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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1953-2008年）中的德语文学翻译初探

（原载于《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得以强化，具体到文艺工作，“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针以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考量标准成为了文学艺术活动，包括文学翻译工作的主导思想。在此大背景下，“文革”前的《世界文学》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视文学翻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以及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办刊宗旨方面特别强调刊物的教化与政治功能。在政治先行的思想指导下，《世界文学》中的文学翻译作品几乎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风向标”。50年代初，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均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于是《世界文学》中的文学翻译也出现了偏重俄苏文学的局面，尤其是在创刊的头五年内，俄苏文学一路飙升，从最初的32篇上升至1957年的72篇，占据了绝对优势。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紧张乃至破裂，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逐渐减少。此时，加强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头戏。于是，扮演着“亲善大使”的《世界文学》开始大量翻译亚非拉文学作品，以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政治关系。在被迫休刊的前一年，亚非拉文学作品已突破百篇。

与先后“大红大紫”的俄苏文学与亚非拉文学相比，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被边缘化。除了极个别的现代派作家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得到一定的译介外，一般得到译介的是具有“人民性”和“革命性”的欧美古典文学以及“优秀的”和“进步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前者如惠特曼、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席勒等，后者有小林多喜二、杜波伊斯和伯尔等作家。

这一时期德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相对有限。在50年代主要译介的是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其次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德国古典主义的作品。对于其他现当代德语作家，如茨威格和伯尔等也有所译介，但数量有限，解读单一。进入60年代后，德语文学的翻译数量明显下滑，这一方面与中国国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革命潮流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和民主德国在外交关系上的疏远。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世界文学》一度被迫停刊，十余年间没有刊出任何外国文学作品。1977年９月，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拨乱反正的进行，《世界文学》得以“平反”复刊，并在试刊一年之后，于1978年正式公开发行。重新起步的《世界文学》在“新时期”伊始基本延续了60年代的翻译主旨，“热情推荐亚非拉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介绍和评论欧美各国的现代文学，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文学的反动思潮，特别是苏修领导集团的文艺政策及其恶果。”以《世界文学》1977年内刊第1期为例，当期主要译载了朝鲜、巴勒斯坦、莫桑比克和南非等亚非国家和地区反映当前现实且富有战斗性的小说和诗歌，另外还编发了一些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在古典文学方面则选登了巴尔扎克的两篇小说。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由王金陵翻译的苏联作家鲍·瓦西里耶夫的《这儿的黎明静悄悄……》及其评论文章，契合了当时对“为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之需。尽管是作为反面教材，但是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部小说却打破了苏联文学在中国文坛近20年的沉寂，在文学翻译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人们的视野不断得到拓展，思想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就外国文学的译介而言，其开放性与多元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这首先体现为译介国家和地区的范围扩大。除了英、美、法、日等国家外，《世界文学》也加大了对北欧、大洋洲、加拿大、以色列和加勒比海地区等以前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译介力度，为读者真正呈现出一幅“世界文学”的图景。其次，翻译作品的择取呈开放性趋势，这体现为《世界文学》在选题方面常和诸多外国文化机构展开合作，如“加拿大文学专辑”（1988年第2期）、“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专辑”（1994年第5期）、“以色列当代文学专辑”（1994年第６期）和“英国当代青年作家作品小辑”（2003年第３期）。在这些合作中，《世界文学》和德国歌德学院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举办的八届德语文学翻译比赛占有特殊地位，下文还将对此展开论述。

截止2008年年底，《世界文学》已走过55个年头，共出刊321期。它在新中国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并且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存在与成长是一个重要的“良性标志”，因为它不仅构成了“一部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史，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史。”有关《世界文学》中翻译作品的主要输入来源及数量统计参见下表。

 

1953年至2008年间，《世界文学》共翻译各类体裁的德语文学作品348篇，其中德语小说（中短篇小说居多）160篇，占全部德语翻译作品的46%。继小说之后，德语诗歌也得到了较多的译介，约占全部翻译作品的1/5。其他文学体裁如散文、剧本、日记、书信、报告文学和谈话录等在翻译中也均有所涉及，约占翻译总数的25%，但对文学理论的翻译略显单薄，不到10%。（参见下图）

冯至先生在《略谈德国现代文学的介绍》一文中，认为德国文学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繁盛期——中世纪的诗歌、古典文学时代以及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并认为在此三者之间，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对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具有特别突出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它和我们之间有共同的问题和共同的命运，因为大家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冯至先生此处所谓的“共同的问题和共同的命运”及“目标”不难理解，这是鉴于两国都是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国家，故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方面有许多地方可以相互沟通、学习和借鉴。因此，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在两国交好期间不仅斩获了极高的评价，而且也构成了建国后德语文学翻译的主旋律，占到了该时期德语文学翻译的50%左右。

斯蒂芬·海姆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被翻译过来的作家有高·凯勒、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弗·格利尔巴彻、康·斐·梅耶和特·斯笃姆（即施笃姆）。在这６人当中，除了凯勒和托马斯·曼之外，其余几位皆是在60年代才陆续出现在《世界文学》中的。这一情况说明，当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外交、文化交流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时，德语翻译界的重点亦随之发生转移，他们更多地转向选择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希望从中挖掘出反映底层小人物悲惨命运、表现广大人民美好情感和生活风貌、揭示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以及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野蛮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题材。《世界文学》中所译载的亨利希·曼的《格利琴》（金尼译，1962年第1-2期）、格利尔巴彻的《老乐师》（傅惟慈译，1962年第12期）、梅耶的《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杨武能译，1963年第２期）和斯笃姆的《一片绿叶》（杨武能译，1964年第３期）无一不满足了上述选题要求。另外，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是作品翻译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杆。例如，亨利希·曼被称为“坚定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和正直的人道主义者”，其弟托马斯·曼更是因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呼吁自由与民主，反对原子武器而被誉为“历史判决的宣判者”和“带来光明的未来的信使”。

至于得到译介的少数德语现当代作家，如茨威格和伯尔，这首先是由于他们得到了苏联的认同和肯定，且译文也多从俄语译出。另外，从选题上看，所译介的茨威格和伯尔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命运的多舛和悲惨，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有效资源。 

在作为内部刊物发行的６期《世界文学》里，共有５位德语作家被译载，他们分别是维尔特、茨威格、伯尔、托马斯·曼和莱辛。显而易见，在政治上乍暖还寒的70年代末期，刚刚复苏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为了避免政治风险，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仍然比较保守谨慎，即首先翻译那些得到过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作家作品。上述５位作家显然符合了这一要求，因此，他们能够成为首批入选作家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文化语境使然。

在《世界文学》正式复刊后，该翻译规范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除了上述５位作家外，杜仑马特（即迪伦马特）、海涅、列·弗希特万格、安·西格斯、斯·海姆、歌德和施笃姆等也在这一时期先后得到译介。他们在原有的翻译话语系统内大多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翻译行为基本不会给译者带来责难或风险。与此同时，以译介卡夫卡为发端，《世界文学》为越来越多的德语“现代派”作家打开了大门，西·棱茨、格拉斯、巴赫曼、马·弗里施和卡内蒂等人的作品被相继刊载在《世界文学》上。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卡夫卡及其《变形记》个案为例，简要说明七八十年代之交引入“现代派”作家的翻译策略。

尽管上述的这些译介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现代派”作品还是借助各种阐释方式和传播策略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尽管对于“现代派”，中国学者各持己见，争论不断，但在一点上仍存在共识，即对于“现代派”，“我们固不必盲目模仿，也不必盲目排斥，应当至少为开阔眼界而加以研究。”这句话颇为中肯地道出了一代译者和研究者的心声。经历过“苏联模式”和“文革运动”的文学界和思想界已然充分认识到盲目模仿与盲目排斥的无穷祸害，因此很少有人否定为了“开阔眼界而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德语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上开始得到了大量译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文学》在译介“现代派”作品时，其译者往往突出作品的认识功能，或者试图在译本与奉为正统的现实主义传统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维护译介的合法性。这样一种翻译模式在1985年以后可能还在或隐或现地起着某种作用，但是已构不成主流。就《世界文学》中的德语文学而言，其显性作用的影子还留存于1985年第１期上由包智星选译的克·沃尔夫发表于1983年的极具影响力和轰动效应的小说《卡珊德拉》。在“前言”中，译者给出了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解读可能性，将其视为当代“反战”文学的成功范例，并认为作家本人是一位“勇于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关心人类前途的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将克·沃尔夫归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结论表明，译者当时考量作家作品的主要标尺依然是作品的主题是否贴近现实，反映现实，并自觉地将作品主题与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解读。但是，在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同时，译者在“前言”中也提醒读者注意作品中出现的大量蒙太奇和意识流等技巧与传统小说迥然不同，这也表明人们的审美目光正在逐渐回归文学自身，对外国文学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风格开始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在80年代中后期，国内的文化语境大大推动了纪实类文学作品的翻译。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中国的报告文学进入了高潮迭起并最终作为一个独立文体得到承认的辉煌期，1988年更因报告文学作品数量众多而被称为“报告文学年”。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也引起了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在《世界文学》中，同期的报告文学作品翻译要远远多于其他时期。在德语作家中，被称为“联邦德国‘第一报告文学作家’”的君·瓦尔拉夫的《最底层》和《头条新闻》分别译载于《世界文学》1987年第３期和1989年第６期。这两部作品皆是瓦尔拉夫凭借乔装打扮完成的，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与方法显然为中国报告文学作家提供了一块“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同期，和报告文学同属纪实类文学体裁的传记文学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景气风潮，与之相适应，《世界文学》在选题上也向传记文学倾斜，并在1986年第２期上推出“外国传记文学专辑”。这一辑的特色是自传与他传兼备，在国内所见不多，可谓是别具一格。而就文体而言，“主要成就还是传记文学”的茨威格的诗体特写——《崇高的一刹那》和《奥古斯特·罗丹》（绿原译）就更是“新鲜”了。另外，美国当代著名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创作的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小说《心灵的激情》也值得一提。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建国后属于被批判的对象，因此，他的名字在建国后的30年内为众人所避讳，更不要提为这样一个“反面人物”立传了。就这个意义而言，《世界文学》能刊载有关弗洛伊德的传记作品，实乃魄力之举，按照作家刘宾雁的说法，这应该是中国国内首次译介有关弗洛伊德的传记。

自1990年起，《世界文学》中的德语文学翻译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别文学翻译的特色，即以由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世界文学》编辑部联袂举办的文学翻译比赛为契机，每年（1991年除外）推出一位德语作家的专辑。这不仅推动了德语文学的译介，而且也为发现和培养德语翻译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可以说，德语文学翻译比赛，既是《世界文学》扩大国际合作的有意义的新尝试，也是德语文学译介史中的一件大事。

不过，根据搜集的资料来看，这个德语文学翻译比赛最初并不是作为一个有连续性的系列活动来进行设计策划的，它最初的构想是举办一届“黑塞作品翻译讲习班”，而参加讲习班的前提条件是参加翻译比赛，译文优秀者方能获得参加讲习班的资格。活动的倡议者和组织者是1988年在北京成立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其中，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第一任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歌德学院的倡议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支持，而他们更看重黑塞的政治立场：黑塞不只是一位普通作家，他更是一位提倡东西方文化互相吸收、互相补充的国际人道主义者。

《世界文学》和歌德学院首度合作愉快，后续翻译比赛因而得以展开。1991年第２期上的启事“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本刊编辑部举办海·密勒（现译为赫·米勒）作品翻译竞赛”预告了德语文学翻译比赛梅开二度。虽然比赛结果在1991年10月就已揭晓，但是优秀译文直到1992年第１期才刊发，致使1991年《世界文学》出现了德语文学翻译为零的状况，这在《世界文学》55年的办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92年，第三届德语文学作品翻译比赛和研讨会如期举行，该活动作为一个大型的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才算真正被确立下来。

从1990年至1998年，德语文学翻译比赛历时９年，举办了８届，几乎贯穿整个90年代，它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不容忽视的一个层面，其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宏观层面讲，翻译比赛对于加深中德两国之间的了解，推动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其次，就翻译比赛的成果而言，它推动了当代德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评论和传播。这个翻译比赛译介了黑塞、博·施特劳斯、赫·米勒、乌·贝尔凯维奇、莫·马隆、贡·维斯泼尔、冈特库纳尔特、英·巴赫曼、艾·傅立特、内·萨克斯、布莱希特、君·艾希和尤·贝克尔等人的作品，使这些尚不为中国日耳曼学界所熟悉的德语作家进入中国并进而为中国普通读者所了解。他们的译介发端被锁定在90年代的某个时刻，而不是在获得像诺贝尔文学奖等世界级大奖之后（如赫·米勒），令今天的中国译界也多少感到宽慰。再次，翻译比赛发现和培养了青年译者，促进了德语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这个翻译比赛引起了德语学习者和翻译爱好者的广泛兴趣，参赛者最多时可达七八十名。有些译者坚持不懈，数次参加，通过比赛的锤炼，提升自己对德语文学作品的整体把握及翻译水平。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５届翻译比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期三天的翻译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中德学者、专家和参加比赛的优秀译者共同参加，就作家作品和翻译的具体细节问题展开讨论，这对于年轻译者较全面地认识、了解作家以及把握原作的主题很有帮助，而逐页、逐段、逐句、逐字式地分析及讨论过程更是让译者获益匪浅。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一个比较稳定、平和、开放、宽容和多元的发展期，五六十年代那种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行一体化的运作机制在经济建设占据政治生活中心的新型条件下逐步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潜在的多元化情境”。在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下，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逐渐完成从政治需求向文学追求的转变与回归，那种“追求人性的解放和直面复杂的人生”的文学作品更多地得到译者的青睐，同时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也成为翻译择取的重要标准。文学翻译进一步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点。

具体到《世界文学》中的德语文学翻译，其“多元景观”首先表现为得到译介的德语作家，特别是第一次在《世界文学》上被译介的作家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前几个阶段。据统计，在这10年之内，《世界文学》共译载了60位德语作家的作品，其中歌德、里尔克、茨威格、马·弗里施、克·沃尔夫、格拉斯、保·策兰、马·瓦尔泽、罗·穆齐尔、托马斯·曼、彼·汉德克、赫·米勒、弗·迈吕克和迪伦马特等共14位德语作家曾经在《世界文学》上被正式翻译介绍，其余46位德语作家是首次出现在刊物上。

对这60位德语作家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具有坚实的创作基础，创作形式多样而内涵丰富的作家得到了较多的译介机会。这显然秉承了《世界文学》一贯以来的编辑方针，即译介在国际文坛上获得一定认可度和知名度的作家，其中诺贝尔文学奖和各种德语文学奖项是重要的考量标准。于是乎，1999年和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和耶利内克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次年《世界文学》的重要封面人物。同时，每年德语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毕希纳奖花落谁家一直以来也是《世界文学》“世界文艺动态”报道的核心内容之一。除了跟踪报道之外，一些毕希纳奖获得者，如福·布劳恩和弗·迈吕克等的作品也被翻译过来以飨读者。在作品的选择上，有的是选取其最新作品，体现了跟踪译介的特点，如1999年第４期上的《母亲的情人》（朱刘华译）为瑞士德语作家乌·维德默尔的新作；有的则是选取体现其美学思想或创作特色的代表作，具有一定的经典意义，如2001年第６期刊载的布劳恩的《诗十首》（宁瑛译）。

在德语当代文学的大“拼盘”中，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在德国各大文化机构的积极推介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一作家群体也构成了《世界文学》的译介重点之一。2006年和2007年，德国新生代作家代表团两度访华，为配合他们的访华之行，《世界文学》在2006年第６期中推出了“德国新生代作家作品选”，编发了朱丽·泽、尤·海尔曼、英戈·舒尔策、伊·特罗亚诺夫、托·黑特彻和雅·海因等６位作家的作品。而在所有的新生代作家中，有一颗明星最为璀璨耀眼，她就是1970年出生于柏林的尤·海尔曼。自199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她便得到德国文学评论界和媒体的推崇与追捧，而在中国学者方面，她也大获好评。《世界文学》的编委李永平称她的小说“‘质地精纯’，篇篇可诵”，并认为她的短篇小说代表了“近年来德国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平，则大致不差。”评价如此之高，也难怪在21世纪的《世界文学》上，她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德语作家之一（作品翻译３次４篇，评论２篇，世界文艺动态报道１篇），而且她也可能是迄今为止德语作家中惟一一位只凭一部作品而在《世界文学》上获得一席之地的作家。

除了积极译介当代德语文学的领军人物及其作品外，《世界文学》在作家作品的译介上还力求反映德语文学的发展与流向，因此诸多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德语文学作家作品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译介，如前述的里尔克、茨威格、托马斯·曼和黑塞，还有一些表现主义的作家如格·特拉克尔、戈贝恩和奥·叶林内克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表现主义文学在新中国译介不充分的情况。在德语古典文学的译介方面，《世界文学》在19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之际推出了专辑以作纪念。该专辑以歌德的17首十四行体、剧体叙事诗《流浪人》、里尔克撰写的有关《流浪人》的解读文章以及茨威格的评论《论歌德的诗》组成，视角独特，对于现有的歌德译介成果，不啻是一种“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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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静远  排版：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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