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萧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福音派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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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和基督教信仰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化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历史学家甚至把生活于这一时代的英国人称作“属于一部经书的民族”。【18世纪福音运动领袖约翰·卫斯理自称是“信奉一部经书的人”。历史学家提摩西·拉尔森借用此语作为标题，撰写了一部研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宗教生活的专著《信奉一部经书的民族：圣经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众》。】福音主义作为主导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社会意识形态潜移默化雕刻着英国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规范。在维多利亚小说世界中，一个重要的时代标识便是形形色色的福音派人物。从福音派人物络绎登上英国文学舞台以及他们的表现、作为，我们可以洞悉维多利亚小说家们对时代风貌的观察、评判和讽喻。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摩德斯东先生是个以高尚、正直、虔信自诩的人物。他与大卫的母亲结婚后，便以“教育”母子俩为己任。这种“教育”既包含严厉阴郁的宗教信仰教化，又包含强硬的道德品格训导。从大卫母亲的视角看，这是“坚定、稳重、严肃”的男人对“软弱、柔顺、幼稚”女子的帮助，但读者能察觉，他的干预处处显出自以为是和蛮横专制。小说并没有描绘或暗示摩德斯东是个品质恶劣、行为不端的人。大卫母亲病逝后，摩德斯东的内疚和痛苦显示他对妻子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切的。但是，在主人公大卫看来，他有如恶魔一般，令人恐惧又厌恶。
猜猜他们是哪三位人物
的影视形象？
Evangelicalism
《荒凉山庄》里的恰德班德牧师身材魁梧，肤色发黄，肥胖的脸上老堆着笑。他擅长布道，喜好以自问自答的方式高谈阔论、言辞雄辩地兜售宗教和道德说教。路遇饥肠辘辘的流浪儿乔，他仍然滔滔不绝大谈特谈上帝的恩典和博爱，却一分钱也不愿施舍给他，好让他吃顿饱饭。
在《米德尔马契》里，一心在小镇上宣传救世教义的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年轻时娶了一位有钱的寡妇，寡妇临终想找到出走的女儿，把财产留给她。然而，布尔斯特罗德隐瞒已找到她女儿和外孙的事实，待她去世便继承了她的钱财，以此为资本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以上数例皆是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是福音主义信徒，而且虚伪、利己、冷酷而荒谬。
福音派深信人生来有罪，基督的牺牲为人类赢得赎罪的希望。世俗生活的一切内容只为得救，人们应该为了得到永生而不是为了现世的一时享乐而生活。日常生活里的言行做派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完全信实、灵魂能否获得永生的重要标准。福音派的道德要求以赢得社会认可、赞许、敬重为准绳：信徒应当庄重严肃、工作勤勉、尊礼守法、诚信奉公、节俭克己、整洁体面。
福音主义在英国社会自下而上传播。十八世纪，它的影响范围主要还是中层偏下阶层。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血红色的天空使英国的星期天安静下来……告诫人们无信仰和寻欢作乐会带来什么后果”。在英国统治集团看来，法国大革命中的种种残暴和失控乱象是对波旁王朝上流社会恋权贪财、生活腐朽、信仰弛废的严厉惩罚，这向英国人昭示了重建宗教信仰、整肃道德风气的紧迫性。福音主义藉此契机在中上阶级迅速扩散，终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前期到中期的主导思潮。
如福音派信徒所期待的，信仰—道德至上观念深入人心，在涤荡教会腐败、革除社会弊病方面发挥出巨大能量，这一历史阶段因此既被誉为“进步年代”，又被称作“赎罪年代”。但是，福音主义强调自我约束和禁欲的价值，在体制化、权威化的过程中，注定与自由意志、个人权利、个性伸张发生激烈冲突。此外，福音主义以拯救灵魂为怀，重视细致、严苛的伦理训导，这一宗教—道德目的论貌似绝对正确、无懈可击，但它潜藏着一个危险：假如没有充分的理性和人情作为律人律己的参考，它可能无视人类的多元现实，忽略人性的多元需求而滑向极端，即无限提升道德标尺，无止境索求灵魂的洁净，进而假虔信之名行迫害之实。再者，福音主义的道德调门往往是掌握了权势财富或居于支配地位的狂热者最乐意掌控的。他们喜欢把调门起得高，正是因为有利可图。而“可敬”的言行规范越是具体，越是深入渗透到个人私域，它距离生活的真实面目也就越远，越不切实际，也越可能蜕变成居上位者压迫、掠夺和操纵弱小者的趁手工具。布洛克尔赫斯特冷酷却满嘴教义的形象以及千千万万和摩德斯东一样虔诚、严厉的福音派信徒，正是上述危险叠加产生的典型个案。
布洛克尔赫斯特对孤儿们的驯化，摩德斯东对妻子的教导，均刻意防范受助人的理智思考的介入。他们是福音派神学家丹尼尔·威尔逊主教的同路人，深信充满思想的头脑是感受不到救赎的，“唯有孩童般单纯的心灵、驯服谦卑的脾性才能容纳和接受基督教真理”，因此，理想的性格“如望远镜的物镜一般清澈、透明、没有杂质”，与玻璃镜片一样，要“一遍一遍接受痛苦的白热炙烤而熔化”。苦难通往悔悟和重生，一面净化灵魂，一面确证上帝的救赎恩典——他们把这奉为真理，却意识不到真理的宝剑也可能嗜血，也会杀人，或者意识到了并不以为意。信仰已经在他们心里板结硬化成一套冰冷刻板的法典。恰德班德牧师、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虔诚吗？他们热衷于说教、传道，内心被神圣伟业占据，对眼前孤儿的饥饿、妻子临终时的绝望悲伤视若无睹，毫无慈悲，心安理得，因为每个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在各自位置发挥不同作用的神圣工具。
艾略特在此历数德不配位的福音派布道者的荒诞言行，批判的剑锋直指福音主义价值绝对权威化和教条化带来的危害——为公众谋利益的口号最终演变成了为福音派投机分子谋私利的勾当。她呼吁智性和包容性回归，纠正非黑即白甚至正在趋向黑白颠倒的信仰生活，让福音运动宣扬的个人及社会拯救事业健康发展。
不过，逆向思考一下，高举福音主义旗帜的正面人物有没有呢？当然有。
十九世纪的公益和改革事业涉及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冲锋号手和精神领袖大多是福音派中上层名流，如威廉·威尔伯福斯主教、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英国公共卫生之父埃德温·查德威克。“提灯女神”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神学立场常常被归在不正统的“自由派”名下，但她为护理事业奉献终身体现的是不折不扣的福音主义精神。这一群体在文学世界里也有充分的反映。汉娜·摩尔在名噪一时的《卡莱布斯寻妻记》中塑造了两个来自英国中上阶层的福音派人物典范：主人公卡莱布斯和他最终寻觅到的理想妻子露西拉。卡莱布斯的原型，依据女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的指认，是著名银行家兼慈善家约翰·斯坎德雷特·哈福德。另一位女作家玛丽亚·玛莎·舍伍德的代表作《费尔柴尔德一家》是十九世纪公认的英国家庭教育指南，其写作素材则是取自福音派慈善集团“克拉彭派”的成员及其家庭。
不过，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小说中的福音派好人也越来越多地来自社会中下层。这种变化可以借助雷蒙·威廉斯的批评观念来理解：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从简·奥斯丁到哈代，英国小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城乡劳工角色越来越多，主线聚焦于中下阶层变得越来越寻常，但中下层劳动者并不是刚出现的新事物，而是被历史推到了小说家的认知和思考领域。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的成长环境和观察对象逐步“下沉”，被纳入文学读者认知视野的社会群体自然也在“下沉”。
此外，现代小说是历史上第一种商品化的文学形式，只要赢得大众的青睐，作家便可依赖创作为生。同时，小说天生大众化、娱乐化，适合消遣解闷；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发达，与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涌入消费市场构成因果循环。自命为社会风气监察的福音派人士对小说讨好大众的天然倾向充满警惕，对只求放松取乐的大众阅读习惯也不放心，于是志愿组成协会，逐部审查小说的主旨、语言和道德观念，对出版商施加压力，迫使对方接受各种删改意见。在福音主义“统治公共生活的道德霸权”下，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为平民和贫民充当楷模的福音派天使自然最符合审查机构的宣教意图和审美趣味。因此，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福音派天使形象，是对现实的映照，也蕴含着福音主义文艺审查的烙印。
乔治·艾略特在《亚当·比德》中塑造的女性角色迪娜·莫里斯就是一个范例。迪娜原是一名女工，后投身于卫理公会的传道服务。卫理公会是约翰·卫斯理创建的非国教福音主义教派，不把传道视为神职人员的专利，倡导普通教友（一度包括女教友）传道。迪娜就是女传道员，日常以布道为主职，同时教人识字，普及基础文化，给教众排忧解难，随需随到。她美丽、温柔、亲切，善于在布道过程中安抚人心，给人精神支持和慰藉。亚当·比德的父亲醉酒跌入柳溪淹死，迪娜第一时间上门安慰亚当一家。赫蒂·索雷尔因弃婴罪被判绞刑，绝望恐惧的赫蒂拒不悔罪，迪娜用发自肺腑的宗教劝导感化赫蒂，使其幡然悔悟，祈求宽恕。迪娜的宗教虔信和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她对教会指令的绝对服从上。卫理公会起先对普通教友在公共场所宣教活动不加限制，迪娜投入无限的工作热忱以示拥护。卫理公会联合会下令禁止妇女公开布道后，她又二话不说以身作则，回到家庭安安心心当主妇。
从福音派的宗教—道德观来审视，乔治·艾略特笔下的迪娜·莫里斯几乎十全十美，称得上女性表率。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则写过一位虽有历史污点却凭着奉献精神拯救他人、救赎自我的福音主义天使。她就是小说《露丝》中的同名主人公。
露丝·希尔顿出身于良善之家，父亲是农场主，母亲是副牧师之女。她未及十五岁，父母先后病逝，监护人将她送往一家裁缝工场当学徒。其后，她遭到花花公子亨利·贝林汉诱骗遗弃，在绝境中以未婚之身生下一个男孩。心地善良的本森牧师为了救助她，将她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谎称她是一名寡妇，介绍她到乡绅布莱德肖家中当家庭教师。可是，她的历史被发现，布莱德肖将她逐出家门。她找了份护士的差事才得以糊口。不久，瘟疫流行，露丝不顾个人安危志愿看护受疫病感染的穷苦民众。曾经对她始乱终弃的贝林汉也得到她的精心照料，恢复健康，而她却不幸染病身亡。
本森牧师救助露丝、帮助她重返社会的情节反映的是福音派信徒发起和领导的“抹大拉运动”，历史上也称作“维多利亚拯救运动”：以福音派为首的基督教徒自发开办“抹大拉避难所”，收留那些出身良好、只因恋爱而轻信或受到坏人引诱陷入困境的失足女性，给予她们道德上和性格上的教化，为她们寻找体面的出路，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社会生活。根据《露丝》的前言，主人公的真实原型是一位名叫帕丝莉的女缝工，年仅十六岁便因受骗失身而沦为妓女。一八四九至一八五〇年，盖斯凯尔曾多次致信狄更斯，与他商讨拯救帕丝莉之事。作为曼彻斯特拯救运动的参与者，盖斯凯尔将她的经验、体会和思考记录在了这部作品中。
从盖斯凯尔的小说，我们可以观察到福音主义拯救运动的传递式和连锁式影响：以本森牧师为首的福音派志愿者不遗余力挽救落入火坑的妇女，女性获得重生和自尊，也成为社会公益事业志愿者，通过救助他人和自我牺牲完成对自我以及对社会的拯救。露丝的种种进步和变化，便是完成救赎和再生的整个过程，也印证了现世的努力可以拯救灵魂的福音主义学说。
但小说同时揭示了福音主义信条中的悖论，对此流露出讥诮和反讽。严守中产阶级道德律条的布莱德肖先生口口声声把改造、拯救迷途的堕落者视为自身职责，却不打算提供条件，创造机会让眼前这位“堕落风尘”的女性忘记自己的污点，重新做个值得敬重的好人回到体面阶层。他笃信忘记相当于瞒骗，而等到露丝死后，他又悲痛万分，忏悔不已。一方面，福音主义鼓吹充满爱意的家庭环境能够疗救一个人的灵魂，使之获得新生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它竭力维护的家庭圣洁性，不允许“不洁净”的女性进入真实的中产家庭去接受拯救，因为那是供奉和膜拜纯洁完美女性理想的私密场所。露丝接受聘请教导布莱德肖女儿的一刻，就意味着踏入了福音主义家庭意识形态的雷区，注定将遭受揭发、怀疑和惩罚。露丝的第一次救赎注定失败，她必须通过更深刻的悔罪和自我改造赢得体面社会的谅解。
露丝接下来受雇护理病人，这在当时是低贱、卑微的工作。在南丁格尔制定护理行业规范和创建护理专科学校以前，看护职业谈不上有什么专业水准或素质要求，只是需要体力好、听使唤、不怕脏、不怕累，因此公认适合麻木粗鄙、不识字、没文化的壮妇来承担，一般也只有极为缺钱又没什么谋生本领的底层劳动妇女才会应聘。露丝的家庭出身、文化修养、风度气质与传统护工形象相距甚远。她跟本森学习的拉丁语在护理岗位上更是毫无用处。很明显，她有意自贬身份并透支劳动以表达谦卑和赎罪的诚意。但露丝随后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高额报酬，转而加入收容诊治斑疹伤寒病人的医院义务治病救人。福音主义所称许的公共服务精神在她身上绽放出来。借用一位学者的说法，当她受到怀疑和否定，“无法成为某个家庭内部的天使的时候，她成为了社区这个公共领域的天使”。
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女性为了照顾年迈双亲主动牺牲自己的幸福，终身不嫁。因此，家庭义务护理被看作“家中天使的一项自发能力和一项基本职能”，其形象与体面女性不屑为之的收费护理有天壤之别。既然义务护理被视为神圣的工作，女性走出家门、去无偿护理底层弱者，可以看作是“家中天使”的职能的延伸。在福音主义性别意识形态里，女性从事公共护理工作和中产阶级男性投身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一样高尚。另外，中古时代以来，英国贵族或乡绅阶层的女眷向来有看顾其领地或教区贫病人家的习俗。十九世纪福音派所称颂的“公共天使”形象与这一英国文化传统相呼应，又被新时代赋予了新使命：向社会提供家庭福利和温暖，在精神层面弥合贫富阶层之间的隔阂。因此，当时中产阶级妇女热心于公共护理工作，既因其神圣，也因其体现了女性的社会责任意识。露丝加入公共护理行列是在最严峻的公共卫生考验降临、疫情危及每个人生命安全的时刻。这一抉择体现的社会责任感超越了人们对她所属的卑贱阶层的要求和期待。
当“医院的护士们尽躲着，生怕被派到那个传播瘟疫的伤寒病房时——就在高工资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人们诚惶诚恐地想到的尽是死亡”时，露丝加入义务救治瘟疫病患的队伍，奋不顾身地工作，逐渐赢得了广大病人及其亲属的尊敬和信任。人们被她的善举感动，不再把她和罪过相提并论。一位病人家属说道：“像她这样的人决不会是个大罪人；她干这项工作也不是为了赎罪，而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就在你我躲得远远的时候，她却决意按上帝的旨意去办。”来自教区大众的感恩和证词是露丝旧时的“罪孽”得到社会宽恕的明证。到此，露丝通过自我牺牲完成了自我救赎，成为教区的救护天使以及福音主义道德理想的代言人。
我们看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福音派人物既有露丝、本森姐弟和迪娜——他们是体面的好人，是真诚、虔信和仁善的化身；又有摩德斯东和布洛克尔赫斯特——他们是阴郁的压迫者；还有恰德班德、布尔斯特罗德、布莱德肖——他们则显然属于言行不一的两面人。这些角色体现了当时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在社会观察上的兴趣分野。此外，他们组成了维多利亚社会的一个价值连续体，一个完整的宗教—道德观念光谱：十九世纪福音主义信仰在自由开明与保守严苛之间无限分化，当它们凝结在各阶层的男女老幼身上时，便有了看似善恶分明、立场相反的小说人物。
福音主义保守派或极端派把圣经的字句和原意看得比一切重要，恪守教条使他们严苛，禁绝欲望和娱乐。世界末日、大审判以及基督重临之于他们是如此重要和紧迫，现世的苦难甚至生死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时的考验，值不得大惊小怪。与此同时，对罪恶的敏感和焦虑，对堕落的怀疑和忧惧，在他们心中占据了压倒性分量，使他们阴郁和不近人情。此外，他们的价值序列不可撼动，决定了他们行为模式刻板，评判标准毫无弹性，拒绝妥协和包容。例如，批评家罗斯金回忆他父母严守安息日，这一天既不许工作也不许娱乐，全家宁可吃冷食也不让仆人劳作，甚至连墙上的画作也要全部反转面壁，以防明媚的画面、欢快的色彩扰乱庄重神圣的安息日气氛。
与保守派相反，自由温和派笃信理性的力量，不墨守成规。他们不死抠字眼，欢迎神学新解。他们不相信苦难是忠贞信仰的唯一历练手段和见证，乐于将美好事物纳入宗教生活。他们乐观、友善，即使是对“罪人”也满怀包容和慈悲之心。他们相信正派的为人、仁爱的处世态度和行动具有协助上帝拯救人类的巨大力量，因而在保守派眼里，反而是“自大狂”。
在英国历史舞台上，福音主义开明端的重要代表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查尔斯·金斯利牧师和他的老师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牧师。这两人立志把工商业竞争带来的冷漠、倾轧和恶性人际关系改造为教友之间的兄弟关系。他们组建工人协会，组织社会教育，旨在把工人阶级和被排除在高等教育和选举权之外的妇女群体纳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开展宣传，为底层劳工和妇女谋取公民地位和公民福利，启蒙他们的社会权利和责任意识，期待他们最终能够为自己发声。乔治·艾略特笔下的迪娜、盖斯凯尔笔下的本森姐弟与金斯利和莫里斯牧师是同路人，他们从事的工作、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后者一样崇高。
纵观英国福音运动发展史，福音主义在英国社会不受阻滞，成功传播，客观上有赖于极端派与温和派的共生，甚至可以说得益于保守派与开明派自觉或不自觉的协作。勃朗特坚决反对布洛克尔赫斯特的冻饿体罚教育，将简·爱本能的反抗以及由此而生的苦恼、深思设为女主人公精神成长的重要节点，但写到简·爱的成年时，勃朗特却假借女主人公之口劝诫愤世嫉俗的罗切斯特，同时告诫小说读者：“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这一刻，魔鬼院长施行的教诲、叛逆孤儿在成长过程中皈依的精神信条、小说家自己的理念殊途同归，汇聚在了一起。简·爱安然接受“含辛茹苦”的人生，自觉用福音主义价值观来驯化所爱的人，这为小说后半部另一位福音派信徒圣约翰出场并将她卷入困境埋下了伏笔。简·爱与圣约翰的恩怨纠葛，既是两人个性、情感的冲突，也包含着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现实因缘。简·爱怎样才能把道理捋清楚，从而说服自己和圣约翰他们不是一路人，她不能陪伴他在传教旅途中共度高尚艰辛的一生？就连勃朗特也办不到。因此，在小说结尾部分，勃朗特不得不搬来上帝的启示，强行助力简·爱离开圣约翰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同时发自肺腑地赞颂圣约翰为传教事业捐躯之神圣和伟大。勃朗特很清楚，维多利亚社会的信仰和文明，既离不开最终如愿成为“家中天使”的简，也离不开狂热冷酷的圣约翰。
不过，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福音主义作为一种由宗教意识形态转化而来的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第一次为英国这样存在严重封建等级残余的社会实体提供了统一的价值和行为标准，因此，它具有拉平各阶层人格尊严和自我意识的作用。正如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所说，“全体人民接受一套单一的道德法则——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一国分成‘两族’的重重障碍才第一次被冲开了缺口”。维多利亚小说中丰富多样的福音派人物，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是谦卑利他还是自傲自私，均自诩为正确信仰的追随者。小说家们对笔下的福音派人物也似乎保持着一个默契：不管是同情或敬重，还是奚落或讽刺，从不抨击或动摇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特罗洛普的巴切斯特系列小说尽情挖苦教会政治，嘲弄福音主义带来的教会时尚，但他和许多维多利亚小说家一样，认为合格的绅士应当信仰国教，信奉国教的绅士更加良善仁爱。狄更斯对教义的条条框框语多讽刺，但一直强调：摈除了宗派意识和党同伐异斗争的基督教信仰对于社会凝聚力、社会道德、社会行动和希望至关重要。即便是持不可知论的乔治·艾略特，也从来不曾嘲笑她小说中那些心眼好但毫无用处的神职人员。盖斯凯尔则总是在宗教语境下呈现中产阶级道德与劳工阶级贫困之间的矛盾，思考解决问题的路径。
可以说，福音主义的信仰和话语覆盖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现实主义小说，脱离这个语境就无法正确理解维多利亚小说中的英国社会状况，也无法解释小说话语在批判现实方面体现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2期，责任编辑：叶丽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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