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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读者 | 武田泰淳【日本】：异形者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十九岁的“我”是一个富寺少爷，在进入加行道场前去理发店剃发。这是开始僧侣生活的仪式，意味着脱离家庭、社会、国家等世俗价值，尤其对“我”而言，还意味着与“人”的断绝，成为某种“是人非人”的另类存在。然而，当“我”穿上僧衣、带着行李、进入与社会隔绝的佛教世界时，却发现自己此前的担忧不过是“年轻人的洁癖”……

异形者

武田泰淳作匡伶译

我最近跟一个哲学家发生了一场争论。他是个认真思考的人，年龄比我大十岁，但也比我热情十倍。他爱艺术几乎成痴，一心向往超凡之美。我觉得他是我喜欢的那种人。（尽管我根本不相信自己会真正喜欢一个人。）

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哲学家会跟我这个醉鬼争得不可开交，一定是觉得我还算是个可以谈话的对象吧。一个人的心里若是充满苦恼或快乐，一定希望遇到一个能理解自己的人。

我漫不经心地喝着亮盈盈的酒水，像个洞穴一般冷淡而安静。那儿虽说是个特殊咖啡馆【特殊咖啡馆指店内女服务员有时兼做店外卖春的工作，与之相反的是“纯咖啡馆”】，但又阴冷又潮湿，而且很不妙的是，我的同居恋人花子就在这儿工作。我什么也不用做，只要坐在椅子上等她十一点下班。我很清楚，要想不招人烦，做什么事都要有分寸；但偶尔也要让人知道，自己并非只懂守分寸。我深谙这种生存哲学，所以并非真的只是坐着不动，也在默默地进行拙劣的表演。当然，活下去并非难事。我知道未来有苦有乐，充满未知，但我也相信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然而就在那时，那个哲学家就像恨铁不成钢似的，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以一种悲痛又急迫的语气不断地向我发问。他起初是给我一些充满人情味的忠告，关于我对女人的态度，特别是我对待花子的方式。他叫花子“玛利亚”，把她看作“海伦”，给她买过两千日元的围巾，还给过她五千日元现金（有次他问花子想要什么，花子使劲想了个最贵的，说想要留声机，于是他就给了她买留声机的钱），还教她分别时要说“Bonsoir，Monsieur”【法语，“晚安，先生”】或“Au revoir”【法语，“再见”】。花子用那五千日元作为资金囤积了一批生活物资，赶在了价格翻番前，但很快那些东西也都用完了。我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面对这个学者有些心虚，于是就更像一个无抵抗的洞穴，只是默默地听他高谈阔论。

我也不是没见过圣母玛利亚和观音菩萨，但我觉得那只是一种错觉，是一时的亢奋。我害怕自己所剩无几的精力消耗在那种错觉和亢奋中，所以宁愿相信生物科学。我要求自己绝不在人前说什么“玛利亚”“观音”“我的生命！”之类的话，即使是晚上和恋人单独相处时也不能说。

“你好像不懂什么是爱啊。”哲学家说道。

“我懂啊。”

“你不在乎伤害一个爱你的女人，不是吗？你的行为和态度会让恋人多伤心，你想过吗？”

“当然想过。”

“那你觉得爱是什么？”

“爱是误会。是建立在误会之上的。”

“哼，不过，”哲学家像盯着一个令人恶心的两栖动物，往后缩了缩脑袋，说道，“……那歌德的爱也是误会吗？”

“我觉得是。尽管我没怎么读过他的作品。”

这位尊敬歌德的学者似乎被我的无心之言深深地伤害了，差点拍案而起。由于学习太过辛劳、情绪太过激昂，他的脸色有些发青，面部还有些扭曲，此刻一心想要说服我这个浑不吝，焦躁得连眼镜下面的肌肉都控制不住地抽搐。

“如果爱是你说的那样，那恨又是什么？”

“恨也差不多。”

“恨也是误会吗？是建立在误会之上的？”

“嗯，也就是说，”我有些不耐烦了，但脸上一点也没表现出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绝无可能相互理解的。正因为无法相互理解，或者说，无法相互理解才是爱与恨成立的前提条件。”

“那你不相信人类的爱吗？”

“到底什么是相信呢？”

“就是感受啊。全身心地、明确无误地去感受。”

“我也有感觉和感情啊，但其实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完全靠不住，很玄妙。所以你问我是否相信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不记得后来还谈过哪些流水账式的对话了，只记得他连连发问，而我则是大差不差地一一作答。当然，所谓大差不差并非是指正确，而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前后意思大致连贯。到最后，学者几乎咆哮起来了，问我：“你怎么看地狱？对你来说，地狱是有还是没有？”那个气势简直就像要往我身上扔一个灼热的铁球。

“地狱啊，我觉得还是有的。”

“那你觉得自己会下地狱吗？”

“我吗？我不会下地狱。”我轻松地回道，仿佛是在商量旅行的事。

“是吗？”哲学家的脸上瞬间乐开了花，像大获全胜似的断然说道，“是吧。你不会吧。但我会下地狱。我是会堕入地狱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在大喊“下地狱”时会那么心醉神迷，骄傲得就像进入了充满真理的世界。他仿佛化身《浮士德》里的恶魔，一边在空中挥舞着细长的手臂，一边夸张地高声喊叫。

“您要下地狱？”

“是的。我很害怕，但这是我的命运。”

“是吗？”

“真的，”他生气勃勃地说道，“因为我真的罪恶滔天。你可能不能理解。这真的很可怕。但事实就是如此。”

“没有的事，哪有什么下地狱。”

“有，就是下地狱。”他得意地一笑，像是要推开我的担忧与同情，但其实我根本没有同情他。我那么说就是出于一种恶作剧的心态，抑或说是预言家的自信，我觉得不能那么轻易就让他下地狱。

“您会去极乐世界的。”

“极乐世界？”学者脸色一变，皱起了眉头。

“不管您自己怎么认为，您都会去极乐世界的。”

“为什么？”

“就是这么规定的呀，所有人都会去极乐世界。”

他瞬间屏住了呼吸，愤恨地盯着我。那种无奈与愤怒，就像一个大学教授看到一个小学一年级学生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三个大大的数字，说这就是所有的数学问题。

“总之，就是这么规定的，没办法呀。”我装模做样地加了一句。我已经很久没跟人谈“极乐世界”了，只是在听他大喊“下地狱”时，不由得脱口而出。它就像我心爱的玩具，被我玩得脏兮兮、油腻腻的，此刻却突然滚落下来，掉在两个男人——因一个女人而产生关联的两个男人——之间的完全没必要的对话中。

听着罪恶之火呼呼燃烧的声音，放声吼出生命最原始的呼唤，以超越一切的速度堕向地狱。这种恐惧，这位学者曾想以科学与艺术之名来证明，但他现在只能沉默。他的表情阴沉至极，只有两眼熠熠发光，就像在默默忍受眼前的不利形势——“极乐世界”像个绵软的软体动物，遏制了他堕往地狱的速度。

学者啊，原谅我吧。我绝非想妨碍你下地狱，只因我过去是“极乐世界”专家（我花了一个多星期才想起这一事实），所以才说漏了嘴。我年轻时曾做过他力门【佛教中的“他力”指佛力，“他力门”主要指宣扬依阿弥陀佛愿力往生极乐净土的宗门，该作品中指的是日本净土宗。】的僧侣——宣扬依阿弥陀佛愿力【《佛说无量寿经》中记载了阿弥陀佛所发四十八个愿望，其中第十八愿“十念必生愿”表示，除去犯了十恶重罪还诽谤正法的人，其余众生哪怕仅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也能往生极乐世界。此愿被视为阿弥陀佛最重要的愿望，也是日本净土宗成立的依据。】往生极乐世界的宗派，因此才一不留神（之前一直万分小心）使出“杀手锏”，说要送所有人去极乐世界。

我有一段跟“极乐世界”有关的往事，“异形者”就是其中一节。

我之所以成为僧侣，是因为生来就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加上当时无事可做。既非冲动，亦非厌世，而是选择了最容易走的路。我是个没耐心的人，做事总是刚开始就厌烦，说放弃就放弃，而且当时我才十九岁，外表像个社会主义学生【社会主义学生是指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学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不断增多，学生中也出现不少社会主义者】，但自幼生长于寺院【日本明治维新后进行了宗教改革，允许佛教人士结婚生子。此后佛教寺院逐渐形成家庭经营模式，主人公“我”即是出生于寺院的僧侣之子。】，若非如此，也不会那么着急地奔向“极乐世界”的方向。

我对所有的事情，不分高低贵贱，都很感兴趣，充满好奇心。从事僧侣职业也是如此，我当时觉得反正对自己没什么坏处，也知道自己做不长，不过是一时之计，于是就做了，就像鱼店的孩子卖鱼，地主的儿子做地主。

在决定去本山【“本山”是指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法中心。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确定了佛教的寺院法度“本末制度”，建立了“本山”—“本寺”（各宗大寺院）—“末寺”（下属寺院）的三级组织体系。政府通过控制“本山”与“本寺”来统治各个宗派。该作品中的“本山”是指位于东京地区的净土宗镇西派大本山增上寺。】闭关修行的那天下午，我在常去的那家理发店剃了头。剪去了社会主义学生标志性的蓬乱长发，没觉得悲哀，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剃头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某种生理上的奇妙反应。我从光溜溜的脑袋一直摸到脸颊，发现二者之间已失去清晰的界限。都是光滑的，好像都是脸，原本长着头发的脑袋不见了。刚剃过的头皮像未经风霜的婴儿皮肤，淡粉色的薄薄一层，里面包着我全部的智慧，此刻它失去了头发的伪装和保护，害羞地瑟缩着，但很快就无所谓了，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世俗之人了。世俗之人会拥抱女人、组建家庭、扬名立万、建功立业、享受荣华富贵，但现在我离它们无限远，甚至再也无法加入其中。从今往后，我虽还是人，但也是某种异类，是种令人不快的东西。瞧！理发店老板刚才还很和蔼可亲，使劲儿在柱子上挂着的磨皮上打磨剃刀，但现在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镜子里我那泛青的脑袋，就像看着被遗忘在水族馆水槽角落里的濒死的章鱼。

“很好。”我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那天晚上，我带着一出租车的被褥，内穿棉布白褂，外披棉布黑衣【白褂外加黑衣是日本僧人的日常装束】，裹着黄色袈裟，穿过红黑色大门，进入加行道场【加行是指佛教修行者在正式进入修道前进行的预备修行。日本净土宗在加行结束后会有一个传宗传戒的仪式，完成后即可获得僧侣资格，正式成为僧侣。“道场”在本文中指集体修行的地方】。刚要进房间，他们就没收了我的木屐、鞋子以及其他世俗人穿的鞋履，转而给我一双白绳草鞋【指夹趾草鞋，鞋底由草绳编制，夹趾绳带由白布制成】。我没去加行僧宿舍，而是去了道场管理员的住处。我打开其中一间的拉门，看到担任加行僧教导员的师兄正一脸坏笑地烤着火盆。

“哦，来啦。”

他跟我打招呼。这是个彪形大汉，肤色黝黑，露出的白牙有些狰狞。

“这跟滑雪可不同啊。很苦的。”

“没事儿。”

我们一起滑过雪。他看起来像个恶僧，但其实性格单纯而直率。他年少时寄养在房州【房州是古代安房国的别名，现千叶县一带】海岸的一座寺庙，曾跟当地的泼皮无赖发生过一场争斗。那天狂风大作，他在渔场遭到一群青年的挑衅，于是返回寺庙扛起长筒猎枪，再回到渔场，冲着他们放枪。那天他自己也丢了半条命，但从那以后，当地的青年再也不敢小瞧这个少年。

我没听他念过经，倒常见他像头大象一样在寺院办公室和正殿。之间来回踱步，因为时常有暴力团伙蜂拥至此。他臂力强壮，还有些草莽英雄般的傲气，这点很合我的心意。

“你反正成不了像样的和尚，不过既然要做，就认真做吧，”他以教导员的身份给我提了点建议，“不过，时间还早，喝一杯吧。”说着便给我倒了一杯。

“该做的我会做的。别担心。”我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像个气势十足的踢馆少年。“密海还在这儿吗？”我问他。

“密海？在啊。他会跟你们一起修行吧。你找他有什么事吗？”他凌厉地盯了我一眼，问道。

“嗯，有点事。有话想跟他当面谈谈。”我故作神秘地说道。

本山有个中国僧人，来这里一年左右了。他住在寺院厨房的隔壁，从不发表任何口头或书面意见，只是老实本分地保持沉默。也没人知道他究竟是密宗还是禅宗，还是属于大乘佛教的某个新流派。

“中国人很怪，连和尚也怪。”本山的僧侣们只是这样评价他，实际上从未真正把他当回事，没想认真了解他的性格与思想。至少，相比密海，他们更关心一些小道消息，例如“秩父宫【秩父宫雍仁（1902—1953），大正天皇的二皇子，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是其封号】其实是佛教徒，听说他走路时口袋里总放着念珠”“这次的第一师长是我们寺庙的檀家”等。

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向往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东西。比如中国的山水画，层层叠叠的山水和树木，远处还有漫天的白云，而最吸引我的正是那白云背后的世界。

因此，只要来自中国大陆，无论留学生还是厨师，我都无条件喜欢。我觉得那些留学生都肩负着建设新东方的秘密使命，中餐馆老板都有秘密宝库，还在金屋里藏娇。说不定那个看似平凡的中国僧人也是个准备抗日的人物【该作品以武田本人在1933年参加加行的经历为原型，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抗日战争已经拉开帷幕】。

第二天傍晚，我在厨房见到了密海。当时里面热气蒸腾，一直升到高高的天花板。掌勺的僧人一手拿着厚重的大锅盖，一手拿着棒球棍粗细的铲子搅拌米饭，嘴里哼着流行歌曲。烧火的那个被火光照得像个红鬼，手里握着长长的柴火棍，用力往灶里送。这些粗俗的伙夫都来自贫穷的农村寺院，没钱读技校，只能做些佣人干的杂活，同时伺机往上爬，期待有天能成为大僧正【最高级别的僧人】。他们对经济条件稍好的城市寺院的佛门子弟，都有些怨恨之心。

“能不能给我点酱油？”我站在木地板上，问其中一人。

“干什么用啊？不说清理由不能给，”他站在泥地上，利落地挽着脏兮兮的白衣袖子，头上系着白头巾，冷淡地抬头看我一眼说道，“我忙得很，没空给你们一一去拿。”

“我懂。这个嘛。”

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白纸包着的金枪鱼寿司，放到他面前。“不嫌弃的话，给你吃吧。”

“这样啊。理由很充分啊。”他掩饰着难以自抑的喜悦神情，往我碗里倒满了酱油。

修行期间禁止荤腥，但家人担心我无法忍受而逃跑，就让书生【书生是指在寺院专事抄经的僧人。主人公“我”出身东京名寺，家中有专门抄经的书生】前来“探视”，趁机捎来我爱吃的寿司。我跟加行僧们找了个房间准备分享，结果发现书生忘带酱油了，于是来厨房要点。

那时，有个二十五六岁的僧人坐在黑暗的角落里，默默地看着我们。

三月初的天气乍暖还寒，但他只穿一件灰色的麻布和服。脖颈和四肢又细又长，衬得其他部位比例不太协调。他盘膝而坐，手上拿着筷子，脸上皮肤很光滑，露出的小腿和手背也很光溜，只是坐姿有些僵硬，似乎不太适应周围的气氛。头发比我们的光头略长一分，长长的脸型，圆润无棱角。头略微歪着，像凝神看着不远处，一边不急不徐地吃着面前的晚餐。他比我见过的所有日本僧侣都更像僧侣，仿佛岁月已洗净他表面的粗糙与浮躁，正在形成内在的思想精髓。

我向他确认道：“您是密海师兄吧？”他微微点了几下头，来不及把饭咽下去便说“si，si，si”，也分不清是日语还是汉语。他看着我的脸，清秀的眼中流露出谨慎的目光。我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加行僧，想跟您说几句话。”他便用汉语回我，希望我等他吃完饭。他说得有些含糊，但我跟中国留学生打过交道，所以能听懂那几句话。而且，我还猜出他是南方人，可能是福建或广东地区的。

我先回到加行僧那里迅速吃完寿司，然后拿起笔记本和铅笔又回到厨房，看到密海也正在收拾自己的餐具。他请我去他的房间，与我相对而坐，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他神经高度紧张，但总体上丝毫没有怯场，只是有些兴味索然的样子，好像跟我这个粗俗又鲁莽的日本青年打交道很麻烦。

“您是哪个宗派?”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半通不通的汉语。

“我在修习佛学，不属于任何宗派。但我现在寄宿在你们宗派的本山，所以正在研究往生净土门。”他写道。

“那您也在研究极乐世界吗?”

“是的，我在研究极乐世界。”

“那我想请教一下，极乐世界是在现世，还是在彼岸?”

“在彼岸。”

“现世没有吗?”我写道。

“正因为现世没有，所以彼岸要有。这不是你们宗派的教义【日本净土宗以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为目标，故对该宗派而言，彼岸主要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吗?”他写完后，带着诧异的苦笑看着我。

“不是，这个说到底是我个人的信仰问题，跟宗派教义无关。”我激动地快速写道，“对我来说，就算彼岸有极乐世界也毫无意义。僧侣的任务应该是在现世建设极乐世界，不是吗?”

“很遗憾，我们无法在现世建设极乐世界，所以才要去彼岸的极乐净土。”

“我不关心彼岸。我只对现世感兴趣。”

“……那个，你是社会主义者吧?”他转动了一下铅笔，慢慢写道，“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又这么喜欢现世，那为何要做僧侣呢?”

我刚开始问些无聊的问题，就被对方发现了我的矛盾，这让我感到不安，担心露出马脚。但很快我就不在乎了，握着铅笔用力写道：“我应该不算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我绝不喜欢彼岸的那个极乐世界。”

“好，好。”他小声地说道，温柔而寂寞地微微一笑。“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还什么都不懂，大家的想法都跟你一样。不过，你以后也会去极乐世界的。”他写完最后这句话，还特地在下面给我画了一道线。

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和令人羞耻的恐惧从我心头闪过，而他则像个老僧一样沉静地看着我，光润如玉、纯洁无瑕的脸上浮现出怜惜一般的表情。

去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真要是这样的话，不就什么都没了吗？青春的悲喜、剃落的头发、磨人的烦恼、鲜活的身体、流淌的快乐，全都会没了。还有，因为莫名其妙的外部动力以及我自身的消极被动，我成了一个穿僧衣的异类。身为这种矛盾体，我有着强烈的不安、刻骨的羞耻，也有某种严肃感，而它们，也都会消失。

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而且，这是极其明确、极其科学、极其自然的，就像虚无缥缈的大冰川发生了崩裂。但我是人，密海师兄，您也一样，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更多地融入现世的生活，在其中摸爬滚打，不是吗？

“您头上有戒疤【燃顶受戒是汉僧受戒的仪式之一，但并非佛教教义的规定，日本僧人出家即无须执行该仪式】吗?”我在笔记本上写道。据说在中国，特别是在民不聊生的清朝末年，政府会命令僧侣在头上烧戒疤。当时很多人为了逃税和逃役而假扮出家人，因此只有能忍痛烧戒疤的人，才被承认是真僧侣。

密海默默地低下头，将头顶朝向我。在一厘米长的头发中，能看到六个银币大小的明显的疤痕，就像拿走草地上的花盆后露出的地面。有的疤痕比较重，有些反光。这是六个人为造成的圆形疤痕，让我感到一种执念深重的凄怆。

“你是不是一直想着社会主义？作为青少年，这是很正常的。”他没发现我的情感变化，拿起铅笔快速写道，“但有时你也要想想宇宙。宇宙中散落着无数的星星，地球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这些数不清的星星中，随时都有星星在发生大爆炸，碎成粉末微尘。我们每时每刻、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这些巨大星体的爆炸、飞散与灭亡。因此，如果真的有佛教真理，那它必须要能应对宇宙里发生的这些大毁坏、大灭亡、大震荡。

“啊，你最好也想想要应对这一切的艰难，何其沉重、冷酷、坚硬，而且永无止境。即使是你讨厌的彼岸极乐世界，也只是我们的先辈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摸索徘徊时想出的权宜之计。你没有那位先辈痛苦吧，所以你无法想象他不得已而发明的那个极乐世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知道自己毫无痛苦，所以无法反驳他的说法。

这时，远处传来大鼓的声音，初夜礼赞【即初夜时分进行拜佛忏悔的仪式。】即将开始，于是我离开了密海的房间。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世界文学》2021年第6期，责编：秦岚。点击文末封面链接，可购买纸刊。】

匡伶对《异形者》的解读

一九三三年三月，武田泰淳【生于1912年，逝世于1976年，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中国文学研究者，虚构作品以构思宏伟、质地厚重而著称，常被称为“思想小说”】在芝增上寺参加了为期二十一天的“加行”，这是他在左翼运动受挫后的“转向”，也是其僧侣生涯的起点，《异形者》正是以这段经历为原型写作的：十九岁的“我”是一个富寺少爷，在进入加行道场前去理发店剃发。这是开始僧侣生活的仪式，意味着脱离家庭、社会、国家等世俗价值，尤其对“我”而言，还意味着与“人”的断绝，成为某种“是人非人”的另类存在。然而，当“我”穿上僧衣、带着行李、进入与社会隔绝的佛教世界时，却发现自己此前的担忧不过是“年轻人的洁癖”。加行道场是培养佛教继承人的神圣场所，有许多不同于世俗的规则：禁止荤腥、禁止外出、禁止一切欲望，但实际在此修行的加行僧非但没有否定俗世，反而过着与世间饮食男女一般无二的生活。尤其是持续的禁欲生活令加行僧们倍感烦躁，有些人甚至愈加大声地公开谈论。

加行僧们（圣职者）喷薄而出的旺盛精力不断地打破加行道场（圣地）这一虚构的道德秩序，这或许是武田在加行道场内看到的真相，即便不是，也是他将故事舞台设置在加行道场的必然结果。他所描写的僧侣世界看似奇特，异形者的生活方式看似荒唐，但其实正是普通人的正常生活。那些有违僧侣规范的行为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了人的本性，看到了佛教、理想、规则都无法约束的人性的矛盾。

例如食欲和性欲，本是极平凡、极普通的东西，但因身在“禁欲”的佛教圣地，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它对人的控制力及影响力。“或许我也能像密海那样专注于研究，或许他所说的求道之路也很有意义。但我想，既然有女人，既然自己渴望女人，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僧侣。”这是一种超越善恶伦理的事实，是伴随着压抑、孱弱、愚钝的生命真相。然而，在这些年轻的加行僧对面，存在着中国僧侣密海以及总本山大僧正，他们“一生不犯”“散去人间烟火味”的“洁净”令那些无法否认的生命真相瞬间成为相对存在。

再如净土宗内部的派系斗争。关于如何处罚督导，加行僧们因意见不同分成两派，但分派的依据并不在于他们对此事的看法，而在于在宗派内属于哪个派系。明治维新后，佛教在经历“废佛毁释”的重创后，各宗为谋求复兴，纷纷派遣僧人前去欧洲留学。作品中净土宗的现任领导层正是留德回国的新派学僧，属于宗派内的革新派；另一派属于保守派，主要由传统僧人组成。加行僧们之间的对立正是这两大派系斗争的缩影。不同派系的力量相互牵制、此消彼长，他们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决定宗派的发展方向。但要取得最终胜利绝非易事，过程中必然伴随厮杀争斗、流血牺牲。宣扬平等的佛教主动卷入纷争的漩涡，本应慈悲为怀的僧人积极为争斗服务，这样的教团里没有佛教，只会让人怀疑佛教存在的意义。

默默注视着日本佛教与僧侣的是中国僧人“密海”。自六世纪中期佛教传入日本，中国僧人就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武田所属的净土宗即以中国高僧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为“净土五祖”；武田所在长泉院原为律宗，开祖正是唐代高僧鉴真大师。然而在经历了明治初期的宗教改革后，日本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世俗化、职业化，并在寻求复兴的过程中选择了进一步向政权靠拢。在此背景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武田将中国僧人置于日本佛教加行道场，这一安排便具有了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作品中的密海是真正的修道者，比任何一个日本僧侣都更像僧侣。这种脱俗者的形象与青年加行僧们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我”，身在佛教却向往社会主义，肯定现世但又否定现世，这样的矛盾在密海看来正是迷妄与无知。他说：“但是你也要想想宇宙……我们每时每刻、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这些巨大星体的爆炸、飞散与死亡。因此，如果真的有佛教真理，那它必须要能应对宇宙里发生的这些大毁坏、大灭亡、大震荡。”但这样的佛教主张显然超出了“我”的理解，“让我感到不安，担心露出马脚”。

武田表示，他写密海是想将他塑造成“一堵墙”，立在刚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我”的面前。因为密海是“墙”，如果“我”要贯彻自己在现世建立极乐世界的理想，首先就要突破密海的主张。不仅是“我”，密海作为正统佛教的象征，是立在所有加行僧对面的一堵墙。他们彼此分属不同的世界，双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这种对立并非要求抹杀自我或抹杀对方，而是要求加行僧们能更严格而理性地审视自我的生存方式。然而，密海只是加行僧们嘲讽的对象。他们对佛教教义的无知、对戒律的无视、对军人的赞赏、对派系斗争的热衷，无不反映着日本佛教及僧侣的异化。

这里没有信仰与“极乐”，就连佛像也呈现出让人不快的形象。文中提及于数月前入观为尼、在佛像前自尽的贵族女孩，还有一群遭遇灾难或不幸而来佛前哭诉的善男信女。他们祈求佛的拯救，但佛像只是身披金箔、无喜无悲地端坐于华鬘之下。无论现实世界带给人类怎样的苦难与悲伤，佛像只是凝视着“未来永劫”，而不会对现实做任何改变。作品最后称之为“令人不快的东西”，表示“风声，几乎传不到这里”，说的正是现代日本佛教的无力。

选自匡伶的评论《武田泰淳：作为他者的“中国”与“佛教”》，原载于《世界文学》2021年第6期，责任编辑：秦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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