的我们端着饮料排队说祝福的话，奶声奶气有模有样，长辈们笑得前仰后合。每次看当时的录像，明明没有暖气的室内，却感觉画面里泛红的暖意扑面而来，盖过冬天本来的冷色调，阖家欢乐并不只是一个好听的词而已。如今表哥表姐相继成家，各自的孩子再过些年也到可以单独支个小桌吃年夜饭的年纪了。
就这样，那一天我们在十几摄氏度的巴塞罗那回忆起往日的团圆，历历在目。九十年代初的南方小城，年夜饭的菜色足够一大家人忙上整一天，有一些更是提前几天就要开始准备。小小的厨房挤得几乎转不开身，升腾的热气里大人们聊着家常和工作，我们几个小孩子在卧室里玩捉迷藏，院子里的柿子树树干上斜倚着几根长长的烟花爆竹，等到年夜饭吃完回家以后，父亲会在家里三层的阳台上用它放烟花给我看，灿烂极了。
红包的故事
小时候，初二这一天我们总是到外婆家拜年。妈妈们热火朝天地准备年夜饭，老人们围坐在桌旁拉起家常，爸爸们则上了麻将桌，小孩子们都把功课抛在了脑后，叽叽喳喳地玩闹在一处，别提多热闹了。有一年，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听到了工资上涨、生活变好的风声，暗暗想：我们的压岁钱是不是也该涨了？我偷偷跟妈妈说：“今年其他亲戚的红包都翻倍啦。”妈妈赶紧往每个红包里又塞了一张崭新的钞票。小表妹拿到了红包，迫不及待地躲在角落里数，哎呀，比自家妈妈准备的红包大，连忙悄悄告诉舅妈：“别人给的红包比你的大！”舅妈又告诉姨妈，姨妈又告诉外婆，结果那年春节孩子们的红包都是鼓鼓的！
今年因为疫情不能回家乡过年了，妈妈在电话里说：“提前给你们准备好红包啦，里面都是崭新的钞票，背面还写了祝福的话，压在你们房间的枕头下，下次回来的时候记得拿啊！”我不由地笑了，仿佛看到了那个枕着好几个大红包甜甜入睡的女孩。
应时应景的“年想”
只愿是温暖的，是特别的……
关于过年，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总是有些温暖，有些特别。
童年的时光是慢的，风冷了，霜点苍苔、雪满山头的日子，也只是顾着玩耍，没有心思去感受季节的流转。
只是，当祖父操起烧红的火钳，燎着猪头上的毛，那个不好闻的气味满院飘的时候，当母亲的缝纫机哒哒哒地响起来，让我看到那唯一的一块花布的时候，当父亲偷偷地把买来的花炮藏进柜子深处，免得让顽皮的哥哥们提前拿去玩的时候，我知道，快过年了。
过年的时光也是慢的，表姐妹们一年才见一次，挤在一张床上嘁嘁喳喳，小话密得说也说不完，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事可以做，那么多的零食可以吃，谁也没去想，年总是要过完的。
后来，后来的后来，时间带着我走进更宽阔的世界，有失去，也有收获，我在回忆着自己的年，也会走进别人的回忆。不求精彩，只愿是温暖的，是特别的。
春节快乐，快乐地接受每一份温暖，每一份特别。
某一代人的过年记忆
又或夹在墙缝里，每次都要鼓起勇气去点的鞭炮，和爸爸用快吸完的烟放飞上天的烟花，以及只用了一年做替代，第二年便干脆懒得去动的欢乐球。
后来，过年是耳朵里听着爸妈在客厅看着的春晚，一边看由各种字幕组翻译的美剧，一边漫不经心地不时扫几眼的微博吐槽。
或是每年一度独自一个人熬夜看的世界电影之旅回顾。
还有赶去陪爸妈过年的路途，和不能去陪爸妈过年时说自己一切都好的视频电话。
或是闹哄哄的家庭聚会时，轻抚怀里娃的脸颊时，他那紧紧抓住自己食指的那只小手。
不久又或许多年以后，过年可能是全家人精心选定的，一起置身其中的虚拟乐园，取代了以往的庙会或出国旅游。
可能是天各一方的亲朋好友打在温馨客厅里相聚的全息投影，连递到眼前的礼物碰触着仿佛都有实感。
也可能是意识共同上传到的云端，那些不曾也不愿忘记的亲人也能共聚一堂，其一言一行都有着庞大的数据库、语料库作为支撑，即使那时我们只不过孑然一身，也可以让身旁的猫猫狗狗打个盹，暂时忘记自己的孤独。
春天从哪里开始？
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立春未至就已经开始过春节了，春天究竟从哪里开始？长大了才知道，“春节”归月亮管，在月亮掌管的历法（阴历）中，春节是春天的起点；“立春”则归太阳管，在太阳掌管的历法（阳历）中，立春是春天的起点。如此说来，中国历代农耕所依据的农历，其实是阳历而非阴历，和世界通行的公历同源，难怪二十四节气的日期总是和公历契合，而与农历不同。
日出而作，月上而息。跟着太阳的节律躬耕劳作，如谷雨、芒种；随着月亮的圆缺纪念庆祝，如端午、中秋；这是中国人对天地自然的敬拜。春节，是我们可以停止劳作，好好休息的节日 
。
过年时的想念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过年意味着可以暂时实现“物质富足”。过年，不仅会实现“瓜子和糖果”自由，还能天天有肉吃。
过年，还能见到一年未见的爸爸、舅舅、叔叔们。看到“陌生”而熟悉的爸爸，只希望年能慢些过完。在四处讨生活的长辈们，带回了许多来自远方的礼物，小孩们享受着远方的新鲜玩意儿，心中也多了份对远方的期待。
水村山郭的年俗
儿时的年味
儿时的年味，总是跟“好吃的”和“好玩的”分不开。在物质还比较贫乏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年，对小朋友来说，就是可以一连好几十天吃到好多平时吃不到的食物，可以跟平时难得见面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们欢畅自在地嬉戏。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记忆中仍旧很鲜活的画面大都跟“吃”“玩”有关。那是儿时的我，感受到的最朴实真切的过年的喜悦和快乐。
1. 腊八过后，就正式开启了过年的准备阶段。村子里到处弥漫着香甜的麦芽糖味道，是做糖块的时候了。将大麦糯米红薯熬成的麦芽糖和炒的香香的大米粒、花生粒、芝麻粒等裹在一起搅拌，晾干，切成一块块，甜而不腻的爆米糖、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桂花糖就做好了。每次妈妈做糖块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围在一边，麦芽糖熬好了，我们先舔上一口，米粒花生粒爆好了，我们先吃上一大把，糖块切好了，我们先装满口袋，等我们吃满足了，妈妈就搬来一口大缸，把做好的糖块放进去码好，盖上盖子，放在屋角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这样，每次我们馋了饿了，就自己去缸子里拿着吃。
2. 过年前后，小伙伴们总爱凑在一起玩鞭炮，大家用不多的零花钱买来各类小鞭炮，有那种往地上一摔就能响的打炮，有那种用火一点就在地上转圈圈的雷炮，更常见的是从家里一挂挂的鞭炮上抖下来的小鞭炮，互相间比着赛，谁的胆子大，谁的鞭炮响。
3. 每一年，村里总有几户人家杀“年猪”，猪都是自家养大的，壮硕肥大。在杀猪的前几天，东家会通知各家各户，在杀猪当天，也会请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去帮忙。这种热闹的场面，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会去围观。宰杀完毕，每个人都能喝上一碗热气腾腾鲜香美味的猪血汤。然后每家每户都开始分猪肉，张家八斤李家十斤的，每个人脸上都是庆祝丰收的喜庆。买好猪肉回家，就可以开始腌肉了。年关将近的那几天，走在村子里，能看到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吊着各种腊味香肠，冬天的阳光晒在上面，油滋滋的，香喷喷的，光是看着就有一种收获的满足。
4. 祖传规矩，我们村农历腊月廿四过小年，廿六早上还愿，三十晚上过大年。在廿四过小年之前，妈妈就会把豆腐磨好，放在大大的水桶里浸着。黄豆要在水里泡一夜，然后用手推磨磨出浆水，放到大锅子里去煮，我们就守在一边等着喝豆浆，等到用纱布把豆腐包起来了，我们又守着吃水豆腐。还要准备好年糕，也是用磨子把米磨成粉，然后蒸煮揉搓，用印有福禄寿喜等各种喜庆字样的印子印出各种模样的年糕。爷爷还教我们捏各种动物样的年糕，在公鸡形状的年糕贴上两粒胡萝卜粒当眼睛，在猴子形状的年糕的手上放一根金箍棒。蒸熟后从来不舍得吃掉，要放好久好久，等到元宵节过了，才会不舍地跟它告别。在我们小朋友的心里，它们就是我们春节的吉祥物。
5. 爸爸是村里的老师，写的一手好书法。过年的前几天，总是有好多人带上红纸上门来求爸爸帮忙写春联。那几天，家里到处都铺满了写好的春联。爸爸写的时候，我们就帮着磨墨，争着念对联书的对联给爸爸备选，拿着毛笔在一边依葫芦画瓢。等到读三四年级，能写出像模像样的毛笔字来时，才终于获准可以和爸爸一起写了。看到自己写的字正大光明地贴在门楣上，而且会贴上一年，那种害羞混杂着骄傲的心情至今难忘。
6. 大年初一早上，我们一帮小不点们穿上有大大口袋的新衣服，挨家挨户去登门拜年，嘴上不住地对见到的长辈说着祝福吉祥的拜年话，眼睛却不停地偷瞄桌上的干果盘，等到双方都把拜年的仪式客套完，他们拿过干果盘，笑眯眯地往我们的口袋里装满各式各样好吃的，这正是拜年的小朋友们等待已久的时刻。虽然嘴上说着“够了够了”，内心又暗暗地希望多点再多点。拜一上午的年能把新衣服的口袋撑得满满当当。跟小伙伴再凑在一起时，大家又可以炫耀、分享彼此的新鲜小吃了。
7. 元宵节的晚上，村里有舞龙的表演。我们提着爷爷给我们糊的灯笼，跟在舞龙的队伍后面，一路唱一路跳，要穿过好几个村庄，舞上一大圈才回到自己村。这就是过年的尾声了，喧腾的元宵夜之后，春天也来了，村里人又要开始忙春耕了，新的一年开始了。
岁月不居，时事变迁，对年味的理解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深化。小时候盼过年，盼着好吃的好玩的，也许是因为，过年时的那种丰足和热闹，是一个小孩子关于美好生活想象的最佳样本吧。现如今，在大部分人都能努力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的年代，很多过年的仪式已经简化甚至失传了。现在的我，盼望过年，更多的是一种游子思乡，期待回乡团圆的心情。
话说“排/摆瞑”
在老家春节的习俗里，年味最足的大概就是大年初十之后的敬祖请烛活动。当地人把这叫做“排瞑”或“摆瞑”。在福州话里，“瞑”是夜晚的意思，各家各户要在夜里上祠堂，分房排队把敬奉祖先的蜡烛请回家，“排瞑”之说由此而来。在福州话里，“排”与“摆”同音，把这个民俗活动叫做“摆瞑”，似乎也说得通，因为请烛之前，族中各房要在祠堂的祖宗牌位前摆设三牲五果之类的祭品，一直到当晚祠堂关门才撤下，新烛送到家后，等在家里的人还要烧香燃炮，将蜡烛插放在案桌的烛台上，临睡前才会将烛火吹灭。问当地人究竟是“排瞑”，还是“摆瞑”，十有八九得到模棱两可的回答。
玉山叶氏有十房，共数百户，要两三个晚上才能“排/摆”完这个仪式。到了读中学那个年纪，我跟家里的人去祠堂请过几回蜡烛。吃完晚饭，六点来钟就得过去。走到祠堂后门，就见门口大香炉顶上已经有浓烟翻滚，纸灰纷飞，时不时鞭炮掷地作响，火星乱溅，全然没有新春将尽的势头。从侧门沿着戏台旁边的通道进入祠堂的后厅，鼎沸的人声扑面而来。戏台上正咿咿呀呀、慢慢悠悠演着经典闽剧片段，有些年还能见着由传统戏剧改编而成的歌舞戏。虽然演员的着装远不如京剧比基尼那样露骨，但轻薄短透的纱裙是标配，摇臀荡胯的动作是套路，为传统的祭祖节日平添了别样的意趣。后厅里坐着看戏的村民以老人、中年大妈和小孩居多。沿着后厅两侧的“博士廊”向明亮的前厅挤去。“博士廊”的墙上高挂着二十位获过博士学位的叶氏长辈相片。他们大多从事理工科领域的研究，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或更早之前，不少人已成为这场新年仪式里族人敬奉的对象。
上了几级石阶步入前厅，那里的位置要高于戏台，陈列着五组木架子，每组都由五列五排架子组成，架子上插放着三十公分长的大红烛，红烛上用金液描着各家户主的姓名。第一列木架子前面贴着写有各房名称的红纸。这时所有蜡烛都已经点上了，前厅里洋溢着暖黄色的烛光。我们很快找到自家预订的三根蜡烛，就不再移步，由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在没有移动网络可用的时代，我只能时而看看戏台上的表演，时而打量周围陌生的族人，时而瞻望面对戏台的影壁。这堵墙前面摆着供桌，祭品早已布好，敬拜仪式在当天下午也已由司祭代劳，村民无需到场。桌子后头靠墙放着大木柜子，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一层又一层的搁板，上头立着用金漆刷成的小牌位，越往上牌位放得越少，看得越不真切，似乎无意中把观察者的目光引向了这个宗族充满传说和臆测、模糊不明的历史源头。影壁上方是醒目的三字镏金牌匾“俭德堂”，前两个字代表了农耕时代这个宗族所尊奉的最高价值观。
在前厅等候的族人，以男性为主，也有一些上年纪的伊姆、伊婆。离喝彩环节还有两个钟头，邻里乡亲凑在狭小空间里唯一能做的，便是聊家常，扯闲话。侧耳倾听喧哗众声，你能深刻领悟一个人无论生老病死，还是离合沉浮，都活在族人目光里，活在熟人口中，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为何各家各户要这么早守候在前厅，可能排队的耐心也是得着先人福佑的条件之一。柔和的烛光映照着每一张在说笑、在等待的脸庞，似乎抹去了褶皱间生活的困顿、疲惫和迷茫。捱到喝彩环节，便是迎来请烛仪式的高潮。司祭在祠堂的阁楼上打开广播，用福州方言高声朗诵一些吉祥话，全祠堂的人要齐声回应“好啊”，颇有连祷的意味。所谓“吉祥话”，就是写在村里普通人家门联上的语句，比如“财源滚滚随春到，喜气洋洋伴福来”“人和家顺百事兴，富贵平安福满堂”“和睦家庭婆媳好，勤劳门第子孙贤”。用于回应这种种美好期望的，永远是最简单也最殷切、能消除一切障难的“好啊”。“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疑虑在这里毫无栖身之地。众人的“好啊”一声高过一声，我有点难为情，只张开嘴做了一下口型。当连祷仪式在最后一声呼应中结束的时候，外头等待已久的爆竹随即响起，每家每户开始手捧蜡烛，在后厅观众目光的见证下，从后门鱼贯离开祠堂。
一路上每家每户要守护好蜡烛，不让强风把烛火扑灭，还要边走边鸣放鞭炮，为福运鸣锣开道。户外多少有些风，烛火烧得更旺一些，我一只手持烛，一只手挡风，可还是管不了烛油簌簌往下滴落，烫得手疼，就只能时不时将烛芯的热油倒在路旁。到家后，便是又一轮鸣放，然后我将蜡烛放在案桌上，完成使命。临睡前，我发现先人的福佑都化成了满鼻孔的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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