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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家言说｜季淑凤：从《译文》到《世界文学》——历史语境下的外国文学期刊译介选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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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文》到《世界文学》

——历史语境下的外国文学期刊译介选材探析

季淑凤

鲁迅创办的老《译文》（1934-1937）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1953年，新《译文》（1953—1958）由茅盾主持复刊，秉承老《译文》的办刊传统。1959年，该刊更名为《世界文学》（1959—1966、1977—），仍旧“是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期刊，也是‘文革’前我国唯一一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刊物”。从《译文》到《世界文学》，它成为中国出版发行最久的外国文学期刊。“作为赞助人，外国文学期刊文学翻译出版的选材从根本上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与诗学——历史语境——的操纵。”笔者拟以《译文》与《世界文学》为例，分析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外国文学译介选材。

一、1934—1937：20世纪30年代老《译文》的外国文学译介选材

老《译文》创刊的1934 年，正值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极权统治——“文化围剿”（1927—1937）打压进步文化出版界最为严酷的时期。国民政府企图对一切革命的文化、文学活动进行“围剿”，尤其是源自国外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更引起了当局的极大恐慌。然而，活跃在上海的“左联”文学家、翻译家勇于揭露社会黑暗与对人民的压迫，以翻译为武器，积极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将当时中国人民的悲惨现实与世界上受剥削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以国外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启迪国内民众。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老《译文》由著名左翼文学翻译家、出版家鲁迅、茅盾、黎烈文等人联袂发起、创办。

老《译文》

老《译文》的办刊宗旨明确：译介西方文学、唤醒中国民众、开启民智。鲁迅向来注重文学译介，主张外国文学的“拿来主义”，将老《译文》喻为“沙漠中的绿洲，对读者或者有一点益处”。鲁迅及其他左翼文学家的诗学观念影响着老《译文》的选材。他们将翻译外国文学视为从别国“为奴隶盗取火种”，以实现“建设中国革命文学”的目标。因此，老《译文》的选材主要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解放主题的文学名著，尤其是苏联与东欧的作品。高尔基与普希金作为世界革命文艺的两位精神领袖，老《译文》分别收录他们的作品17、16 篇，并发行三期《高尔基逝世纪念特辑》和一期《普式庚（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号》。苏联民主革命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波罗留波夫的文学观在老《译文》中多有译介。中国“左联”的诗学观念与批判现实、揭示社会黑暗的国际左派作家一致，所以，法国的纪德、罗曼·罗兰，美国的欧·亨利、日本的小林多喜二均为老《译文》青睐的作家。同时，老《译文》不曾忽视世界弱小民族——丹麦、西班牙、古巴、希腊、匈牙利等国的文学选译，以此唤醒备受压迫的中华民族意识。鲁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即刊登于老《译文》，这样一部世界级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经由鲁迅的翻译之后，其讽喻现实的犀利语言与读者内心反抗残酷社会的愿望产生共鸣，由此“带动了‘果戈理热’，对3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二、1953—1966：“十七年”时期新《译文》《世界文学》的外国文学译介选材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层层封锁下，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趋同性使得新中国对外文学交流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向苏联靠拢的政治“一边倒”从政策上决定了外国文学选材的取向。文学翻译的政治性与计划性得到空前加强 ,并纳入政府规划体制，以更好地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发展。新《译文》由“中国作协”领导，成为繁荣文学翻译事业、服务政治建设的党和政府机关刊物。《发刊词》中称：“我们不仅迫切需要加强引进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更需要熟悉外国古典文学及今天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看到（外国）人民如何勇敢坚定地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其办刊导向性十分明显：弘扬苏联文学，巩固社会主义阵营；译介资本主义文学，发掘其革命成分，作为政治批判的工具。

新《译文》

事实上，新《译文》最初两三年的苏联文学译介热情是中苏两国政治“蜜月期”的直接反映。1956年之前，新《译文》是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文学传播的阵地，鲜见欧美文学的踪迹，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随着中苏关系逐渐降温，新《译文》的文学传播路线悄然改变，自我反思道：“介绍外国文学的面还不够广泛，诸多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文学）介绍得过少。”1957年1月，其《稿约》的指导范围也由“唯苏唯社会主义”向“世界各国优秀的现代及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过渡，首次将选材视野扩展到世界范围。1958年的《稿约》要求“破除清规戒律、跳出狭小圈子，深入到世界优秀文学的海洋之中，让古今、各国、各流派以及各种题材的优美文学花朵在《译文》的园地里开放，多刊登现代资本主义的名著，不必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即不得入选”。藉此，社会主义国家作品逐渐减少，英、美、法、德等国文学大量入选，所涉国家越来越多，日本的《源氏物语》、土耳其与南斯拉夫诗歌、阿富汗民歌、南美诸国小说等作品开始接近中国读者。新《译文》开始呈现“世界文学”的姿态。

三、 1978—2014：“新时期” 《世界文学》的外国文学译介选材

1976年，“文革” 动乱结束。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思想解放中，国家逐渐转向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社会趋于稳定。在国际上，中国与美、英等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性发展新时期。1978年，《世界文学》正式复刊，开始 “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现代、古代文学，以及各种流派和风格的文学，尽可能让读者对世界文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以便及时缓解国内读者长达十余年的外国文学阅读“饥荒”。

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政策控制开始松绑，这种历史语境为多元化的外国文学提供了宽松的引进机会。凭借这一历史机遇，《世界文学》迅速成长为一本严肃的纯文学期刊，以文学价值为第一选材原则，对外国优秀作品的译介形成了一个高潮。在“外国文学热”的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文学》每期发行30万册以上，选登译文涉及100余个国家和地区。

1981至1989年的《世界文学》逐步实现了“文学标准替代政治标准”的转换，转移到了文学艺术学习与借鉴的道路上来。1983 年的《世界文学》“以介绍和评论现当代外国文学为主，重点选登有代表性的作品；积极译介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的作家、作品；科学评论、介绍资产阶级文学；热情刊行第三世界的新兴文学作品；认真介绍东、西方优秀古典文学作品”。欧美国家的现代文学名家（如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旗手）的创作方法成为《世界文学》期待中国作家进行借鉴的范例。

《世界文学》

就文学体裁而言，这一时期《世界文学》重点译介的外国文学有象征派诗歌、意识流与存在主义小说、荒诞派剧作及黑色幽默。“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顶级的“文学”评判标准，业已得到认可，《世界文学》越来越多地译介历年的“诺奖”文学名篇。不仅如此，“普利策文学奖”（美）、“布克文学奖”（英）、“龚古尔文学奖”（法）和“芥川文学奖”（日）等诸多项高级别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也频频见诸《世界文学》，译介选材的顺序转变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居首、发展中国家文学次之、西方古典文学第三的总体格局，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成为选材主流。

1993年至今，随着国内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世界文学》的“文学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大氛围中，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日益成为文学翻译期刊译介选材的决定性力量，在作家、读者与译者之间，读者的制衡作用越来越明显。全球性的文学出版发行日益商业化，文学阅读与鉴赏受到视听文化媒体的冲击。但是如果外国文学仅仅依靠市场和商业性的运营来决定其译介、传播与阅读，那只能带来更多的以市场卖点为噱头的文学作品，文学品格更高的作品无法走进中国读者。市场化的娱乐阅读期待与优秀外国文学翻译选材标准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在这种尴尬的窘境中，《世界文学》的办刊宗旨与指导方针并未被现时的世俗趣味所左右，而是坚持“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国经典文学、了解各国文学发展动向的人们，保留一个窗口，提供一片风景”。因此，面对逐渐走低的发行量，《世界文学》仍旧坚持“文学性”为第一要义，选译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发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