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 | “我站在人们这一边”：《世界文学》里的共产党作家论文学创作和批评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1 马克西姆·高尔基
（1868—1936）
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1905年，高尔基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的前身）。下文选自高尔基的批评文章《还是那些话》。这篇文章针对高尔基《论精力的损害》所招致的攻讦而作，成文于1929年9月，发表于1989年。
文学斗争勿极端化
在我们的现实中，我看见了许多卑鄙、污秽，许多虚伪和口是心非、自私自利。但我不惧怕任何卑鄙龌龊的东西，也不爱写这些东西，我认为，更为有益的是描写与卑鄙龌龊对立的事情。真诚正直地忠于工人阶级伟大事业的文学家的任务是表现这个阶级的文化成长，它的工作成就，它的勇敢精神，表现它正在以旺盛的精力、强大的力量、必胜的信念克服着艰难至极的生活条件。我看到，有一些文学家对正在灭亡者的力量的估价高于成长着的新生者的力量，他们更多的是注意被摧毁者的喧嚣与嚎叫，但是我在这些文学家身上既感觉不到对被摧毁者的爱，也感觉不到对被摧毁者的灭亡的惋惜。我感觉到的只是他们担心生活的新主人对旧文化的意义、它的科学和艺术的全人类价值、它的思想的痛苦工作认识不足。他们听不清创造新事物的英雄主义乐章，但是，把“阶级敌视”和“对工人专政的盲目憎恨”加到他们头上是完全不公正的。我发现，在我们这里过分滥用“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这些概念，这样干的常常是那些无能之辈、社会价值可疑分子、冒险家和“钻营取巧之徒”。
我们的工人阶级还处在12岁学生的状态，历史这个无情的教师要求它学习各门科学的坚实可靠的知识。我们看到，12岁的专政阶级从自己的队伍中不断选拔出成百上千个才华出众的人物。如果同这些成绩卓著地建设新国家的大量新人一起冒出一批愚蠢的人、无所事事的人、窃贼以及形形色色的废物——这个不足为奇的事实不应该引起歇斯底里，可是我们的“自我批评”却常常变成歇斯底里。这使市侩喜形于色，使国外的敌人津津乐道……从文学知识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批评是极其主观的，任意的，漫不经心的，无知的。批评家总是首先竭力“显示自己的面貌”，很少去想如何从道理上帮助新的读者去认识书中的材料、作者的意图和书中人物的心理。
工人阶级到了关注培养自己的文化大师、文学大师的时候了……必须使专政阶级的文化成长不落后于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不言而喻，工业在促进文化力量的成长，但是，在我们这里已经感觉到文化力量的缺乏，而文化力量的需求却一直在增长。这种脱节以很多难堪的事情威胁着国家……工人阶级没有来得及造就并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自己真正有文化的工作干部。敌人在大量地滋生，他们是由于注定要灭亡的恐惧而产生的……文化力量的缺乏不是使我一个人不安，每一个清楚地看到新旧现实矛盾的正直的人都感受到这种不安。正是这种不安促使我讲话：必须以珍惜的态度对待多少有些文化，并能够忠诚地帮助建设新生活、新国家艰难事业的人们。
2 路易·阿拉贡
（1897-1982）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并不是什么一成不变、可以模拟、类乎妙药良方的艺术观。照我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一定就是我们这里所称谓的那样，也不一定就是每个苏联作家冠之以此名的东西。有人常常把庸俗现实主义那种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把根本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类如那种源出自然主义的照相式的堆砌，或是那种民粹主义的艺术，仿佛只须将那貌似共产主义的精神铺陈一番就足矣尽矣了；或者作品中的那个优秀工人得到了党证，不然就是在末尾一章取得了党证……这类书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不曾如此预先卜定自己的命运的人的经历，那些不曾预先注定实现这种政治必然性的头脑的经历。有些书从不自诩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但若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准则，以批判的态度去读它们，我却可从中瞥见近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把阶级观点排除在文学之外：文学里总是有阶级观点的，问题只是弄清是哪种阶级观点，是哪一个阶级的观点。但作者身上的阶级观点，却可以产生一种突破阶级界限、为人们所承认的价值；资产阶级文学产生了许多作品，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男男女女也认为它们有价值而加以赞扬，这是事实。没有理由说相反的情形不会发生。但不论是哪种情形，价值的标准将是作品的民族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和过去各文学流派的发展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过去的文学流派只能靠排它性的笔战，靠批驳异己者来生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斗争是另外一种斗争，它在别的方面进行，唯其如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利用在其身外产生的东西，它永远能够解释、引导别人用来对付它的那些因素，因为它的目的并不在于使得一种风格取胜，而是使得一种世界观取胜……在我看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成一种生来是对付竞争者的艺术，那是不严肃的。我个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是开阔的，而不是教条的，这就使信仰它的艺术家只要抱着批判的观点，便可在任何有饲料的地方，而不是在一块特辟的草原上滋养自己，丰富自己的艺术。
选自《是什么就叫它什么》，丁世中、黄文捷译，原载于《世界文学》1959年第9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
3 巴勃罗·聂鲁达
（1904—1973）
作家使命、人民与现实主义
诗人不是“小上帝”，不，绝不是“小上帝”。他并没有超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上的神秘命运。我过去常说，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他们为了尽社会义务，从事揉面，上炉、烘烤和每日送面包这样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如果诗人有这种纯朴的觉悟，也就有可能把这种纯朴的觉悟变成一个其结构既简单又复杂的伟大艺术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建设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的环境，为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这些物品。在为了人人都使他人感受其承诺、对每日共同劳动的专注和热爱这一永无止息的斗争中，只要诗人投身进去，就是和全人类一道奉献了自己的血汗、面包、美酒和梦想。唯有沿着这条人类共同的必由之路前进，我们才能使诗歌回到每个时代赋予它的广阔天地中去，我们也才能在每个时代为诗歌创造出一个广阔天地。
种种谬误使我获得了相对真理，真理也一再把我引向了谬误，谬误和真理都没有允许我（我从来也不谋求）去给所谓创作过程——文学中崎岖难行的领域——定方向，去对它指手划脚。不过，我倒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即我们自己正在制造我们自己的神话世界的幽灵。从我们正在（或者正在想）砌成的东西中，日后会出现我们自己未来发展的障碍。我们必然要走向现实和现实主义，就是说，必然要去直接弄清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的改造之路，然后我们才会明白——似乎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设置了过度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但不能使生活发展和繁荣，反而会把活生生的事物扼杀掉。现实主义日后必将比我们用以建设的砖瓦有更重的份量，我们把它作为自己坚持的原则，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已经建造起我们看作自己义务的组成部分的高楼大厦。反之，如果我们造出不可理解的（也许是少数人能理解的）偶像来，造出最了不起和最神秘的偶像来，如果抹杀了现实及由此衍生的现实主义，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围绕我们的是一片无法涉足的土地，是一片满是枯叶，烂泥和云雾迷漫的泥沼，在这里我们会双足下陷，令人难以忍受的隔绝状态会使我们窒息。
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美洲广阔土地上的作家，不断地听到这样的召唤：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去充实那一大片空间。我们深知自己作为开拓者的责任——同时，在那荒无人烟的世界里进行批评性交往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责任，何况那里并不因为荒无人烟，不公正、磨难和痛苦就会少些；我们也感到有义务恢复古老的梦想，这些梦想至今还是石像、毁坏了的古碑、笼罩着一片沉寂的莽莽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雷鸣般吼叫的河流所憧憬的。我们必须使无法表达意志的大陆的每个角落都说出自己的话语，作出这种设想并把它表达出来的任务，使我们心醉神驰……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不管我的态度会引起（也可能正在引起）痛苦的还是亲切的非议，我确实无法为我们辽阔而严酷的国家里的作家们找到其他出路。如果我们愿意变愚昧为智慧，如果我们力图使数以百万计的既不识字也不会阅读我们作品的，既不会书写也不会给我们写信的人，在世上确立起自己的尊严，就必须像我说的那样去做，因为没有尊严要成为完美的人是不可能的。
选自《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林光译，原载于《世界文学》1984年第4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
4 多丽丝·莱辛
（1919—2013）
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20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年轻时受到社会主义影响，思想左倾。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为其重要代表作。回忆录《走在阴影下》叙述了莱辛从1949年到1962年的人生经历和她作为一个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活动家和作家的痛苦思想嬗变。1952年莱辛加入英国共产党，开过“八到十次”支部会议。
《金色笔记》的创作动因、主导思想
以及共产党人的勇气
我原本不打算把《金色笔记》写成一本很长的小说，可是情况复杂，不仅仅因为小说本身的内容，而且因为我当时的处境。那时候，我确实处于十字路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仿佛置身于熔炉之中，准备被重新铸造。我对此一清二楚。首先，我认定，从现在起，我的感情生活与以往将全然不同。其次是政治上的原因。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共产主义在瓦解。我的周围，人们的思想在变化，精神在崩溃。他们正遭受虔诚信仰嬗变的痛苦，或者——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从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发现自己原来是经商赚钱的好手，因为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是商业生涯最好的准备。特别是，我看到曾经那么痴迷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现在面临悲惨的处境。那些曾经拒之门外的思想现在蜂拥而至……我想写一本小说，人们以后可以阅读并且从中发现，那些梦想黄金时代必将到来的共产主义者在这场大变革中，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我必须提醒你的是，我们实际上认为，那个时代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怎么会相信这样荒诞的想法？至少这种极端愚蠢的行为应该记录下来。
创作《金色笔记》改变了我。写任何一本书都会使你有所改变。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的确如此。最起码，如果你努力思考一个主题，那么关于这个主题的信息、资料以及种种真知灼见便蜂拥而至：各种书籍闯入你的生活，你从收音机、电视机和人们的谈话中都能听到与之相关的内容。这是事实，的确如此。虽然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但你尽可以相信。不过，我并不是在这里大谈如何快速获取信息。写那部小说主要改变了我的思想方法，而不是思想本身。起初，当我抛弃共产主义的时候，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现在，这种思维方式不但阐释了共产主义者和前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区别，而且变成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者的人们的财富。五十年代结束之前，我一直在阅读“资本主义报纸”刊登的重要文章。那是些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的文章，用的却是共产主义的“行话”：具体步骤，矛盾，民主，相互渗透，阶级斗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观察这个持续不断、一再重复的过程。被排斥、甚至被放逐的少数派的思想方法慢慢地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地扩散开来，直到变成“思潮”的一部分。
相信持续不断的进步，相信物质主义者的“电动扶梯”，是人们良好意愿和对人类福祉关心的证明。把上帝从窗口扔出去，一个人面对冰冷的世界，就要勇敢和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相信革命，意味着你勇敢，特别是在不为人知的梦想中，你不畏强暴，不怕磨难，可以历经集中营的苦难而幸存于世。我敢肯定，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不曾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勇敢面对敌人的审讯、酷刑的折磨、监禁、集中营，哪怕只是在想象之中，哪怕在一个“议事日程”上根本没有“革命”的国家。
选自《走在阴影下》，李尧译，原载于《世界文学》2008年第2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
5 若泽·萨拉马戈
（1922—2010）
作家责任：以文化干预社会
我有个越来越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全都是些可怜的魔鬼。全都是。由于权势的关系，我们这些魔鬼在一个社会里彼此之间有所不同。这使我产生了某种怜悯之情。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都存在着这种怜悯之情。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会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的呢？人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历程中，是从何时开始我们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或是说越来越缺少人性的呢？或者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即人类走向人性化的道路竟是何其地艰难与漫长呢？经过数千年之后，在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美好事物之后，在对宗教与哲学进行了如此之多的探索之后，今天我们走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在与环境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们不能真正地成为人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其它因素能够导致人的行为发生变化，可除此之外，我要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出生并且开始成长，他是在什么时候走上这样一条而不是其它的道路的呢？《失明症漫记》看上去有许多东西要讲，而我却赋予它某种教科书的色彩。也许在其他人眼里这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我认为，使我感到不安的那些东西必然也使其他人，尤其是我的读者们感到不安。对他们而言，身为作家，我的职责不仅仅……是要把故事本身讲好……（还要）关心某些重大的问题……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毫不退缩地写出了一部如此冷酷无情的作品。我的回答如下：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却不是很好。《失明症漫记》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罢了。作为一个人和一名作家，我不愿不留下这个印记而离开人世。
就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一样，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之间的鸿沟也正变得越来越深。这是另一种理智上的失明。我们的知识现在正变成一种用手指头去按键的技巧。我们正被极少数金融财团所左右。已经有人说过，世界新主人是那些国际投资者。是他们在这儿购进然后又到那里去售出，是他们操纵着股市的行情。我们的生活则要取决于这种赌博，我们以及各国政府都无法对它进行控制……欧洲联盟认为，经济高于社会之上。的确，经济高于一切之上，仿佛一把伞在保护着我们。问题在于它保护着我们什么。环境？教育？健康？文化？有人说，国家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从原则上说，这是件好事，无政府主义者会因此而兴高采烈，共产主义也必然通往那里……但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正在改变其性质。一个在世界各地设有子公司的跨国电信公司就是一个国家。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国家，在那里是没有伦理的位置的。你要为公司效力，否则就滚蛋。人们把这称作劳务市场的灵活性。这令人担忧。
有一天，在里斯本召开的一次葡萄牙共产党集会上，我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发展那种我曾称之为干预社会的文化，我不知道我们将会走到何处为止。众所周知，公民应该参预他所处的社会，但这种参预必须以一种文化的生活形式进行。
选自访谈《一位有眼力的作家》，孙成敖译，原载于《世界文学》1996年第4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
6 伊塔洛·卡尔维诺
（1923—1985）
意大利当代作家，生于古巴哈瓦那，随父母移居意大利。毕业于都灵大学文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战后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等。1944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论当代意大利小说三潮流》这篇文章是卡尔维诺在1959-1960年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演讲内容，后被收入评论文集《沉石落定》。
“二战”后新生代作家的崛起
以及卡尔维诺的自我定位
与挽歌风格和方言风格并行的，我们可以把其他意大利作家归于第三条道路：即奇幻风格的变容道路……如果大家允许的话，我就和大家说说我最熟悉的例子，也就是我自己……我和其他很多作者一样，是从法西斯抵抗运动文学出发的，它的叙事诗的张力和冒险精神一直影响着我的文学道路。但之后因为对现实社会的构想已经无法满足我的文学需求，我就自然而然地将写作转到了超出我们时代的、超出社会现实的奇幻冒险风格中。十八世纪爬到树上的男爵，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中世纪的一个穿着空盔甲的不存在的骑士。为什么呢？从我的演讲中你们应该知道，比起静止不变我更喜欢行动，比起顺应我更喜欢坚强的意志，比起习惯我更喜欢革新。当然我也写过，并且现在也还在写现实主义文学。我初期的短篇小说和最初的长篇都是关于游击队战争的，那是一个色彩丰富的世界、充满冒险的世界，那里悲剧和战斗的喜悦并存，而包围着我们的日常社会现实从未给过我如此饱满的表现欲。我从未放弃过写现实主义文学，但是无论我如何想要推进它，或者用反讽和悖论的手法使其变形，最后等待我的却总是令人失望的结局，所以我意识到，有必要在作品中交替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和奇幻手法。
选自《论当代意大利小说三潮流》，许金菁译，原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1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
7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
（1923-2012）
波兰女诗人，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早期作品以战争和波兰战后和平建设为题材，反映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后期创作接触到了宇宙、世界、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题材，主要对世界从远古到现今的发展过程进行哲理的探讨。年轻时深受第一任丈夫、诗人亚当·符德沃克影响，1952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
我站在人们这一边
我也曾对世上发生的一切感到绝望。莱姆在《普世周刊》上发表的随笔谈到过世界的衰老。坦白地说，我有时甚至有意不去读那些文章，因为我知道，我要是读那些文章，就会和它们有同感，用不了多久，我就会生病，是的，这就是我的感觉。可谁知道……世界会继续存在……但不知道它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对它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害怕战争……害怕大规模的战争，尤其害怕大规模的伊斯兰战争。这在20世纪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成为一次大的清算，我们就要面临这种清算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是对它作一些估计，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估计上, 我们要做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事情。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站在世界一边，不！我是站在人们的一边，世界这个概念太大，我站在人们一边。我觉得我只能拯救这个世界一个很小的部分。文学创作是一种集体的努力，一个人在这里很难有所作为。每个人的看法和表现方法都不相同，等到形成了画面，它就像万花筒中一样，可能很漂亮……
选自访谈《我站在人们这一边》，张振辉译，原载于《世界文学》1997年第3期。
8 辻井乔
（1927-2013）
找回失去的文学精神
文学似乎危机四伏。这时候为什么还要写诗和小说？毫无疑问这个问题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充分来探讨一下文学的理念。今年春天，我读了思潮社出版的小田久郎写的《我看战后诗坛》，这才知道日本战败后青年诗人们的精神是那么激进，产生了很多感触。印象里，这与当时读“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的主席安东甚兵卫发表的《记日本共产党》一文的感觉十分相近，尽管两者领域不同。因为当时，基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学生运动本质上也是“激进”的。也就是说，当时不光是文学，在思想、政治运动和精神层面人们都是激进的。现在，人们在日常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激进”精神，只有些病态化了的冲动不时地爆发出来。
这样看来，难道我们不是必须要努力找回失去了的文学精神吗？所谓文学家，应该是有能力关怀到时代之疯狂与恐怖的，那是知识和科学分析无法完全捕捉到的东西。而且文学家心里明白，这种恐怖与他本人的疯狂之处本质相通。这种疯狂个性鲜明，而他的疯狂劲儿是普遍性基础上的升华。这样看来，一旦发生了地震、战争就说“超越了小说的范畴”就显得不合逻辑了。诗人和作家要是这么想，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写应景的慰问诗歌和反战诗歌的。
毫无疑问，文学家都会受社会事件或者灾害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会与他内心深处的事件融合在一起、与他原来的问题意识和烦恼相结合的。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某一个地区的特殊问题、一个国家的事件而已，文学家会把这些影响当做人类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的问题，并由此写出作品的雏形。换句话说，作品是外界发生的事情与文学家内在的震动发生共鸣的产物。即使文学家会对社会事件、国家之间的纷争感到愤怒，他内心里的声音也应一直都是平和而宁静的。
可以说，诗人、作家是最不会变通且顽固的一群人。
选自《作家的位置》，庄焰译，原载于《世界文学》2009年第3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
9 埃尔弗蕾德•耶利内克
（1946—）
奥地利当代著名作家，出生于奥地利施蒂利亚州的米楚施拉克，在维也纳长大，自幼学习音乐。1969年以后耶利内克开始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1974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接受包括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影响。200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现实与语言
写作是贴近和适应现实的才能吗？有些人的确很喜欢表现这样的才能，但我是怎样的呢？那些根本无法真正认识现实的人是怎样的呢？现实恰如一头蓬松的乱发，没有一把梳子可以将它梳理整齐。诗人的手穿过头发，尽力把它拢成一种发式，可一旦入夜就立刻被这发式搅扰得心神不宁。外表不再那么确定。漂亮盘起的头发也许会又一次被逐出它的梦乡，再也无法打理。它或者垂落下来，像面纱一样挡在脸前，好似一副难以驯服的样子；或者因受持续发生事件的惊吓而不由自主地直竖起来。它无法整理，也不愿整理。无论人们怎样用断齿的梳子来梳理它，它就是不愿意。现在一切更不确定了……诗人如何认识现实呢，从那里，一方面，他可以更好地观察，另一方面，又可以不驻足于现实的道路上。他在那里没有位置，他的位置永远在外面。只有他在外面说的话，才会被接受，而且因为他说的是模棱两可的话。而那里也就有了两个心心相印、彼此提醒不要发生什么的人，两个从不同方面解释问题的人，他们絮絮叨叨地说着像梳子的裂齿一样被折断的不充足的理由……外部有利于恰恰不是在那里发生的生活，否则我们大家就不会处于正中央，处于完满和完整的人类生活之中。不仅如此，它也有利于观察总是在别处，在你所不在的地方发生的生活。
语言现在发现了我，并盛气凌人地叱责我。它对我颐指气使，对我指手画脚，它不喜欢我。它喜欢这条道路上的那些和蔼可亲的人，像狗一样跑到他们身边，装出顺从的样子。实际上，它不仅不顺从我，也不顺从其他任何人。语言为自己存在……在孤独中，我向那边喊叫，声音沉重地越过死者的坟墓，因为我在旁边奔跑，我不可能注意到，我踩在了什么上面，践踏了谁。我只是向我的语言已经存在，并讥笑地凝视着我的地方跑去。它知道，当我试图生活下去时，它会及时地浸泡我。它先把我浸泡起来，然后再撒上盐。好吧，让我也把盐撒在其他人的道路上，我把盐抛过去，让他们的冰融化，从而使语言失去其牢固的根基。而语言早已是深不见底。一种语言的无底的傲慢！如果我没有站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那么我的语言也不需要一个牢固的基础。它恰恰就是这样！……语言虽然比我知道的更多，但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我的语言由于贪婪而杀死了自己。它过多地吞食着现实。它恰恰就是如此！我把它吐了出来，但它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吐，它可以很好地消化饲料。我的语言向我呼喊，声音直至边缘，它最喜欢向边缘呼喊。在那里它不必有如此准确的目标，也不需要有目标，因为它达到它的目标，不在于它说出什么东西，而是以海德格尔关于特拉克尔所说的那种“严谨的让在”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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