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四个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传奇。据其中第一个说，由于他为人类背叛了众神，而被锁链缚在高加索山脉之巅，众神还派了老鹰去啄食他的肝脏，而他的肝脏却又不断长回来。

据第二个说，鹰嘴啄咬的剧痛迫使普罗米修斯往山岩里躲，越陷越深，最终他也成了其中一石。

据第三个说，他的背叛罪在千年光阴流逝中被淡忘了：众神忘了，老鹰忘了，他自己也忘了。

据第四个说，大家都对这个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套路厌倦了。众神倦了，老鹰也倦了。就连那伤口也倦了，便愈合了。

真正费解的是那山脉。

一大块面包放在桌上。父亲拿着把刀进来要把它切成两半。可即便那把刀又大又锋利，而面包既不太软也不太硬，那刀就是切不进去。我们小孩惊讶地抬头瞧着父亲。他说：“你们有什么好惊讶的？有的事情做成了不是比做不成更令人惊讶？睡觉去，也许我过一会儿就能对付。”我们去睡觉了，但整个夜里时不时地，我们当中这个或那个小孩就会起床探头去瞧父亲，父亲站在那儿，大块头，长外套，他右腿撑在身后，使劲要把那刀切进面包去。我们一大早醒来时，父亲刚将那把刀搁置一旁，说：“你们瞧瞧，我还没能对付得了它，就有那么难。”我们都想自己露一手，他准许我们试试，可我们几乎连刀都提不起来，刀柄因父亲的不断尝试到现在还是烫的；那刀柄似乎往上一撅，跳出了我们的手心。父亲笑了，说：“让它去吧。我要出门了。我到晚上再试一回。我不会让一块面包把我当猴耍了。它最终注定会让它自己被切开的；当然它是允许抵抗的，所以它在抵抗着呢。”但即使他正说着话，那块面包似乎皱缩了起来，像毅然决然之人的嘴，眼下真成了一块很小的面包。

一个农夫在公路上拦住我，求我跟他一起回他家里去。或许我能帮个忙——他跟他妻子闹翻了，他俩一直争吵，毁了他的日子。他还有几个笨笨的小孩，不太有出息；他们老是游手好闲，要不就恶作剧。我说我很高兴跟他一起回去，不过我陌生人一个，能否帮得上他这个忙，令人怀疑；我也许能让孩子们做点有用的事情，不过对于他妻子我大概会束手无策，因为妻子动辄吵闹通常是由丈夫的某种品性所致，而且他对眼下的情形不满，说明他大概已经尽力改变过自己但没能成功，那我怎么可能会更加成功呢？至多，我能做的就是把那妻子的怒气转移到我自己身上去。一开始，我更多的不是冲着他而是冲着我自己说话，可后来我问他，他会用什么来补偿我的麻烦。他说，我们会很快达成某种协定；如果发现我确实管用，我想要什么可以自行要价。冲着那话，我停下来说，这种含糊的承诺是不会让我满意的——我想跟他就每月能给我点什么达成一个明确的协定。他对我竟然向他开口要什么月付工资感到惊讶。而反过来，我对他的惊讶也感到惊讶。难道他以为花我两个小时就能修好他们俩花了一辈子搞砸了的事情，难道他指望我在那两小时过后领一袋干豌豆、亲一下他的手以示感谢、束紧我的破衣烂衫、在结满冰的道路上继续赶路？绝对不成。农夫默默地听着，低着头，但神经紧绷。我告诉他，我是这么看的，我得花很长时间跟他待在一起，先摸熟了情况，考虑各种可能改进的地方，然后我得花更长的时间确立适当的秩序，如果事情有可能做到这一步，而到那时我会是又老又累，什么都干不了，只能静养和领受有关方面的谢意啦。

“那是不可能的，”农夫说，“你刚才在这里提议住到我家里去，甚至有可能最终把我赶出家门。到那时我的困境岂不比现在更糟。”

“除非我们彼此信任，否则我们无法达成协定，”我说，“难道我还没表明我对你的信任吗？我能得到的不过是你的口头承诺，你该不会出尔反尔吧？我按你的意愿帮你安顿好了一切，你该不会无视你所有的承诺，让我卷铺盖走人吧？”

农夫看着我说：“你绝不会让那样的事发生的。”

“你想做什么随你便，”我说，“愿意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但别忘了——我是出于友谊才对你说这番话的，男子汉之间不讲假话——如果你不带我回你家去，你在家里也忍不了多久。你怎么跟你妻子和那些孩子继续生活下去？而且，如果你不想冒这个险带我回你家去，那你何不放下一切，放下在家过日子还继续会有的所有麻烦，跟我走。我们一起上路，你对我心存疑虑我不怪你。”

“我没有那样做的自由，”农夫说，“我跟我妻子一起生活已有十五个年头了；一直很不容易，我甚至搞不懂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可尽管如此，在还没试遍可能让她变得让人受得了的所有办法之前，我不能就这么遗弃她。然后我在路上看到了你，于是我觉得我也许该做最后一次努力，和你一起。跟我走吧，不管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的。你想要什么？”

“我要的不多，”我说，“我并不想乘人之危。我想要你雇我给你做一辈子的长工。我能做各种各样的活儿，我对你会非常的有用。不过我不愿你像对其他劳工那样对待我——你不要对我下命令，必须允许我去做我喜欢的活儿，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一会儿什么都不做，随我的便。你可以叫我去做某些事情，只要你温和有礼，而且，如果你察觉到我不想去做，你就得接受事实。我对钱没要求，但会要符合当下标准的衣服、床褥和靴子，必要时换新的；如果哪样东西村里买不到，你就得进城去买来。但不用担心，我现在穿着的衣服应该还能再穿好几年。我能得到标准劳工的价钱就满足了，只不过我要求每天有肉吃。”

“每天吗？”他插问道，似乎对所有其他条件都还满意。

“每天。”我说。

“我注意到你的牙齿非同寻常，”他说。为了替我对报偿非同寻常的要求做个开脱，他甚至还把手伸进我嘴里去摸我的牙齿。“非常锋利，”他说，“像狗牙。”

“呃，不管怎样，每天都有肉吃，”我说，“加上跟你一样多的啤酒和烈酒。”

“那可太多了，”他说，“我酒喝得很多。”

“那样更好，”我说，“然后，你要是勒紧你的裤腰带，我就会勒紧我的裤腰带。也许就是因为你家庭生活不愉快，你才喝得那么多。”

“没有，”他说，“那些为何要扯到一起呢？不过我喝多少你就有多少喝，我们一起喝。”

“不行，”我说，“我拒绝跟别人一起吃饭喝酒。我要求一个人单独吃喝。”

“单独？”农夫惊讶地问道，“所有这些愿望让我头晕目眩。”

“不算太多，”我说，“而且我快说完了。我要灯油，好整夜在我边上点一盏油灯。我这里带着盏油灯，只是很小的一盏灯，几乎不费任何灯油。实在不值一提，我只是为了完整起见才提一下，以免我俩之间以后发生争执；我不喜欢在涉及报酬的事情上出纰漏。其他任何时候，我是个最温和的人，可要是先前商定的条款遭违约，我会发脾气的，记住这一点。我要是不能丝毫不差地拿到我赚取的一切，我有能耐趁你睡觉时放火烧了你的房子。但你无需否认我们已经明确达成的共识，尤其是如果你偶尔出于关怀之心送我点礼物——不必值多少钱，零碎小玩意儿就行——我会倾尽所有办法对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并帮上你的大忙。除了我刚给你讲过的以外，我没有其他奢求，不过八月二十四日，我生日那天，还要一桶两加仑的朗姆酒。”

“两加仑！”农夫叫了起来，双手合在了一起。

“是的，两加仑，”我说，“那不算多。你大概以为你可以逼我降价。可我已经把要求降到了最低限度，当然是出于对你的考虑；如果哪个陌生人听到我们的谈话，我会难为情的。我们刚说过的那些话，在陌生人面前我是不可能说得出口的。所以没人会听到我们的协定。得了，无论怎样又有谁会信呢？”

但那农夫说：“你最好还是赶你自己的路去吧。我呢还是回家想办法跟妻子和好。没错儿，我最近经常揍她——我想对她少动点拳头，她或许会感激我——我也经常打那些孩子；我总是从马厩拿鞭子来抽他们。我会稍稍手下留情一点，或许情况会好起来。坦白地讲，我以前那样试过，但情况一点也没变好。可你要价太高了，即便那不算高的话——但是不，它是这交易无法承受的，不可能的，每天有肉吃，两加仑朗姆酒，就算有可能办到，我妻子永远也不会允许的，如果她不允许的话，那我可做不到。”

“那干什么还讨价还价这么长时间。”我说。

我正躺在一个墙角，从斜躺的姿势所能看到的限度内观看着，在我所能理解的限度内倾听着，除了这样度日，我几个月的时间都仿佛生活在暮色里，等着黑夜降临。我的同室狱友，一条硬汉，一位船长，处于不同的境地。我能想象他的处境。他以为他眼下的困境，就像某位极地探险者那样，困在某处荒野上受冻，但肯定会获救的，或者，应该说是，已经获救了，正像大家将从某本极地探险书里读到的那样。这就出现了如下的分裂现象：他将获救这个事实对他来讲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他主观意愿如何，单凭他胜利者的人格分量就足够了。现在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该去期盼营救？他期不期盼无关紧要，他终将获救，可他心里是否还应该去期盼它，这仍旧是个问题。他沉浸在这个看似深奥的问题里：他对它反复思考，他把它讲给我听，我们一起讨论它。我们不会去谈论他的营救。对营救一事，他似乎满足于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他那把不知怎么弄来的小锤子上，那是一把用来将图钉钉入绘图板的小锤子；他买不起再大一点的，但他还从来没用过它——光是拥有它就足以让他高兴了。有时他会跪在我身旁，将那把我已见过几千回的锤子举到我面前，要不他就抓住我的一只手，把它摊平放在地上，用锤子依次捶打我的手指。他知道这把锤子不足以从墙上敲下哪怕最细小的碎屑来，他也从来没打算要这样做。有时他会拿着锤子在墙上一路划过去，好像在向那部整装待发的巨大营救机器发出启动营救行动的信号。营救并不会真的就这样启动——营救该来就会来，与锤子无关——但它仍旧是个要紧的东西，摸得着抓得住的东西，一种代用品，一种人能亲吻的东西，因为人不能亲吻营救行动。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囚禁已经把这位船长给逼疯了。他想事情的思路空间已经缩减得如此狭小，几乎只容得下单个念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