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十月的北京,一反常态,雨,一直下着,密集,细腻,如我那不绝如缕的思绪和怀念。泪眼朦胧中,雨纷纷变成了紫色。此刻,紫色的雨点正敲响记忆。
紫色的雨点正在送别星灿老师。星灿老师,愿您一路走好!您可不要着急,老白老师正满怀着暖心和耐心,笑眯眯地等着您呢。
九月二十六日,我们正在西藏调研,在刚刚得知我特别敬重的叶廷芳先生离世的消息后,又几乎在同一时刻惊悉,我同样特别敬重的刘星灿先生也已于近日仙逝。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迅即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室主任欧阳韬,核对情况,欧阳韬回复:“是的,昨天。亲爱的老前辈们一个个离去。”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悲伤和寒意顿时溢满心头。我陷入沉默,少顷,再次抬起头来,发现天空已下起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没过多久,高原已是白茫茫一片。
独自来到布达拉广场,避开喧嚣的人流,在泉水池旁,树林间,寻得一把长椅坐下。这里幽静,辽阔,空气清新,正对着宏伟的布达拉宫,仿佛过去和现在的交汇处,只要一个意念,往昔的时光就会缓缓地倒流过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上大学时,星灿老师的名字进入我的视野,而星灿老师的名字最初和捷克文学的两位大家紧密相连:写出《好兵帅克历险记》的哈谢克,以及诗集《紫罗兰》的作者塞弗尔特。哈谢克的小说和塞弗尔特的诗歌如今已有多种译本,大多转译自英文。而星灿老师却是直接从捷克文翻译的,细细品读,你能感觉出那种地道纯正的捷克味儿。我至今依然记得《好兵帅克历险记》开头的作者序:
伟大的时代得有伟大的人物。有一些被埋没的英雄人物,他们谦逊平凡,没有拿破仑那样的赫赫功名和传世业绩,然而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品格,就连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声誉也会显得黯然无光。如今,你可以在布拉格街上遇到一个衣衫破旧的人,他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在这伟大新时代的历史上究竟占有什么地位。他谦和地走着自己的路,谁也不去打扰,同时也没有新闻记者来烦扰他,请他发表讲话。你要是问他尊姓,他会简洁而谦恭地回答一声:‘帅克。’
多么有趣有味道的文字!独特风格是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星灿老师译出了他们的风格,译出了他们的韵味。要知道,在那个文学还是社会生活中心的年代,这两位作家曾经给我和我们多少的滋润和影响,曾经让我和我们感受到多少跨越时空的共鸣。后来,在我自己踏上文学翻译之路后,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为了这样的滋润和影响,我既要感恩哈谢克和塞弗尔特,更要感恩星灿老师。严格来说,我和我们所读到的哈谢克和塞弗尔特,是星灿老师译笔下的哈谢克和塞弗尔特,是星灿老师凭借自己的文学敏感、人生阅历和语言功力,让他们在汉语中再生的。
1988年,我初次见到星灿老师,那是在北外举行的“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上。那么朴实可爱的前辈,没有一星半点专家和翻译家的架子。讨论会上,星灿老师的心直口快和古道热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点上,她倒是很像波兰文学专家和翻译家易丽君老师,只不过,易老师嗓门更大,气势也更足些。刘老师和易老师就像东欧学界的两位豪爽的女侠。相比而言,《世界文学》前辈、同为捷克文学翻译家的杨乐云先生实在是太轻柔,太优雅,太委婉了。谁让她是大姐呢。但这几位东欧学界的著名女士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开明,执著,热爱文学,倾心于文学翻译。那时,昆德拉引起了我的兴趣,但东欧学界某些专家还将他视作“反动作家”,反对出版他的作品。星灿老师对此不以为然,会下对我说:“有兴趣,你就译介他的作品,别管那么多。”
和星灿老师建立联系后,自然时常会向她请教,或约稿。她曾约我到她所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见面,我也曾多次去她家拜访。在红庙附近一套简朴的居室中,星灿老师简单朴素的生活令我稍稍有点惊讶,中午通常就下点挂面。东欧学界,杨乐云先生和易丽君先生讲究生活,看重美食。比起她们,星灿老师在生活上就显得有点粗糙马虎。也许在经历了太多的消耗和荒废后,她有某种时间上的紧迫感,不愿意将时间过多“浪费”在生活琐事上。她宁愿将时间用来做翻译,但她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家,而她喜欢的作家通常都是那些“轻松、幽默、好玩的”,比如哈谢克,比如恰佩克。恰佩克笔下的小猫小狗可爱极了,我多次听星灿老师赞叹。后来,她真的为《世界文学》翻译了恰佩克的《养狗小记》。翻译那样的作家和作品,于星灿老师,是愉悦,是享受,有益于身心健康,她乐意做。
译介克里玛是星灿老师的主意,并不纯然因为他的“幽默和好玩”,克里玛自然有好玩的一面,可更多的却是沉重、忧患和冷峻。星灿老师推荐他,还有着特殊的友情因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星灿老师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中的一员,进入闻名遐迩的查理大学学习捷克语言和文学,恰好与克里玛夫人海伦娜成为同窗好友,并始终保持着联系。他们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开始向多家出版社推荐克里玛小说,最终,在评论家白烨先生的引荐下,遇到了热衷于出版事业的石涛先生。星灿老师和我主编的五卷本“克里玛作品选”由此诞生。这是克里玛小说作品首次大规模进入汉语世界。除了确定篇目,星灿老师还亲自参与翻译。我后来与花城社合作的“蓝色东欧”系列又推出了克里玛的多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回忆录。两卷本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令众多中国读者感慨万分,爱不释手。克里玛曾经历过战争、集中营、解放、教条主义时期、“布拉格之春”、苏联粗暴入侵、极权主义统治、“天鹅绒革命”等等,可谓历经人世沧桑,对世界的变幻和人性的莫测均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洞察。这种体验和洞察,提炼出来,奉献出来,就是一种珍贵的人生智慧、思想结晶和心灵遗产。正如他所说,“有过极限经历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和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所看到的是不同的。罪恶与惩罚,自由与压迫,正义与非正义,爱与恨,复仇与宽恕,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特别是对没有其他生活经历的年轻人来说。一个人往往要花很多年才能懂得,极限经历会将他们引向智慧之路。还有很多人,永远也不懂。”世界的疯狂就是种种极限,种种莫测,种种荒谬,种种变幻,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及时的反思,自省,清理,防止极限、荒谬和罪恶重现,防止悲剧重演,为人心注入更多向善的力量,尤为重要。可悲的是,岁月中,多少罪恶,多少荒谬,多少悲剧,多少极端总在不断地重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疯狂世纪》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一篇主题论述,涉及极限、桎梏、乌托邦、恐怖与恐惧、挥霍的青春、信仰、独裁、忠诚与背叛、自由、命运等等话题,仿佛一种总结,更是一种提升,让平静的叙述,有了思想的深度和高度。我相信克里玛在书写这部作品时,内心是充满着道义感和责任感的。这种道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许多东欧作家的最感人之处。尽力说出一切,本身就需要真诚和勇气。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星灿老师的名字旁有时会伴着另一个名字:劳白。劳白,即老白,是星灿老师的老伴服装设计家白崇礼老师。1999年,星灿老师和老白老师离开北京,移居温哥华,同女儿一起生活。我们主要靠电子邮件保持联系。期间,他们多次回国省亲。做“蓝色东欧”前,我曾征求过星灿老师的意见,她的回复中有信任,有支持,有鼓励,给了我信心和勇气:
上次回国匆匆,没与你联系,主要怪我。一是时间太紧,二是家人生老病死之事弄得心绪不宁,其实心里一直在惦着你。一路走来与你合作的印象非常好,顺畅,简单,愉快。你说到的东欧当代作品选的选题我想对你来说肯定不难,一是你本来就很熟,二来外语大学的老师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帮你忙,至于捷克的,凡是我译的,你要什么由你定。我有些懒了,不太想译大东西了,最近倒是想到几个好玩的(也就是有意思的)小选题,可以给你们的《世界文学》(当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一是赫拉巴尔等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捷克作家的访谈录或谈艺录(后者更好),二是欧洲(二十八国)幽默集(从我去年刚自捷克带回来的《幽默使人们亲近》一书挑一些精彩的出来),三是曾经访问过中国并对我非常友好的世界著名漫画家霍夫麦斯特有关世界名人(如毕加索,乔伊斯,马雅可夫斯基,茨威格,肖伯纳,恰佩克兄弟……)的谈话,最棒的是配上了他自己画的绝妙漫画。我个人觉得我们的人物漫画水平比外国的差得太远,所以我无论如何想把他介绍出来,让大家开开眼,或者说开开心吧。你说呢?不过如果你要的话也得慢慢来,别催得太紧。我不知道是老了还是变懒了,现在只想干点儿好玩的,自己特别喜欢的事,还怕人催。你别学我!
星灿
虽然远在温哥华,可有段时间,星灿老师的名字却频频出现在我眼前,让我感觉格外亲切。这是星灿老师的“赫拉巴尔时期”。《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婚宴》《新生活》《林中小屋》《甜甜的忧伤》等六七本赫拉巴尔的作品,原来都是星灿老师和她的老伴老白老师翻译的。她可没偷懒,一直在用功发力呢。中国读书界掀起的“赫拉巴尔热”,绝对有星灿老师和老白老师的重要贡献。
赫拉巴尔与《传记体三部曲》
我当然得听星灿老师的,很快便约见克里玛和朗兹两位先生。克里玛先生那年年届八十,但精神矍铄。在他宽敞的别墅里,我们的交谈流畅而愉快。星灿老师和我主编的“克里玛作品系列”就放在他书架显要的位置上。他说能面向中国读者,对他意义重大。这要感谢刘星灿女士。他还愉快地回忆起五十年代他们相聚时的情景。“她特别可爱,纯真,我们都很喜欢她。”朗兹先生访问过中国,热情友好,一定要开车带我到布拉格郊外转转。去杜博里斯宫殿看看,他建议。那里原是捷克作家之家。八九年之后,私有化了。一个极其美丽的地方,有法国花园和英国公园。我们遇见了好几对新郎和新娘。喜庆、浪漫和诗意融合在了一起。望着他们,除了羡慕,还有祝福: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十来天后,星灿老师和老伴也来到了捷克,真是莫大的惊喜。我们当然要尽快见面。想了想,就在老城广场胡斯像前吧。好找。就像学生时代,我们都爱到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下约会一样。星灿老师执意要请我午餐,理由是布拉格是她的第二故乡,她是东道主。我们漫步,聊天,共进午餐,在金色布拉格,度过了美好而难忘的一天。
左为扬·胡斯像 右为本文作者与克里玛
大约在2012年夏天,星灿老师和老白老师最后一次回国。他们先去了老白老师的广西老家。记得那段时间,“蓝色东欧”策划孙虹特意计划去广西看望两位老人家,并征求星灿老师对捷克文学选题的意见。我密切关注着两位老人的行程。知道他们到达北京后,我兴冲冲地去看望星灿和老白两位老师。这回,我是主人,轮到我好好款待一下两位前辈了。我们找了家海鲜馆,当我问老白老师是否喝一杯时,老人开心地说:“今儿我高兴,喝一杯。”没想到,那竟是我和两位老人最后的欢聚。
星灿老师知道我工作辛苦,几番邀请我到温哥华休假一段时间。
你总是那么忙吗?有没有休假?我真有点儿担心你的身体透支。实话实说,你乐不乐意来温哥华休息一下呢?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古老文化,但有最新鲜的空气,有鲜花,树木,青草,海洋,特适合休息。想来就来吧,这里的吃住行包在我和老白身上。我们条件虽不算好,但能达到让你放放松松休息的目的。你可能理解不到我的心情:住在这里心境特好,老想与朋友分享。我在捷克学习时最好的一位同学曾应邀从美国来这里玩过,赫拉巴尔的忘年挚友马扎尔(最近出版的《你读过赫拉巴尔吗》一书的作者)也答应明年来这里度假。你考虑一下吧!
我也答应会去温哥华看望她和白老师。没想到,新冠来袭,世事多变,壁垒森严,我最终也未能兑现去温哥华看望两位老人的承诺。
2019年5月,忽然收到星灿老师的女儿白漓文女士的电邮,告知我老白老师已于2018年10月去世。“我妈妈还好,她很坚强,已从悲伤中恢复过来了,身体精神都还不错,就是腿脚不太行,走路多了会累。”
星灿老师和老白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于捷克相识相爱,结为伉俪,半个多世纪相互欣赏,相互支撑。可以想象老白老师去世对星灿老师构成的打击。老白老师长得有点像赫拉巴尔,善良,机敏,幽默,笑眯眯的样子,是那种你一见就会将他当做亲人的可爱的老头儿。星灿老师遽然离世,难道是急着要去天国与老白老师团聚?
十月的北京,一反常态,雨,一直下着,密集,细腻,如我那不绝如缕的思绪和怀念。泪眼朦胧中,雨纷纷变成了紫色。此刻,紫色的雨点正敲响记忆。
紫色的雨点正在送别星灿老师。星灿老师,愿您一路走好!您可不要着急,老白老师正满怀着暖心和耐心,笑眯眯地等着您呢。
2021年10月5日于北京
刘星灿,笔名乐辛。女。湖南湘乡人。中共党员。1960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捷克语言文学系捷克文学专业。历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中捷文化交流及中捷友好协会干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捷语教研组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副编审、编审。北京东城区人民代表。1990年曾获捷克斯洛伐克涅兹凡尔奖。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包括《好兵帅克历险记》《紫罗兰》《情与火》《捷克·斯洛伐克民间故事选》《世界童话之树》《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简史》《再向前》《芭蓉卡》等。她与白崇礼合译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儿童文学插图选》获1993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本文部分照片由作者高兴和星灿家属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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