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言说｜孙郁：巴别尔之影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巴别尔小说篇幅甚短，但内容的丰富超出常人。在短小的篇幅里往往有多致的调子，无数灵魂的震颤在瞬间弥漫开来，简约里的繁复，停顿里的奔涌，还有消失中的遗音，缭绕在文字的背后，让我们久久不能宁静。
我至今记着最初阅读巴别尔小说的感受，摇晃的苦路上的马蹄声，起伏土地的流浪者和乌克兰小镇的喧嚷，跳动着血色的交响。而濒于死亡者绝望的眼，折射着暴力、凶悍的野气里的梦幻之影。一切都是那么诡异，时光过滤着无尽的哀怨，在无法解析的困顿里，却刻出作者直面人间的爱意。
最早介绍伊萨克·巴别尔的鲁迅先生，没有像对待俄罗斯“同路人”作家那么耐心，只是对于其价值做了简单的描述，余者则语焉不详。我觉得鲁迅对于这位俄国作家的存在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似乎不能够以卢纳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的逻辑审视对象世界，而后来革命文学话语中的巴别尔是另一个色调，他的形象还多是隐在迷离的历史之雾中。
但鲁迅之后的许多中国作家对其看法日益清晰起来。王蒙、莫言的读书经验里，巴别尔的记忆连接着精神的解放之旅。他们不止一次谈到这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影响，在这个犹太人那里嗅出智性的浓烈之味，这些无意中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生态变化。《檀香刑》之于《骑兵军》，都在印证这一点。
右为《骑兵军》英译本
现代的中国作家对于俄国文坛发生的一切，很长时间只能以表层的方式解之，看到了文本的奇异，惊叹革命后俄国文学的伟大。鲁迅在翻译《竖琴》时，体味到的只是小说里感伤、灰色的风景，但那深处的原因则知之有限。那些“同路人”作家的文本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一面也哀怜失去的岁月。仅仅从没落阶级的不适感讨论这样的问题，可能流于表层，因为译者对他们具体的情形了解甚少。关于苏联文学的描述，也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其间遗漏的东西，恰现出流行理论的尴尬之处。
巴别尔的创作始于一九一三年，那时候正是俄国革命的前夜。他的文化记忆中有许多非革命的元素，犹太教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国近代激进意识以及东正教的遗产，都集叠在其审美的逻辑里。他带着复杂的历史记忆进入革命年代的时候，对于文学的表达，自然与流行的理念有别。他的奇异的小说和戏剧作品，有时都非革命观念的结果，而是革命观念的原因。这种别于常人的思考和创作，是逸出时代模式的一种精神演进。
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他有着政治家之外的神奇的思维。既是知识分子的一员，又讨厌知识分子；理解革命，但反对革命中的残暴；欣赏法国文化，但更加爱护苏维埃的实践；强调书写的自由，却在作家协会里占据领导的位置。巴别尔在纵横交错的经纬里居于忽隐忽现的地方，但似乎又不属于身后的世界。难怪鲁迅在翻译“同路人”的作品时放弃了对巴别尔的深度打量，那可能是因为他的定位极为模糊的缘故吧。
巴别尔小说篇幅甚短，但内容的丰富超出常人。在短小的篇幅里往往有多致的调子，无数灵魂的震颤在瞬间弥漫开来，简约里的繁复，停顿里的奔涌，还有消失中的遗音，缭绕在文字的背后，让我们久久不能宁静。鲁迅曾收藏过一部德文版的《敖德萨故事》，那里的嘈杂、凌乱而高远的情致，都非简单的逻辑可以绘之。仅以《德·葛拉索》为例，一个剧团的演出引出无数的故事，“我”与老板的背后，是艺术里的虚构之影魔咒般的力量，它竟在现实里发酵。巴别尔看到了现实之外的精神之力对于人性的辐射，而我们于此领会的不仅仅是词章之美，还有意境所带来的人间幻相。小说在片刻里集叠的无穷远大之影，带来的是一种审美的突围。
《巴别尔全集》英译本
《敖德萨故事》是一部混杂着善恶的独奏，不同民族的习惯和人生图画，有书斋里的理论不能说清的隐含。邪恶、粗俗、残忍和柔情弥漫于时空之间，人间的爱欲情仇在破碎的影像里晃动。这里展示的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一是江湖里的人生，一是童年的碎影。前者如《国王》里火光中的报复，《父亲》中的一桩秘密的婚姻计谋，还有《日薄西山》中的父子之争，都流动着蛮气。后者像《我的鸽子窝的故事》《醒悟》《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德·葛拉索》，闪动着纯然目光下的凄苦，以及浪漫的感伤，犹太人放飞梦想和受难的故事扑面而来。敖德萨充满了扭曲的旋律和腥味的气息，巴别尔写出了不同人等的苦楚人生。他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荒诞性里看出人性的真色彩来。而又于粗野放荡的江湖人的选择里，引人们到思考的路径去，浑浊里的灵动的爱意之光，成了那作品里的灵魂。
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是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出人意料的精神维度，覆盖了一时流行的僵硬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反本质主义方式记录苏波战争，这给历史学家一种难堪的讽刺，它刻画的世界与后来教科书相距甚远。作者写的苏联红军，是鱼龙混杂的队伍，人们带着不同的记忆来到战争前沿。不仅仅有战场的诸种痕迹，重要的是写出战场内外不同的人性轨迹。《基大利》借着一个信教老人之口说出革命时代的恐惧：不革命的人在杀人，革命者也在杀人，老人感叹“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在苏波战争中，“恶人在革命”。这个旁人视角下的战争，给作者的画面带来异样的声音，所纪录的烽火被另一种意义所指示。《意大利的太阳》描述了一名同屋红军的内心秘密。白天参加围剿活动，晚上在给家人的信中，抱怨被派往前线，而自己的梦想是去意大利这个神秘的国家工作。身在曹营而心在汉，小说暗示了战争队伍中人的不同精神走向，以及在大的时代里个人的无奈。《家书》的片段极为惊恐，在儿子给母亲的信中，描述了父子的对立。父亲是反革命者，几个儿子是苏联红军。父亲曾愤怒地杀害了自己的一个儿子，而后来另一个儿子参与了对父亲的追捕，最后使自己的父亲受到惩罚。一个时代的不幸导致了家庭里的厮杀，在遥远的地方演绎着故乡里所罕见的悲剧。这一切对战争之外的旁观者而言，是一种略带野性的书写，战争的本然露出人性的凶险。而小说描述“我”的行为与思想时，也极为震撼。《我的第一只鹅》的“我”进入哥萨克的营垒时，知道士兵往往会欺负弱不禁风的文人士兵，于是将自己变成匪徒般的人物，无理地杀死一只鹅，以粗暴的举止赢得同行的认可。这种撕裂造成内心的痛楚，“我的心教杀生染红”，久久不得安宁。小说的许多片段冷风习习，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官兵，面对无辜的百姓，没有逻辑可言，《战马后备处主任》军痞式的傲慢，置苍生于不顾的残忍，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在整个战场上，人已经失去温和与儒雅，大家似乎在变态的波浪里涌动。《寡妇》描写团长死前的惨景，自己妻子的背叛，引来与其有染的马车夫的不满，他在亵渎了团长后还残存着一丝柔情，狠狠地教训了漠视遗嘱的团长的妻子。这仅有的人性的余光，将野蛮与恐怖的屠场的另一种韵致托现出来。《骑兵军》是一曲绝唱，它在血腥的马蹄声中踏飞苍凉的梦影，画面碎片横飞，唤遥远的灵思抚慰着死去的冤魂。这是“同路人”作家也未曾有过的书写，难怪他的作品遭到苏联将军的指责，对于前线的报道，如此出格和不逊，也证实了彼时思想的混杂和认知的差异。
欧美的读者对于巴别尔有着持续的热情，研究著作已经相当丰厚。人们发现，他欣赏托尔斯泰，但从未有过宏大的叙事；喜爱屠格涅夫，却没有田园式的隐逸。流行的解释是他通晓多门语言，对于不同风俗颇多心解，而思想又有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这是中国的左翼作家没有的复杂性。中国的左翼作家多是从感伤的人道主义层面进入革命文学的，但俄国的文学则有强大的十九世纪的惯性。巴别尔在自己的作品里就一再提及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和犹太教以及列宁的思想交织相处，催生出的作品也自然是多种意蕴的叠加。在他留下的为数不多作品里，引人思考的远远不是革命文学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其犹太人的文化元素和列宁元素的衔接，以及旧俄传统与新俄思想的碰撞。对于中国的文学家而言，其提供的经验，并不亚于高尔基和法捷耶夫。
巴别尔的书信解答了我们中国读者的深深的疑问，内中的复杂性超出我们的想象。他是一个在悖论里思考存在的作家，从生命的体验里，看到了理性不能解析的人间，可怜的生命不是在先人预知的轨道里，大家原在精神的歧途上。我们看他的日常生活的困顿，以及在作家队伍里的尴尬，都能够感受到其作品的原型。或者可以说，他的文字，升华了自己的日常体验，赋予文本以哲思的可能。因为在那些不可思议的人间故事里，理性照耀不到的地方，方可以有存在的某种本质。
巴别尔认为自己处于一种“逻辑的怪圈”里，比如他在婚恋里的彼此折磨之苦，在工作中的自卑自贱的形影，周围处处是些“无用之人”，只有远离俗物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才得以充实。他觉得这个世界可以交流者不是很多，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出版了一本研究他的论文集，他见此并非一般人的沾沾自喜，在给妻子的信里说：“俄罗斯出版了关于我的文集。这些文章读起来非常可笑，根本让人读不懂，写文章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傻瓜。”他欣赏的人物都多少有一点瑕疵，那些正襟危坐者未必都能进入他的法眼。他能够以反向的思维处理自己悖谬化的生活，一九三〇年，在致沙波什尼科娃的信中，他说：“我一生中遇到过无数困难和挫折，但是我始终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快乐。”革命胜利后，许多作家未能够生存下来，自杀者多是他熟悉或关注的人，但他却以另一种态度，面对绝望的环境，竟能不动声色地度过难关。这原因可能是他有一种与“逻辑的怪圈”周旋的本领，看透而不厌透，在远离俗谛的地方观照日常。他认为“人应从错误中学习，在失败中成长”。既然处于一个大的时代里，进入而又能够出离，超然于漩涡之上，方能够体味创造的快慰。
今天的读者面对巴别尔，往往把他置于异端者的行列。但他的复杂之处在于，内心深处并不远离革命之路。在经历了可怕的混乱和无序的行走后，依然觉得俄罗斯在寻梦的路上。这给他的文本带来了歧义。而理解巴别尔，均不能够忽略此点。二十年代末，他多次往返于巴黎、莫斯科之间，欣赏巴黎的自由，但更钟情于俄罗斯文化里的神圣。在远离俄罗斯的时候越发珍爱俄罗斯的精神探险。了解此点十分重要，因了这样的选择，我们才知道，俄罗斯文学至少在三十年代之前，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产生的，革命文学存在着一种与域外文学对话的通道，恰恰这种远离了政治性的对话，才出现了逸出政治话语的文学。革命性与非革命性都有生长。而八十年代后，中国作家从巴别尔那里得到的，恰是那些革命话语之外的资源。这也是这位作家在中国持续走红的原因之一。
因为有了巴别尔，俄国革命文学的地图改变了。不同国度的读者对其兴趣不尽相同。十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巴别尔的讨论会，那天王蒙、莫言和以色列的几位学者悉数到场。我们讨论的是戴骢的译本，被其精致、深切的译文所打动。我那时候才知道，仅仅以革命的逻辑描述这位作家是远远不够的。较之于俄文版的作品，汉语存在着一种无力感，巴别尔的多种语言的功底流露的气息，是不能转译出来的。即便这样，我们依然感受到了他的作品背后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美质，它包含着隐微里的广大，悲楚里的圣明。这位短寿的作家流星般穿过东欧的精神的暗夜，却把智性的光永恒地刻在天幕上。虽星星点点，而其意绵绵。借着这曾有的光泽，我们分明对于未曾辨明的存在有所领悟。
孙郁（1957- ），原名孙毅，笔名孙郁，原籍内蒙赤峰。1957年生于大连，中共党员。1988年从沈阳师院研究生毕业，先后工作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日报社、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1976年开始创作，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发表于《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著有《鲁迅与周作人》《在民国》《走不出的门》《汪曾祺闲录》《椿园笔记》等。曾获首届当代批评家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批评家奖，《十月》创刊三十五周年最具影响力作品奖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3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止语 文娟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校对：秋泥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