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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家言说｜龚蓉：《劝导》中的“淡淡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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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导》中的“淡淡忧伤”

龚蓉

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中，哈罗德·布鲁姆在论及《劝导》时写道，“每次重新读完这部无可挑剔的小说后，总是会感到十分难过”，并指出这个现象也见诸他人：“当我问及我的朋友及学生们阅读这部小说的感受时，他们常常表示《劝导》也让他们感到悲伤，而阅读《曼斯菲尔德庄园》时却很少有如此感受。”但布鲁姆同时又认为，读者的这种情绪却并非源于女主人公安妮的悲伤，而是因为受到了这部小说整体阴郁氛围的影响。的确，单就这部小说的婚恋主题而言，在小说结尾处，安妮在第一部中最主要的悲伤之源已经消失：她与温特沃思上校在经历了八年半的别离后，终于冰释前嫌，破镜重圆。可是，不同于《简·爱》中那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女主人公在第三十八章一开篇便以胜利者的口吻简洁明了地宣告“读者，我嫁给了他”，《劝导》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在小说第二部第十二章结尾处强调的却是，安妮幸福的婚姻生活面临着战争这个潜在威胁：“安妮是温柔的化身，在温特沃思上校的倾心相待中，她的每一分柔情都得到了回报。只是因为他的职业，她的朋友们希望她不要那么温柔；也只因对未来战争的担心，她的快乐才会黯淡些许。身为水手的妻子，她深感荣幸，但她也会时时担惊受怕，这是她必须为属于这个职业而付出的代价。”

这个区别固然体现了两位女作家迥异的风格，但如果以日不落帝国的兴盛史来对此进行观照，那么读者或可以发现，当夏洛蒂·勃朗特于一八四七年出版《简·爱》时，对正处于鼎盛期的英帝国而言，它最需要的是不列颠子民去遥远的殖民地传教与办学，帮助帝国在宗教信仰层面完成对殖民地的精神与文化征服，是不列颠子民加入帝国军队，去遥远的异域帮助帝国维护对殖民地的统治与剥削，而在一定意义上，英格兰乡村之所以能够被神话、被建构为英格兰传统的象征，也正是因为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与奴役为英格兰乡村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于是，拒绝跟随圣约翰前往印度传教的简·爱可以回到宁静的英格兰乡间，依靠从殖民地发财归来的叔叔留给自己的遗产，将失明的罗切斯特从绝望的自我放逐中拯救出来，并在乡间安然尽享静谧的婚姻生活。然而，在一八一七年底出版的《劝导》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却暗示，小说中温柔美好、忍辱负重、多情坚贞的安妮在享受美满婚姻生活的同时，还担心丈夫会因为帝国的战争需要而再次出海作战。这样的战争阴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不列颠子民对帝国未来的不确定：虽然《劝导》的创作与故事时间背景均为英国在拿破仑战争（1803—1815）中打败法国，结束了自十七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1689—1815）【奥斯汀于1815年8月才开始创作《劝导》，但在同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军已彻底战胜法国，而小说的故事主体部分则发生在1814年秋至1815年2月期间，而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已不再是皇家海军。】，但在当时包括简·奥斯汀以及她两位效力于英国皇家海军的同胞兄弟在内的不列颠子民却并不知道，像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加海战这样的海上战役在此后近一百年里并不会再次出现，因为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帝国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海上霸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海军几乎再没有进行过任何重大海上战役。这意味着，没有战争的威胁，安妮并不需要为丈夫的职业时时担惊受怕。温特沃思上校或许只会像奥斯汀的幼弟一样，在一八五〇年成为英国皇家海军东印度与中华区（East Indies and China Station）舰队总司令，在第二次英缅战争期间率领自己的舰队出征，并最终因霍乱而于一八五二年十月病死在缅甸的卑谬镇；也或许会像奥斯汀的五哥一样，在上校这个职位上足足待了三十年，然后靠着资历被晋升为海军少将，再受封为爵士，并最终在一八六三年以八十九岁高龄被任命为英国皇家海军元帅（Admiral of the Fleet）。

《劝导》

简·奥斯汀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五哥与幼弟在英国皇家海军中身居高位这一事实：奥斯汀开始创作《劝导》的时间为一八一五年八月八日，初稿完成时间为一八一六年七月十八日，但作家本人并不满意初稿的最后两章，于是重写，并最终于一八一六年八月六日完成全书。当该小说与《诺桑觉寺》被合并在一起，以四卷本形式于一八一七年十二月首次正式出版时（《劝导》为其中的第3、4卷，且首版扉页上的出版时间为1818年），这位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的女作家已于一八一七年七月十八日离世。甚至，“劝导”本身也不是奥斯汀自己为这部小说选定的名字，它更有可能是作家的四哥、负责作家小说出版事务的亨利·托马斯·奥斯汀（Henry Thomas Austen，1771—1850）的选择。这两部小说的首版印量为一千七百五十套，一八一八年当年便销售了一千四百零九套，零售价为每套一英镑四先令，但滞销的最后二百八十三套的售价仅为三先令一便士；最终，奥斯汀家人共获利五百一十八英镑六先令五便士。【这笔版权收入大致相当于今天的44600英镑。】。当时的伦敦评论界对《诺桑觉寺》不吝赞誉，但对《劝导》的评价却较低。一位评论者在一八一八年三月的《不列颠批评家》指出：“关于此次出版的小说中的第二部［《劝导》］，没必要说什么。从每个方面来看，它都比我们此前讨论的［《诺桑觉寺》］要逊色得多。它显然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有些部分也很值得称道，但在这其中不应该包括作品的寓意。该寓意即，年轻人应该凭自己的个人喜好与判断步入婚姻；如果他们听从严肃的建议，暂缓结婚，直到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多年痛苦，只有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才有望看到这种痛苦的终结。”一八一八年七月《绅士杂志》刊登的讣告，也提及了奥斯汀的这两部遗作，讣告撰写人显然与《不列颠批评家》观点相似，认为“就故事情节乃至寓意而言，《诺桑觉寺》比第二部小说略胜一筹”。

不过，一位匿名苏格兰评论者早在一八一八年五月就已经发现《劝导》令读者感到悲伤这个特点：他/她在肯定奥斯汀“善于观察，感情细腻，能精妙地运用幽默，动人心弦之处甚多；她的所有作品都贯穿着对人性的宽恕、平和而又纯真的笔调，几乎无人能及”的同时，还指出“作为故事，它们［两部小说］本身微不足道。第一部小说（《诺桑觉寺》）轻快活泼一些，第二部（《劝导》）则更为哀婉动人”。显然，这位苏格兰评论者并不认为《劝导》是一本足以传世的佳作，但他/她关于该小说“哀婉动人”的评价呼应了布鲁姆在二十世纪所描述的读者对这本奥斯汀遗作的整体印象。布鲁姆将《劝导》收入在《西方正典》所附录的经典书目中，认为该小说的“这种悲伤充实了我所谓小说的经典劝导性，它借此向我们显示了其非凡的美学价值”。布鲁姆对《劝导》美学价值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奥斯汀对女主角安妮·埃利奥特的人物塑造及其内涵方面，尤其是安妮如何体现了奥斯汀对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女主角克拉丽莎·哈娄所体现出的清教意志【关于清教意志，布鲁姆并没有明确对其加以定义，只指出“清教意志依赖于个人灵魂的自尊，以及精神领域中私人判断的相关权利，包括宣称自己内心的灵光，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这一灵光自行阅读与阐释《圣经》”。在提及理查森笔下克拉丽莎的清教意志时，布鲁姆则解释称：“克拉丽莎保持自身清白的强烈意志消解了她对生存的渴望。接受罗夫雷斯事后的悔过并与之结婚会损害她生存的本质意义，这就是说，她受到侵犯的意志必须得到尊崇。”】的修正。布鲁姆认为安妮“虽不引人注目，却必定是奥斯汀本人最情有独钟的创造……她在安妮身上确实是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天赋……安妮·埃利奥特很可能是所有散文体小说中感觉最敏锐、不曾错失半点细节的人物”。他还指出安妮“性格中的秘密就在于结合了奥斯汀的反讽和华兹华斯那种希望姗姗来迟的感觉”，而安妮这个人物的复杂与敏锐则是因为她“是奥斯汀笔下最后一个我必须称为清教意志的女主人公，但是在她那里，这个意志被其传人即浪漫派的同情性想象修正了（或许是完善了）”。于是，克拉丽莎“世俗化的清教殉道行为的强烈道德内涵”，在安妮身上得到了修正，这体现为在安妮心理中“因为自我的分裂而引起的伤感，记忆与想象结为了同盟，共同对抗意志”。

简·奥斯汀

在一定意义上，《劝导》是一部颂扬坚贞并以善变衬托坚贞的爱情小说，但这种坚贞并不是山盟海誓的恋爱双方在历经磨难之后仍然忠于彼此的坚贞，而是婚约中断后，双方在分别多年后仍然在情感上忠于彼此的坚贞。不过，在安妮与温特沃思上校重逢前，他们都已下定决心不再与对方重续前缘，只是双方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十九岁的安妮出于责任感，听从了拉塞尔夫人的劝导，主动中断了同温特沃思上校的婚约，但却因仍然痴恋温特沃思上校而从此封锁自我，不顾拉塞尔夫人的劝告，先后拒绝了查尔斯·马斯格罗夫与堂兄埃利奥特先生的求爱，原因正如她在与哈维尔上校论辩时所坚称的那样，女性（或者是她本人）“爱得更长久，即便所爱之人已逝，即便希望已全无”。温特沃思上校对爱情的坚贞主要体现为他在与安妮别后的八年里未曾向别的女性示爱，但这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事实上，他一直因为心怀怨恨而下意识地排斥她：“她［安妮］辜负了他，抛弃了他，让他深感失望；更糟糕的是，她那样做还证明了她性格中的怯弱，那是他决断、自信的性情所无法容忍的……他那时是那么全心全意地热恋着她，此后也不曾见过任何一个可以与她相媲美的女子。但是，除了某种自然而然的好奇心，他并不想再见到她。她对他的魅力已荡然无存。”虽然他在写给安妮的信中强调自己一直都爱着安妮，“从未朝三暮四”，但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重返英国之际，他拒绝与安妮再续前缘：“他的目标是结婚……只要遇到了称心的女子，就立刻安个家……他那颗心已经准备接受他能遇到的任何一位动人的年轻女子，只要她不是安妮·埃利奥特。”于是，在寻求合适结婚对象的过程中，他先是沉醉于两位马斯格罗夫小姐对他的爱慕，然后又误将路易莎的固执与任性当作决断与坚定，对她另眼相看，直到莱姆发生的事故让他重新发现安妮的种种可贵之处，并在之后的反复回忆与对比中再次确认了自己对安妮的感情。对此，布鲁姆总结称：“婚约遭拒的温特沃斯重修旧好的愿望并不如安妮那样迫切，然而记忆与想象的融合战胜了他的意志。”

就此而言，安妮“世俗化的清教意志”体现为在忠于已逝情感的同时，与温特沃思上校保持距离。初次重逢之际，安妮深知自己当初的决定如何伤害了自信满满的温特沃思上校，虽然她因为自己八年前的决定而一直生活在痛苦中，但面对温特沃思上校的刻意冷漠，尽管她仍然对上校情根深种，出于自尊与自傲，她还是下定决心遵从意志，不再幻想与温特沃思上校再续前缘：

她见过他了。他们已经见过面了。他们又再次同处一室！

然而，很快她又开始开导起了自己，想让自己别那么善感。自从放弃了所有一切，八年了，已过去将近八年了。如此长久的离别早已将激动不安放逐到了遥远与模糊不清之中，再这么激动，也实在是太荒谬了！还有什么是八年时光做不到的呢？各种各样的事情、变化、疏离、抹灭——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定然都已被包含在了其中；还有对过往的忘怀——又是多么自然，也多么确定无疑！它几乎构成了她生命的三分之一。

唉！即便已经这么开导自己了，她却依然发现，对于那些持久的情感来说，八年的时间几乎无法留下什么痕迹。

……

“变得都已经让他认不出来了！”这句话让她完全无法释怀。但很快她又开始庆幸自己听到了它。它能让她保持清醒；它平复了她的激动不安；它让她平静了下来，最终也定然会让她更加快乐。

《劝导》， BBC, 2007

安妮认为，温特沃思上校对她的否定性评价能够帮助自己“保持清醒”，并最终让她“更加快乐”，但这样的想法更有可能只是自欺欺人。事实上，她的记忆不断反抗着她的意志，促使她敏锐地捕捉到温特沃思上校语调中的细微变化、他一闪而过的表情，反而更因为温特沃思上校对路易莎的热切赞美而情绪低落，让原本正沉浸在深秋之美的她“没能顾上这宜人的秋景，只记起了某首哀婉的十四行诗，它是这岁暮残景的真实写照，只有渐逝的欢乐，那些青春与希望、还有春天的意象全都已经渺无踪影”。尽管如此，在温特沃思上校与路易莎情投意合之际，安妮一直在沉默中坚定而又不乏柔韧地守护着无望的爱情，直至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温特沃思上校恢复了自由之身。当安妮得知路易莎已与本威克订婚、温特沃思上校依然孑然一身时，她的想象开始与记忆结盟，并最终促使她挣脱意志的枷锁。于是，她与温特沃思上校在巴斯的首次重逢，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了安妮自我的分裂：“她很想去外面那道门看看，她想知道是不是下雨了。为什么她要猜测自己另有所图呢？温特沃思上校肯定已经不见踪影了。她离开了座位，想要走开，这个安妮并不见得总比另一个安妮更明智，也不应该总是猜想另一个安妮比实际的这个更差劲。”直至安妮确定温特沃思上校仍然对自己有意之后，她才让自己的意志逐渐屈从于记忆与想象，以更主动的方式向他暗示自己的心意，从沉默走向直抒胸臆，最终促使温特沃思上校借助纸笔再度向她表白求婚。

如果说奥斯汀“选择以彼此怀念的淡淡忧伤来贯穿《劝导》”，那么对比之下，我们就能发现，安妮对温特沃思上校的思念似乎远远多于温特沃思上校对她的怀念：安妮将自己的思念付诸行动，从所有关于海军的报道中筛选出关于温特沃思上校的只言片语，而温特沃思上校的怀念则一直同怨愤交织在一起，被怨愤所遮蔽。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他们两人的坚贞程度似乎也并不对等。也许，这正是《劝导》令读者掩卷之后仍觉心中郁郁的原因之一：“我们感受到安妮的存在就是意识到我们自己已然失落的爱，无论这可能是多么的虚幻或理想化。”当然，这种不对等的原因或许也在于《劝导》主要从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的视角来感知和评价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与活动，并主要借助自由间接引语这种写作技巧来呈现她持续的意识活动，而作为奥斯汀小说最成熟、最具共情能力与洞察力的女主角，安妮在绝大部分篇章中都是理智与沉默的观察者：“既没有人听见安妮说话，也没有人看到她，但她总处在中心。我们通过她的耳朵、眼睛与心灵留心到周围的事情。没有人意识到她，她却在意每一个人，觉察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件事，而他们本人却一无所知……她了解温特沃思的内心，知道他正给别人和他自己惹下哪些麻烦，而他却要等到后果发生才恍然大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部小说所书写的是安妮的蜕变过程，正如约翰·维尔特希尔所总结的那样，这个过程其实由两方面构成，即安妮与温特沃思上校的关系以及安妮在整部小说中的叙事地位，而路易莎在莱姆跌落并陷入昏迷的事件则构成了整个过程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安妮这位小说伊始时的旁观者逐渐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沉默走向雄辩、从被边缘化的叙述对象（直到小说第一部第四章安妮才成为叙述对象）走向中心，并最终在三个高潮性社交场合中成为吸引各方注意力的中心人物。

《劝导》， BBC, 2007

在布鲁姆看来，《劝导》之所以不时显露出“优雅悲情”，一个客观原因“或许与简·奥斯汀不佳的健康状况有关，表明了她对自己英年早逝的预感”。的确，奥斯汀大概在开始创作《劝导》时就已感到身体不适，而到一八一六年初，她的身体状况就已经相当不理想了，有研究者认为她当时或已表现出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亦称艾迪生病）的症状，这使得她不得不在一八一六年五月二日中断《劝导》的创作，随后在姐姐卡桑德拉的陪同下前往格洛斯特郡的切尔滕纳姆进行水疗，同年六月十五日返回乔顿，之后不久，她便于七月十八日完成了《劝导》的初稿。因此，身体状况的恶化或许造成《劝导》匆匆结尾，仅以只言片语交代次要人物的结局，如克莱太太与埃利奥特先生的私情、伊丽莎白的失落等，也没有像其他小说一样安排女主角安妮定居在某处，令读者掩卷之时感觉意犹未尽。但除此之外，我们似乎还可以添加上两个严重影响奥斯汀情绪的客观因素，即针对奥斯汀三哥爱德华·奥斯汀及其乔顿产业产权的诉讼案（1814），以及奥斯汀四哥亨利·奥斯汀的银行破产事件（1816）。

一八〇九年十月，已继承了托马斯·奈特的三宗产业的爱德华·奥斯汀（他于一八一二年才正式更名为爱德华·奥斯汀·奈特）将选择权交给了母亲与两位妹妹，请她们在其中两宗产业——汉普郡的乔顿及肯特郡的瓦伊——上选择一幢房子居住，母女三人选择了新近翻修过的乔顿农舍。乔顿村是一个宁静古朴的英格兰乡村，距离奥斯汀的出生与成长之地史蒂文顿不过十七英里，而乔顿农舍则位于乔顿村中央，距离爱德华本人的都铎风格宅邸乔顿大宅仅四百米。对于自一八〇一年起便随父母与姐姐客居巴斯、父亲去世（1805）后更是四处搬迁的简·奥斯汀来说，乔顿农舍无异于第二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而对其作家生涯而言，她在乔顿村的安居生活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三年，她先后出版了《理智与情感》及《傲慢与偏见》这两部前期完成的作品；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五年，她创作与出版了《曼斯菲尔德庄园》及《爱玛》；一八一五至一八一七年，她完成了《劝导》，并留下了未完成的遗作《沙地屯》（Sanditon）。一八一四年初，爱德华养母的一个法定继承人起诉爱德华，声称自己才是包括乔顿农舍在内的奈特家族乔顿产业的合法继承人。在一封写给姐姐的信中，简·奥斯汀曾乐观地相信这桩讼案很快就会过去，但爱德华于同年十月收到了一份针对乔顿产业的逐出租地赔偿令，这使这桩官司的前景骤然黯淡起来。事实上，这桩官司一直拖到奥斯汀本人过世之后才有了了断，爱德华被判支付给原告一万五千英镑的赔付金。为了偿付这笔赔付金，爱德华甚至不得不砍掉并出售乔顿庄园林区的树木。换言之，自一八一四年起直至其去世，奥斯汀生活中的一大阴影便是，被迫离开乔顿，离开熟悉的乡村生活，重新过上居无定所的生活。在《劝导》中，安妮对巴斯的厌恶或许正是奥斯汀自己对巴斯印象的投射，而那个几乎就被拉塞尔夫人蛊惑的安妮形象，似乎也向读者透露了在病榻上完成该小说创作的作者的内心企望：在小说第二部第十章中，拉塞尔夫人为了劝说安妮接受埃利奥特先生，向安妮描述了一幅美好前景，即安妮以埃利奥特夫人的名义重归凯林奇，安妮听罢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渴望，她“不得不转过身去，起身走到远处的一张桌子旁边，靠在那儿假装忙着做点什么，竭力地压制住这幅图景激发起的情感”。

简·奥斯汀作品

早在一八〇一年，亨利·奥斯汀便以银行家及军队代理人的身份移居伦敦，同友人一道开设了自己的银行，之后不久又成为汉普郡奥尔顿的一个地方私人银行的合伙人。一八一三年，在舅舅与弟弟爱德华·奈特的担保下，他又成为牛津郡的税务长，而两位担保人则分别支付了一万英镑与两万英镑的担保金。当拿破仑战争造成英国国内经济虚假繁荣时，银行业却繁荣昌盛，亨利的银行自然也受益良多。但在一八一五年滑铁卢战役后，英国经济迅速陷入低迷，政府骤然大幅削减从英格兰南部各郡购买食品、布匹及其他储备的订单。亨利在奥尔顿的奥斯汀、格雷与文森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合伙人、杂货商格雷首先陷入困境，迅速导致该银行在当年便倒闭。受其影响，亨利在伦敦的合伙银行也很快出现危机，并于一八一六年三月宣告破产。亨利的破产则导致他的舅舅与正处于乔顿产业讼案的弟弟爱德华的担保金荡然无存，损失惨重；两位在海军的奥斯汀兄弟也因亨利银行的破产而丧失了绝大部分存款与他们在战争中赢得的赏金，并因此无力继续支付各自每年提供给母亲奥斯汀太太的五十英镑赡养费。于是，就像《劝导》中的埃利奥特爵士一家一样，奥斯汀家族的众多成员也面临着经济压力，需要节俭开销以顺利渡过难关。奥斯汀与亨利的感情最为深厚，亨利深陷财务危机之际恰值奥斯汀身体开始出现严重状况之时，很难说奥斯汀对这位兄长前途的恐惧、对其他兄长经济状况的担忧、对母亲与姐姐及自己未来生活的焦虑【研究者指出，在此之前，奥斯汀母女三人每年的收入大概为450英镑，其构成如下：奥斯汀太太每年有210英镑的分红收入，卡桑德拉大约有35英镑，作家本人的收入则完全依赖于不稳定的小说版权收入；此外，弗朗西斯、亨利与詹姆斯（奥斯汀长兄）每年各自支付给母亲赡养费50英镑，爱德华每年提供100英镑。如果以1990年代的英镑对美元兑换机制计算，她们三人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她们的年收入将从每年约45,000美元降至近乎贫困线的约21,000美元。】没有影响到她的身体与情绪，并进而加深了《劝导》的整体阴郁氛围。当奥斯汀在小说中描写安妮对家道中落、身患重疾却又自强不息的史密斯太太的尊重时，她未尝没有借此表达她对破产后的亨利的敬意：坚韧的亨利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积极应对，选择担任神职以偿还部分债务，并于一八一六年十二月通过了温切斯特主教的考核，后受聘为乔顿教区的牧师助理。当奥斯汀在小说中安排温特沃思上校帮助史密斯太太收回其丈夫在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以确保史密斯太太能够生活无忧时，这或许既隐藏了她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亨利处境时的无力感，也包含了她对亨利未来生活的期望与祝愿。鉴于此，当小说结尾段落将史密斯太太的幸福与安妮的幸福并置时，这段表面上充满矛盾的段落似乎竭力希望其读者能够明白，尽管幸福充满不确定性，健康、乐观、真情对于幸福之必要程度完全不亚于金钱对于幸福之重要程度。

《劝导》， BBC, 2007

当奥斯汀着手创作《劝导》时，英格兰正在经历奥斯汀一生中前所未见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战时经济的崩溃、不加监管的银行制度、史无前例的国债、高失业率（军备物资需求直线下降造成供应链工厂纷纷倒闭）、为保护国内粮食价格而以价格手段控制粮食进口并最终导致国内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的一八一五年《谷物法》等，足以构成一股严重威胁中下阶层安稳生活的经济风暴。同时，议会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完全无视国债压力，任性地做出了立即取消收入税以讨好富有阶层的决定，这不仅将税负压力几乎平摊到了每个人头上，使得中下阶层的生活愈发困难，更加剧了国家的债务危机。《劝导》中埃利奥特爵士无视债务、继续以财务赤字维持奢侈体面生活的愚蠢行为，显然与英国当时正面临的财政问题同出一源。此外，战争结束后，军人纷纷退役，英国皇家海军更是减员百分之八十五。从军队中退役的这三十万军人除了推高失业率，还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有议员甚至因此抱怨支付给退役受伤士兵和海员的已减半退伍费开销太大，小说中哈维尔上校一家偏居于淡季的海滨小镇的生活，则无疑折射了同时代退役海员的困窘处境。【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国家债务已攀升至75亿英镑；至1819年，英国的国家债务已是国民收入的2.7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国家债务还要高。】

《劝导》中不乏对当时经济状况的影射。《谷物法》对乡绅阶层生活的保障，充分体现为了马斯格罗夫一家丰盛喜庆的圣诞团聚：“房间的一头是一张桌子，几个女孩子围坐在那里，一边叽叽喳喳地聊着天，一边剪着绸子与金纸。男孩子们在房间的另一头嘻嘻哈哈地打闹着，那里摆放了几个被压弯的支架，支架上是盛满了碎肉冻和冷馅饼的托盘。整幅场景当然也少不了一堆熊熊燃烧的圣诞节炉火，尽管房间里喧闹不已，它似乎还是铁了心要让人听见自己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响。”毫无疑问，马斯格罗夫一家生活富足，拿破仑战争对他们的影响不过是死了一个不成器的次子，若非温特沃思上校的出现，他们一家都不会记得自己曾经失去过一位亲人；但就在同一个冬天，巴斯的大街上却不乏生活落魄的可怜人。爱慕虚荣、全凭外表判断他人价值的埃利奥特爵士就抱怨说：“街上全是骨瘦如柴的男人！”成日游手好闲、只对打猎感兴趣的查尔斯，也深知议会正在讨论的《谷物法》提案将如何惠及土地所有者：当查尔斯坚称妹妹亨丽埃塔嫁给表兄查尔斯·海特并不会让她前途黯淡时，他强调这桩婚姻的产业价值。因为查尔斯·海特将来要继承的是《谷物法》认可的一宗自由保有产业。此外，正如剑桥版《劝导》的两位编辑所指出的那样，小说中埃利奥特爵士在“好”年份里依然无法管理好自己的产业、放弃凯林奇并背弃对自己佃农的责任的行为与决定，都应该放在一八一五年《谷物法》这个背景中进行解读。

《劝导》， BBC, 2007

由此可见，布鲁姆对“淡淡的忧伤”为何贯穿《劝导》全书的分析太过简单，而他做出如此简单判断的原因则正在于他强烈排斥对文学作品进行社会-文化-政治解读：

谈论简·奥斯汀所排斥的社会经济现状的做法已成为时髦，比如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部分地构成了她的人物们能享有经济保障的根本原因。然而所有文学巨著都建立在排除的基础上，也无人证明增强对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意识对于人们学会解读《曼斯菲尔德庄园》会有丝毫裨益。《劝导》结尾时对温特沃思在其中享有高位的英国海军表示崇敬……但是奥斯汀再一次显示出，她的卓越艺术是建立在排除的基础之上，英国海军令人不快的现状与《劝导》的关联并不比西印度群岛与《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关联大。

布鲁姆所代表与承继的是一种强调文学性、希望对文学作品进行去政治化解读的文学批评传统。早在一八七〇年，维多利亚时期的莎学学者理查德·辛普森便已断定奥斯汀毫不在意同时代政治；在强调与分析奥斯汀如何在其小说中天才地借助反讽手法探讨其所处社会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的同时，辛普森指出：“对政治，她并非全然没有兴趣，但这种政治是先于她所处时代两百年的政治。对查理一世与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她非常感兴趣，但除了让她的几个海军角色发家致富外，她丝毫未提及她生活与写作的时代所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欧洲战争。”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奥斯汀一直在利用《劝导》中的各种小细节关注英国时政，表达对受时局影响的家人的担忧。

这样的小细节甚至可以与一八一六年的“无夏之年”建立起联系。一个晴朗的深秋午后，安妮与众人散步至温斯罗普附近。途中，安妮因留意到温特沃思上校对路易莎的热切赞许而情绪低落，当她随着众人“穿过一片片广阔的圈占地”时，她注意到“那里农人们正在忙着耕作……农人们正在对抗着那诗意感伤的情怀，一心想要带回春天”。珍妮特·托德与安特耶·布兰克认为，如果以后见之明来解读农人们的美好意愿，此处便具有浓厚的反讽意味，因为战争将在一八一五年重新爆发，农人们还将在一八一六年面临严重的歉收：一八一五年四月，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这极大地影响了北半球中高纬地区国家的气候，一八一六年的英国因此迎来了寒春与凉夏，奥斯汀在这年三月的一封信件中提到，乔顿农居她住处附近的一个池塘的水都快漫出来了，村庄里的道路脏兮兮的，农居的墙也一直湿乎乎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所写的信中描述了“无夏之年”对经济的影响：此时的麦子还是绿油油的，仅斯塔福德郡与什罗普郡就有两万六千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人面临着饥荒。

简·奥斯汀纪念中心

其实，将包括《劝导》在内的奥斯汀作品置于其文化生成语境进行解读，是自一八八〇年代以来的一种趋势，正如托德与布兰克所总结的那样，布鲁姆的反对并不能阻挡与改变文学批评界对奥斯汀作品进行历史化解读的努力。在这些解读中，奥斯汀小说中虚构的产业被视为对种种被承继下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喻。在将《劝导》作为一部“英格兰状况”小说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众多研究者发现，这部小说并没有像奥斯汀前期作品那样，“接受伯克在经营良好的世袭产业与逐渐演化的国家之间建立的类比”，而是“对托利派乡绅阶层与一个企业化的军人行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进行了评论”。于是，文学研究者或发现《劝导》对比了衰落中的软弱无力的贵族阶层与崛起中充满活力的海军阶层，描写了前者如何为后者所取代；或指出小说暗示了凯林奇府黯淡的前景，即，尽管克罗夫特将军夫妇将暂时为凯林奇注入活力，但这宗产业最终会落入自私自利的埃利奥特先生手中；或认为小说预示着乡绅阶层终将难挽颓势，因为小说将安妮塑造为这个阶层的社会延续所需要的一切美德的象征，但安妮却始终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局外人。除此以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索瑟姆关于奥斯汀如何在其作品中刻画与运用英国皇家海军形象的研究。他从传记角度将《劝导》视为一部作家表达自己对皇家海军的热爱的小说，认为该小说融合了奥斯汀的爱国主义情绪与她对在皇家海军中服役的几个兄弟的手足之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作家自己希望获得完满的爱情。

如此种种解读所指向的都是奥斯汀如何借助《劝导》来思考变迁中的英格兰社会、政治与文化，其结论不会抹杀布鲁姆关于《劝导》让读者心生悲切的描述，反而会促使读者进一步分析究竟是什么让自己在掩卷之余仍能体味到萦绕在小说字里行间的“淡淡忧伤”。温特沃思上校的爱及其家人的亲情，能够弥补安妮缺失的母爱与从不曾拥有的父爱与手足之情，却无法让安妮重返凯林奇、将其作为自己永远的家，而这恰恰是小说中安妮的想象与回忆差一点让她从自己的坚持中溃败下来的原因：“有那么一阵子，她的想象与内心都受到了蛊惑。想到成为她母亲那样的人，想到她将是第一个复活‘埃利奥特夫人’这个珍贵称呼的人，想到重回凯林奇，重新把它称为自己的家，自己永远的家，这种想法的魔力让安妮一时间无法抗拒。”作为海员的妻子，安妮注定要效仿克罗夫特太太，跟随丈夫四海为家，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一九九五年电影版《劝导》便以安妮坐在丈夫指挥的战舰中出海的镜头结尾。英国独立电视台所拍摄的二〇〇七年电影版《劝导》则在结尾处进行了重大改动，安排温特沃思上校带领被蒙着双眼的安妮乘马车回到凯林奇：温特沃思上校买下了凯林奇府，将它作为新婚礼物赠送给安妮，让安妮的人生从此不再有遗憾。这个让安妮不再有遗憾的改编，看似满足了读者与观众的期望，却在本质上消解了小说的阴郁色彩，小说在白马王子解救被困公主、让她重新拥有失去的一切的虚幻中丧失了其原有的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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