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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欣赏 | 卡·温克【美国】:难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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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有逾两千万难民,他们不仅挣扎在居无定所的状态之中,更游走在道德、法律与政治的边缘地带。正如《难民危机》中主角对M的质疑,同情、帮助、接纳难民是否就等于将自己视为“救世主”,做志愿者又是否仅是富二代的专利?横亘在文中的难题,既是作者对现实的郑重提问,亦是与读者心灵的一次交流。
尹舒羿



难民危机

卡兰·温克作  张建栋译




下午,我沿着近郊的一条伐木道向上越野滑雪。一周没下新雪了,道路成了硬邦邦的冰面,一条条冻结的稀溜溜的棕色狗粪不时涂抹在路上。当地的一项狗拉雪橇运动经常会走这条路。住在山谷里温泉度假区的游客们,全副武装地穿着皮靴和风雪大衣,在雪橇主小心翼翼的看护下,乘着雪橇兜风。我不认识这位雪橇主,但听说他曾参加过几次爱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并且成绩显赫。在北极光下冰天雪地的育空地区赛狗,然后回到这儿,又每半小时一趟拉着沉甸甸的德克萨斯人沿着伐木道上下奔波——由此而产生的认知分歧,我只有想象了。不知狗儿们对自己所拉的货物类型可有任何想法。我偶然看见它们,套着轭具向前冲,舌头伸得老长。有一次,我路过拐弯处,那儿出了个事故,雪橇翻了,胡子拉茬的雪橇主正把一位女乘客扶起来——她金色的染发斜斜地探到风雪大衣镶着毛皮边的帽兜下。狗儿们耐心地趴在地上休息,耳朵向后耷拉着,瘦削的脸上挂着坏笑。


然而,今天没有狗,只有我一人,嘎吱嘎吱踏着旧雪穿过松林往上滑,想尽力出一身汗。我滑到一处,道路平坦了,还有一个小小的望台——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河流像细细的银色缎带,把山谷分成两半,还可以看到风儿梳耙下的牧场上零零星星几头正在吃草的牛的黑色身影。这儿是折返处,我喘了口气,稍稍歇了一会儿,开始向下滑,速度顷刻间就提了上来,滑雪板在雪地车道的沟槽里嘎嘎作响。黑松的树干灰蒙蒙的,一片模糊,我全神贯注将体重集中在脚跟上,膝盖微曲,同时滑雪杆倒拖着,力求放慢速度。滑下最后一个山头就能回到我的卡车了,我简直就在飞。停车场前面的小道上有一个轻度的转弯,我以前在这里摔倒过,钻心地疼,但今天的运气坚挺到了最后。我有一步稍稍晃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平衡,迅猛地冲向小道尽头,一直滑到卡车的后挡板,两颊在劲风和寒气的侵袭下阵阵刺痛。






我到家时,M正躺在沙发上,她那只硕大的绿背包放在门边。她穿着黑色牛仔裤和黑色皮夹克,脖子上围着黑围巾,两只黑色长统靴架在沙发扶手上。我一年多没见她了,也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她看上去像欧洲人。


“我自己进来的,”她说,“应该没问题吧。钥匙仍在垫子下。”她的声音有点疲惫,我在她衣服上闻到一股烟味。我问她游历了哪些地方,她列数了一串地名和飞机行程。从塞尔维亚到布达佩斯到法兰克福到盐湖城,最后到了博兹曼。


“塞尔维亚?”我说,“我还以为你在雅典呢。”


“我原先是在雅典。但后来去了塞尔维亚。那里的营地简直是——没人听说过它们。糟透了。人们都千方百计地越境到匈牙利去,然后军人就暴打他们,有时甚至向他们开枪。匈牙利是欧盟国家,记得吧?但他们正在犯下暴行。”她双脚穿着靴子,用一只脚敲击着另一只,然后突然坐了起来,“在这里抽烟没问题吧?我会把烟吐到窗外去。”


她抽烟时,我给她炒了几个蛋。她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拨弄着自己碟子里的蛋,然后坐到我膝盖上窝着。她屁股上全是骨头,两个臀尖戳进了我的大腿。片刻后,我把她抱到床上,她紧紧吊住我的脖子。我脱下她的衣服,她皮肤蜡黄,乳房松弛,还有鸡皮疙瘩。我闻到她身上有些气味,问她要不要冲个澡,她摇了摇头。于是我们就操上了,和我记忆中与她一起猛搞的情形相比,我觉得这一次相当冷淡。我并不是吹毛求疵,但真希望她能冲个澡。或许这是我的浅薄之处。她来了,一个自愿去难民营当了一年多志愿者的女子,正经受着人生中的不幸,而我却抱着中产阶级标准的个人卫生不放。


完事后,我滚下身来,躺在她边上,气喘吁吁;时值隆冬,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阴暗和沉闷。“好啊,至少我们不用考虑避孕。”她说着大笑了一声,可是笑声未落就变成了咳嗽。她又吸上一支烟,尽管稍稍费了点劲想把烟吹到窗外,但没什么效果。她最后起身去了浴室,淋浴的水响声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浴室门关着,我听到门内有她的声音,估计是压低的抽泣声。我身上还能闻到她留下的气味,烟味和不洗澡的体味,我希望她不要把热水全部用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还少不了痛哭流涕,我不知道这种过程到底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她把该说的说了、把该做的做完后,会去哪里。


后来,她跟我说起了那个人的事。他只是个男孩,十九岁,来自叙利亚的拉卡。她也只有二十三岁,尽管此时看上去像四十岁。她穿着我的一件T恤衫,斜躺在我床上,头发湿漉漉的,捋到脑后,双手捧着一杯茶。


“你告诉那人了吗?”我问道,她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傻子。“当然没有。”她转过头,闭着眼微笑着,好像那个人的样子钉在她的眼睑后似的。“他很漂亮,”M说,“真他妈漂亮。他和哥哥走了很远的路。看到了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父母都死了。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因试图越境挨了三次打。边境卫兵手里有棍子,有一天夜里他的眉头被打裂了,我为他作了清理。我给伤口打上蝴蝶结绷带以便愈合,他把头埋在我的大腿上。他或许需要缝几针,但我们只有绷带,而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头就这样子埋在我的大腿上。”她扬了一下手:“我知道,我知道的。不要在这里引发道德难题。我和他搞上了,同时也负责给他带食品。这个秘密我没告诉过任何人。为了在一起,我们不得不做些荒谬至极的事。”


“我决不是要评价你们,”我说,“但是将你们拽在一起的是创伤。人就是人嘛。”


“有些人是人。有些人是魔鬼。大多数人就是漫不经心,茫然无知,懒得去关心。要是有更多的人知道那里发生的事就好了。”她摇摇头,放下杯子,然后背转身去,拉上被单将头盖住。“只是太不公平了,”她说,“一切都不公平。”


睡觉时,我试着用胳膊抱住她,但过了一会儿,她就肩膀一缩,从我胳膊下钻出去,离开了我的身子。当然,我并不是太在意,用胳膊抱住她只是像我的分内事,是此时该有的正确姿势。发生性关系时,我只吻了她一次,她的嘴唇甚至都没有微微分开,那种信息太容易解读了。反正我并不是真正想吻她,但我出生于中西部,那里的人们教导我们要努力做个好人,做爱时要亲吻。二十年前我离开了那里,但看来我在那里接受的某些教导至少仍在影响着我。


一般来说,我喜欢适时起床煮咖啡。然后盯着窗外,在写字台前一坐就是几小时,法式咖啡在笔记本电脑旁渐渐变凉。在自找的苦行或工作阶段结束后,我合上电脑,做些体育运动。


今天早晨,我甚至都懒得去打开电脑了。她仍钻在被子里。外面的起居室里,她那只绿背包呕吐出来的袜子、胸罩、衬衫和绑腿,在地毯上撒得到处都是。写作看上去是不可能了,因此我咖啡都没喝,穿上运动服就跑了出去。


这是一个宁静的早晨,寒冷的空气直冲双肺。我穿过公园,直往河边小道,轻松地兜上早已成惯例的一大圈。我曾在几次采访里谈起跑步,谈到跑步怎样影响了我的“进程”。“跑步有讲究的,”我有一次说到,“它牵扯的是身体,这样你的思维就能以有趣的方式自在地漫游。我跑步时,会思考写作上碰到的任何问题,结果情节构思上的难点有时会取得突破。”


眼下,我在写一篇关于作家的小说。要是在不久前,我还会对这类作品嗤之以鼻。当我喜滋滋地写完第一本书时,我对作家去写作家这种狭隘自恋的胡诌是不屑一顾的。我的第一本书里全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物,他们拼命挣扎,刚毅地生活着。但是到了眼下这个关头,离我初次获得成功已经好几年过去了,而我本人不干体力活更是年头已久。尽管我仍然处于拼命挣扎的境地,但要继续折腾那个题材就有点可怜了,更别说我不真诚了。真诚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事。写作怎样做到真诚,还有生活中要怎样做到真诚。渐渐地,我觉得小说是最无耻的体裁。它丝毫不想掩饰其撒谎的嘴脸。事实上,它反其道而行之——公然将其不真诚加以展现,努力将不真诚化成美德。每天早上,我在键盘上撒谎、欺骗、剽窃,而合上电脑后,就这么过日子:我虚情假意地出现在朋友和情侣面前,为了自身的目的,我剽取了他们的生活内容。


我一边跑,一边思考真诚的问题,还构思着小说中的人物——一个写作上遇到难题的作家——但丝毫没有突破。我的双脚咚咚地踏着河边小径的砂砾,惊起了水边的一群秋沙鸭,鸭群激烈地躁动着,慌乱交错的腿疾如风车,翅膀剧烈地扑闪着。我在群山的阴影下跑动着,同样的山,我在第一本书里曾经很随意地用上一百种抒情的笔调描写过,但现在,它们引不起我的任何想法,除了把它们当作实实在在的山。积雪覆盖下的漠然的岩石堆。


我回家时,M仍在床上。她把电脑放在腹部,大概是在看一部宝莱坞的片子。她向我笑笑,问我如果她整天待在床上是不是可以,因为她现在能做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我说当然可以。她不应该客气才是。


我冲淋浴时,能听到M哈哈大笑,是在笑电影里的事;或许是因为她的声音要透过关闭的门,要压过水流声,所以才会产生异样的效果,反正在我听来她是一个笑听着像哭、哭又有点像笑的女人。无疑,当我有时间写她时,我会把这个细节抖露出来,以便揭示出她性格中那种模棱两可但却很重要的特征。


晚上在厨房里,她还穿着昨天的黑色牛仔裤和黑色紧身短背心。她用温控器把温度调得比我习惯的要高,整个寓所门窗密闭,热烘烘的。她在炉上的罐子里搅拌着什么,里面飘出一股咖喱味。


“我去了趟商店。”她说,“我的烟草用完了,还想帮你做晚餐。我不停地在那里晃悠。这么多的走廊。物品非常丰富,看着都觉得不真实。最后,我买了我在营地上工作时能搞到的同样的东西:西红柿、胡萝卜、洋葱、小扁豆、咖喱粉。我还挥霍了一下,买了鸡肉。买鸡肉这样简单的事,我现在感觉像是挥霍了。这道理说得过去吗?”


“当然,”我说,“说得过去。我前几天读到这样的报道,说是总体而言,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面临的选择越多,他们会感觉越不快乐。”


她搅拌着罐子里的东西,双唇紧闭。“然而,成千上万的人牺牲了一切就是为了有个机会领受过多的选择之苦,但却陷入塞尔维亚和希腊的人间地狱。他们极其渴望多一点选择,而我们却在这里抱怨选择余地太多了。”她把调羹在平底锅侧面砰地一敲,“东西做好了,你要饿了就可以吃。”


我倒了两杯酒,与她面对面坐着,我们面前碗里的咖喱热气腾腾。“还不错,”我说,“我自己做菜时,从未做过咖喱,说实话,我甚至都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呢。”


她耸耸肩,又给自己加了些酒。


“对于咖喱这东西,”我说,“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喜欢它的口味,但它的气味真的会长时间留在屋子里,你知道吧?”






她点点头,但显然并不在听。手机响了,她紧皱双眉,一边用食指翻着屏幕,一边读。她嘟哝了一声,把叉子往碗里一戳,插在一块胡萝卜上,再把它拿起来吹了吹,却没有吃,又扑通一声放回碗里,把碗推开了。


“怎么回事?”我问。


现在,她在窗口用卷烟纸和散烟草卷一根纸烟,白色的瑞兹拉小过滤嘴已含在双唇间。“是那边的一个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女孩发来的电子邮件。有些男孩昨晚又想越境,但被那些狗日的匈牙利人打得屁滚尿流。那些人现在有狗,一些男孩被狗咬了。他这次没跟他们在一起,但我的另外一些朋友一起去了。我的小哥们儿马利克的腿听说被撕开了。马利克十五岁,但他太瘦了,看上去像十二岁左右。他要是我的弟弟咋办?他们放了一条德国牧羊犬咬他。这简直是——犯罪。还有,”她一边说,一边吐出一缕长长的烟,“可笑的是我却能离开。我有护照,能打起背包,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这些孩子却不得不无限期地待在那里,在地狱边缘。”她用一根食指戳着肚皮上柔软的隆起处:“我有那个了,就长在这里头,但把东西塞到这里头的那个人却无法离开。我呢?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什么道理呀?难道我们不是同样都出生在地球上?为什么我——还有他永远都无法相认的后代——能来去自如,而他却不能?”


“听了你朋友的事,我很难过。”我说。她耸耸肩,狠狠地吸了几口烟,我在房间的另一头都能听到烟草发出的毕剥声。她一声不吭,而我们俩实际上不是太熟,无法忍受如此长时间的沉默,于是我说:“闻到咖喱味总会使我想起所有我曾经住过的臭烘烘的旅馆客房。你注意到了吗?”


“还真没注意过。”


“那么,我想你住的低档旅馆没我多。孩提时代,我们会全家驾车旅行,经常就没钱了。一家五口挤在一个房间。如果小床不收附加费,房间里就有两张大床,一张小床。如果小床要额外收费,我就睡地上。父母先选一张大床,另一张姐姐们睡。”


她大笑起来,然后又开始咳。她狠狠地把烟蒂弹出窗外。“我在帐篷里差不多住了一年,有几次真是羡慕死6号汽车旅馆【6号汽车旅馆(Motel6)是美国一家连锁酒店。】了。”


我想她这种反应与我讲的事毫不相干,但我没说什么。我们喝完了杯中的酒,然后在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她停了下来,身子一滚,背对着我。“对不起,”她说,“现在的我与你以前认识的我不一样了。我内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死去了。”


房间一片漆黑,我能闻到床单上的咖喱味;她话语中的嘲讽有种吞噬一切的回响,咄咄逼人,似乎要吞没这张床和床上所有的人。




早晨,我坐在桌子旁,听到她在卧室里与人通电话。她的音调有点怪。她是在说英语,但某些音节带了点外国口音,好像在说别的什么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的母语似乎不是英语,而其实她的母语当然是英语。这让人觉得有点做作,弄得我很厌烦。她发出的是那种几近歇斯底里的、一惊一乍的笑声,我只有关上电脑,逃向咖啡馆。


写作结束后,我在利文斯顿山峰的路头遇到我的朋友韦尔斯;我们在辽阔的原野上遛狗,遍地是僵枯的黄草和鼠尾草。我们步履沉重地向前走,小心绕过偶尔会有的凹坑,风吹来的雪已经填平了这些凹坑。韦尔斯把一顶鲜红色的克罗默帽拉下来盖住耳朵,他的塞特种猎犬们在我们前面四处搜索,它们左闻闻右闻闻,盯着某个气味不放,那气味我们人类这种生物就只能想象它的存在了。我耸耸肩,双手向下插进了卡哈特牌衣服的口袋,心想我要是带了副手套该多好。


韦尔斯比我年长,六十岁出头的样子,但依然精瘦结实。今年秋天,他把三头麋鹿的内脏移除后,拖出来做了加工处理。一头是给他自己的,一头是给他已成年的儿子的,第三头则专门贴了标签让我给买下了。去年,我看见韦尔斯在默里酒吧喝醉后与人斗殴。随着你在文明社会长大直至取得硕士学位,你会认识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应该是克制、睿智且心平气和的男人,或者,还要更出色的话,女人。韦尔斯不是我的英雄,但他身上有那么点儿传奇色彩。


“近来忙什么呢?”我问。


“喔,不忙什么。”他说,“给炉子添柴。做些内勤工作。你呢?”我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冬日的牧场,嗅不到多少气息。事实上,肯定是有的,只是我捕捉不到;我无数次地想,至少在嗅觉层面上,狗的生活比我的生活不知要有趣多少倍。“我或许需要离开这里一阵子,”我说,“这里实在是什么都做不成。”


“你不就在捣弄词句吗?你认为待在其他地方能做得更好?”


“目前,我在写一篇关于作家的小说,一位在写作上遇到了困难的作家。”


韦尔斯向我扬了扬眉头,没说什么,把一丝黏黏的褐色烟草汁吐在雪地上。


“听着一般般,实际上还不错,我觉着啊。”


“这是你的专长,不是我的。”他从牛仔裤里取出一听干杯牌口嚼烟,在腿上捶了几下,又含在嘴里。


“我知道你始终没有把我的第一本书读完过,在那本书里,我把月亮描写了约三十次。而最近,我写到某些地方时,知道该在那里插入一些优美的描写,但却没有插,只是在那些地方放个词做占位符,如‘寒冷’‘树’‘山’‘草’‘风’‘云’‘影子’之类的,然后继续往下写。”


“作为作家,你也许是在进步呢。”


“或者是在退步。我一打开禁锢我对月亮加以深刻描述的那道阀门,就会文思泉涌。现在这写的啥玩意儿?啥都不是。”


“也许你只是超越了时代。”


“那很有可能。怀才不遇。我们去喝杯啤酒吧。”


狗儿们在我们脚边打转转,我们俩转身向车子走去时,我依次在狗儿们的耳根抚摸着。







我有一次听到一位著名作家说,短篇小说的艺术就是转换的艺术。这一观点我觉得是正确的,同时它也使我思考:也许在某个层面上,所有的写作努力就只是个骗局。或含沙射影或吟咏唱诵,眼看就要讲出一点道理了,最后却在推知作品有什么真正的定论或没有定论之前匆匆收尾了。我就是这么干的:写到一个段落,如果难以厘清情节该向哪里发展,我就立马结尾,越快越好。我发现,别的不说,至少这种策略确定了某种风格。


她又在播放那部宝莱坞电影,等了一会后,我进去问她是不是介意把耳机戴上,因为我在集中精力写作。她靠着床头坐着,把所有的枕头垫在背后。她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边上,正拿着一根钩针,用一团沉甸甸的灰毛线织围巾。“哦,该死,当然不介意。”她说,“对不起,我知道你要集中精力写作。我不想打断你。”


“没什么大不了,”我说,“真没事儿,真的。”


“你真好,让我待在这里。我真想谢谢你。我的意思是,我知道现在我在性方面不够主动,那对你来说可能很讨厌,因为直到此时,我俩的关系主要还是以此为基础。”


“真的,没问题的。我不需要你在性方面有多主动。”


“顺便说一下,我明天就去那里。我已做了预约。他们说要把那东西吸出来,或者刮掉,或者他们还会用些什么别的办法,管它呢。”


“好。需要我开车送你吗?或者我还能帮你些什么?”


她摇了摇头。“我已安排好了,”她说,“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那晚,咖喱味更浓了。她在厨房里把收音机音量开大了。这是博兹曼一个大学电台的雷盖乐节目,她穿着短袜,在炉子前随着音乐跳了一小圈舞。我有一瓶相当不错的威士忌,我把两人的果汁杯里斟满了酒,两人举杯预祝手术顺利,都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而我,作为两人中的一员,感觉我俩或许装得有点过分了,但同时我又觉得那是她的派对,她的身体,她的幽默感。所以,我有什么资格说啥呢?


M吃晚餐时多半都烟酒不离手。她掏出手机,给我看她那些难民营朋友的照片。她的情人与一个朋友在扮鬼脸,两人都戴着纽约洋基棒球队员的平檐帽,当然了,要不是背景里那些杂凑的帐篷、脏衣服和水桶,这两人看上去完全像一对在校园里虚度光阴的弟兄。


“你在那里拍照吗?”我问,“我是说,用你真正的相机。上次我们交谈时,你说在那里做一个项目,记录那里发生的事。我想那真是个好主意。”


“我有一阵子是拍了些照片。但随后开始感觉这是在骚扰别人,就像自己在家人毫无戒备时给他们拍照一样。最后,我把相机收起来了。但这提醒了我——记得你说过你也许会写那里的事吗?我有足够的照片。如果你要写的话,我可以提供影像材料。我把你想要采访人物的联系信息提供给你,你要什么都行。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也许吧。”我说,“碗里的东西吃完了吗?”我端着餐盘走向厨房,过了一会儿,她走过来站在门槛上,身子倚在门把手上,手里握着酒杯。“喂,怎么样啊?”她问。


“什么怎么样?”


“有兴趣写点东西吗?”


我在洗涮做咖喱的平底锅,里面有一层烧焦的土豆,可能得先泡上一夜了。“或许你应该试着写点东西,”我说,“在那里有如此丰富经历的人是你,而不是我。我可以看你写的东西,并提出反馈意见。”


“我不是作家。还记得去年的事吗?那时我还在希腊。你说想过去看我,也看看那里的情况。你说,去看我,还考虑要写一篇文章。你说你有关系,你的文章也许能在《纽约时报》或类似的报刊上发表。为什么没去?”


“我忙起来了。我不能把所有的事一放,就去希腊。我也从未说过在《纽约时报》有关系。”


“随你怎么说吧。只要跟我真诚一点就好。说真的,在这样的关头,我也就在意这个了。你跟我说你想去希腊写写那里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你自己真想那样做吗?还是因为你要操我,只是糊弄我一下?”


“不只是在糊弄你。我想过要那么做的。”


“那为什么不去?”


盘子已经洗完了,我用毛巾把手擦干。“我想那不是我做的事,”我说,“我不是那样的作家。”


她对此嗤之以鼻,并把威士忌一饮而尽。随后她向卧室走去,关门之前回了下头,说:“再提醒我一下,因为我忘了,你是什么样的作家?”





她躺在床的一边,蜷缩着背对着我;我躺在床的另一边,也背对着她。我知道她并未睡着,所以说:“我做个反面假设吧。你要是挺过这一关了会怎么样?会嫁给他,对吧?这不就给了他一条通往这边的捷径了?”


她翻了下身子,床单作响。“我想过的,”她说,“很认真地想过。只有那样,我就可以改变他的人生。我在难民营切了一年的菜,有什么用?但如果我的肚子被一个难民搞大,怀上了他的孩子,再真的生下来,我就可以用个什么办法把他弄出去了——那才能产生真正的改变,至少在个人层面上。而这一来让我确实窝火。他妈的做女人就少不了那点事儿。多少事情我都能做,但在世人眼里,没有一件事比我用下半身小猫咪施展的愚蠢魔法更有价值。我知道我们没有该有的谨慎,但是,听着可能觉得是傻呀,我原以为我的身体被自己糟蹋得这么厉害,精神上压力又这么重,根本就不可能怀孕的。偶尔,我会跟他说我们应该当心些,而他有一次却说:‘没问题。如果怀孕了,你只要吃很多辣的东西,就会解决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这正是我的意思:文化差异就是一道鸿沟。你能想象一下他在我们这里,在这白人的海洋里吗?”


“现在这件事处理完后你准备怎么样?回到营地去?”


“有可能。我还没决定。我父母想叫我回学校去。我可能去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组织工作。”


“你要去看他们吗?”


“我父母?是的。这件事解决了,我会去。如果这件事拖着,我无法向母亲交待。我能问你些事情吗?”


“当然。”


“我要说什么才能让你去关心难民危机?我的意思是,我能说点什么或给你看点什么,才能够唤醒你的社会意识?务必真诚些。你不在乎那里的人身上发生着什么,是吗?归根到底,你才不在乎呢,因为你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活。”


“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关心那里的事。我只是尽力过日子。尽力做自己的事。尽力写作。”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笑了:“当今这个时代,你还有其他什么可写的?我是认真的,真的。”


据我所知,预约以后,她整整四天没有离开过寓所。我给她买了六品脱本杰瑞冰淇淋,各式品种都有,还买了一瓶中档波旁威士忌,并且尽可能绝大多数时间不待在寓所里。








一天夜里,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早晨,我出去把卡车挡风玻璃上一英尺厚的积雪扫掉了。时辰尚早,铲雪机还没开过来,我沿着山谷往下慢慢行驶,手上的咖啡杯冒着热气。两岸群山夹着一条河,世界清一色雪白,这也好,不需再多花笔墨去描述了。我把卡车挂上低速四挡,沿着前车留下的整齐的车辙,嘎吱嘎吱地在密耳科立克路上向上爬。停车场很空,只有狗拉雪橇橇主的红色道奇大车和车上定制的通风顶舱。我穿上滑雪套服,沿着滑雪道往下蹬脚,滑雪板的顶部划开了雪末铺成的地毯,而此时的太阳正从松林间照射进来。一只松鸦停落在满是积雪的树枝上,我从下面滑过时,它抖散的一丝晶体般清澈的雪雾落到我的脸上融化了。


到了惯常的折返点,那位狗拉雪橇的主人已待在那里,狗儿们套着轭具坐着,偶尔呜呜地哀嚎几声,呼出的雾气在空气里清晰可见。橇主斜靠在雪橇的扶柄上,面对着望台,戴手套的那只手上握着一个保温杯。看到我过来了,他向我举手致意。他那浓密的胡子尖上结着冰。他独自一人,显然没有花钱消费的顾客。我快速平稳地滑过去,停了下来。“你好,”他说,“多美的早晨,是吧?”


我说是的。狗儿们听到我们的声音,都兴奋躁动起来,他猛一声呵斥,狗儿们便坐了下来,尾巴仍在雪地里拨弄着。“它们不习惯我就这样坐在这里,”他说,“这么完美的早晨,它们一心就想跑起来。我这样一杯美味咖啡在手,欣赏着风景,它们才他妈不在乎呢。”


我以前从未跟这人说过话,于是趁机问他一个我想了很久的问题。“我在这里滑雪的次数也不少了,”我说,“经常看到你和狗儿们。我一直就纳闷,你给它们喂什么了?我问这个,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在狗屎上辗过的次数可是相当可观啊,它臭得不同寻常。我的意思是,那绝对是恶臭,真的。我从未闻到过这样的狗屎味。”


雪橇主一听,大声笑了好一阵子,狗儿们焦躁不安起来,直到雪橇主再一次呵斥了它们。“我与斯里福克斯的一个水貂饲养场定了个协议。他们饲养水貂,当然是为了毛皮,但剥完了水貂皮,会剩下那么多的水貂尸体。说真的,水貂尸体一点屁用都没有,但狗儿们却相当喜欢这东西。我也给狗儿们补充其他食物,但我们消化了很多水貂尸体,这是肯定的。”


“水貂,”我说,“我明白那狗屎为什么这么臭了。”


“是的,水貂是令人讨厌的小动物。臭鼬的亲戚。身上都有股味儿。我自己呢,是闻不出这股味儿了。路上那么多狗粪,真对不起。我在停车场会把屎铲掉,但狗儿们在飞奔时拉屎,我不可能每次都停下来。”


“当然不可能。那没什么大不了。你今天是一个人吗?”


他点了点头。“不知咋的,没人预订,但今天早晨太美了,我真坐不住。整个冬天我都想着要放一天假,然后这一天真的来了,可是我做什么呢?跟上班干的活儿完全一样。这表明了我有多聪明吧,我觉着。”


我擦了擦鼻涕,琢磨着这句话。雄阔、贫瘠的锯齿形阿博萨洛卡山岭横亘在我们眼前。“我曾听说过,如果一个人有个对头的工作,那他一生中连一天的活儿都不用干。”


雪橇主从侧面扫了我一下,斜着一只眼问:“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个作家,多半吧。”


“有意思。你能靠那谋生?”


“说实话,那还说不准。不管怎么说,谋生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他擦擦胡子拉茬的下巴说,“意味着狗有粮吃。”他摇了摇头:“我估摸着,对有三十三头动物需要照看的我来说,这算是一大好处了。它们需要定时吃食,这么一说你大概不会再脑袋长在屁股上糊涂透顶了。”


我回到家时,感觉有点异样,我立刻意识到M已经走了。床铺好了,厨房的灶台擦干净了。写字桌上有一张纸条。她是从我电脑旁的一本笔记本里撕下的一页纸,那本笔记本我有时用来草草记下自己的想法。不幸的是,我最近草记下来的想法多半如此:



M在电话里与她的难民朋友说英语时,像是带有一种口音。我为什么对此这么讨厌?


白人救世主情结?


大多数难民是年轻男子,如果那些人是年轻女子,她还会这么热衷吗?


以她父母的财富,M永远也不需要工作,志愿者=富二代地位?


在难民营当志愿者是空档年的新潮流?就像以前打起背包周游欧洲?


写电影剧本,在剧本里,她有了一个难民的孩子并在蒙大拿养育孩子?


研究如何写电影剧本。

M的纸条简短但是中肯,她显然读了我草记的想法。而且,虽然我聪明地把她的名字缩写为M,但这无法掩饰我草记的想法跟她有关。

她告诉我,她所做的事情中,在难民营当志愿者最艰难也最有收获。她父母很富有,她左右不了,就像我左右不了我父母不富有的事实。她发现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助人为乐的激情,这显然是我难以理解的。她为我难过,因为我执着于自己的小世界,胆小怕事,不能面对时代的大问题。她说营地生活唤醒了她的激情,她简直没法和一个没有同样激情的人在一起,而且为我着想,她希望我最终在人生中能找到我愿意倾注所有热情去做的事。


我扔掉了她的纸条,为了驱除幽灵般残存不去的香烟味和咖喱味,我把寓所彻底清扫了一遍。我大体上还是挺开心的,我的地盘又属于我自己了。接下来的日子,我继续按照惯例早晨写作,下午滑雪或跑步。离春天的到来尚早,但偶尔会有一股奇努克风沿着山谷吹来,空气变得暖和起来,牧场上一块块的枯草隐约映入眼帘,冬季的盔甲裂痕斑斑。


几周后,M给我发了信息:“也许你并不在乎,但我还是要说,他到德国了。他和他们家在那边的一位朋友待在一起,正在找工作。我是一个幸福的白人救世主。”


到现在,我已好几个月没跟她联系了,但我看到有关那边局势的新闻时,总会想到她。统计数字。事态情形。船只沉没。边境战火。殴打。慷慨陈词。民族主义浪潮抬头。


我知道,当我跟她说我也许会写点难民危机的东西时,她可想不到我其实是觉得,每个小说家的胸中都悬着一颗懦夫的心。


或许那就是我。


对不起,M。


END





卡兰·温克

卡兰·温克(1984—),生于美国密歇根州,曾获美国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奖学金,是斯坦福大学华莱士·斯特格纳研究基金会成员,并获取斯坦福大学奖学金。小说和散文经常发表于《纽约客》《格兰塔》《西洋镜》等刊物,并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获得诸多好评。短篇小说集《狗·跑步·月亮》(2016)入围狄兰·托马斯奖,并获2017年笔会/海明威奖荣誉奖;长篇小说《八月》(2017)由兰登书屋出版,受到广泛关注。美国作家布拉德·沃森称“卡兰·温克的人物真实、生动,像一些不速之客走进你的起居室,向你诉说他们的故事。他的风格清澈、严谨、诗意十足,就像海明威年轻时的风格,但有种更滑稽的幽默感”。他不但文风和海明威相似,生活方式也颇见雷同。他喜欢打猎,钓鱼。在蒙大拿州生活时,他夏天当飞蝇钓鱼指导,冬天则全身心投入写作。所选的《难民危机》(A Refugee Crisis)是2018年8月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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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舒羿


配图:静远


版式:熹微


         校对:林硕冰      


终审: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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