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皮乌纳的小男孩》创作于1981年，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对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全书以十八个片段组成，展示了作者成长经历中的多个侧面。其中，既有对死亡的感受、对友爱的体验，也有自由自在的梦境、寄宿学校的压抑。正是在这些经历中，亚马多形成了对暴力、苦难、友谊、尊严、自由的最初看法。回忆开始于1913年，以作者父亲遭遇埋伏受伤为开端，真实再现了上世纪初巴西土地斗争的激烈与残酷。除了武装械斗，本书描绘的洪水、瘟疫、赌场、妓院等都是亚马多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不仅如此，亚马多还回忆了许多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典型的庄园主阿尔瓦罗叔叔、为作者打开阅读之门的卡布拉尔神父，或是陪伴作者成长的混血儿阿尔吉米洛。这些人同时也是作者创作的现实依存，是小说人物的真实影像。尽管本书篇幅短小，却为我们进入亚马多的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无论研究作者生平还是其小说创作，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樊星

母亲讲述了太多遍这个故事，场景变得十分真实，仿佛我仍记得当时的情形：垂死的母马倒在地上，父亲浑身是血，将我从地上捡起。

那时，我才十个月大，正在家中的阳台上爬行。黄昏将尽，夜色最初的阴影笼罩了刚刚种植的可可园，笼罩了古老而不宜居住的原始丛林。作为土地的开拓者，父亲将家建在了年轻的伊塔布纳市【亚马多出生于巴西东部巴伊亚州的伊利乌斯市，伊塔布纳和费达拉斯以及下文提到的塞尔吉皮州都离亚马多的家乡不远】，比费拉达斯更远的地方。他种植着世界的财富——可可。这段时期，争斗不断。

争斗的目标是丛林。无主的土地，在武装埋伏、政治阴谋和巴伊亚南部土匪的械斗中延伸着。动物、武器、人命都是交换的对象。由于赋闲与贫穷，劳动力纷纷从干燥的腹地中央和塞尔吉皮州来到这里，寻找遍地是钱币的黄金国。他们是雇佣劳动者，或善于耕作土地，或善于瞄准射击。命中率高的土匪们，拥有很高的收入和地位。十字架标记了这里的飞速发展，尸体则成为了可可的肥料。

父亲正为母马砍着甘蔗，那母马也是他最喜欢的坐骑，土匪躲在一棵番石榴树后，步枪支在一个树杈上（这一幕在我的回忆里能够清楚地看到），等待恰当的时机扣动扳机。不知是他动了一下，还是母马突然动了一下，坐骑受到致命的一击，若昂·亚马多上校【即作者的父亲。下文中提到的可可上校也并非军衔，而是地方土豪的别称】的肩膀与背部嵌入了霰弹的铅粒。他从未将它们取出，皮肤上一生留有痕迹。他反感又骄傲地将它们展示出来，用来证明我母亲再三讲述的故事。

尽管受了伤，他还是能够将儿子捡起来带到厨房，尤拉里亚太太【即作者的母亲】当时正在做饭。他将儿子交给尤拉里亚太太，儿子的襁褓上还沾有父亲的鲜血。这一切发生在一九一三年，而我出生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在同一片名为奥利西迪亚的可可庄园里。父亲年少时，便离开了文明却又衰落的塞尔吉皮，到巴伊亚南部冒险开拓，同这宗传奇里的其他参与者一道，希望可可文明能在这里扎根，希望能建立起格拉皮乌纳——它坐落在伊列乌斯与伊塔布纳的边界，距离费拉达斯几公里之遥。如今这里已经建起一座大学，拥有几千名学子；但在当时，母亲却要枕着步枪睡觉。

在我幼年的眼睛里，还留存着其他一些记忆。水面不断上涨，水漫过了土地，水淹没了植被，水冲走了牲畜，水重塑了丛林中已经破坏的神秘感——或者这一切只是我听来的？

一九一四年初，卡树埃拉河爆发洪水，冲走了种植园、房屋、猪圈、牛羊。为了逃难，父母带着年幼的我来到居民点，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费拉达斯已经没有地方容纳众多难民，我们便给送到了麻风病院。曾经收容麻风病人与天花病人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洪水灾民的避难所。据母亲回忆，他们只用少许的水清洗了水泥地。那里，没有其他的资源，没有药品，没有医生和护士——一个没有尽头的地方。

谁又能想到，正是这幼年时期的恐怖居所，使我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一生中注射过许多天花疫苗，没有一次起过作用，甚至包括一九一八年刚刚兴起的方法——在皮肤上划开一个小口。小女仆玛丽娅过于敏感，身上起了许多脓包。其他人也肿着胳膊，感到发热不适，而我却毫无感觉，继续在树上攀爬，在沙滩上奔跑。天花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

那段时期，天花夺走了可可产区许多人的生命。天花、疟疾还有热病。什么热病？我不知道，大家只用热病来称呼这个无情的杀手。也许是斑疹伤寒？反正连猴子都不能幸免，大家都这么说，用来形容这种致命的热病多么地残酷多么地剧烈：热病，就这样一个简单纯粹的名字。

雨季到来，热病渐渐退去，瘟疫又席卷而来。它来自丛林深处，在土匪与响尾蛇的足迹里。热病杀死一部分人便心满意足，瘟疫却会摧毁所有的城市和乡村。没有一种药能够阻止它。

医疗手段同样无法应对天花。它比任何一种疾病都更具传染性，患者只能远离居民区，被隔离在麻风病院里。若出于奇迹，某位患者痊愈了，会带着一脸的疤痕归来。直至今天，童年时代的可怕景象仍然使我震颤：人们把天花病人装入麻布口袋送到麻风病院。负责运送的是那些“经历过奇迹的人”。他们感染过天花却逃脱了死亡，因而有了免疫力。

为了陪伴一位小学同窗，我也曾与死亡并行，同他为数不多的家庭成员一起，看着运送者将口袋套在他头上，消失在城市的边界，消失在道路的尽头。天花与天花患者在我的作品中生活，他们将陪伴我的整个人生。

在朋达尔的海滩上，在无尽的美景中，小男孩骑在成簇的青椰子上，从半空中俯瞰港口与船舶。他生活在现实里，也生活在想象中。在那临时变成良驹的背上，他指挥着仙女、公主、星星和衣衫褴褛的女邻居；在女伴的眼睛和微笑里，他尝到了爱情最初的滋味。小女孩魅力无边，娇媚又狡猾，时而挑逗他，时而又躲开他——她的父亲驾驶着一艘独木舟，整日待在船上，载客往返于各海湾，从贫穷的朋达尔郊区到富裕的伊列乌斯镇。码头边上，巴伊亚公司的小船变成了跨洋巨轮和大海盗船。小男孩就在这些船上乘风破浪。他不断抗争，他征服了对大海的恐惧，他营救出被俘虏的公主。

破产的父母失去了可可与土地，靠修剪皮革制作拖鞋为生。简陋的小屋既是住所也是作坊，小男孩却依然生活在海滩上，生活在河流的入海口。那里有汹涌的浪花与平静的水面，有椰林、海风，还有让他心跳加速的小女孩。她叫什么名字？他已经忘记了，记忆里只有马队，混杂着仙女与海盗的故事，而且还是尤拉里亚太太讲述的稀奇古怪的地方版本。他还记得那匹勇敢的枣红马，记得他第一个女友褐色的脸庞和扎着绿头绳的直发。说女友或许有些夸张。他年龄太小，还不会产生恋情，可是他们相爱得多么热烈！

种植可可的拓荒者剪裁皮革制作凉鞋，但他唯一的目标却是省下一些钱，再次投入到野生丛林中，去开辟道路，去种植可可。这些有着沙滩、海风、椰林、独木舟和满月歌谣的日子，这些远离了简陋低坟与午夜炮声的日子，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

小男孩很快便离开了费拉达斯，回到了种植园的家中。这一次是在塔拉兰加，在伊斯皮纽旱地旁边。正是在那泥泞的道路上，在土匪和运送可可的驴蹄下面，诞生了曾经叫作皮兰吉的居民区，也就是今天的伊塔如伊皮市。那是一个孕育新城市的时代。

在一些词典与百科全书的词条里，或在一些传记与报道中，常常说我出生在皮兰吉。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应该说是我见证了皮兰吉的诞生与发展。当我坐在父亲的马背上，第一次路过的时候，那里只有三间孤零零的房子，火车站也远在伊斯皮纽旱地那边。

不久，便有了长长的一条道路。住宅与可可仓库沿街而建，间杂在一起。酒吧深处，设有专门的赌场；偏僻的小巷，庇护着妓女们的住处。冒险家来自世界各地。东方的流动商贩，放下装满货物的手提箱，在这里建起了商店仓库。操着德国口音的传教士，试图推行上帝的教条。这里的人，既无视法律也不信宗教。每一个都桀骜不驯，每一个都不服管教，每一个都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不论是来自天上还是地上。

这贫穷的村落很快便繁荣起来，资金流转充足迅速。枪炮声，响彻在道路、妓院与赌场里。人命依然低贱，不过是为了一块土地、一个微笑或一局纸牌。我和皮兰吉一起成长。见证了第一间商店的开业，见证了第一辆机动车的出现。我看到它将伊斯皮纽旱地的乘客带到这里。我结识了勇士中的勇士；我每一次童年的梦境，都有背街小巷的妓女照看着。

对于另一场景，我的记忆真实而完整。这事儿我从未听人讲过，却是亲身经历。那是在塔拉兰加一个温热骇人的晚上。那时的小男孩多大呢？五岁，或者再大一点，不得而知。幼年最初的岁月终究是很难度量的。不过可以肯定，我那时还很小。我被狗叫声吵醒，听到房前的院落里有其他响动，便爬起来偷看。至于我是怎样藏在阳台上不被人发现，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惊恐的一幕：黑暗之中晃动着几个身影，能够听到人声与动物的嘶鸣。父亲骑在黑骡子上——他说这比所有的良马都好——打手们骑在驴上，因为在那臭名昭著的泥泞道路上有许多凹陷与危险，骑马反倒不够安全。对于上校来说，只有在伊列乌斯或者伊塔布纳的道路上游行时，才用得上他那匹带着银套具的马。

鞍鞯上放着火枪。打手的头领阿尔杰米洛是塞尔吉皮人，从费拉达斯时代就是父亲的手下，如今又追随他到了塔拉兰加。他很有名望，有些羞涩，当时正在调整腰带上的手枪。阿尔杰米洛前面是一位目光炯炯有神的混血儿，身上有天花的印记。他是庄园主，同时也是政客，名叫布拉斯里诺·若泽·杜斯·桑托斯。这位布拉斯兄弟是我童年时代最喜爱的人物，他是若昂·亚马多上校的朋友和兄弟，从未在困难时刻离开过他。在可可产区，很难见到同他一样英勇无畏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事实。若干年后，我曾见到他单独对抗一群政敌派来的人，他们来皮兰吉闹事。但他离开了我们吃饭的桌子，拿起手枪一个人走了出去，刚在路上现了现身，那群人就给吓得四散奔逃。在争夺土地的大战中，他曾是巴斯里奥·德·奥利维拉的左右手。

武装部队出发了，尽管只有几个人，可在我看来却像一支部队。我那瘦弱隐忍的母亲看到，为了保证一个侄子能够在旧制度的选举（这种选举本就在土匪的监视下进行）中胜出，她的丈夫又一次带着朋友、打手向伊塔布纳进发。直到马队消失在视野之外，母亲才发现偷看的小男孩。她将孩子抱起来，靠在胸前。

她是一个忠于兄弟的女人——他们也是可可上校。我舅舅佛尔图纳托名声在外，为土地和头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一只手只剩下三根手指。她同样是忠于丈夫的妻子，默默付出，从不叫苦。她憎恨自己所处的那个野蛮的世界。人与动物都消失在夜色之中。阳台上，陪伴着尤拉里亚太太的只有小男孩与死亡。死亡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

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也是我小说作品的中心。在俄语版《无边的土地》的前言里，伊利亚·爱伦堡【伊·爱伦堡（1891—1967），苏联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翻译家和国际和平战士。】分析了爱与死形成的原因，指出它们都来自于那些荷枪实弹的男人和我幼年生活的暴力环境。在那片原始的土地上，充斥着流行病、疟疾、毒蛇、鲜血以及遍地的十字架，与此同时，又有着大海与微风、沙滩与歌谣，还有着甜美迷人的小女孩。其他评论家也引述过同样的观点。在朋达尔与皮兰吉，我早早尝到了爱情，却也感受到死亡。小男孩的生活，紧张又痛苦。

在赶集的日子里，阿尔吉米洛将小男孩放在马鞍前面带到皮兰吉。真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庆典。在这里，无论男女，肤色气味都如土地一般。他们脚下有成袋的大豆面粉，有堆积如山的腌肉、木菠萝、南瓜，有成捆的香蕉，还有山药和甜木薯的根茎。小男孩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东西。再没有比到皮兰吉更令他欢喜的事了。在劳动人民和土匪的陪伴下，这些旅程让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让他能够免于一切形式的偏见。

我那时最敬佩的人是谁呢？是以勇气著称的阿尔吉米洛，还是从《可可》【《可可》是亚马多的成名作，写于1933年，以可可种植园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开始就不断在我书中出现的高个子黑人欧诺里奥呢？欧诺里奥足以让每个人心惊胆战。尽管他杀了不少人，我却依然能够保证，论起善良诚挚，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还要再等几年，小男孩才能见识到酒吧深处的赌场。在那里，上校和阿拉伯商人们将身家性命都压在纸牌上。我那时还太小，既不会洗牌，更不懂得虚张声势。但烟柳巷却是我打小就熟识的地方，原因在于，阿尔吉米洛（欧诺里奥也一样）每次离开皮兰吉前，一定都会和小巷姑娘们缠绵一会儿。

小男孩在一旁等待的时候，姑娘们会一个个拉着他的手，拥抱他、抚摸他，每一个都充满了母爱。我想起了劳拉。她一头长发，脸色憔悴，会讲狼人的故事，还会唱催眠曲。

“别告诉尤塔利亚太太或上校我们来过这儿……”阿尔吉米洛如此建议，欧诺里奥也同样请求。如果我父母知道，一切就都完了。

我怎么会说呢？男人之间的秘密正是小男孩的骄傲啊。我不能背叛他们，我更不能因此失掉那温柔的抚爱，失去姑娘们最单纯的关心，失去这最珍贵的财富。

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烟柳巷——无论是村庄还是小镇里的，又或者是巴伊亚斜坡上的——都意味着温暖、热情和欢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那里成长学习的，它们构成了我人生大学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们并非妓院。这个沉重肮脏的词汇，无法形容那简单熟识的氛围。在那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悲惨的极限与人性的伟大。

在种植园里，在一次洗澡的时候，老处女玛罗卡斯急不可待地检查了小男孩的生殖器。她虔诚又饥渴，将脸贴在那东西上面，不停地喘息着——她是第一个对我手淫的人。在烟柳巷里，阿尔吉米洛或者欧诺里奥把我交给妓女们看管，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对我有过超越单纯母爱的动作或意图。

失足女子，人类的垃圾，大家如此称呼她们。但对我而言，她们起初是母亲，而后则成了朋友、姐妹或是亲密的恋人。她们鼓励我梦想，守护着我桀骜不驯的希望，赋予我抵抗痛苦和孤独的能力，并用诗歌来喂养我。她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为一切社会所憎恶，她们被迫害、被误解、被侮辱，却拥有无尽的柔情和爱的能力。

我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妓女与流浪汉的作家？如果我的作品中尚有美好，那便是来自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自于那些被打上烙印的女人，来自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流民和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在文学和生活中，我离英雄领袖越来越远，我与那些被所有社会制度鄙视、排斥、谴责的人越来越近。

英雄领袖空洞愚昧、横行霸道、邪恶可憎。他们总是自诩为大众的代言人，企图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可秉持的却是死亡的旗帜。倘若要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依靠暴力压迫。无论他们出于何种地位，无论采取怎样的政治体制或社会制度，英雄领袖都苛求服从与教养。他们绝不容忍自由、创新或者梦想，他们对个体充满恐惧，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上。他们创造的世界丑陋而又悲惨。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谁又能区分英雄与凶手、领袖与独裁？

只有那些无政治魅力、无丝毫权力的人，只有在他们的身上，才能诞生人道主义。想一想巴斯德与卓别林，怎还会去崇拜拿破仑呢？

还要更晚一些，流浪汉才进入到我的世界和日常生活。开始接触他们时，我十三岁。那一年，我从耶稣会的寄宿学校里跑出来，穿过腹地来到塞尔吉皮州的祖父家里。然后，在自由自在的青少年时期，在“众神众圣”的巴伊亚的萨尔瓦多市，我交了许多朋友。在我的朋友中，有流浪汉、划船高手、小商小贩、卡波埃拉舞者、市井小民和坎东布雷教徒。不仅如此，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格拉皮乌纳地区没有流浪汉生存的位置，那里劳动艰苦、斗争不断。我认识各种各样的冒险家：他们来到可可产地企图不劳而获，编造各种头衔迷惑天真的上校。可是上校才没有那么天真，他们玩扑克就像打仗一样谨慎。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的夜总会，或者在皮兰吉和黑水市的赌场里，许多冒险家都丧了命。另一些人则适应了当地的习惯，双脚陷进了可可的蜜汁里，开拓丛林建起了庄园。

小男孩就在土匪、冒险家和赌徒之中成长学习。没上学之前，我就在报纸“午后”的版面上学会了识字，那时我们还在朋达尔。后来，在兔子宾馆，我在阿尔瓦罗·亚马多叔叔背后知道了扑克的规则。我看着他们发牌、下注，猜测每个人手上牌的大小。虚张声势是扑克的玩法，更是当地的习惯。有一种伊塔布纳组合，是一个对子加一个老A或者一个王；还有一种皮兰吉组合，由三张同花顺牌组成。不过对于这些钱袋饱满的上校而言，很难通过一掷千金加大赌注来赢得胜利；虚张声势也需要技巧和判断。在我叔叔阿尔瓦罗看来，没有什么比把对手一个个吓走更令人开心的了，虽然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很小，但却令人振奋。我在那里看了足足一个下午——至于那些粗鲁的先生们为什么没把这个好奇又好动的小男孩赶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阿尔瓦罗叔叔摸我的头，还对我直眨眼睛。

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是作者身边人物的总结，也是作者生活经历的一部分。我作品中所描绘的格拉皮乌纳地区的可可上校就是这样。通过他们，我希望能再现这片土地征服与文化建设的历史。我也相信，在所有那些上校身上，都有我叔叔阿尔瓦罗·亚马多的影子。他是那么富于人格魅力，他将我置于他的保护伞下，他把我当作了朋友甚至同谋。

作为父亲最年轻的兄弟，阿尔瓦罗叔叔堪称我的榜样。他十几岁便离开了塞尔吉皮，到格拉皮乌纳谋求发展。他既是庄园主又是商人，他经营着各种生意，他总是露出一张笑脸。在他从事的所有行业里，最持久的便是赌博。这是他最喜欢的活动。他可以整日整夜牌不离手，他跟好运气谈情说爱，他等待合适的时机加大赌注。我是他狂热的崇拜者。

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最令人愉悦的角色，悲伤也无法与他同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带来欢声笑语。他有着奇怪的习惯与独特的道德观，这也是在野蛮地区生活所必需的：以牙还牙是他的名言，他到哪儿都这么说。他赚钱来得快、去得更快，生活一直拮据，却对别人十分慷慨。

他总是吹嘘自己在牌场上的运气，为每周至少能猜对一次动物彩票而自豪。但他认为运气也需要辅助，并且总是尝试辅助它。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捡钱的次数还多，因为他总是低着头走路。他还习惯在雨季参加聚会，总是带着一把旧雨伞。进屋时把它和其他雨伞放在一起，出门时则带着最新的一把回家。

我很喜欢叔叔的这些聪明故事——尤拉里亚太太用“聪明”来形容小叔子一些并不体面的事迹。其中的一些事我也参与过，这让我充满了自豪感。

关于阿尔瓦罗叔叔，有一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也为它的成功出了力。或许哪一天，谁知道呢，我会把它写成一个短篇——我只是不太相信，叔叔的形象能容纳进有限的篇幅，得要一部长篇才行。

故事发生在我六七岁的时候。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了伊列乌斯。我家的地理位置不错，就在兔子宾馆旁边，离城市的主广场很近。尽管父亲强烈反对，叔叔还是在我家经营起了红火的圣水事业。圣水是从塞尔吉皮州运来的。

就在不久前，塞尔吉皮州的一个小城里发现了圣水。泉眼隐藏在山洞中，汩汩地流出大量泉水。距欧圣母教堂【欧圣母的庆祝活动起始于西班牙的托莱多，于每年12月18日举行，也即圣诞节前七天。由于圣婴耶稣即将降生，圣母腹部隆起，信徒同唱以音节“欧”起始的赞美诗，故称为“欧圣母”】很近，正是这位圣母，赋予了泉水超自然的力量。为了满足一位母亲为病中孩子的祈求，圣母赐福于该泉眼，并将位置告诉了虔诚的女信徒——这些信息都来源于那块土地、山洞及泉眼的所有者。孩子喝了泉水便痊愈了。奇迹传遍了各个地方。除了孩子，泉水还治愈了许多人，山洞从此成为朝拜的圣地。一杯水的价格也飙升到了一百雷斯。

这个消息不断得到证实，很快便传到了可可产区，大多数居民原本就是塞尔吉皮人，很快就有几个病人前去求医。他们回来时，病痛消失，有些无药可医的慢性病也不治而愈，端赖圣水和午夜弥撒之功劳。他们成了圣母赋予泉水魔力的鲜活证据。朝圣者蜂拥而至，阿尔瓦罗叔叔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突然患上了风湿病，疼痛到简直无法忍受。他还利用这次机会，探望了我住在伊塔普兰加的祖父。

等到他回来，风湿病已经好了。他因圣水的疗效而兴奋：无论是什么病痛，都抵抗不了圣母赐福过的几杯圣水。阿尔瓦罗叔叔是个好心人，为圣母教堂点上蜡烛不能满足他的谢意。他想把奇迹带给那些没有条件去塞尔吉皮的人。所以，当他从伊列乌斯港口登岸时，还带了两大桶圣水回来。这些水是他在神圣的泉眼里收集的，除此之外，他还带了一个小圣母像——在那个山洞旁边，一度兴起了繁荣的宗教商品贸易。阿尔瓦罗叔叔宣布，按瓶出售这慈悲神圣的商品，价格也十分诱人。他的目的并非赚钱，而是帮助身边的人，要让更多人享受到这曾帮助过他的奇迹。

若昂·亚马多上校想要阻止这项圣水贸易。他给弟弟上了一堂道德课。可谁能抵挡阿尔瓦罗叔叔的甜言蜜语和坚实论据呢？照他的观点，只要不等圣水全部用完，而是还剩一半时就把桶加满，它的魔力就不会消失。这样一来，在混合的水里面就总有一部分圣水，圣母的魔力就能保持。当然，你也不能忘了午夜弥撒的力量。

在这项利润丰厚的活动中，我是他的合伙人。两大桶水都放在看得到的地方，作为货真价实的保证，中间还放着小圣母像。我负责把水罐进瓶子里。一开始，这些瓶子甚至会在排队的病人中引起争抢。

那些从塞尔吉皮带来的水，由于阿尔瓦罗叔叔的不断补充，足足卖了一个多月，魔力却并未消失。当伊列乌斯的顾客没有了，叔叔就把满满的两大桶水带到了伊塔布纳。在那里，焦急的顾客正渴望着这神奇的商品。

作为对兄嫂批评的回应，阿尔瓦罗叔叔罗列了我们所卖的圣水创造的多项奇迹，疗效令人惊叹。同样令人惊叹的是，人们纷纷登门感谢叔叔的善举。“应该感谢的是圣母”，他如此回答，十分谦逊。我想，他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是个善人。

在这件事里，有一点到现在仍折磨着我：阿尔瓦罗叔叔从船上带下来的两大桶水，到底是从塞尔吉皮接的还是在船上接的？事实上，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那些水来自遥远的山泉，还是来自船上或是我家的水管，它都创造了奇迹。它治愈了许多人，给我带来了几个克鲁塞多的回报——克鲁塞多可是大钱，相当于四百雷斯——叔叔总是给予助手丰厚的报偿。

当我从耶稣会学校逃跑之后，到塞尔吉皮接我的也是阿尔瓦罗叔叔。我原本以为天塌下来了，可是他却连一句批评的话都没说。在他的微笑里，我看到了支持与赞扬。

起初由于蛇的数量、种类都很多，毒性又十分猛烈，可可庄园的住宅都建在猪圈上面或者附近。因为猪拥有一身肥膘，不会被蛇毒死，还能把蛇咬死吃掉。相应地，家养的蟒蛇抓起耗子来也比猫更有效率。

随着农场规模扩大、财富增加，这些偏僻简陋的小屋也变成了豪宅。它们彰显着舒适与奢华，足以同雷孔卡沃【雷孔卡沃，亦称“环巴伊亚海湾区”，是巴伊亚东部海湾附近区域的统称，包括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在内的多个城市，盛产石油、蔗糖、热带水果，是巴伊亚州最富庶的地区】的制糖厂或是腹地的大农庄相媲美。它们伫立的地方十分干净，经过细心的打理，周围环绕着回廊。这里有数不尽的家养动物，猫狗的数量都很多。

空地上繁殖着各种家禽：母鸡、火鸡、鸭子、珠鸡，有时还有驯服的野生禽类。母亲会在鸡群中饲养赤颈鸭与凤冠雉。还有山羊、绵羊和奶牛。有些农场在豪宅的背后种有果树，比如甜橙、蜜桔、柠檬、杨桃、松树、番荔枝、蒲桃、番樱桃、芒果、腰果等等。而木菠萝、小酸枣和黄槟榔本来就生长在原始丛林里——木菠萝是最重要的水果，不仅吃起来美味可口，还是牛和驴子的上好饲料。

随着上校权力欲和虚荣心的增长，奢侈的程度也逐渐增加。每个人都想展现出最多的财富。我曾在邻居的农场里看到一架三角钢琴——可它是怎样运到这荒郊野岭来的？我父亲也曾为得到一台留声机而十分得意，这台机器可让工人们吃惊不小。

在若泽·尼科的庄园里，豪宅前面种有玫瑰与丁香，非常精致讲究。无论穿衣打扮还是待人接物，若泽·尼科都极其风雅。这位开拓者肤色黝黑，胆量过人，衣着也十分考究——他是我幼年时代的另一位保护人。

法国的石印版画是我那时最爱的东西，我的目光全都让它给吸引去了。一位阿拉伯流动小贩将这些版画带到可可产区的各个地方。它们再现了欧洲的风景，那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庄园，城堡和磨坊突出出来，还有鲜花、农夫与农妇。它与原始的土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只有毒蛇、热病和刚刚开垦出的可可庄园。为了一位赶鸭的农妇，我饱受了相思之苦。我至今仍能看到她在蓝色的背景之中，手持牧羊棍站在那里，披散着头发，眼神之中是无尽的迷惘。

在一位陆军上校的指挥下，军警登陆伊列乌斯。他们的使命是以残酷暴力来维护腹地的“和平”。消灭可可产区的土匪是其终极目标。事实上，在州政府突然的道德抉择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上校和他的战士们并非旨在逮捕囚犯。上级的命令清晰明确，不给上校犹疑的可能。屈服投降都没有用：正义的惩罚必须立即执行。

若泽·尼科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也是敌人中最令人畏惧的枪手。他与我父亲的土地紧紧相邻。这位骄傲蛮横的黑人领主陷入了军警的包围之中。

小男孩密切关注着豪宅与工舍中的评论交谈，明白他的朋友若泽·尼科遇到了威胁。他喜欢这个邻居。尽管长久以来他都是土匪杀手的领袖，但每次从巴伊亚或里约回来（为了重做衣柜，他一年至少要去一次首都），他都会给小男孩带来昂贵的进口玩具。小男孩枕戈待旦，仔细地搜集信息。工人们相互打赌：若泽·尼科能够活着逃走吗？

小男孩知道，在丛林边的一条小路上，军警司令与土匪头子狭路相逢。“举起手来！”军警朝着若泽·尼科大喊，同时机枪也在扫射，希望能将他置于死地。混乱之中，若泽·尼科消失在丛林深处，只留下一摊血迹。据说他身中三弹，必死无疑。军警将丛林紧紧包围起来，以防止他逃脱。阿尔吉米洛带小男孩看过那些布里奥萨的士兵。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他们与土匪毫无区别。

日子一天天过去，若泽·尼科还躲在丛林里。“等到秃鹫贴着地面飞行时，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土匪已经死了，再去寻找他的尸首。这一点都不难：秃鹫停在哪里，他的尸体就在哪里。”军警们这么说，重复着司令的狂言。小男孩的心收紧了，但却并未丧失希望：若泽·尼科，按照欧诺里奥的说法，他同魔鬼定过协议，刀枪伤不了他。

深更半夜，小男孩被外面的敲门声吵醒。若泽·尼科衣衫褴褛、满身污秽，他又饿又渴，看起来就像魔鬼。他胳膊上中了两枪，第三颗子弹打伤了脸颊，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还流着脓液，令人不忍直视。但当小男孩帮他拿水时，他却还微笑了一下。尤拉里亚太太拿来了棉花、碘酒、消毒液和干净的布。为了加热食物，还点燃了炉灶的木柴。

若泽·尼科的胳膊上缠上了绷带，脸也洗干净了。吃饱喝足之后，他回绝了我们为他提供的坐骑以及阿尔吉米洛和欧诺里奥的陪伴。一个人步行逃走是最容易的。他向我们道谢，然后就踏上了未知的道路。士兵们仍守在丛林周围，等待秃鹫贴着地面飞行。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一个月后，传来了若泽·尼科的新消息：他正在里约热内卢。他成功抵达了伊列乌斯，藏在一艘船里偷偷前往南部。船上的医生救治了他。消息刚一传来，工舍里的人们便吹起口琴、弹起吉他，跳着欢快的舞蹈，大口喝着烧酒。真是欢乐而值得庆祝的一天。

对于格拉皮乌纳的小男孩而言，耶稣会寄宿学校剥夺了他在田野路上玩耍的自由，将他从周围的动植物、从椰林和新建的居民区中抽离出来，像一座监狱一样驯化他、压制他，强迫他用别人的头脑思考。父亲只想让他在最知名的学校接受教育，却不知道儿子为此承受了多少痛苦。

这种压抑受限的感觉，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多次体验。为了更好地为慷慨正义服务，我曾接受了自己很不喜欢的工作任务——举例来说，我当过两年的国会议员，尽管我既不喜欢这项工作，也没有政治天赋。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有时会认同、重复一些并不属于我的概念、规则或是论题。我在用其他人的头脑思考。

在耶稣会学校，通过异端卡布拉尔神父之手，我在《格列佛游记》中找到了解放的道路。书籍为我打开了监牢的大门。卡布拉尔神父的异端表现十分有限，与宗教教义没有丝毫关系，只是说在葡萄牙语的教学方法上，他与当时的习惯有很大不同。就是这小小的反叛展现出了积极独创的意义。异端永远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力量，能够开辟新的道路。正统观念则会让人类的思想衰老腐化。

这两年痛苦漫长的经历使我明白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为了能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行动，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成为了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正统极端主义的控制目标。代价高昂，却非常值得。

意识形态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吗？创新精神受到理论与教条主义的遏制，人类进步被不变的规则所牵绊？

我梦想着一场没有意识形态的革命，在那里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无法影响人类的命运，无法影响人们饮食、工作、相爱等生活的一切权利。这是一个荒谬的梦想吗？在我们所拥有的权利中，最突出的就是梦想，也是唯一无法被独裁者压制剥夺的权利。

在寄宿学校严格的控制中，大海拯救了我——伊列乌斯的海洋，朋达尔的海滩，平静的波涛或是海上的风暴。路易斯·贡萨加·卡布拉尔神父是受人尊敬的布道者，也是学校的大明星。总有许多巴伊亚居民赶来聆听他的天主日布道。在葡语文学院的节日庆祝中，他同样十分耀眼。当我们的葡萄牙语老师法里亚神父生病之后，卡布拉尔神父便顶替了这个职位。后者的教学方法同正统毫无关联。

他从不让我们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葡萄牙诗人路易斯·瓦斯·卡蒙斯（1524？—1580）的长诗，写于1572年，是一部记录和赞美航海大发现的宏大史诗】中寻找主语、区分不同的句子成分，也不会将诗歌变成语法问题的复杂文本，那样只会让我们讨厌卡蒙斯。为了使我们开心，也为了他自己高兴，卡布拉尔神父会给学生们朗诵史诗的篇章。尽管带有大洋彼岸的口音，但诗歌的力量还是抓住了我们。我们也读过加雷特和埃尔库拉诺的散文，看过《路易斯·德·索萨神父》和《传奇与故事》【若·加雷特（1799—1854），葡萄牙浪漫主义作家，著有小说和诗歌；而作为剧作家，他帮助戏院从僵化的惯例中解放出来；埃尔库拉诺（1810—1877），19世纪葡萄牙作家、史学家。《路易斯·德·索萨神父》和《传奇与故事》分别为两人的代表作】的片段。作为一名爱国者，他无疑想让我们了解航海大发现与古典时期的葡萄牙，了解它的光荣与伟大。不仅如此，他还激发了我们的感受能力，将我们从葡萄牙语语法的深井中解救出来（它的生硬规则同巴西人的日常交谈毫无关系），使我们痴迷于文学那鲜活变化的语言。葡萄牙语课堂拓展到了一个新的纬度。

新老师布置的第一项作业是让我们描写海洋。全班同学都从卡蒙斯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取得灵感，尽管他们从未在那样的海洋上航行过。小孩子们还重写了阿达马斯托尔【《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一位海上巨人。】的故事。作为寄宿学校的囚徒，我思念着朋达尔的沙滩，那里曾有我的自由与梦想。因此，我描写了伊列乌斯的海洋。

卡布拉尔神父负责批改我们的作业。再上课时，他面带微笑，庄重地宣布在这个课堂上，有一个人拥有作家的天赋。他请求大家仔细聆听他将要朗读的这份作业。“我能肯定，”他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将会成为一位著名作家。”他从不吝惜赞美。而那年我刚满十一岁。

我就这样成为了校园名人，在学校名人榜上，我的名字和足球运动员、各种奖牌得主、数学或宗教比赛冠军排在一起。一个文学社团接纳了我，其成员都是年长的优秀学子。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囚徒。在耶稣会学校的两年里，这种感觉一直都在。

然而，在我有限的寄宿生涯中，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卡布拉尔神父成为了我的保护人，并借了许多书给我，首先是《格列佛游记》，然后是葡萄牙文学经典和英法翻译小说。我对狄更斯的热爱从那时就开始了，而马克·吐温要再晚一些才知道，卡布拉尔神父并不钟爱这个美国人。

我满怀柔情地回忆起这位博学可爱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主要不是因为他说我是作家，而是因为他激发了我对读书的热爱，向我展示了文学创作的世界。他帮我支撑了两年的寄宿生活，使我的监禁不那么难以忍受。这也是我的第一次监禁。

第三学年刚开始我就逃跑了，穿越巴伊亚向塞尔吉皮进发，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