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小说，既有日本美学精神，也表现出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尊重，并在保持“文化间性”基础上，形成人性书写的普世性。

房伟

大学时代，我第一次接触井上靖，是看了电影《敦煌》，接着就去找小说来读。从《敦煌》出发，读了《西域故事集》。当时感觉很震撼，一个日本作家，居然把中国历史故事写得这么好！读研究生期间，一路看下去，读了他的很多作品，如《斗牛》《风林火山》等，而后是《苍狼》和《孔子》。由井上靖引领，我对日本的中国题材作品也产生了浓厚兴趣，阅读了司马辽太郎、田中芳树、海音寺潮五郎、中岛敦、芥川龙之介、陈舜臣等很多作家的小说。同属于亚洲文化圈，又与我们有很大不同的日本作家，他们看待中国的历史，的确别有一番“他者”的风味。

细读下来，还是最喜欢井上靖。很多日本作家的“中国故事”，严格意义上说，已变成了“日本故事”，借中国古事传达日本情感和人生体验，比如中岛敦的《山月记》、小泉八云《怪谈》中取自中国异谈怪闻的短小恐怖故事，司马辽太郎笔下的“项羽与刘邦”，就像日本的两个土著大名……井上靖不同。他的小说，有着日本民族精神内核的很多东西，比如幽玄、物哀、内郁、暴烈死亡美学与奋发刚健的强者意识等。他也擅长描写大历史与英雄个体心灵的紧张对峙，彰显冷峻残酷的历史理性。同时，他又是一个能“理解”中国历史，在保有“尊重”基础上，坚持将之客体化，保持“文化美学间性”的作家。可以说，他既不是一个中国历史的崇拜者，也不是一个企图将之内视化，“变中国为日本”的作家。他深深浸入中日两国历史与文化之中，又超越其上，进而试图呈现人类永恒的悲剧感。这一点尤其可贵。相比而言，很多日本作家的中国题材创作，对“文化间性”和“人类永恒悲剧感”的认识都是不够的，有的缺乏“自我反思”，有的则迷恋某种奇观化效果，例如林芙美子这类“战时文学报国”的作家，或者畸形歌颂“日本化的满洲”的牛岛春子。

井上靖历史小说的表现也和中国小说家非常不同，有一种迷人的“历史文学魅力”。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代的历史小说是不发达的。我们的宏大化历史观拒绝个体化心灵介入，总是把历史文学变成干瘪无味的模式化东西，看着庞大吓人，但就是缺乏艺术吸引力和长久生命力。中国的历史小说，受到诸多因素干扰，似乎很难处理好历史与文学、宏大与个体的平衡关系。好的历史小说，虚构与真实应是其展开的“两翼”，宏大历史视野与个体生命体验则是其凌空高蹈的“双足”。太过虚无缥缈，随意演绎，历史小说会失其厚重；太过拘泥真实，沉溺于历史还原，则失之笨拙，丧失文学的飞扬想象力。如没有宏大历史视野，历史小说会变成一面破碎的旗帜，失去雄奇阔大的魅力；而没有个体生命体验，宏大视野就可能变成无聊的铺排，缺乏强烈生命体验力和代入感。没有双翼，自然不能展翅高飞；没有双足，就不能平衡稳定，踏实落地。

拿《敦煌》来说，敦煌密卷是“真”，李元昊是“真”，西夏破甘州而崛起是“真”，而赵行德与朱王礼是“虚构”，回鹘公主与其两人的纠葛更是“虚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历史的残酷与偶然性悲剧命运的揭示，却又能唤起人类共同的神秘主义情感体验。小说涉及西域佛教史、西夏文字演变史、宋夏边疆关系、西夏典章制度与军制沿革、西域民族交流古史等诸多史学知识和宏大视野，法度严谨，颇具历史情境感，同时这并不妨碍小说展示诸多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与独特命运。井上靖笔下的中国人物，强悍而不屈服。他擅长描写个人与历史抗衡的意志、大历史中人的复杂内心和悲剧宿命，比如《狼灾记》中违背爱情誓言、和巫女共同化身野狼的将军，《洪水》中先胜后败的归家戍边勇士，《天平之甍》不屈不挠传法的鉴真和尚，《孔子》中坚守信仰的圣人。井上靖很好地掌握了历史与文学、宏大与个体的微妙平衡关系。他对于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知，他对于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认识，他对于历史幽深之处的探究，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神奇的中国史世界。

更重要的是，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小说，既有日本美学精神，也表现出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尊重，并在保持“文化间性”基础上，形成人性书写的普世性。中国“古史精神”表现在《史记》《汉书》等正统典籍，也表现在众多士人笔记野史记录之中。那里有舒朗但暗藏筋骨的白描、对权力者不动声色的褒贬嘲讽、秉笔直书的骨气和硬气，也有对英雄人物的礼赞、对弱者的同情、对天地不仁的道德愤慨、对生死宠辱的超然沉思。井上靖曾在访谈中说他从小背诵中国历史典籍，这些文化滋养对他影响很深。他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刚劲简约、清脱峻峭，故事和小说语言都有可读性，挥之不去的，是一份历史沉重的悲剧感与苦涩感。这与日本战败后的心理体验有关，也链接着中国古史“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命运悲剧感。井上靖甚至将“文化间性”的超越性目光，拓展到对其他民族历史领域的思考。他在《苍狼》中寻找蒙古族的光荣和苦难，不乏对强者的赞美，而《松涛》中大国博弈之间朝鲜“保国存种”的艰难和复杂晦暗，也甚能引发共鸣。这在很多以民族主义绑架历史叙事的读者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日本人怎能对侵略过自己的元朝保有客观理解力和包容力？他又怎能体验自己侵略过的国家的无奈惨痛？但是，井上靖的确让我们看到日本作家了不起的一面。他超越了民族界限，既谴责战争残酷，又尊重历史理性法则；既有对弱小民族的悲悯，更有着沉郁的反思。《松涛》中，经历数次惊涛骇浪，朝鲜最终没有被忽必烈并吞。然而，小说以元朝公主看过牡丹后溘然长逝的描述为结尾，颇为神妙。在美人迟暮的悲哀与国运兴衰的苍凉之间，小说获得了有张力的历史感。

“井上靖热”在中国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今更年轻的读者对历史文学领域的兴趣，除了历史散文随笔之外，更多指向网络文学“历史穿越”等亚类型。而中国当下纯文学领域的历史小说，特别是战争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的余波之后，一直缺乏突破。很多战争历史小说，不能正视历史本身的残酷，更无法承受历史理性的冷峻考验。人物的虚假，带来陈词滥调的故事，既缺乏扣人心弦的情节、阔大严整的历史真实感，又没有深刻的思想和飞扬的想象力。比如说，中日战争小说领域，很多中国作家对日本人的“恶”的看法是脸谱化的，“善”的表现同样脸谱化，更难说在更高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气质层面探讨战争与人类的关系，讨论中日之间碰撞带来的悲剧。我们很难真正理解日本明治开国百多年来野心与雄心并举的心态、“和魂洋才”的开化与保守杂糅的文化意志，也很难真正理解日本人独特的“死硬到底”的“菊与刀”并存的精神气质。将中日战争文学闹剧化的倾向，经过新历史主义的混杂变异，甚至在当代影视剧中发展出“裤裆藏雷”“手撕鬼子”的戏谑剧，不能不引人深思。我们很难理性地从“文化间性”交流角度平等地看待异族。晚清历史上从“夷务”“理藩”的傲慢短视，到“洋务”“量中华物力”的奴颜婢膝，只有一步之遥。由此而言，我同样不满意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因为严歌苓仅将“中国战争历史”讲成了“西方故事”，完成了一次后殖民内视化处理，里面的眼光与视角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中国人的。她不能表现中国的苦难，彰显中国文化自信和中国主体意志，更遑论在“文化间性”上超越西方意识的局限，创造出境界高远阔大的中国历史小说。

《狼灾记》剧照

井上靖的作品给了我很多启示，也启发了我的历史小说创作。我创作了二十多个以中日战争为题材的中短篇历史小说，结集为《猎舌师》，也引起了日本文学界的关注。我试图从“文化间性”角度出发、从个体心灵与大历史的碰撞出发、从历史真实与虚构出发探究七八十年前发生的战争给中日两国带来的影响。我希望展现战争中形形色色个体生命在宏大历史视野中的命运，他们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有精英人物也有凡夫俗子，他们是官员、政客、将军、军官、士兵，也是农夫、厨师、医生、劳工，他们在战争中遭遇种种不幸、创伤，也在历史幽深玄暗之处感受到命运的无常。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战争体验，共同被纳入大历史洪流。更重要的是，我也希望小说能表现中日之间的文化魅力，保有中国故事的自信心和主体意志，也尊重日本文化的心理体验，既反思战争的危害，也超越民族对立，达成民族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归根结底，虽然“上帝造人时，给每个民族一个不同的陶杯”，但人类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也有着很多共鸣。

日本和中国的读者都喜欢井上靖的中国历史题材小说，且能达到相互理解，这些小说无疑是我学习的榜样。《中国野人》中，我学习井上靖的简约之法，将“野人”的命运浓缩在聊聊几句话中，放弃外部事件描述，关注中国劳工在北海道与大自然的抗衡与对话。极度恶劣环境之下的生命抗争，可称得上是中国抗战的某种象征性隐喻。“中国的鲁滨逊”有理由赢得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民族的尊敬。《幽灵军》取材南京保卫战消失的川军的故事，却以日本军人和随军僧为主角。它讲述的重点，在于残酷的战争与军人荣誉、生命拯救与人生意义之间的博弈。《副领事》取自真实历史事件，关注点在日本副领事个体生命思考与战争偶然性的紧张对峙。《杀胡》自《梁漱溟日记》日记生发出去，以狐鬼花妖之笔，展开历史虚构之魅。《地狱影里的清水源》关注伪军军官与日本军人惊世骇俗的同性之恋。家仇国恨，生死缠绵，悲欣交集的畸恋，映衬着乱世的悲剧。《小太君》写战争末期，照相馆主的女儿与日本少年护兵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诡谲之恋。被封印在佛龛中的头颅与颈上的红线，见证着爱情的疯狂与战争的魔性。《手肴》和《猎舌师》取材自南京大屠杀，以“美食”为引子，寄托民族的文化交流，也刻画出乱世种种众生相。

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就是过去和现在永不间断的对话。”《五三》《白光》《指南》《鬼子妮》等小说，也写了抗争胜利后，这场历史巨变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写出个人如何与历史交流的问题。《鬼子妮》是战后蛰居中国的日本逃兵和他的混血女儿的故事。朴素的中国民间伦理，美好的生活期待，打破了民族的隔阂与戒心，也再现了期间的尴尬和困境。《指南》的故事指向当下，一个不得志的大学辅导员，和他幽宅在家的中学同学，共同营造了一款“战争游戏”。《五三》的故事背景，推向了更早的中日战争史——一九二八年的历史节点。小说之中，我虚构了一个老年归乡的失业媒体记者，他凝望祖辈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深情地凝望着，从而找到了应对当下困境的勇气和力量。

历史小说创作难度很大，这一领域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都是祖宗给的遗产。真正的难度在于，如何在现代意义上将历史小说创作提升到艺术性与真实性统一、知识性与想象性结合、个体性与宏大视野兼顾的水平。爱德华·吉本曾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过，历史不过是由人类的罪行，愚蠢和谎言，以及血与火组成的。话虽然有些悲观，但也显现出了历史书写对作家理性思考能力的考验。如何破除那些脸谱化的表达，考验的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理性认知世界的能力。我们其实并不重视自己的历史题材，相反，日本有大量热爱中国历史的作家，王向远教授就编过一本《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即便是流行作家田中芳树，也写过以王玄策征印度为题材的《天竺热风录》，及以崖山海战为内容的《海啸》。

这也让我非常遗憾，并颇觉沉重。丰富的中国历史资源，绝不仅是清朝那些拖着辫子的“主子与奴才”的故事，或者从芈月太后一直到甄娘娘那些热爱宫斗的“大女主玛丽苏”的传奇。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也绝不仅仅是几本打着先锋名义肆意解构，将历史沦为不可说碎片的纯文学作品所能代表的。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网络历史小说，已经走在了纯文学历史创作的前面。就我的阅读视野而言，贼道三痴的《上品寒士》、天使奥斯卡的《宋时归》、阿菩的《边戎》等作品，实在是雅俗共赏的优秀历史文学之作。更令我惊讶的是，中国网文还出现了一批写异域历史的优秀小说，如实心熊的《征服天国》的欧洲中世纪传奇。中国作家对异域历史文化想象力的匮乏，也是一种主体力的匮乏，我想，也许当中国作家也能写出让外国人喜欢的外国历史故事，“中国故事”才能变成“世界的故事”，中国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确立，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魅力才真正具有了沟通力、辐射力和吸引力。

八十年代“井上靖热”过去后，至今还有一批又一批中国读者喜欢他。日本的历史小说家虽然也经历了后现代思潮的巨大影响，但那种多元解构艺术似乎从未对日本的历史文化精髓形成本质性侵蚀和瓦解，即便取材自历史题材的动漫作品（如手冢治虫的《佛陀》），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司马辽太郎、井上靖、海音寺潮五郎等历史文学大家强悍的历史理性精神。记得伊藤虎丸先生说过“中日两国，友好容易，互相理解难”，井上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日本人的文化窗口。那些具有不屈意志、刚毅性格、在孤独困苦中坚韧不拔的历史人物，那一个个大历史中丰富的“个体心灵”，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也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亚洲和世界，进而理解我们自身，并重塑中国文化的自信，强化中华民族文化内蕴的丰富性。我的“猎舌师”系列中日战争小说只是初步尝试，今后的创作中我还会继续写一些相关题材的中短篇作品，也会进行长篇历史小说的写作。我是后辈小子，无缘相见井上靖先生，但在网络上见过一些他的照片：花白的头发，衬托着一个清矍深邃的日本老文人形象，目光中有着一股异常的冷峻，掺杂着不动声色的悲悯和孤独气质。这是我敬重的男性艺术家品质，在日本歌唱家玉置浩二、指挥家小泽征尔身上我也感受到这种日本文化的魅力。即将结束这篇小文之际，在照片上的井上靖的目光注视之下，我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阅读《敦煌》时激情澎湃的情绪：两军终于再度接触，混战起来，赵行德很快又置身于震天的喊杀声中。这回是白刃战，四处喊声震天，刀光剑影，猛烈地碰撞在了一起，两股人马有如出于命定的意志，重又彼此冲杀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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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世界文学》2021年第6期，责任编辑：秦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