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雅孤独的黄昏

【澳大利亚】莱斯·默里作  欧阳昱译

二

告别了世上一座座城市，而今我又回到了故乡。

夜气清凉，暑热消尽，峡谷在放松休息，

大地在收缩绷紧，老房子的木板在吱嘎作响，

又一次调整自身：小梁吃住钉子，

钉子钻进屋脊，屋脊托住一滴滴夜露的轻抚。

烟熏火燎的痕迹，木椽子，板壁上剥落的白灰……

这座老屋是杰利亲手盖的，它经久不衰，巍然屹立:

一场场风暴掀掉了别人家的

屋顶和凉棚，而我们这幢老屋，

虽有绵绵雨丝透缝而入

风从承梁板钻进屋里

把油灯吹灭，蝙蝠偶尔误入迷途，

傻头傻脑，张皇失措，在黑暗中飞来飞去，

它依旧完好无损。

小时候，父亲常因这幢寒酸的破屋

感到脸上无光，在他眼中，它是不公平合理的

辛劳贫困的象征。总有一天，

要把它全部拆除，重建一幢新居。

这一天永远也没有来到。不过，这属于另一首诗。

在那些岁月里，我并不感到屈辱。

有书看，有房住，我就心满意足。

十四岁时，我常骄傲地看着父亲

坐在早餐桌边，怀里搂着一杆十二毫米口径

猎枪，专等那条毒蛇

再从壁炉砖缝中

露头，就朝它一枪打去。

毒蛇的血已经

流得精光，打得稀烂的绵长身体

从砖缝里挖了出来。十三年过去，它早已化为灰烬

可砖缝还在老地方，

大号铅弹留下的弹洞也仍在壁炉上面。

四

我伫立片刻，旋即转身，穿过堂屋，

避开我知道会踩垮的地板，

一直走进凉棚。我从前就在这儿睡觉，

阳光耀眼的一天，我就在这儿，

忽地感到有人站在身后，大吃一惊，回转头看，

原来是父亲晾在外面的衣服。

这一片乡土是我心灵的居所。我抬首遥望，

数遍青山，目光绕着一座山头缠绵：

那是野鹿的故乡，山顶光秃，山坡壁陡，山鹰栖伏在

巅峰下的橡树林中，我曾将城里的朋友

带到那儿去过，把我那诱人的往事一件件向他们叙说。

越过小河，越过月牙形的牧场，

四株美妙绝伦的冷杉树黑黝黝地

立在一块早已消失的田畴边，上面绘着四方形房间的图案。

我们这些移植的苗种就是在这儿成活，

随着冷杉树株株挺立，拔地而起，我们也发芽开花，遍布远近。

在我的想象中，地下有一扇扇房门，一间间房子，

有幽邃的兔室，有白白细瘦的烛光……

迅速转身，我又穿堂入室。

选自诗歌《邦雅孤独的黄昏》，原载于《世界文学》2018年第3期。

“行李箱中的思念”

【俄罗斯】玛尔塔·凯特洛作 栾昕译

特拉维夫的飞机把你投掷到莫斯科，就像投掷一颗球一样。当起落架撞击混凝土地面时，起初你会高兴地跳起来，几乎碰触到天花板——乌拉，我没被甩出去！然后飞机又降低了一些，等到终于可以走出机舱的时候，衣袖里忽然灌入一股冷空气——哦。但无论如何还是不错的。查验护照的地方，队尾摇摆的幅度还在逐渐减弱，但你还是会感到开心。人们轻声笑着，比较我们的规章与冷漠的以色列机构的不同：在那里，入境时没有人会询问一个女公民：小姐，你今天去过哪里，在哪里闲逛了，飞离故乡是否很久了——因为没有可询问的人，你需要把以色列护照塞进一部自动装置中，然后机器就会吐出一张通行证；离境时也没人在意你缴税、罚款的情况以及其他什么鬼东西，在那里也没有这种“意义重大”的停顿——在这期间公务人员会向你投来凌厉的、仿佛要揭穿你似的目光，质问你出行目的是什么，并严肃地看着监控器，而你立马就会感觉你的这趟旅行、你所有的行李箱、签证和计划仿佛全都命悬一线。是的，在你的证件遭到他们唾弃后，你才可以滚蛋。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心肝，就是这样。

取上行李，怀着水晶般纯洁的心灵通关，但不知为何会产生一种具有强烈欺骗性质的安全感。穿过一群面色阴沉的出租车司机，终于冲到街上，吸一口寒风，一头扎入钢筋水泥的灰色丛林中。

假若我像清少纳言一样，开始例数那些无法习惯的东西，那么首先要说的就是寒冷。应对这种寒冷是无法做好准备的，就像你不可能在挨揍之前绷紧肌肉然后坦然接受。因连续几个月的日照而变得虚弱的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到机能发生了变化，于是身子蜷缩起来，有气无力地问：“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零上十九度都还觉得不好过？冻僵了，对的，每天晚上都穿靴子了呀？现在就想冬天啦？你觉得雪没下够啊？冻死了，啊？啊？啊？”

但雪的确没下够，嗯。进入四月份，天气彻底晴朗起来，冬天不在了，突然间却开始梦到雪。似乎很暖和，零上二十度，但又落雪了，有些冻脸，雪落在地上却并没有融化，我光着双脚踏雪而行，感觉很幸福。

这并不是说我想念寒冬了，而是恰恰相反。但我小时候有一副小雪橇，而我属于那种总是轻率地赞同谚语后半部分的、疑心重重的人。当你坐在雪橇上被人推着时，会非常紧张——因为你无法掌控情况，一不留神就会栽进雪堆。那些卖胡萝卜的人发明出一种轻盈蓬松的小雪花——这种雪花在莫斯科的冬季出现过大约三次，雪花很快就会变成污泥，用它堆不成雪人。小雪橇沿着滑道飞驰，有时与下面的沥青发生摩擦，发出吱吱的声响。不知爸爸要把我推到哪里去，而停止滑行却又完全不可能——就算是甩掉了雪地靴，推雪橇的人若没尽兴是不会让雪橇停下来的。

而当大人把管理权交到我手里，我牵起空雪橇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雪橇在身后极速滑行，有时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住，跳了起来，又轻轻地撞在脚跟上——我那时就想，我要拉上一个小动物，一定不能是小狗，最好是一匹温顺的小马或一只小山羊。我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孩子，梦想着可以拉一些有用的家畜，并且时常会因为雪橇没有木柴或其他东西可拉而白白地空着、派不上用场感到可惜……醒来的时候，我不记得一切不好的事情，我想的只是：那段自落雪——莫斯科现在时常会落下这轻盈、洁白的雪——之后开始、直到黎明醒来时的生活上哪儿去了呢？为什么我连一丁点儿也不记得了？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你一睁开双眼，它就在睫毛处闪闪放光，而后就融化了，仿佛你又被推倒在雪堆里，可以不必起身，单等着有人把你拉起来。

就这样捱到了十二月，我来了，但有点不对劲儿，雪片并没有亲吻滚热的、瓷器般的面颊，而是狠狠地抽打着发红的丑脸和现在已经皱皱巴巴的、松弛的皮肤。这没什么。我要进到城中，观赏橱窗、新年枞树和提前送上的新年祝福，无论如何我还是会觉得十分幸福。节日前夕的气氛挽起你的手臂，把你抓得牢牢的，无法挣脱。记忆格外深刻的是，松针——橘子——生姜，所有这些都如此美好，让人想到各种新年礼物和电视上播放的搞笑贺岁片。

……

这次回来，妈妈和以往一样，给我讲各种新鲜事，炫耀从欺诈成性的退休人员用品商店购买的各种物品，以及普京下令在一月份之前下发给所有人的五千卢布，稍稍谈论了一下政治，然后话题又回到了过去。她总喜欢讲自己的年轻时代，为了更容易讲下去，她改了少许细节。这回她指着《论据与事实》报说：

“这写的是歌莉娅的事，就是那个坐在斯大林膝头的姑娘。她的父母刚被枪决，内务人民委员就写信给贝利亚说她是人民公敌的女儿，于是他就下了解职的命令。瞧瞧！斯大林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当时我们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贝利亚啊贝利亚，失去了信任的贝利亚，克林姆林宫待不下，那就躺进大水坑。斯大林亲自给我们寄来了青霉素和疗养证。当时瓦列奇卡病了，她写了封信给斯大林，他也受理了。可医生还是没能救活她。”

我时常回忆起那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肩膀平平的高个子女孩，站在大理石柱旁，光线很亮，以至于你现在都想不明白，当时阳光是否真的那么充足，或者这是由于时代、记忆和纸张褪色造成的？假使我拿起笔来给当局写信，那么我必定提议建立慈善部，以受理千百万民众的求助信，而后从每个大口袋里一封接一封地拿出来，慷慨地满足所有请求，甚至做得更好。于是人们会在很多事情上原谅当局，忘记当局的愚蠢，而仅仅把各种各样的礼物、美好的情景以及七月份金光灿烂的早晨——那时一切都还是生机勃勃的——记在心头。

……

来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夜里，我醒后惊恐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钱快花光了，又没有工作，我会客死异乡的！因为在这里无可掩饰的清醒意识朝你砸来：青春已然逝去，未来模糊不清，没有谁能帮到你。不管怎样你得克服这种状况。在特拉维夫，原则上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但身为北方人并不那么轻信，仿佛在有太阳、大海和沙滩的地方，事情就会变得糟糕。你来到岸边，在棕榈树下晒得暖暖和和的，维他命在血液里流淌，因为这里的水果十分便宜。唉，想想看，钱就快花光了，又没有工作，未来模糊不清，终有一天我将客死他乡……好吧——算啦，现在真暖和，也就是说，一切并非那么可怕……

莫斯科就像一个漂亮的陌生女人，你将倾尽一生拜倒在她的裙下，耗费精力，你甚至还会暂时将她据为己有。但人所共知的是，即便你为她而死，最终也不能征服她，她耸动着圆润的肩膀，挣脱开奄奄一息的你，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她拨通了两个电话号码，点上一支烟，当有人来把你接走时，她甚至都不会转身看一眼。终其一生，只为博得那忧郁而美丽面庞上的一笑，你是否会感到遗憾？很多人都不觉得遗憾。

我就要夹带私货返回特拉维夫了，因为我行李箱中的思念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毫无益处，而且有害，这片土地充满了快乐，有时也有悲伤，但不接受思念。但我有时却需要它——在那些轻飘飘的、温暖的雪花出现在梦中的夜晚。那时我会醒来，回想电影《大门》中那段激情洋溢的场景，那场景是我真正喜欢的，假如我不再假装自己是一个有品位的女人。在那场戏里，残忍的威尔·基尔梅尔掐住自己那可怜又无知的女人的喉咙，冲着她喊道：“你会和我一起死吗？！会吗？你会和我一起死吗？”莫斯科也又一次掐住我的喉咙，呼出寒冷和浓烟，问道：“你会和我一起死吗？”而我颤抖着双腿，低声哀求：“放了我吧，我是一个傻瓜，还能和谁一起死呢？当然，我会的，请你冷静，我会的。”不是现在，但终有一天——我一定，不会死在温暖的异乡。

选自散文《行李箱中的思念》，原载于《世界文学》2018年第1期。

徒步回乡的见闻

【法国】让·吉奥诺  陆洵译

人们无法仅凭地理知识就能了解一片乡土。我觉得，光凭科学知识，人们会一无所知。这个工具太精确太冷酷。世界有千种柔情，必须要顺应它们、了解它们，之后才会明白它们的全貌……和人类一样，乡土也有它的高尚之处，我们只有通过善意的研究和友好的交流才能了解。步行堪称是最为有效的研究与交流工具。

……

我是步行的。当我迈出一步时，橡树内的汁液便升高三寸，清晨的虎耳草从两侧挺了起来，黄杨叶的光泽也变幻了千次。云雀瞧见了我，它不紧不慢地在想，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再想，我到底是谁。风儿越过了我，然后折回我身边，围着我打转，接着又飞走了。当我迈出另一步时，橡树的汁液还在继续上升，虎耳草继续挺起胸膛，黄杨树继续抖动，云雀知道我是谁，用它坚硬如铁的喙声嘶力竭地不停鸣叫。如此这般，双脚一步步迈向前方。此时，生活还是生活，乡土还是真正的乡土，道路通不了几个地方，但它是真正的存在。

此刻，它就在我面前展开，通向广阔的疆域。首先，它的路基是山丘上的碎石子，混杂着染料木和砂岩塌方的石块，它们往往是血淋淋的，像是把小绵羊开膛破肚后取出的肝脏。道路沿着大地落入山谷，然后消失在四棵白杨树的枝丫后面。更远的地方，道路又重新显现，雷朗山脉把它举了起来，让它穿过昏暗、翻腾而又像泥浆一样静止不动的圣栎树森林。上到隆起的高地，它没了支撑后，又落入深邃的昂克来姆河谷。在那里，万物都了无痕迹，只会出现一小块风团带来的条纹状的鱼鳞云，其外观十分独特，宛如被万丈阳光晒干后的大鱼骨。

那里，在昏暗大山里细得像条丝线的，是那条道路吗？不是，那是另外一条道路。那里，从坚硬的绿色麦田的深壕里跳跃出来，然后奔向驴食草的花海，是那条道路吗？不是，那是另外一条道路。我们透过橄榄园泛起的微光瞧见的，是那条道路吗？不是，那是通往圣雅尔镇的道路。与暗淡无光的大农场形成鲜明对比，然后带着一抹爬上方墙的荨麻般的绿色，走向朴素的森林的，是那条道路吗？不是，那是科芒德里耶的道路。那里似乎没有道路，只有柏树交织而成的栅栏，形成无法跨越的围墙，然后只能透过缝隙看到如盐晶般的点点闪光的，是那条道路吗？不是，那是德龙省的道路。那里长有黄水仙的温馨草地，我还曾经把它错看成一条静流的，是那条道路吗？不是，那就是一条断流，干涸见底，只有焦黑的岩石。那么这回，橡树林下那条绵长的白色光带，总是那条道路了吧？不是，那是羊群奔向泉水踩出的通道。

那么你等一下，我听到了马车声，我想循声而去，看个究竟。但是农民们穿着凉鞋走路，并不发出声响。运货马车缓缓前行，车轮上的金属辐条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然后在自己激起的尘土和吱呀的金属声中喘不过气来。只要有棵树，便能让这声音回荡，如同在空旷的地方击掌一样。马贩子策马加鞭，脚上的木鞋不断吱吱作响，径直指向天空，它们似乎不是奔你而来，而是像雨水一样，从纯净的高处落到地上。一切都显得暮气沉沉，毫无生气，直到你突然间遇到一位消瘦的男人。他脸庞通红，胡子像香草一般，眼眶凹陷。或是直到你突然遇到辆马车，正如有人所说，像是凭空冒出来似的。马车上坐着两位身着节日盛装的姑娘。在数公里的孤独行程里，她们会从自己无声的嘴唇间挤出几丝僵笑。那你想用什么来倾听这声音？遵照旅行法则，正如天堂里的僧侣和神兽所拥有的法则，马车运输完全没有声音，非常宁静。那你想用什么来倾听这声音？除非你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都没有看到，那这一切什么时候会被静悄悄地不断运走？所以，我会仔细观察尘埃。风儿会在没有人经过的地方扬起尘土。就是它！就是它，就在那里，隐藏在山谷中。可能就是它，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别去找它了，走吧。朝前走，所有这一切，就是道路。这是在所有道路上都耸立着的参天大树，它用自己茂盛的枝冠撑起世界的肌肤，好像鲜血之树撑开了你的皮肤，在风中发出 声响，哦，人啊！你要担负起自己的重担，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长河里勇往直前。

……

选自散文《我想书写的普罗旺斯》，原载于《世界文学》2018年第4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

对故土的地层学分析

【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朱景冬译

萨拉热窝

高兴译

萨拉热窝，泥沼和雪做成

他对母亲说，他打算去斯梅代雷沃【塞尔维亚东北部的一座城市。】看看米丽卡。老太太听后还是蛮开心的。他们分手时，她很伤心。如今美国并不像过去那样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她说；有互联网这玩意儿，再说一年后她就能随咱们去了。他没有勇气告诉母亲，去美国其实并非导致米丽卡同他分手的缘由。

肩挎着背包，他朝泽雷尼·维纳克方向走去。他掏出钱包，再一次看了看巴士车票。蓝色车票上，印着“运输中心”几个字，用大大的西里尔字母写成。它们下面则是几个较小也较淡的字：“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萨拉热窝—贝尔格莱德。”三天前，他问过柜台后面的女子：有没有直达萨拉热窝的巴士。要多少有多少，女子回道。她正大口大口享用着皮塔饼之类的食品。我的意思是到市里，而不是到卢加维卡。女子，嘴里塞满了吃的，回答道，她并不为联邦政府售票。那就有什么，给我什么吧，他作出让步说。女子用沾满油脂的指头，嗒嗒嗒敲了几下键盘，然后抬起头，第一次看着他。你可以坐公交或打的去城里。所有人都是这么办的，她说着，将票递给了他。

外面很冷，但车里却又太热。车已满满当当，暖气调到最高，空气沉闷而又浑浊。大多数乘客都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吵吵嚷嚷，邋里邋遢。司机骄傲地放起了古斯勒琴曲盒带。斯特凡戴上耳机，调高随身听音量。

他离开萨拉热窝已整整十载。一九九二年三月，就在路障刚刚竖起后不久，父亲将他和母亲送往贝尔格莱德祖母家。待到形势平静后再回来，父亲说。头一两个月，他们巴望着回到萨拉热窝。随后，连续数月，他们又期待着父亲到贝尔格莱德来团聚。他们的等待毫无结果。

桥。边界。他不敢肯定，但总觉得十年前正是通过同样的桥出来的。那时，没有边防哨兵。也没有人会叫他出示证件。

桥的那边，一切看似不同。波斯尼亚。狭窄的街衢，焚毁的房屋，幽暗的林子，粗糙的景色。这个名叫符拉森尼卡的小镇单调乏味，一生中，他还从未见过一个地方比它更令人沮丧的了。一过符拉森尼卡就是罗马尼加。他已觉得有点耳朵疼，于是，便摘下耳机。车上一片寂静。谁也不再说话。

这时，道路转弯，朝山下延伸。他们在帕雷车站稍事停歇。他感到胸腔发紧。卢加维卡已近在咫尺，显然。一块路牌上写道：

您正离开斯尔皮斯卡共和国——祝您旅途愉快！

已是黄昏。巴士驶入一座隧道。过了隧道，他开始寻找罗马尼加林子，但林子已不见踪影。下面就是萨拉热窝。接着，这里就是萨拉热窝，真真切切的萨拉热窝。梦中的景象：红色的屋顶，紫色的日落，白色的光塔。他朝司机喊道：“我可以在这里下车吗？”巴士停住。他下车。我正在比斯特里克上面，他想；我正在比斯特里克上面。他缓步朝山下走去。没有什么车辆，除了一些的士。他取出一支烟，点上。我还从未在萨拉热窝抽过烟，他想。

夜色同他一起降临城市。他发现自己站在比斯特里克教堂前。这座教堂正面的色彩，过去曾令他无比喜爱。萨拉热窝足球队服的颜色同它相似。时光回溯，在小学时，斯特凡曾是他们的球迷。

他的双腿拽着他来到帕帕加热卡。三楼一扇窗户里，他的房间的窗户里，一道光隐约可见。一盏灯开着。他看到一个人影：某人正离开床，朝桌子走去。在一部惊悚电影里，他想，此刻，他将看到自己的面孔。

所有亲戚都试图说服母亲向政府提出要求，归还他们的家庭寓所，但她不想听。这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他们说。它是你的，他们说。收回来，再将它出手，他们说。一套位于市中心的寓所！他们说。把这钱拿到手，为了孩子，他们说。母亲通常一声不语，不说自己怎么想。只有一回，她开口说：“去他妈的寓所。他们夺走了我的丈夫。”

他不会忘记。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母亲的哭泣将他惊醒。杜尔德死了，她在泪水中一遍遍地说道，杜尔德死了。

他们将他带走了，这就是邻居所说的一切。菲卡娜。她刚从萨拉热窝抵达德国，便打来电话。一天，他们将他带去挖战壕，他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就有人搬进他们的寓所。她这么说。

祖母依然希望他还活着，斯特凡依然希望他还活着，唯有母亲一个劲地哭泣。之后数月，故事渐渐变得清晰。一队士兵将杜尔德，斯特凡的父亲，带走了。菲卡娜说是去挖战壕，但母亲，在近乎歇斯底里的抽泣中，翻来覆去地说，他们将他带去屠杀，屠杀。

他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父亲的名字留在失踪人员名单上。母亲似乎已甘心接受这一现实。不久之前，有一次，她对他讲述了他们俩前往斯科普里【马其顿首府。】旅行的情形。斯特凡那时还没出生。在塞尔维亚某处路边，她记得，他们看到了不少石头。杜尔德告诉我，她说，这些是家人为在国外牺牲的士兵竖立的路边墓碑，纪念物。我的杜尔德不是士兵，但我也想为他堆上一块。她这么说。

有段时间，斯特凡恨萨拉热窝。他狂热地恨它，一如他在童年狂热地爱它，一如他在成为难民的头八个月狂热地想它。他不恨穆族人。他无法恨他们——足球运动员胡斯雷夫·穆塞米奇和萨菲特·苏斯奇是他的偶像。他只是恨萨拉热窝。他不恨足球队，不恨他的学校和朋友，不恨他的记忆，也不恨他在那里度过的近十二年岁月。他仅仅恨这座城市。让一切夷为平地，他想。让整个萨拉热窝熊熊燃烧。然而，那种恨并未持续多久。于他而言，就连想到萨拉热窝都会感到痛苦。他对自己说，我不会再想萨拉热窝。可是，那座城市总会回到他的脑海，一次又一次，但他竭力抵制，断然接受，这些念头渐渐消失。他专注于象棋，专注于数学，最后，同样专注于米丽卡。随后，母亲交上了移民好运，获得了美国绿卡。他还不到二十一岁，有权跟随母亲一道前往美国。

都是因为那首歌。否则，他也不会来到这里。他也不会对母亲撒谎。他完全可以告诉她：我将去告别那座城市。但他几乎都没有力量对自己承认，他的梦依然扎根于萨拉热窝。在这些梦里，他看见他的贝尔格莱德朋友，那些贝尔格莱德街衢，以及那个在贝尔格莱德长大的男孩——也就是他自己，如今的斯特凡。还有米丽卡。可背景却始终是萨拉热窝。他又怎么去告诉她：都是因为那首歌……

三个月前，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它。头一次——他可以发誓他是头一次听到它。他从来都不是摇滚歌迷；他喜欢的是高技术音乐。纯属偶然，他在收音机里发现了它。他随即便去买了那盒磁带。

那个组合叫爱克维，爱卡特里娜·维丽卡的缩写，一个贝尔格莱德乐队。他们并不是一个萨拉热窝组合，这兴许正是那首歌击中要害的缘由。萨拉热窝，泥沼和雪做成，歌曲唱道。蓦然，一九九二年三月巴士上看到的情形再度在他心里复活。他看见父亲站在月台上，踩在肮脏的雪里，朝妻子和儿子挥手。这时，巴士正在倒着移动。斯特凡朝他挥手，最后一次看见他。

子夜时分。斯特凡在马林·德沃尔，正朝波法里奇走去。从那里，他将打上一辆的士，前往卢加维卡。明天早晨，巴士将返回贝尔格莱德。雪开始飘落。擦去我眼上和眉间的霜，歌曲唱道。离开我，歌曲唱道。斯特凡缓步走着，抽着烟，望着几扇亮着灯的窗户。他听见钟声鸣响。

让我的眼看看，再一次

让我的耳听听，就这最后一次

萨拉热窝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