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日本：疫年留珍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01
四月二十五日
真希望这是一场梦。我战战兢兢地低头看向沙发下面。丈夫果然躺在那里。从掉落在手边的手机来看，他原本是想给谁打电话，却没来得及。
昨天早晨，我隔着门听他说话的声音还特别精神。烧好像已经退了，咳嗽听起来依然有些严重，但跟每年都会犯的咽炎好像也没什么不同，本人也说应该不是那种病。晚上没有出去玩，白天上班时也一直注意戴着口罩（虽然是重复使用的）。但一定是重感冒，做好措施，防止传染当然最好不过。万一是那种病，也肯定是轻症，很快就能痊愈，才不到五十岁，又没得过什么病。
我相信了他的话。电视上，医生也这么说。而且我也觉得，万一病情恶化，到时再去医院也来得及。LINE的最后一条回复是昨天傍晚，那之后就没了消息。打电话他也不接，我这才担心起来，从公司强行早退。回到家后发现丈夫躺在地上，尸体已经冰冷。
本想直接用掉在丈夫手边的智能机，犹豫了一下后，跑下楼，拿起走廊里复合传真机的话筒——等等，打110还是119？
打119。急救电话是119，没错！——不过，我应该叫的是救护车吗？
我想起刚才触摸丈夫身体时的冰冷。
已经死了。早就已经死了。这时还叫救护车，太傻了。即便对方能来，到现场了解情况后也一定会马上离开。警察？社区诊所？但无论打给谁，我都无法想象之后会发生什么。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我将再也无法拥抱我的丈夫了。他会直接被人送到火葬场烧掉。一旦被抬走，我将再也见不到他。我不要这样。绝对不要！
我放下听筒，踉踉跄跄地走上楼梯，走进丈夫的书房，低头看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触摸了丈夫的身体。反正刚才也摸过，有什么关系。
这是谁的错？是谁导致了这种结果？是电视上的医生？确定检测标准的人？还是几次三番打去电话都不肯来检测的社区诊所工作人员？或者是……
我缓缓地俯下身子，贴近他的身体，搂过他的头，亲吻那冰冷的嘴唇，深深地吸气。我要把在他体内蔓延、蚕食他肉体的病毒全都吸出来。对，我还听说，病人的枕头上会有大量病毒。
我在书房寝居的第三天早晨，出现了和丈夫同样的咳嗽症状。如我所愿，这样我就可以去见“责任人”了。
02
窝居
某日清晨，我打开信箱，发现有小鸟在里面筑了一个巢。
夏天时我会前往一处位于森林中的工作地点。数年前扩建的时候，木匠师傅顺手为我做了一个信箱。可我并不在这里常住，少有物品寄来。也就是说，小鸟趁机把家安在了这里。
一打开横开的信箱门，便看见鸟儿在冬天攒下来的东西，如同床的剖面一般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最下方垫着数厘米的小树枝作弹簧垫，树枝上铺着厚厚的苔藓作褥子，苔藓上还精心地盖上了一层蒲公英的绒毛。看上去简直像一件艺术品。
看样子鸟巢是完成了，可一家之主不在。不过我也不能因此就随意地将其清理掉。
过了几日，我忐忑地悄悄打开信箱，发现里面有一只白脸山雀正在孵蛋。它摆出架势来吓唬偷看的我，那样子看上去十分可爱，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真是对不住啊。”
在我的孩提时代，家家户户都养鸟。十姊妹啦，文鸟啦，白脸山雀啦，训练这些鸟儿或是给它们配种，简直可以说是少年们的嗜好。这当中，有兴趣高涨，在晒衣台上造鸽房的，有痴迷于训练信鸽的。在那样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我们，对鸟儿的感情非同一般。
就在刚才，我又忐忑地去看了信箱，里面没有鸟爸爸鸟妈妈的身影，九颗豆粒大小的鸟蛋，整整齐齐地躺在蒲公英的绒毛上。鸟爸爸鸟妈妈趁白天暖和出门找食，到了傍晚便轮流孵蛋。
窝在书房里写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比起人类，小说家似乎更接近于鸟类。写小说这个行为，不能完全说是表达或是创造，但如果把它比作孵蛋，那可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这样一来，只要忠实于自己的本分，便与世间的骚动无缘。这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03
五月三日
在被隔离的世界
除家人之外，能在无透明塑料布隔开的状态下与人讲话，恐怕只有这儿了。（虽然过了三天我再来的时候，除献血区域外，中心的其他地方都被隔离了。）如此不合时宜的密切接触行为真的没事吗？我心里有鬼似的，紧紧张张地做完登记、回答了医生问诊、验了血，之后去献血。由于不符合400ml全血的献血条件，工作人员也不推荐200ml全血，再加上我的血小板低，所以单采血小板也不行，最后决定单采血浆（外观看起来就像是清寡的骨头汤）。血液自手腕血管向外流出，那自内而外的真切感觉，过了一会儿之后，变成自外而内，流回我的身体，这是要将红血球回输体内。
肉体可感知的纯粹的牺牲，令人心情舒畅。电视新闻报道里，经营困难的饮食店老板、“关张大吉”的旅馆老板以及被驱逐的网吧难民纷纷诉说自己的艰难。相比之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那么严重的影响。我由此而产生了罪恶感。这罪恶感被这献血的些许痛楚、晕眩和或许能帮到谁也未可知的可能性所缓解。我也很想“哐”地一下捐一大笔钱，假如拥有如此财力当然最好，可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说家，能“大出血”的东西，就只剩下字面意义上的“血”了。
我开始频繁献血是在三月初，当时有报道说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出现了血浆不足的情况。之前我有过献血经历，是在高中。那会儿，我和朋友经常将血液中心当作游戏场所。听医生问我说：“上一次献血呢是一九九六年，怎么样，至今一切都还好吗？”我才意识到与那时相比，我和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瞬间不觉感到有点恍惚。一九九六年，也就是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第二年，我是十七岁的处女。
总之，离下一次密切接触的日子还有三天。
关掉“Love Blood”网页，打开很想见面却无法相见的友人的Amazon购物心愿单，用代金券买了非必要非紧急的美容饮料。除献血之外，我几乎只跟丈夫和猫接触，也不参加线上聚餐。如此看来，依赖网络维持人际关系的我，从骨子里就是一个与他者保持社交距离的人啊。
04
六月十八日
我与之融合
井上梦人作 陈燕译
六十八天。是的，今天是第六十八天了。
四月十一日，工作了四年半的居酒屋炒了我的鱿鱼。从四月十二日开始算，四月份剩下十九天，五月有三十一天，今天是六月十八日，19+31+18=68，是六十八天。嗯，计算的能力，我还没有丢失。
那一天，老板松浦跟我说：“你可以不用再来了。”我说：“工资给一半就行，让我在这里干活吧。”老板愁容满面地低头答道：“我也有难处。”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是已经尽力了。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五千日元的钞票。
买了盒方便面后，我回到公寓，将门反锁了，之后我便再也没有出门。钥匙一直放在鞋柜上面，今天是第六十八天了。
居家期间，我一直待在床上。我躺在床上，背靠着墙壁，用遥控器不停地换台。好几个钟头，不断地来回换台。去上洗手间时，我会下床，但上完洗手间，就又回到床上。
从第三天开始，我便无法下床了——腰提不起来。当时我没怎么当回事，认为可能只是一直坐着导致腰部僵硬了，可是不久之后我便发现并非如此。
我的腿完全动弹不了了。仔细一看，我发现腿被棉被裹住了。不是说腿伸进了棉被里，而是从腿肚子开始，整个大腿似乎被棉被吸住了。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腿上。我碰了碰身体，发现臀部也已经被床沿和棉被所吞噬，背部肩胛骨附近已经全都陷进了墙壁之中。
我心想这样可不妙。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并未特别焦虑。身体动弹不了，无法进食，却也一直没觉得饿，仿佛从跟自己融为一体的床铺、墙壁那里获得了养分似的。同样道理，墙壁、地板也承接了我的排泄。这样，就像一棵植物似的。我有些开心——这就是所谓的植物人类吧。
又过去了十天，我开始感应到了同伴的声音。似乎不只是自己，这个公寓本身就是一个由众人构成的融合体。尽管不能跟他们对话，但是情绪却可以共享。
今天是第六十八天了。我的大部分身体已经跟房间融为一体了。我的右手拿着遥控器，就那么跟床铺融合了。
屋外传来了房东的声音：“没错儿，我说了吧，是听得见电视播放的声音吧？人应该是在里头的。”
不久，响起了开锁的声音。
05
六月二十四日
宫泽伊织作 覃思远译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让你心怀希望。
至少我期待它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原本设立“Day to Day”这个连载的目的，就是希望它多少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勇气，驱散他们心中的阴霾。
最能给人以希望的，就是金钱方面的自由了。但像我这样的小说作家，能够提供的，不是迅速且充足的金钱补偿，而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文字而已。对正在现实的威胁和不安当中备受折磨的你，作为作家，我能说些什么？说什么能给你们带来希望？对此，我想了很多很多。
在互联网上用自己的名字检索一下就能发现，时不时会有一些读者留言说，在看到我写出系列小说新章节之前决不能死，或是新刊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等等，说实在的，这让我有点害怕。其实不光是说我的书，这样的留言在其他场合也屡屡出现——“不去听现场演出会死不瞑目”“新戏没出来死不瞑目”“没看到电影公映死不瞑目”……很多人把各式各样的娱乐作品说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互联网上的言论通常比较夸张，所以我知道应该把这些言论看作是“很期待”的一种夸张的表达，但这其中的确流露着真切的期待。这应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吧。
在非常时期中，我们这些娱乐产业从业人员几乎无可作为。和医疗工作者、必要工种工人相比，我们绝对是“没用”的，但我觉得，我们的作品能够给人的心灵以一定的慰藉，这也是事实。每天早上都不愿睁眼醒来，这样的日子还在持续，很多人一直在极限的临界状态下默默忍耐。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快崩溃了，但正因为有着对小说、漫画、动漫、电影、游戏、音乐、旅行以及其他种种娱乐的期待，才勉强撑下去。那“一点点的期待”，作为活下去的理由来说或许太过微不足道，但看似微不足道的理由，如果能找出三五个来，人们也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在这种非常时期，娱乐产业从业人员能够做到的唯一，也是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坚守阵地”了。在黑暗中高举微弱的火把，表明自己一直在这里，今后也还会在这里。这是我能为你做到的唯一的事。不光是我。你回过头来看一看，看看“Day to Day”的目录，有没有注意到，那一篇篇作品都是被高举着的火把。抬起头来，你的眼前也许会浮现出由无数细小的火把组成的一片灿烂星空。让人心怀希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有很多人盼着能为别人照亮一段前行的路，愿意为这堆篝火中添上一把干柴。而我，也希望能以手中这支火把驱散你心里的黑暗，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块儿。
06
岛田庄司作 覃思远译
丈夫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却呈阳性，于是我只好和他保持“社交距离”了。身为一级建筑师的他，每天都住在位于大阪的工作地点，吃了睡，睡了吃，据说每天都在远程办公。
“你身体情况怎么样？”我在丰州的五十六层高层公寓里跟他通话。
“世界很和平。什么事都没有。”他总这么说。
“日本的将来一片光明。科技竞争力会不断提高，GDP还会上升的。现在世博会步道上铺的大理石就像镜子一样，亮闪闪的。”
“啊，是么？工程进展这么快啊？”
为了适应后新冠时代，会场设计做了很大的改动，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我们夫妻的生活也因为新冠大变样了呢，”我说道，“就跟一家不用上班的公司一样。虽然以前我们俩也没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但现在吃饭、睡觉、喝茶、工作全都是各做各的了，见面也就是skype而已，整个一个视频婚姻啊。”
邪恶的病毒消灭了哺乳动物之间的身体接触。
“以后的夫妻会不会都是这么过日子呢？……”
就连怀孕，是不是也要通过快递来配送精子呢？这样的二十一世纪，我做梦也没想过。
大概是网络不好，丈夫后来一直在重复说着同样的话，于是我决定跟他线下见个面，就去了大阪。
赶到丈夫此花梦区中一丁目的工作地点时，我发现那里什么都还没建好，只有一块肮脏的空地，上面堆满了破轮胎。像镜子一样亮闪闪的铺着条石的步道和时尚的建筑物根本连影子都没有。填埋出来的地面长着稀稀疏疏的杂草，裸露着大块大块的泥土。
我往海边走去。眼前出现一片用单薄的堤坝围着的湿地，上面扔着很多破破烂烂的电器。在这些破烂电器中，我发现了一条熟悉的法式夹克衫的袖子。我记得丈夫就有一件这样的衣服。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走到那只袖子跟前，扒开那堆破烂——我看到一具白骨！好像是我的丈夫！那已经化为白骨的右手，还紧紧抓着一部手机。
啊，他果然是死了。我想，唉，反正现在的夫妻生活也就那么回事，死了也罢，活着也罢，还不是都一样。
岛田庄司（1948—），出生于广岛福山市。武藏野美术大学毕业。1981年以《占星术杀人事件》文坛亮相后至今，书写了在多达50余部作品中出场的侦探御手洗洁系列、《光之鹤》等吉敷竹史警官系列，博得人气。2009年获日本推理文学大奖。身为“岛田庄司选 玫瑰之城福山推理文学新人奖”“讲谈社老手新人发掘计划”选考委员，为发掘和培养有才华的文学新人做出了贡献。此外，还致力于翻译并向海外推介日本的本格推理小说事业。
07
七月八日
京极夏彦作 廖婧译
友人分了一些七夕用的竹枝给我，以答谢为借口，我拜访了他家。友人头也不抬，招呼也不打，用恶毒的口吻说：脸色很糟啊，你该不会是发热了吧。我脸色向来如此，我说。是，这点我同意，不过我可不想被传染，友人答。只见他正在阅读一本古书。说是哪位古书老师让渡给他的，一份新选组相关者的私密记录。
“那刚好是文久二年【文久二年即1862年。当时的天皇为孝明天皇。】七月初的时候。”
据说，那一年也有传染病蔓延。
“这段描写真叫人鼻酸啊，上面写着棺材都做不过来。”
光是江户就死了至少七万人，看来并非夸张。
“但那次是霍乱。现在流行的不是霍乱。没有可比性。”
“最先流行起来的是麻疹。东京这块地方排水不良，长屋水井、厕所在一处，环境恶劣。夏天尤其不洁，很难说是卫生的。”
“那是文明开化以前的事吧。如今可是拧开龙头就出自来水的时代。”
“你不知道西班牙感冒吗？”友人说。
“那次流行是在大正时代。文明开化早已结束，可还是死了三十五万人。说是感冒，那其实是流感。”
“或许是这样。现在医疗进步。当时是连抗生素都没有的时代吧。”
“没有差别呀。”友人说。
“流行性感冒对策实施要领制定于昭和二十九年（1954），这次起作用了吗？霍乱在安政五年、文政五年都流行过。仅从记录来看，事态都是不断地严重。从不吸取教训。连细菌都对付不了，这次可是病毒。就算研发新药，也是猫追着尾巴转圈圈，毫无进展。除了隔离感染者和消毒，没有什么其他办法防止病毒扩散。这从百年之前就不曾改变。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医生筋疲力尽。穷人最先死去。从江户那会儿开始就是这样。国家防不了疫鬼。”
“不如做场法事驱邪。”我讽刺说。
“那样更好。”友人恨恨地说。
“看不见的威胁一旦可视，就会变为攻击的对象；不详的秽，变成憎恶。然而，感染者、感染源，甚至连从事医疗工作的人，都被当作秽来对待。此种愚行绝不能被允许。隔离是为了防止感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
“你说得对。”我漫不经心地附和，而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除秽，本是为政者的工作。所谓政，就是这么一回事。当然，大前提是制定有理可循、实用有效的政策，然后迅速实行。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信用。驱除灾厄，需要绝对的信用。可是，这个国家的为政者不被信任已经成了传统。唉。”
“不过，你一向是反体制的化身，倒没有必要对你说这种话。”友人又说。
“就连那次地震，也几乎是老百姓凭自己的力量恢复起来的。盲信会引发战争，因此对政策要逐一怀疑。但这种时候，让百姓安心一下，不会遭报应吧。就连今天，多摩那边也还在搞美军基地扩张的反对运动。火药味越来越浓，一点都不叫人省心。”
“可你看起来悠然自得。一步也不离开你这屋子，不是吗？”
“不是有你这样粗心大意的男人来访吗？江户的霍乱和大正的西班牙流感皆是第二波死亡人数更多，传染病随人的移动而扩散。比起江户那时候，今人移动的距离和范围变大，已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移动时间也大大缩短。不容小看。”
“我没有小看。不，我不是来说亚洲流感的事……”
“我知道。你是为前天谷中五重塔失火事件而来。”
这时，京极堂终于将脸转向我。那一天，昭和三十二年【昭和32年即1957年。】七月八日是事件的……
写到这里，日期，变了。
08
七月九日
团圆
东野圭吾作 岳远坤译
清晨。睁开眼睛，看到微弱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落进来。我在床上坐起身，看了一眼桌上的手表。已经七点多了。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很快听到噼噼的提示音。现在的体温计，测体温用时真的很短。
看到37.5这个数字，我感到失望。
吃完早饭后，主治医生走进病房。他全身裹着蓝色防护服，戴着口罩、护目镜和防护帽。这个医生与我光着脸相见的日子，还会到来吗？
“很遗憾，昨天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
医生有些抱歉地对我说。我垂下肩膀：“这样啊……”
医生瞥了一眼我记在纸上的体温数值，拿起一根细长的小棒，说道：“请问，今天也可以吗？”我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只在心里将其称为“纸捻儿”。
“好的，拜托了。”我仰起头。
医生把纸捻儿塞进我的鼻孔，一直往里捅，感觉像是捅进了喉咙里，再一阵乱搅。疼痛，很不舒服，差点流出泪来。这种检测已经做了很多次，还是不习惯。
好了，明天见。医生说完，走了出去。离开房间之前，他把防护服和口罩等全都扔进了纸箱。仅仅是为了这一件事，每次都要消耗一套一次性防护用品。
我在心中默默祈祷，但愿明天是个好结果——明天一定要变成“阴性”。
大概二十天前，妻子在核酸检测中检查出“阳性”。好像是在单位感染的。
在她住进医院的第二天，社区医院也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接受核酸检测。我们一天到晚待在一起，自然是密切接触者。
这下坏了。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也接受了检查。果然结果是阳性。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住进了这间病房。完全隔离，家人和朋友都不能见。
没有感染症状。既不咳嗽，也不胸闷。
只是持续发烧。不过，就我的情况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在意。如果不是因为妻子感染，或许我都不会接受检测。
一般如果没有症状，十天就能出院。按照规定，有症状的患者，痊愈后连续两次检测为阴性，或发病后超过十天、并且痊愈后超过七十二小时，就可以出院。
而我已经住院超过十天了，自以为已经痊愈。但是，低烧这道难关一直无法突破。体温不恢复正常，就不能说是痊愈。要证明发烧的症状并非由新冠病毒引起，就需要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如愿。连续几天的检测结果都是阳性，低烧始终不退，所以也不能出院。
妻子早就出院了。我每天给她发短信，内容大致都一样：“这次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
她看到后会马上打电话过来：“真遗憾啊。现在状态怎么样？”
“马马虎虎。还是有点烧。今天也做了检测。”
“哦。”妻子总是这样简短地回答。她知道，鼓励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第二天一早，看到医生迈着大步走了进来，我顿时产生一种好的预感。虽然隔着口罩看不见，但我感觉到他在笑。
“阴性。”我听到了期待已久的这两个字。他虽然尽量压低语调，但声音中却有一种坚定的力量。
谢谢您。我朝他鞠了一躬，感觉像是得到了莫大的奖赏。
“那我们快来再检测一次。”医生拿好纸捻儿站在那里。“好。”我就像一条忠实的老狗，抬起下巴。
翌日，顺利得到了第二次阴性检测结果。傍晚，妻子来医院接我，我看到她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我的心头也百感交集。倘若周围没有旁人，我们一定会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们乘坐出租车回到家。住了多年的日本传统老宅，终于又回来了。然而，当我在玄关脱下鞋，迈开步子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意识。
姥爷，姥爷！——一个熟悉的声音将我唤醒。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被窝里。“啊，好像醒了。”这是妻子的声音。
模糊的视野渐渐变得清晰。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的脸庞出现在眼前。
“哦，你们都在啊。”我使出全身力气，才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
“姥爷，恭喜您终于出院了。”上小学二年级的外孙女说道。
“嗯，谢谢。能再见你们一面，真是太好了。”
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我心里想。
半年前我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之后一直居家疗养。已经八十多了，人生没有什么特别的遗憾，唯一的愿望，就是临终时，能和家人待在一起。
我从被子里伸出手，朝妻子伸过去。她面带悲伤，握住我的手，像是快要哭出来了：“对不起，我传染了你。”
我摇摇头，笑了笑。在我生病的这段日子，她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她没有错。
“医生说，不可以握手的。”外孙女嘟起小嘴。
“不怕不怕。”我冲她笑了笑。如果连深爱的家人都不能握手，所谓的新生活样式又有什么意义？
一股强烈的困意袭来。在渐渐消失的意识中，我心想：这样，在葬礼上也可以跟大家做最后的道别了。
东野圭吾（1958—），出生于日本大阪府。大阪府立大学毕业。1985年《放学后》获江户川乱步奖，文坛出道。1999年《秘密》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2006年《嫌疑人X的献身》获直木奖、本格推理大奖。2012年《解忧杂货店》获中央公论文艺奖。2013年《梦幻花》获柴田炼三郎奖。2014年《祈祷落幕时》获吉川英治文学奖。2019年，因其对日本国内外出版界的贡献，获野间出版文化奖。《祈念守护人》为付梓新作。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1年第2期，责任编辑：秦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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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文娟 校对：秋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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