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自遥远的地方

事后，我想，大概冥冥中真有命运那么一回事，它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借助生活本身，略带“磨难”地让我去贴近了沉重的俄罗斯文学，贴近了忧郁的俄罗斯诗人。

风吹自遥远的地方

汪剑钊

论及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似乎真的有某种宿命的东西存在。我最早知道的一个外国名字是“卓娅”，它源于童年时代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记不清具体的年份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我还未上小学，也就是说，属于不识之无的幼童时代。而今，我几乎忘掉了所有的情节，只记得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名女英雄，她与战友们奉命深入敌后，不幸被德国法西斯分子抓住，最后被他们残忍地送上了绞架。当妈妈说到她的牺牲场景时，躺在床上听故事的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以至于让妈妈有点惊慌失措，赶紧来安慰我，说她这是在讲故事。不过，这个美好的名字似乎在那一瞬间就烙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并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对生命之脆弱那种朦胧的感觉，以及当时尚无法明却有所触动的那种最初的刺痛感，美与毁灭纠缠在一起的宿命感。

《卓娅》与卓娅

孤独的冬妮娅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学二年级时，我用自己的零花钱购买的第一本小人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后，主人公保尔一时之间就成了我的榜样，当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学生什么的，而是那种调皮捣蛋，喜欢恶作剧的淘气劲儿。若干年以后，我进入湖州一中学习，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了纯文字版的小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黑龙江大学的老师们和一部分工农兵学员一起翻译的版本。我大概花了两三天的课余时间读完了这部小说，补充了解到连环画所省略的很多情节。与当时的很多读者一样，我曾背诵过书中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时，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虽说作为初中生的我还不可能具有那么高的人生觉悟，但保尔那种自强不息，绝不虚度人生的精神已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暗自决心做一个于社会有用，同时也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通读全书以后，我必须承认，除保尔以外，书中最具吸引力的两个人物是冬妮娅和朱赫来。朱赫来是一个革命者，当过水兵，最初出现在保尔面前时是一家工厂的电工。在小说中，他充当的是一个精神引路人的角色。但他并没有给小保尔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在工闲的时候教他拳击和格斗的技能。这一本领为主人公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体能上的基础。迄今我还记得书中演练拳击的那些场景，当时，它们似乎也对少年时代的我给予了一定的激励。革命胜利以后，朱赫来已成为所在州的领导人，这对忘年交重逢以后，他又安排保尔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在后者遇到困难和伤病时继续给予鼓励。就某种程度而言，朱赫来就是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代表。

比较而言，冬妮娅是作者倾注了更多的情感塑造的人物，少女时代的她有着极为脱俗的光彩，非常抢眼的出场甚至唤醒了不止一代人对美的敏感。她穿着缀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的短裙，裙下是一双带花边的袜子，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了一条粗大的辫子。这种不带任何杂质的美在野小子保尔的心灵深处激起了涟漪。哪怕在禁欲主义占据上风的年代，主人公身上闪烁的那种纯洁之美也是令人不能不神往的。但是，成年以后的重逢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合。保尔也作过努力的尝试，竭力把冬妮娅带进自己的世界，例如邀请她一起参加工厂共青团组织的集会。但是，她时髦、漂亮的衣着却在工友中间引起了非议，也令保尔感到难堪。尽管保尔也认为“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但他还是屈服于工友们的看法，将“别出心裁”的打扮当成了“问题”，进而延伸到冬妮娅身上“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甚至扩大到了阶级立场的站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叙述体现了僵化和教条的历史局限。不过，我们中有多少人能超越历史的局限和时间的羁绊呢？

或许正是信仰上的偏差，导致了对美的不同理解，也为他们最后的决裂埋下了隐患。保尔与冬妮娅分手的场景令人颇为惋惜。小说在展开他们的诀别对话之前，有一段极为抒情的描写：“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尔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轮船拖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桥孔里钻出来，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逆流而上。落日的余晖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像火一样红。”显然，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写作也面临着理智与情感的撕扯。对美的敏感促使他对笔下的人物给出了一定的同情，可理智告诉他必须回到政治正确的一端。于是，出现了下面的段落：冬妮娅望着金色的夕阳，忧伤地说道：“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保尔的回答则是：“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当时，我隐约替冬妮娅感到遗憾，体会到了这位女性内心的尴尬和孤独，她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但并没有被无产阶级所接受。若干年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孤独的冬妮娅》。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奥斯特洛夫斯基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白夜里的“红月亮”

一九八一年秋天，在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被杭州大学录取为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这是一个意外，一种来自生命的偶然，但仿佛从此决定了我研究和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必然。它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有白夜的存在，还有颤舌音，并且，未来还有一个白银时代在等着我。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初收到通知书时的那一份内心的愕然与酸楚。于是，我几乎是完全“被动”地开始面对此前完全陌生的一个个西里尔字母，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十七岁以前连做梦都不曾进入的世界。事后，我想，大概冥冥中真有命运那么一回事，它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借助生活本身，略带“磨难”地让我去贴近了沉重的俄罗斯文学，贴近了忧郁的俄罗斯诗人。

我入学以后，一方面，跟着自己的老师学习专业，在精读、泛读、听力等课程中穿梭；另一方面，则把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大学四年，绝大部分同学的借书证的使用率都在半本左右，而我用掉了两本半的份额。杭大图书馆为我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确实是滋养我成长的最大的精神能量库。有意思的是，在近乎恶补式的阅读中，我并不信任《辞海》和《百科全书》所列辞条中那些空洞、浮表、套语化的“高度评价”，真正吸引我的反倒是诸如“悲观”“神秘”“纯抒情诗”“唯美主义”等词条。如今，杭州大学已被并入了浙江大学，对这一合并之事既有赞同，也有反对，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原来的杭大也有一部分是从以前的浙江大学分离出来的。因此，杭大图书馆收藏有不少一九四九年以前和五十年代老浙大的图书。因此，我能够在杭大的图书馆找到盖有浙大图书馆印章的一些原版外文诗集，像约翰·多恩、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王尔德等人的诗集。当时，华兹华斯、多恩、王尔德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可能被提到，多半是作为一种反面的形象，“消极”“颓废”是经常被扣上的帽子。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基本上没被翻译过，所以，没有现成的译本，又受了某种好奇心的驱使，我只能通过阅读原文一个词一个词地硬啃来领略他们的风采。读的时间长了，我自己也会尝试着将它们翻译成中文，其中最多的就是王尔德的诗歌。记得我那时就译了有数十首，后来又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交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作为英诗经典名家丛书的一种出版了。让我感到多少有点欣慰的是，这本书好像还比较受欢迎，著名的诗歌微信公号“为你读诗”曾多次选择里面的作品推荐给听众。据说，该书迄今已经重印了十次，这可能是我无论翻译还是原创的书中间印刷次数最多的一本书，这种情况应该跟王尔德传奇的一生与精美的创作有关，此外，也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美的崇敬。可以说，它实际上也代表了我文学生涯中的一个唯美主义时期。

王尔德与《王尔德诗选》

除了老浙大留下来的一些英语书，杭大图书馆还藏有不少俄语书。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外国文学几乎是俄苏文学的代名词，苏联文学是被当成先进的文学样板来引进的。在诗歌方面，我们熟知的是普希金、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还有苏联时代的一些诗人，如苏尔科夫、西蒙诺夫、施企巴乔夫等。关于西蒙诺夫，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首诗，就是《等着我》。这是写于卫国战争的作品，以一名战士的口吻讲述了对留守在后方的妻子的祈愿，强调爱的等待可以将战斗中的士兵从死神那里拯救出来，非常感人，传诵一时。不过，总体而言，我阅读这些作品之后，觉得很不过瘾，它们没能满足我当时极端饥渴的审美期待，因此非常希望能读到在诗性方面更强的作品。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高尔基的主持下，苏联作协曾组织编辑、出版过一套蓝封皮的“诗人文库”，该丛书是一个长期的项目，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收入的基本上是经典诗人的作品，其中甚至收入了当时被视为颓废、没落的诗人、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安年斯基、索洛古勃、别雷、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戈罗杰茨基等的作品。某天，我从图书馆借出了该丛书中的一种——《勃洛克诗集》，以求弄明白他的诗歌究竟是怎样的面貌。现在我还能够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那天，我一借到诗集，便来到图书馆前的一片草坪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不经意中，我读到了其中一首关于“白夜”和“红月亮”的诗歌，那种陌生化的手法强烈地刺激了我。关于月亮，人们大多习惯于它的皎洁、银白，至于夜，那肯定是黑色的。但是，勃洛克告诉我们，夜是白色的，月亮居然是红色的。可以说，这种词语的组合一下子就让我脑洞大开。我突然发现，诗歌原来是可以这么写的。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外，还飘扬着现代主义的旗帜。生活中的矛盾与统一似乎找到诗歌的辩证法来解决了。

当时，头顶虽然是蓝天、白云和晌午灿烂的阳光，面前是碧绿的青草和不知名的粉红小花，周围还有不少同学或在潜心阅读、或在聊天、或在晒太阳，但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另一幅场景：蔚蓝的天空，一枚血红的月亮在漂泊，映照着夜的惨白、无常与神秘。这首诗在关于“黑夜”“银月”的常识之外指出了一种新的可能，由纯洁的语言之光透显了一种反常的陌生化艺术效果。它的末句由“红的月亮”带出“静的喧嚷”，在呼应中稍许变化，把两个对立的单词糅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意象，引起了全新的审美感受，而这种极具震撼力的感受正是由作者创造的一些充满了悖论的词语组合带给了当初那个文学青年的我：

此后，我曾多次到图书馆借阅该书，并且纯粹出于喜爱，一股脑儿翻译了大约两百首勃洛克的作品，它们中的少数几首曾经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得以发表，其余部分的正式发表和出版尚需经历二十年的蛰伏期。在八十年代，一个年轻人要想出一本书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过，对勃洛克的热爱，我一直保留至今。即便到了今天，我偶尔来了兴致，还会捧起它读上几句，既是一种欣赏，向上世纪初的诗歌大师致敬，也是回味我的青春，感谢在学诗的道路上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和前辈。二○○三年，这部分译诗有幸得到了问世的机会，以《勃洛克抒情诗选》为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完成了阶段性的抵达。不过，这些不成熟的译诗为我完成了人生的另一个使命，也正是抱着这些稚嫩的译文，我敲开了飞白先生的家门，有幸得到了他的指教与鼓励，并在一年半以后有幸忝列门下，成为中文系外国诗歌史研究方向的一名硕士生。

在拿到了杭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以后，我去到了本科时的老师冯昭玙先生家。冯先生是一位学识极为渊博而严谨的学者，是杭大俄语专业，乃至当时的外语系的灵魂性人物。进门以后，我发现他家的茶几上就放着一本俄文版《勃洛克诗集》。书上还残存了一些牛皮纸粘封的痕迹，那是一场文化浩劫所留下的。刚落座，冯先生便把它递给了我，他向来温和的笑容里还带有一丝郑重。我接过这本多少次梦想着拥有的诗集，手都略有一点颤抖。那种意外的欣喜大约与单恋者突然获得意中人的允诺后的感觉相似。翻开诗集，我发现扉页上有几行题字：“莫清除封面上的残纸。扬子江畔的折戟沉沙不是曾勾起诗人的怀古遐思吗？赠给剑钊同学/冯昭玙戏题/八六.七。”我深知这份礼物的重量，它含纳的不仅有老师对弟子的关怀、厚爱，更有前辈对后学在学术使命上的传递与寄望。那段文字告诉我，要尊重历史，更要为历史留下诚实的证言。此后，这本《勃洛克诗集》便像诗人所创造的“蓝色幻影”一样，始终跟随着我，见证着我青年时代的欢乐和忧伤，先后到过杭州、宁波、武汉，最后和我一起在北京安居了下来。

勃洛克与《勃洛克抒情诗选》

勃洛克是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最杰出的大师之一，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重点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马雅可夫斯基认为，他的诗歌“代表了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对当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赫马托娃则称他为“二十世纪初的里程碑”；而在高尔基的记忆里，他“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种个性，都是美丽得惊人”。著名的俄裔美籍学者马克·斯洛宁则认为他的名字“应该与俄罗斯的五大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费特和丘特切夫并列在一起的。他的名望因日久而愈显崇高，获得了一种类似先知的重要性。他不仅是一名写出美妙诗句的人，而且代表着俄罗斯的文化”。俄国的一位勃洛克研究者声称：“勃洛克的诗歌不服从易朽的规律。”更有研究者断言，倘若说普希金是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诗人，那么，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国诗人当属勃洛克。

诗人获得这样的名声不能不提及那本风靡一时的诗集《丽人吟》，该书主要的抒情对象是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女儿柳波芙·门捷列娃。在创作中，他对自己的恋爱经历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解释，将情感寄托在一位神秘的“丽人”形象上，运用象征、暗示、比喻等手法，把现实和幻想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整部诗集的语言朴素、清新，音韵和谐、流畅。它以崇高的精神内涵、纯洁的道德感和真诚的情感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帮助作者在俄国诗坛上赢得了最初的名声，使其跻身于最优秀的象征主义诗人行列。

也正是出自对勃洛克及其诗歌的喜爱和膜拜，在后来撰写硕士论文时，我的选题顺乎自然地放在了这位诗人身上，论文的题目为《生命轨迹上的诗探索——论勃洛克创作中的神秘主义》。由于有了前期的翻译基础，论文的写作非常顺利。我在结尾这样写道：“幻美，或称朦胧美，是勃洛克诗歌最具审美价值的特征。人们的审美情感先天地带有某种模糊性，这是由人们的心态之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由于人能够在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过程中获致其蕴含的审美快感，神秘主义诗人便借助于象征，创造出一个诗的超验世界，在这个超验世界里安置好一只只空筐——幻境，用以唤醒读者心中的神秘意识，让想象自由地驰骋于这一块艺术的空间，让读者体会到‘永恒’和‘无限’，并积极地参与作者对美的创造工程，在海市蜃楼一般迷幻的境界里突破单一的认知模式，上升到多元的审美感受。罗丹说过：‘神秘好像空气一样，卓越的艺术品好像浴在其中。’勃洛克的作品便是由这空气一般的神秘之中诞生出来的。”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凭借该文通过答辩，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令我略感自豪的是，这篇论文经过压缩以后，其中一部分发表在了《外国文学研究》上。在当时，这份杂志的权威性或许还超过了《外国文学评论》，因此，文章的发表对我后来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有着巨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一九八六年，鉴于中文读者对外国诗愈益高涨的阅读兴趣和译本的缺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约请飞白先生主编一套“诗海小丛书”，第一辑的选题有姚祖培的弗罗斯特诗选、吴笛的哈代诗选、张德明的布莱克诗选、胡小跃的法国象征派诗选和我的俄国象征派诗选。一九八七年初，我完成了俄国象征派诗人作品选的翻译，并将译稿交给了出版社。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因故被耽搁了，该书最终以《订婚的玫瑰——俄国象征派诗选》为名，迟至一九九二年才得以问世，因此也没有能够产生它本该有的影响力。回眸看来，捧读勃洛克的诗歌是我与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的初相遇。正是由于这一契机，我开始关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段历史，逐渐发现了吉皮乌斯、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尔蒙特、叶赛宁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诗人。这些诗人对词的敏感、在艺术上的成就自然令人倾心，但更引起我关注的是他们在精神领域的探索。阅读白银时代诗人的作品，我获得的裨益是多重的，有时会为他们对人性开掘的深度而惊讶，有时也会沉迷于作者所营造的美丽乌托邦，有时则会从诗人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转型相结合而心生感佩。

需要指出的是，对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的重视，应该在九十年代的后期。一九九八年，我与刘文飞共同主编了两套丛书“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和“俄罗斯思想文库”，随后也有几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以“白银时代”为名的丛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读书界重新打量俄罗斯的文化遗产，以至于出现了洛阳纸贵那样的现象，在某些聚会活动上，朋友们相互交流时不谈论一下白银时代，或者有人不知道“白银时代”这个名词，容易被人看作没什么文化似的。近年，我为四川人民出版社主编的“金色俄罗斯丛书”则可以看作对介绍白银时代文化的一个延续和拓展。

歌唱正在消逝的美

或许是因为知悉我求学时曾经的俄语背景，朋友们理所当然地将我写作上的一个滋养源认定为俄罗斯文学。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大部分人可能忽略了我对阿拉伯诗歌和非洲诗歌的学习和吸收。可以说，前述诗歌与旧体诗词、俄罗斯文学是影响了我写作的三个重要的端口。一九九○年，应花城出版社之邀，飞白先生筹备主编十卷本的《世界诗库》。在我们的整个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欧美中心的倾向，丛书的策划也有向世界敞开，既关注欧美诗歌的贡献，也不忽略亚非拉诗歌的发展之意图。当时，这绝对算得上一项巨大的工程，极有价值但又极富挑战性，它需要涉及五大洲的地域和至少上百种语言。鉴于俄罗斯在对弱小民族和稀有语言的关注、译介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础，我受命担任西亚、中亚和非洲部分的责任编委，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稿件空档，在约请不到理想的译者时通过俄语转译文本来介绍一部分稀缺语言的作品。

进入随后的约稿和编选工作，丛书编辑所面临的实际难度远远超出了预想。在前互联网时代，原诗文本的阙如是最大的问题。此外，国内小语种的翻译人才原本就不多，他们又需要完成相当部分实际上与文学无关的译介任务，基本上无暇从事诗的翻译。当然，其中还得排除一部分人，他们虽则精通某个语种，但中文表达和诗歌感觉不是太理想，因此缺乏译诗的能力。面对这一实际情况，我通过馆际互借从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借到了不少俄文版和英文版的西亚、中亚和非洲等地区的诗歌译本，对这些译本进行了仔细的研读，随后也投入不少精力做了一部分翻译工作。老实说，这么做非常吃力，但同时也有不少收获。可以说，正是经历了这项编辑工作，我恰好弥补了自己以往只是将欧美文学作为主要研读对象所存在的缺失。

在历史上，西亚和中亚是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区，它们是中华文明与异域文明交流、碰撞的重要见证地。另外，公元七一一年至一四九二年，阿拉伯人曾经控制过伊比利亚半岛和塞蒂马尼亚，史称阿尔·安达卢斯，该地区的科尔多瓦一度成了欧洲和地中海周边地区的一个文化和教育中心，成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化的一座桥梁，在一定程度上为东西方文化的混融提供了条件。有专家甚至认为，法国的普罗旺斯民歌可能受到安达卢斯俚谣的影响，进而强化了本民族诗歌的抒情性，呈现了一种独异的风貌。有意思的是，这个时间段恰好与唐王朝的自盛而衰的时期（713—907）和整个宋朝（960—1279）有一定的重合。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对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与文化上可能存在的交流进行合理的想象，当然，下一步的工作自然是小心的求证。

阿拉伯民族粗犷、豪放、刚勇，同时也极具智慧和灵性，其文化带有很强的游牧性和突发性，并且呈现出浓烈的宗教特征。早在远古时代，该地区便流传了不少优美的歌谣，据说，最初的节奏就来自骆驼走动时碰响的驼铃声。与许多古老民族相似的是，赞美诗、箴言诗、短歌、哀歌、诅咒诗等文学品类很早就密布于该地区人民的生活中间，人们借助这些形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发表对世界的看法，阐述对生死的体验。在诸多的诗歌形式中，我研读最多和受惠最深的当属“悬诗”。

“悬诗”是阿拉伯最负盛名的“格西特”长诗的精华。所谓“格西特”，就是一种专门抒写系列主题的诗体，它有固定的格律和韵式，由七个或十个以上的联句组成，长度在二十行至一百多行不等。通篇有贯穿到底的尾韵，作为组诗包括三个部分：引子；过渡性的赞美辞，风景描写或往事追忆；最后一般是主题诗，或者歌颂英雄的武功德行，或者夸耀自己的豪侠仗义，或者赞美部落生活的多彩多姿，也有的是讲述深奥的人生哲理。当时，在麦加附近的欧卡兹经常举行赛诗会。人们通常遴选出参赛的作品，用金水将它们描画在细麻布上，再悬挂在克尔白神庙的帷幕上，故称之为“悬诗”，有时也称作“描金诗”或“项圈诗”，后者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些作品非常珍贵，如同美人脖颈上戴的宝石项链。

如果说阿拉伯诗歌在形式即内容上给了我启迪，让我学会了在叙事时不动声色地抒情，在抒情时注意植入细节以增强诗的感染力，那么，非洲诗歌则让我感受到了诗歌排浪似的磅礴力量，那种由达姆鼓敲击而生成的铿锵、浑厚，无数次地给了我巨大的震撼。这里，不能不提及的是塞内加尔的桑戈尔。他曾经担任该国独立以后的第一任总统，后辞职专事文学创作。他早年编辑的《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诗选》由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了一个长序《黑肤的奥尔甫斯》。这部诗选的问世，标志着成熟的黑非洲法语诗歌的诞生，它已经独立地汇入世界文学的进程。桑戈尔本人则对“黑人性”作了这样的定义：“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正如这些价值在黑人的作品、制度、生活中表现的那样。”

左为桑戈尔 右为《桑戈尔诗全集》

作为一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黑非洲诗人，桑戈尔的作品既有自觉的智性，又有充沛的情感力度。他张扬非洲文化，但不是将民族自尊心建立在对外来文化的一概排斥上，而是倡导一种“文化溶合”论。他认为，古老的非洲文明要保持其伟大和真实，并不是简单地让古老传统复活就算成功了，而应该善于吸收其他文明——包括欧洲文明——的优秀成分。桑戈尔的诗歌有着鲜明的非洲特色，读起来能够让人们“感到黑人灵魂的呼吸”，诗中包含了大量的非洲神话，质朴而奇异的比喻，磅礴雄壮的节奏。他在写作中注意体现“黑人性”的原则，以非洲人的感觉和眼光描绘本土的江河、妇女、村庄、老人、舞蹈、竞技，漫谈非洲的古往今来。但是，这些诗歌又包含着相当强烈的现代主义因素，如象征、暗示、讽喻、超现实的“自动写作”，等等。

《黑女人》是桑戈尔的代表作之一，诗中把阳光灿烂的非洲大地与非洲女人结合为一个形象，让它作为美丽的祖国的象征，屹立在漂泊异乡的浪子的心目中，激情与辞采的有机交融为这首诗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元素：

与该诗一起为桑戈尔带来国际声誉的作品还有《缺席的女人》和《纽约》，前者利用非洲的古老传说，将缺席的女人作为一种象征，营造出梦幻似的神秘美，藉此咏赞非洲的往昔，抨击现实的丑恶，为“缺席的女人”归来渲染适宜的氛围，以重新铸造非洲人民的辉煌；后者的主旨在于提示现代的西方与古朴的非洲那种不和谐的共存状况，在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段下，纽约这座大城市变成了石砾遍布的荒原，诗人在作品中将黑人聚居的哈莱姆作为滋润这一荒原的泉流，明确指出要让“黑人的血液”流入纽约的血管，给它生机和活力：

这种超长的句式，排浪似的节奏和非常规的词语组合，给读者带来了崭新的审美感受。它们对我处理蛮荒与旷野主题时的写作无疑给出了深刻的启示。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我的组诗《额尔齐斯大峡谷》《科尔沁》《额日布盖》《十二背后》等，尽管在主题和志趣上与桑戈尔的诗歌完全不同，但在节奏和句式上有着类似的追求，可以说也是在不自觉地向这位强力诗人致敬和回应。

诚然，对我产生影响的非洲诗人肯定不止桑戈尔一人，需要列入名单的还有索因卡、大卫·狄奥普、艾伏努尔、奥基格博、雷培里伏罗、勃鲁图斯、库奈奈、琼凯尔等一长串名字。他们的诗歌创作全面地体现了非洲诗歌的混成性，对一些永恒主题，如爱、真、美、善、生与死、自然与文明、人与神，等等，不仅多有涉猎，而且在对民族之根的守持和西方诗歌的学习和消化上起到了一定的楷模作用。在《世界诗库》第五卷的编者序中，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由于大量运用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品在传播上的种种障碍，非洲诗歌的丰富性还没被我们的研究者，更遑论读者，所真正认识到。不过，仅以露出海面的这部分‘冰山’而论，其独特的风貌足以让它们跻身世界现代诗歌之林而毫无愧色。”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坚持这样的判断。我也更加坚信，非洲诗人和作品的地位也一定会愈来愈高。

回顾我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似乎较为典型地呈现了一个阅读、翻译和研究，最后又以自己的写作予以回馈的过程。另外，由于写作的介入，即便如我这般单调的经历，也仿佛证明了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都是世界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只是某一组成部分中一个小小的零件。

END

作者简介

汪剑钊，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中俄文字之交》《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诗文自选集《诗歌的乌鸦时代》，诗集《比永远多一秒》《汪剑钊诗选》，译著《俄罗斯黄金时代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茨维塔耶娃诗集》《曼杰什坦姆诗全集》《阿赫玛托娃诗选》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3期，责任编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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