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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
董秋斯（1899—1969)，中共党员、进步办刊人、革命活动家、原《译文》副主编、资深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
张黎
张黎（1933—），研究员、德语文学专家，曾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中北欧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室主任。张黎先生的这篇文章展示了董先生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使我们后辈人对董先生的革命经历肃然起敬。新中国成立不久，董秋斯即从上海来到《译文》（《世界文学》前身）编辑部工作，直至辞世。年轻读者中，知道董秋斯的人恐怕不多了。年纪再长一些的读者，也许知道他是翻译家，还知道他是我国现代翻译学的重要奠基人，再多还知道什么，就难说了。其实，董秋斯不仅是成就卓著的大翻译家、翻译理论家，还是个经历丰富、颇有传奇色彩的老革命家。由于他生前处世颇为低调，现在了解他的革命经历的人不多了，自从一九六九年底他辞世以来，连他的身影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十年前，我翻译了一本德国老革命家的回忆录，正是这本书，把我带进了董秋斯的精神世界。书的原名叫《索尼娅的报告》，出版社给改了个通俗书名：叫《谍海忆旧》。一看书名就知道它的内容。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历史学家关注，一些研究共产国际东方局情报活动的学者，从中发现了不少逐渐为时间湮没而又弥足珍贵的史实。这本书讲述一位德国籍共产国际情报员在二战期间曲折坎坷的经历，为赢得战争所建立的功勋。她被后人誉为“二十世纪超级女谍”。这位“索尼娅”记述她三十年代初期与左尔格一道在上海的活动时，未指名地提到董秋斯和他的前任夫人蔡咏裳。有一次我与董老后任夫人凌山同志聊天，说到这个情节，她惊讶地说：“那是老董和他的夫人蔡咏裳！”我听了也很惊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董秋斯同志曾任共产国际的情报员。我请凌山同志详细讲讲有关情况，凌山遗憾地告诉我：“关于这一段经历，从我们结婚直到他去世，一句话都未说过。”原来直到他去世，他那些经历仍然是机密。那一代老革命家都深深懂得，保守党的机密，是对党的事业忠诚的起码表现。
这使我想到，我翻译的那本书为什么原名叫《索尼娅的报告》。原来二战以后，作者返回民主德国，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汇报在国外流亡二十年的经历。她所经历的一切，在当时尚属机密，连党中央负责审查干部的领导人马特恩（Hermann Matern）都自认为不宜知道这些事情，而打断了她的汇报。她工作的机关里，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散布流言蜚语，说她历史上有二十年空白，没有向党组织交代清楚，有时当面或者背地里对她“使绊子”，弄得她无法正常工作。作者为了遵守保密纪律，免得不断地听那些闲言碎语，决定辞掉公职，以半百的年龄开始过职业作家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党组织动员她写下自己的经历，用作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她才写成这本书，第一次向党组织和人民公开“报告”她流亡二十年的经历。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遗憾，董秋斯同志未能活到公开向党组织汇报那段经历的时刻，作为一个老党员，他始终守口如瓶，连向自己的妻子孩子都未吐露过一个字。最令人遗憾的是，在“文革”那人妖颠倒的年代，临死之前，还背了一个“历史反革命”的黑锅。一九六九年的最后一天，对他的“揭发批判”尚在进行中，他便辞别了人世。那时他肯定是死不瞑目啊！近读原《世界文学》编辑部李光鑑【即李野光】同志《顾影谈》一书，其中提到当年工军宣队宣布董秋斯为“历史反革命”，勒令他交待“罪行”的时候，说董老怎么也说不清楚，揭批会上搞得他狼狈不堪。现在看来，不是他说不清楚，而是不能说清楚，他必须遵守保密纪律，这是那一代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懂得的道理。如今人们若想解开董秋斯这段经历之谜，已经很难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大都已经作古，人们只能从类似《索尼娅的报告》这类回忆录中，从它们的字里行间得到一些只言片语的信息。董秋斯未曾有过“索尼娅”那样的机会，公开向他的党和人民“报告”自己那段经历。他带着遗憾默默地走了，他的业绩也默默地融入了共和国的辉煌里。因为与我的研究课题有关系，我阅读过一些相关材料。张文秋老人的回忆文章，张晓宏、许文龙著《红色国际特工》等书，向我证实了凌山同志的话。原来董秋斯和夫人蔡咏裳（又名蔡步虚）都是共产国际驻香港情报员。我在阅读材料时，得知董秋斯在南开中学、燕京大学读书时，便是个热血青年，“五四”运动时期，参加过各种进步活动。据他的老同学沈从文先生说，他还担任过燕大学生会主席。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他就是燕京大学学生运动负责人。一九二六年“三一八”爱国运动时，他与燕大同学一起去“段执政府”请愿，群众遭反动军阀枪杀，他死里逃生。这次血的教训，更坚定了他追求光明进步的思想。至今，人们在图书馆里还能见到他当年与同学刘谦初、张采真合编的《燕大周刊》，里面有不少宣传革命的文章。
董秋斯于一九二六年大学毕业后，便与新婚妻子蔡咏裳，同班同学刘谦初、孟用潜等人，去了当年的革命中心广州。北伐开始，他便投笔从戎，在北伐第十一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主编《血路》月刊。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去上海，投奔在我党中央秘书处工作的老同学张采真，经他介绍主编党的外围刊物《世界月刊》，公开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一九二九年，他在这份刊物上第一次公布了“田中奏折”的全文，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侵略中国、独霸亚洲、 征服全世界的狼子野心，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警惕。通过这份刊物，他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与史沫特莱的相识，是董秋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是她介绍董秋斯认识左尔格，成了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情报员；也是她促成了董秋斯与鲁迅先生的友好交往，使董周两家成为密友。
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从海参崴迁来上海，最初的负责人是原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格哈特·艾斯勒。德国人理夏德·左尔格被派来主持情报工作，并得到当时在上海主持党的工作的周恩来热情支持。董秋斯经史沫特莱介绍，成了左尔格情报组的成员，与夫人蔡咏裳共同负责香港情报站。当年的共产国际情报员，老革命家张文秋，即刘谦初的夫人，曾经扮作富家太太模样，冒着生命危险去香港向董秋斯夫妇传递情报。他们两个家庭既是同学关系，又是战友关系，张文秋经常把新生女儿思齐放在董家寄养。在我翻译的《索尼娅的报告》这本书里，作者讲述了受左尔格委托，在莫干山租了一处别墅，供董秋斯和他的夫人在那里疗养肺病。他们之间的接触，特别是与蔡咏裳的交谈，给这位“索尼娅”留下了深刻印象，蔡咏裳那表面娇小孱弱、外柔内刚的形象，深深刻印在她的脑海里，日后在“索尼娅”的第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里，以蔡咏裳为模特塑造了一位东北抗日游击队女战士形象。她称这是她们之间合作与友谊的纪念碑。可惜，这位勇敢的女革命家连张照片也未留下来，我们只能从这位“索尼娅”的小说里想象她的风采。董秋斯曾经多次陪同史沫特莱拜会鲁迅先生，担当他们之间的翻译，从此与鲁迅先生一家建立了终生友谊。他与蔡咏裳合译的苏联作家格拉特珂夫长篇小说《士敏土》，就是经鲁迅先生推荐出版的。鲁迅先生还把自己珍藏的德国画家梅斐德为该书德文译本画的十幅插图贡献出来，作为中译本的插图，并为这本书写了序文。鲁迅先生五十岁时，冯雪峰邀集部分“左联”的朋友，在一家名为“苏腊巴亚”的荷兰餐馆为他祝寿，董秋斯为史沫特莱担任即席翻译。鲁迅先生在聚会上说：光懂文学理论，不了解工农大众的生存状况，不了解他们的痛苦、要求和愿望，是不能成为“普罗作家”的。这一番话启发了董秋斯，他下决心放弃当作家的理想，扬长避短，当个职业翻译家，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盗天火”。一九三〇年，董秋斯参与了“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发起和筹备工作，还担任了“左联”刊物《国际评论月刊》的主编，利用这个合法阵地，为打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团结广大左翼作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除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在北平协和医院动大手术，治疗肺病之外，他拖着病体坚持情报工作，常常还要到广州、澳门、天津、上海等地去执行秘密任务。直到一九三九年秋天，终因体力不支，辞掉共产国际的工作，回到上海，一边养病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九四〇年，在上海经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解放后人们只承认他的党籍从一九四六年算起。历史有时竟会开这样的玩笑，被捉弄的人常常是无可奈何。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孤岛”上海继续从事文学翻译，陆续翻译出版了列宁、拉法格等人写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与蒋天佐等合译）、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美国作家斯密司的《苏联妇女》、斯通的《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澳兹本的《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等等。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反蒋斗争，主编《民主月刊》，参与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建国后他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一九五〇年调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编辑局工作，主编《翻译通讯》。一九五三年起，任《译文》杂志副主编。曾历任全国文协理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理事、宣传部长，上海中苏友协理事等职。但他的主要精力贡献给了《世界文学》(《译文》）杂志的编辑工作。
董老一生是个不事张扬的人，年轻时因工作劳累、生活艰苦患上了肺病，他忍着病痛，在公开的文化战线和秘密的情报战线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文学翻译园地勤勤恳恳耕耘了一生，取得令人羡慕和尊敬的成绩。他那些总结翻译工作经验的文章，引起我国翻译学家们的重视，得到充分肯定。董老晚年遭遇令人不胜唏嘘，如果说他在“文革”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进行批判是反常的，那么，他在“北伐战争”和隐蔽战线上所作的贡献逐渐被人遗忘，肯定也是不正常的。但愿他的功绩不至于被时间湮没。让我们记住，在我国外国文学界，董秋斯不仅是一位成就斐然的老翻译家，还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原载于《世界文学》2010年第5期，责任编辑：庄嘉宁。关于凌山与董秋斯同志的记忆
以及《不能忘记董秋斯老人》一文的由来
庄嘉宁
六十年代《世界文学》杂志部分同仁的合影
左起：陈敬容、凌山、张孟恢、庄寿慈、杨仲德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日，敬爱的前辈凌山同志走完了她平凡而又光荣的一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参加了凌山同志的告别式，我心情很不平静，悲痛之中想起很多往事。凌山同志，祖籍广东番禹，一九一六年生于广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先后在上海《妇女界》（半月刊）、《时代日报》的《妇女》周刊、新四军主办的《抗敌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凌山随同丈夫董秋斯先生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一九五三年春，《译文》（后更名《世界文学》）创刊，董秋斯任杂志副主编，凌山在编辑部从事英美和东欧文学的编辑、翻译和研究工作，一九八二年离休。我的父亲庄寿慈也是杂志创刊时到的编辑部，和董秋斯夫妇既是上下属又是同事关系。父亲了解董秋斯在国内翻译界的名望，是鲁迅先生的好友，所以特别尊重董秋斯先生。五六十年代董秋斯先生身体不好，我们两家住得近，父亲除了工作上的事上门之外，平时也经常走动，“文革”期间亦如此。我从小随父亲到过董先生家多次，记得最早的一次好像我只有四五岁。那时正好是圣诞节期间，董先生的客厅里摆放着一颗扎满彩灯和小礼物的圣诞树，我是第一次见到圣诞树实物，颇感到好奇。董先生的几个孩子我们自小都很熟悉。父亲对我们说过，董先生三十年代就为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童年时代，我看过《革命家庭》这部影片，我曾想象过董先生一家特别像影片中的那个家庭。父亲一九七一年在河南干校去世后，凌山经常到我家看望，我的外婆、母亲在家遭不幸时，得到过凌山同志的关怀。董先生曾送父亲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扉页上有董先生的签名。这两册书是我们兄弟姊妹三人的最爱，尤其是“文革”期间，也是我最初喜爱外国文学的启蒙作品之一。有趣的是，我和妹妹最爱读书中的“和平部分”。其中表现上流社会女性的对话，董先生的译文经常采用“断乎不可以”等，这极好地表现了俄国贵族女性的神态，一时间我们兄妹之间也曾用这种语气对话，很有趣。八十年代，凌山知道我们对董先生的译作这么有感情，又送我们再版的《战争与和平》。原在外文所研究室、后到编辑部工作的郑启吟女士（已移居加拿大）说过：“一九六四年，《世界文学》整体从作家协会合并到学部外文所，给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凌山和韩镜慧，她们有一种非凡的气质，美丽之中透着高贵和端庄。”郑女士也很漂亮，她的评介很有代表性。我到了《世界文学》工作，与凌山同志接触更多，得到她的帮助也很多。凌山在编辑部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对同志，尤其是新来的很友善，特别有人情味，从没见过她为个人待遇斤斤计较。几年后，凌山同志离休了，我们两家仍然保持经常的来往。一九九二年，母亲从后赵家楼搬到了安贞桥，凌山与我母亲的电话中说，现在你们搬远了，我少了一个好朋友。二〇一〇年，外文所召开新老同志座谈会，目的是为日后编写外国文学所所史做准备。会上张黎先生的一个发言引起了编辑部的极大兴趣，张黎讲的是董秋斯先生在解放前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往事。随后我请张黎先生将此段发言整理成文，《世界文学》要采用。我还征得凌山同志和她子女的同意。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董秋斯先生不仅是德高望重的翻译家，还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期间的地下工作者。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是对董秋斯夫妇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世界文学》杂志的莫大光荣。该文原载于庄嘉宁先生的博客（2012年4月18日），原文链接为：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1e40ab010143sj.html庄嘉宁，《世界文学》编辑部副编审，著有《<世界文学>中的美术》，主要译著有艾丽丝·门罗《善良女子的爱情》《谋杀拿破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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