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阮清越【美国】：但愿你需要我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但愿你需要我
阮清越作 刘葵兰 吴燕佳 译
教授第一次叫错庆夫人的名字是在一次婚宴上，他们常常出于义务出席这种拥挤的聚会。新娘和新郎走近他们的餐桌时，庆夫人注意到教授在看自己的手掌心，他在上面草草记下了祝词和从未谋面的新婚夫妇的名字。在四百名宾客的喋喋不休和乐队的喧闹声中，他们得靠近对方才能听见彼此的声音。她发现丈夫身上散发着一股旧平装书和破旧地毯的气味。这是一种令人安慰的霉味，让她联想到二手书店。
“别担心，”她说，“这种事你都做过一千遍了。”
“是吗？”教授用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我好像想不起以前的事了。”他白皙的皮肤像纸一样薄，能看到一条条蓝色的血管。从他那一丝不苟的银发，到锃亮闪光的棕色牛津皮鞋，他看上去还是原来那个教过那么多的学生，多到连自己都数不过来的人。在这对新人来他们餐桌致谢的两分钟内，他没有丝毫迟疑，用正确的名字称呼这对夫妇，按惯例作为十位客人中最年长的人向他们致以美好的祝福。但当新郎拉起他尼赫鲁式外套【尼赫鲁式外套，一种印度传统男性外套，因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喜欢这种穿戴而出名。】的立领，新娘提起她高腰礼服的裙摆时，庆夫人只能想起得知诊断结果的那一晚，当时教授可吓坏了她，结婚四十年，那还是教授第一次哭。等这对年轻的新人离开后，在天鹅绒奥黛【奥黛（Ao Dai），越南女性旗袍。】紧紧束缚下的庆夫人深深叹了口气，总算放下心来。
“新娘的母亲说，他们将在巴黎度过蜜月的第一周，”她用勺子舀了个龙虾腿放到教授的盘子里，“第二周他们要去法国的里维埃拉。”
“圣雅克角。”
“我们在那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不是吗?”
“你到那时才终于开口和我说话。”
“在你身边，谁能不害羞呢？”教授低声说。四十年前，她十九岁，他三十三岁，他们在圣雅克角的一家海滨旅馆度蜜月。那时他们在阳台上，在皎洁的满月下，听着法国人在海滩上又唱又叫，教授突然开口说话了。“想象一下！”他开始谈论太平洋的体积如何与月球的体积相等，声音里充满了惊叹。说完这一点，他接着又谈深海峡谷里的怪鱼，再然后是巨浪的神秘莫测。即使没过多久她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那也没关系，因为此时他的声音已经魅惑了她，那语气从容，听着叫人心安，就像她第一次在自家厨房偷听他向她父亲解释他关于黑潮暖流热力学的论文时一样。
现在，教授的记忆力逐渐从他身上溜走，他曾经偏爱的长句也随之消失了。当乐队开始演奏《但愿你需要我》时，他松开了领带上厚厚的温莎结，说：“还记得这首歌吗？”
“这歌怎么了？”
“在孩子们出生之前，我们一直在听这首歌。”
这首歌在她第一次怀孕时还没有发行，但庆夫人说：“没错。”
“我们去跳舞吧。”教授靠得更近了，一只胳膊搭在她的椅背后。他眼镜的一个镜片上有一个指纹污迹。“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坚持要和我一起跳个舞，燕。”
“哦？”庆夫人慢慢地从玻璃杯里抿了口水，掩饰着被叫成别人名字时的惊讶。“我们什么时候跳的舞？”
教授很受伤地看了她一眼，服从了。庆夫人知道同桌的其他客人都在盯着他们。她尽量不动声色，但却无法想起任何一个叫燕的女人。也许燕是教授的一位老相识，是一个教授认为永远不适合提起的名字；或许是教授的外祖母，庆夫人从未见过她，现在也想不起她的名字了；也有可能是教授曾经迷恋过的某位小学老师。庆夫人早已开始为很多事情做准备，但教授脑海中浮现的陌生人还是让她猝不及防。
“这首歌快唱完了。”教授说。
“我们回家再跳舞。我保证。”
尽管他身体状况有问题，或者正是因为身体有问题，教授坚持要亲自驾车回家。庆夫人紧张地看着他一通捣弄，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慢吞吞、小心翼翼地开动了车子。他一直安静地开着车，直到在金西大道该右转时来了个左转。错误的转向将他们带到了社区大学，他去年春天刚从这里退休。来到美国后，他没法找到海洋学领域的工作，无奈只好去教越南语。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日光灯下给备感无聊的学生讲课。庆夫人怀疑燕会不会是这其中的一个学生。想到这，她感到一阵刺痛，起初她还误以为是胃灼热。再一想，才明白是嫉妒。
教授突然刹车停了下来。庆夫人一只手撑在仪表板上，等着教授再次用那个名字叫唤她，但教授没有再提到燕。他猛然转向，把车子调了个头，在往家行驶的路上，他用一种极为责备的口吻问道：“我们走错了方向，你怎么不告诉我？”庆夫人凝视着前方街道上一路都适时变绿的交通灯，她意识到丈夫的这个问题她给不了满意的答复。
第二天上午，庆夫人正站在炉子旁给要来访的大儿子做早午餐时，教授走进了厨房，他刚洗完澡，刮了胡子。他在厨台前坐下，打开报纸，开始给她念些头条新闻。等到他读完后，庆夫人才开口说起昨晚发生的事情。教授要她讲讲自己行为反常时的情况，但讲到他冲向舞池时，看到他那垂陷的双肩，她说不下去了。
“没事的，”她忧虑地说，“这不是你的错。”
“但你能想象我这把年纪还在舞池里跳舞吗？”教授卷起报纸，在厨台上敲了敲以示强调，“而且在这种身体状况下？”
教授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的小笔记本，退到露台上。永赶到的时候，他正在一一记下自己的错误。他们的儿子刚从县医院值完大夜班，还穿着护士的绿色工作服，这衣服虽然没什么版型，但也掩盖不了他的体格。庆夫人想，要是他像去健身房那样经常来看望父母就好了。她的手掌外侧堪堪能填满儿子胸肌之间的深沟，她的大腿还没有他的二头肌那么粗。他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牛皮纸大包裹，他把包裹靠立在父亲身后的架子上。
教授向前俯身眯眼看着那幅画。“有一段时间这条街叫首都街，”他若有所思地说，“在那之前，曾经还叫卡蒂纳特街。”
“我当时真就希望你会记得呢。”永说，他在露台上的桌子旁挨着母亲坐下。庆夫人能看出这幅画的题材是一个女人，她的左眼是绿色的，右眼是红色的，但更远为离奇的是，画家把她的手臂和身躯画得很扁平，让她看起来不像一个真人，而更像剪出来给小孩玩的纸娃娃被贴在一把有立体感的椅子上。“有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毕加索的画作可以刺激像爸爸这样的病人。”
“是吗？”教授用餐巾擦了擦眼镜。他身后是庆夫人如今已习以为常的景色：一个入口斜坡从他们的后院升起，和高速公路连接在一起，永走这条高速公路就可以回他洛杉矶的家，从这威斯敏斯特街区往北一小时的车程。以前她儿子们的下午时光常常在观察过往车辆的品牌和型号中度过，就像是鸟类学家在分辨灯心草雀和麻雀一样。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想，现在永是他们其他六个孩子派来的信使。
“我们认为你应该从图书馆退休，妈，”他说，手里拿着刀叉，“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寄足够的钱支付所有的账单。你可以请一个管家来帮你。还可以雇个园丁。”
庆夫人的花园完全是她自己设计的，从来不需要别人帮忙。一片绿色的马蹄形草坪将柿树与花园中央隔开，花园中央有她做的苗床，上面长满了嫩绿的香菜、箭叶紫苏和泰国辣椒。她在火腿蛋松饼上撒了三次胡椒粉，当她确定自己的语气中不会流露出愤怒时，她说：“我喜欢做园艺。”
“而且我还没到退休的年龄。”庆夫人补充道。
“要讲道理呀。”永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曾经的那个男孩。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他父母都不认识的人，晚上溜出家门去私会女朋友，一个指甲涂成黑色、头发染成紫色的美国女孩。为了对这种情形进行补救，教授把窗户钉得牢牢实实，但是永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从博尔萨格兰德高中毕业后不久索性私奔了。“我在恋爱，”永在拉斯维加斯给妈妈打电话时尖叫道，“但你们对这件事一点都不明白，是不是？”有时，庆夫人后悔曾跟他说她自己的婚姻就是她父亲包办的。
“你不需要上班挣的那点钱，”永说，“但爸爸需要你待在家里。”
庆夫人推开了盘子，那些鸡蛋松饼几乎碰都没碰。她不会接受他的建议，一个婚姻连三年都维持不了的人。“这不是钱的问题，凯文。”
永叹了口气，因为妈妈只有在生他气的时候才叫他的美国名字。“也许你应该帮帮爸爸。”说着，他指了指父亲的马球衫前襟，上面溅了一点荷兰酱汁。
“看看这，”教授说，一边用手指擦着污渍，“这都怪你惹我生气了。”永又叹了口气，但是庆夫人没有看他一眼，她用餐巾在自己的水杯里轻轻蘸了蘸。她不知道永是否还记得战争结束三年后，他们乘坐着一艘摇摇晃晃的拖网渔船逃离头顿的情景，那艘超载的船上载着他的五个兄弟姐妹和其他六十个陌生人。在海上过了四天之后，他和其他的孩子被太阳晒得脱水发白，哭喊着要水喝，但那时只有海水。尽管如此，她每天早上还是用盐水和唾液给他们洗脸，梳头。她是在教他们，即使是眼前的艰难情况下，礼仪也很重要，而且再大的恐惧也阻止不了母亲爱他们。
儿子来访后不久，教授就不再参加星期天的弥撒了。庆夫人也待在家里，渐渐地，他们见朋友的机会越来越少。她若出门，不是去购物就是去加登格罗夫图书馆，那里的图书管理员同事们对教授的病情毫不知情。她很享受这份兼职工作，为附近的小西贡居民整理和订购大量的越南书籍和电影。如果他们是带着问题来的图书馆，就会被带到流通柜台后面她的工位前。回答这些问题时，庆夫人总会有一种满足感，让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价值，她还能感受到被人需要的那种快乐，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会儿。
中午下班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时，她总有一种羞愧的恐惧感。为了弥补这一羞愧，她格外活泼地向其他图书管理员道了别，并以极大的精力为家里的紧急情况做准备，仿佛她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阻止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她用黄色的荧光胶带标出了一条从床通向卫生间的路，这样教授晚上就不会迷路了。在马桶对面的墙上，她贴了一个与视线齐平的标志，上面写着“冲水”。她列了一系列的清单，战略性地贴在屋子各处，提醒教授该按何种顺序穿衣，离开家之前该把什么东西揣进口袋，什么时候该吃饭。但还是教授自己雇了一位杂工在窗户上焊上铁条。“你不想我晚上偷偷溜出去吧，”教授把前额靠在栏杆上，无可奈何地说，“我自己也不想。”
对庆夫人来说，更紧迫的问题是教授每次外出回家后就成了个陌生人。丈夫经常坚持下午要独自出去散步，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有一次这个陌生人回来时拿着一个塑料管，里面插着一朵红玫瑰。他以前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花，他更喜欢送耐用的礼物给她惊喜，比如说时不时送给她的那些书，主题一般是如何交朋友、影响他人或怎样报个人所得税。有一次他送了她一本她从未听说过的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作为惊喜。但即便是下了这番功夫也还是稍稍有点不着调，因为庆夫人更喜欢长篇小说。这些礼物她都只看过扉页，看到他在作者名字下面用优雅的书法写下她的名字，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如果教授毕生都在练习书法，他是不会有一丝念头送玫瑰做礼物的。他鞠着躬向她献花，看起来像是患了胃痉挛。
“这是给谁的？”她问道。
“这儿还有别人吗？”教授摇了摇玫瑰以示强调，其中一片花瓣花边发黄，掉了下来，“这是给你的。”
“花很漂亮，”她不情愿地接过了玫瑰，“你哪儿弄的？”
“我是谁?”她质问道，“我叫什么名字？”
他眯起眼睛看着她。“你是燕，当然了。”
“旅行的时候，总有一些小事让人铭记于心。”教授说，一边闻了闻第三道菜，一碗苦瓜汤。他们的孩子从不喜欢这道菜，但它却让教授和庆夫人想起了他们自己的童年。
“比如说？”
“比如香烟的价格，”教授说，“我完成学业回到西贡时，就再也买不起我每天都抽的法国高卢烟了。进口价格太高了。”
她把明信片靠着花瓶放好了，这可以提醒他们别忘了他们曾经制定的退休后游览世界所有大城市的计划。庆夫人唯一不考虑的交通工具是邮轮。开阔的水域会引发她对溺水的恐惧，这种恐惧十分强烈，因此她从不泡澡，甚至在淋浴时，她也会背对着花洒。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教授问。
“你说明信片吗？”
“不，我是说玫瑰花。”
“我没买花，”庆夫人谨慎地说道，她不想使教授过于不安，但又想让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你买的。”
“我？”教授很惊讶，“你确定？”
“我十分确定。”她惊讶地从自己声音里听出了满足感。
教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只是叹了口气，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那本蓝色的笔记本。“希望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他咕哝着。
“我想不会的。”庆夫人站起来收拾盘子。她希望自己的脸上不要流露出愤怒，她确信教授是打算把那朵玫瑰花送给另一个女人的。她端着四个盘子、一个汤碗和两人的玻璃杯走到厨房门槛时，这些沉重的餐具晃晃荡荡的让她再也支撑不住。银器丁零当啷地摔在瓷砖地板上，瓷器都打碎了。“怎么啦？”教授在餐厅喊道。
庆夫人盯着脚边的汤碗残骸。三个剩下的猪肉馅酿苦瓜状如硬币，湿淋淋地躺在碎片中间。“没什么，”她说，“我来处理。”
当晚他睡着后，她来到了他的书房，靠在书桌旁的那张画现在已翻了回来，正面朝前。她叹了口气。如果他一直让画对着这个方向，她起码要给它换上更具有现代感、更符合它风格的画框才行。她在他的书桌前坐下，桌子两侧是书架，上面摆着几百册越南语、法语和英语书籍。逃离越南时，他所有的书都落在了那边，而这一遗憾煽动了他的雄心，想拥有多得看不完的书籍。几十本平装书杂乱地堆放在书桌上，她必须把它们推到一边才能找到他那些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他近几个月来犯的错误：他往咖啡里倒盐，往汤里撒糖；有一次电话销售员就打了一个电话，他竟然同意订阅五年的《枪支弹药》和《大都会》【《大都会》，世销售规模最大的年轻女性杂志。】杂志；有一天他还把钱包塞到冰箱里，真是给“现金”【原文为“cold, hard cash”。如果不加逗号，这个短语指现金。有了逗号，这个短语则有“又冷又硬的现金”的意思。钱包放进电冰箱，确实能带来这样的效果。作者这里使用了双关语，跟读者开了个玩笑。】添加了全新的意义，事后被她发现时，他开玩笑说是“又冷又硬的现金”。但是笔记中并没有提到燕。庆夫人犹豫片刻后，在最近的一条记录下写道：“今天我把妻子的名字叫成了‘燕’。”她小心翼翼地模仿着教授的花体字，假装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教授好。“绝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有一次撞见他裸着下半身跪伏在浴缸上，在急速喷出的热水下使劲擦洗自己的长裤和内裤，她这么告诉自己，这个女人很可能是教授神思恍惚时幻想出来的人物。教授扭头怒视着她，尖叫道：“出去！”她往后一跳，急忙把浴室的门撞上了。教授以前从未如此失态过，从未对她大喊大叫，即使刚来到南加州时，他们靠食物券、住房补贴和圣奥尔本斯教区居民捐赠的旧衣服度日，在那种艰苦的状况下他都从未如此失态。她想，比起送花，每天去工作并且从不抱怨才是真爱，他给那些所谓有越南家庭背景的学生上越南语课也毫无怨言，这些移民和难民学生其实都懂越南语，来上课只不过是想轻松地拿个好成绩。
即便在她人生中最恐怖的时候，他也未曾提高过嗓门，当时他们在蔚蓝的大海上迷失了方向，船只滚滚而行，前方永远是海平线。到了第五天傍晚，除了海水拍打船身的声音，船上只能听到孩子的抽泣声和大人向上帝、佛祖以及祖先祈祷的声音。教授并没有祈祷。他站在船头，仿佛站在讲台上似的，孩子们在傍晚的寒风中缩成一团依偎在他的膝下，听他用谎言来安慰他们。“即使在日光下我们也看不到这股洋流，”他说，“但它会一直将我们载到菲律宾，自古以来这股洋流就是这个方向。”他不停重复着这句话，结果连她都信以为真了。到了第七天下午，远处异国的岩石海岸终于映入他们的眼帘，那是可以着陆的地方。岸上有个渔村，那里的小屋似乎用树枝和干草盖成，一排红树遮护着小渔村。她一看到陆地就扑进了教授的怀里，把他的眼镜都撞歪了，她在受到惊吓的孩子们面前头一次哭了起来。知道他们都可以活下来了，她狂喜不已，“我爱你”也脱口而出。这种话她在公共场合从未说过，私下里也几乎不说，孩子们咯咯的笑声使教授很尴尬，他只好微微一笑，调整了一下镜框。让他更为尴尬的是，上岸后，当地人告知他们这里竟是马来西亚东部的北海岸。
不知为何，虽然教授提到过他们以前一起做的许多事情，有些她都记不清了，但他却从未提起海上的那段日子。越听他讲，她就越担心是自己的记忆在慢慢消退。或许他们的确去过中央高地的茶园，坐在阳台上的藤椅里品尝榴莲果味的冰激凌。也许他们真的在西贡动物园给温顺的鹿喂过竹笋？或者在滨城市场时，他们确实打跑了一个偷偷靠近他们的扒手，那个脏兮兮的、村庄已被炸毁的难民？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她把电话线紧紧地缠在食指上，“我绝对不会辞职。”
挂掉电话后，她继续去忙自己的任务——更换教授昨晚尿湿的床单。睡眠不足使她头痛不已，太多的家务活让她背部酸痛，她的脖子因过度焦虑处于紧绷的状态。该就寝了，她却无法入睡，因为她一直在听教授讲话：在马赛的地下室生活时，他住在蜿蜒而狭窄的勒帕尼耶街上，强劲的密史脱拉风【密史脱拉风，法国南部从北沿着下罗讷河谷吹过的一种干冷强风。】会把他从街道的一边吹到对面去；学生考试时，数百只钢笔划在纸上的声音具有催眠的作用。在他滔滔不绝之际，她端详着屋外的街灯映入卧室的微光，想起了在中国南海上漂流时，月光是那么的明亮，她在午夜都能看清孩子们脸上惊恐的表情。她数着外面经过的汽车，聆听着发动机的声音，希望能尽快入睡。这时教授在黑暗中摸了摸她的手。“如果你闭上眼睛，”他轻柔地说，“也许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九月转瞬即逝。十月过后圣塔安娜风从山区刮向东部，像高速上的车流一般威猛，摧折了她种在花棚边陶瓷盆里的埃及纸莎草的茎秆。她不放心教授下午独自散步，于是悄悄地跟着他，与他保持几米的距离。风太大，她抓紧了头顶上的帽子。要是圣塔安娜风稍有平息，他们就会一起在露台上看书。近几个月来，教授看书开始喜欢大声念出来，而且慢吞吞的。似乎每过一天，他念书的声音就越大，语速也越迟缓。十一月的一天下午，他读到句子的一半时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半天都没有声音，慌得庆夫人赶紧放下了手中那本陶琼【陶琼（Quynh Dao，1960— ），美国越南裔作家，其作品包括《山城故事：越战回忆录》和《美丽依旧：一个越南难民的故事》等。】最新出版的小说。
“怎么了？”她把书合上了。
“这句话我都读了五分钟了。”教授盯着书页说。当他抬起头时，她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水。“我的大脑在渐渐失去功能，是吗？”
从那以后，她一有空就会给他读学术方面的书，尽管她对学术话题毫无兴趣。她读着读着就会停下来，因为教授随时会背书似的回想起过去的事情来：第一次和她父亲见面，他惴惴不安，而那时她在厨房等着被介绍给他；婚礼当天，炎热的天气和紧绷的领结差点让他昏倒；三年前他们回到西贡，想看一下他们在潘清简街的老房子，但一开始没有找到，因为街道名已变成了奠边府街。政权更替后，西贡也改名了，但他们不习惯称此地为“胡志明市”。将他们从宾馆送到老房子的司机很年轻，他不知道这个城市曾经叫西贡。
“你曾对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声音。”教授说。
教授说这句话时，她正在给他朗读戴高乐的传记，她的手指正按着刚读过的那个单词。她不愿意回想早已失去的家园，也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雨刷声还是玻璃瓶声？”她问道。
“瓶子声。”
“当时感觉确实是那样，”她撒谎说，“我好多年都没听到这个声音了。”
“但我们以前经常听到。在达拉的时候。”教授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有一次他去达拉山区的度假村开会，那时她怀孕了，留在西贡。“傍晚时你总想在户外吃冰激凌，”教授继续说，“但是燕，在热带地区吃冰激凌可不容易。你都来不及细细品味。除非你在室内，开着空调。”
“但奶制品会让你消化不良的。”
“如果把冰激凌放到碗里吃，它立刻就会化成汤。如果放到蛋筒里吃，它会融化，流得满手都是。”他转头冲她微笑着，她看到了他眼角处有糖豆般大小的黏稠物。“燕，你那时很喜欢吃红糖甜筒。你还硬要我拿着，这样你的手就不会变得黏糊糊了。”
一阵微风吹过，九重葛沙沙作响，这或许是圣塔安娜风再度降临的前兆。“那不是我的名字。不管她是谁，就算真有这个人，也肯定不是我。”她说这话时教授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她也被自己的声音吓到了。
“哦？”教授慢慢地合上嘴，戴上了眼镜。“你不叫燕？”
“不叫。”她说。
“那你叫什么？”
她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她一直烦恼的是丈夫老叫错她的名字。他们很少用大名称呼对方，更喜欢亲昵地称呼他为“安”，称呼她为“嗯”，在孩子面前他们则是“爸”和“妈”。只有朋友、家人和上司叫她，或是向新认识的人介绍自己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此刻就在介绍自己），她才会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叫莎，”她说，“我是你的妻子。”
“好的。”教授舔了舔嘴唇，拿出了笔记本。
最终还是别无选择。上班的最后一天，图书管理员同事们给了她一个惊喜，为她举行了告别派对，并且还为她准备了蛋糕和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堪称完美。礼品盒里装着一套旅游指南，因为他们知道她一直想去旅游度假。她拿着这套书抚弄了一会儿，还没翻上几页，就差点哭了，同事们心想她怎么还伤感起来了。开车回家时，看着后座上那箱旅游手册和早上在Sav-on’s药房买的成年尿片，她感觉自己的人生之书也在慢慢地合上，她努力地想打消这个念头。
她打开家门叫他的名字时，只听到鱼缸里噗噗的气泡声。她检查了所有的卧室和浴室，没发现他的踪影，就把尿片和那箱书放进了书房。客厅里他的躺椅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体育画报》，厨房柜台上放着半罐苹果酱，后院的地上躺着天凉时他裹在大腿上的绒线毯。露台桌子上的茶杯里漂着一片卷曲的花瓣，旁边的九重葛正穿梭似的前后摇曳。
她惊慌失措，差点报警。但他们不会马上采取行动的，他们会让她等人失踪一两天后再打个电话过去。至于永，她不打算通知他，不想听他说：“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她对自己的自私感到内疚，顿时情绪涌动，后悔不已。作为图书管理员，她有解决问题和按条理进行清查的本能，这让她不至于被沉重的负疚感压倒；她回到车上，决心要把教授找回来。她把两边的车窗都摇了下来，先在自己住的街区转了一圈，随后搜索范围越扩越大。她和教授散步时常去的小区公园现在已经没人了，只有松鼠在橡树枝上来回追逐。人行道上也没有步行和慢跑的人，只有一个面色憔悴的人站在角落处卖他塑料桶里的玫瑰和篓子里的橙子。他穿着格子衫，肮脏的棒球帽遮住了他的眼睛。当她叫出他的名字埃斯特班先生时，他眼睛睁得圆圆的；她问他是否见过教授，他抱歉地笑着说：“我不会说英语。抱歉。”【此处原文是西班牙语。】
她循原路往回开，沿着每条街、每条小巷、每一个角落又找了一遍。她把头伸出车窗叫他的名字，起初她怕丢人，只是低声地叫，随后就开始大喊起来。“庆安！”她喊叫着，“庆安！”有几户人家的窗帘猛地拉开了，几辆路过的车子减慢了速度，里面的司机好奇地扫了她一眼。可是他并没有从哪家的篱笆后跳出来，也没有从谁家的门口冒出来。
在走廊上，她看到了从教授书房里散逸出来的灯光。她从门框边上往里窥探，发现教授正背对门站着，脚下就是她的那箱书，他的脸则朝着一个书架，那是专门给她放书的，上面摆着这些年来他送给她的杂志和书籍。教授跪了下来，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书，然后起身把书放到书架上。他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一次放一本。《隐藏的大溪地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弗罗默的《夏威夷》。《国家地理旅行者：加勒比海》。每拿一本书，他都会小声嘀咕，她听不清他说什么，那样子像是在读书脊上的书名。《希腊的主要岛屿》。《耶路撒冷与圣地》。《世界文化：日本》。《意大利浪漫指南》。他抚摸每本书的封面时，都小心翼翼，非常轻柔，她意识到——这并非她第一次意识到——她不是他一生挚爱的人。
教授把最后一本书上完架才转过身子。他看到她时的面部表情就是他四十年前和她初次见面时的样子。那天她走进父亲家的客厅时，就见过他这个样子：他急得脸色发白，眼睛满怀期待地眨动着。“你是谁？”他叫喊道，同时手已经抬起，作势要防备袭击。她的心跳开始加速，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她咽了下口水，发现口里是干的，但手掌心却有点潮湿。她突然意识到这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她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感觉，当时他穿的白色亚麻西装因为天气潮湿弄得皱巴巴的，他手里的草帽贴靠在大腿上。
“是我呀，”她说，“我是燕。”
“哦。”教授说，他的手放下了。他重重地坐在扶手椅上，牛津皮鞋上沾满了泥巴。她踩着地毯走向书架时，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地跟随着她，样子很疲惫。她正要拿起书架上的《巴黎小街》准备夜读时，发现他身子往后倒在椅子上，眼睛已经闭上了。很明显，他再也无法去任何地方旅游了。她也一样。旅游指南再也用不着了，她还决定从此再也不看自助书籍和生活小技能指南。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本短篇小说上，书脊窄窄的，书都还没有打开过。
她挨着他在地毯上坐下，却发现那幅油画恰好在她身旁。画上女人的眼睛长在一边脸上，她背转身子不再看画，心想明天一定要给它换个新画框。她打开了书，她能感觉到背后那个女人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在看她的名字，也就是教授用精准的笔法在作家名字下面写下的那个名字。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懂不懂爱。或许懂得不算多吧，但是也足够了，她至少知道她现在愿意为他做的事，明天她还会去做，后天也会，大后天也一样。从一开始起，她就要大声朗读。她会用从容而平稳的气息一直读下去，直到最后。她会很用心地读，仿佛每个字都很重要，要逐页地读，逐字地读。
作者介绍
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1971—），美国越南裔作家。四岁时随父母逃离南越，辗转成为美国公民，现为南加州大学英美研究和民族学教授。阮清越在美国文坛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年轻作家。反映越战以及战后越南难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同情者》（2015）为他赢取了2016年普利策小说奖。2016年发表的非虚构作品《永不消逝：越南与战争的记忆》入围该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201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难民》（The Refugees）获2017年亚/太裔美国人文学奖。
《难民》
杨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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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文娟 校对：秋泥
终审：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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