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告诉我们要有思想的觉悟，《湖》表明要有行为的约束。只有将两者结合，人类才能消除思想的无知，停止人性的消解，才能真正属于自然，享受自然。

四十年前，皮奥特醉酒无故杀人，为躲避罪责隐居森林。“在俄罗斯，社会要花四十年来原谅一桩罪行。”四十年后，他成功地回到人群生活，然而在重返森林之时“意外”被一只瘸腿的熊拍死。社会能够原谅他的罪行，然而森林不会。

四十年间，皮奥特独自在森林里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虽然他是个烧柴火前会把里面的蛀虫敲出来的人，一个为撞上蚂蚁窝而自责的人，但这一切的怜悯之心都是建立在“感谢它们的美”的基础上。不过，为了生存，他还是予取予求，用捕兽器伤过熊，杀过鹿与貂，抓过成筐的鱼。生存的私欲，审美的偏见，人类头脑中先入为主的弊病还是强加给了森林中大量无辜生命。后来，为了杜绝意外，确保自己安全地返回人群，他再次在木屋附近放置捕兽夹，抓捕那只在四周逗留的熊，最终使熊断掌。而那只熊，也携带着断掌的仇恨，在木屋等他回来直到将他拍死。

即使皮奥特认为自己“属于森林和孤独”，但森林似乎并不承认接纳他，最终以自然正义的准绳对皮奥特宣判迟来四十年的死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社会中摆脱隐匿的罪责，似乎总有一天会找回自身。如果皮奥特四十年前没有犯下杀人罪责侵入森林，森林也不会遭受这无端的打扰，动物们也不会遭受迫害。在作者笔下，社会与法律的漏洞，最终交给了森林来缝补。森林是有正义的。自然界的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其一，“世界的大趋势只是我们的耳旁风。难的不是留在站台上，而是亲眼看着自己的邻居登上进步的列车，而自己却被留下”。人的欲望无穷尽，在潮流与趋势的演变之中，在源源不断的利益引诱之下，人心浮动，竞相趋向看似好的势头，互相仿效唯恐被落下。没有人能确信结果，但在欲望的驱使下，所有人都有一拥而上的“勇气”。

其二，人口的膨胀占用了地球上太多原本不属于人类的空间，人类却不加制止。为了供给这些膨胀的额外之需，人类改变了牲畜生长的能量来源，违规介入这一自然过程，使用科技生产的附加物，使动物与土地都遭受到了“异化”。土地不再拥有以前的地位与力量，人也不再是“某地人”，人与土地、土地与动物之间的联系已被人为割断。“我们打破了平衡，背叛了血肉的联结。”

其三，“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变了”。如今，人类的终极目标是金钱，保护自然这一理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逐渐淡化。为了“获得高回报，就要避免一切消耗”。于此，我们抹去了动物的存在。在养猪棚里，建笼子本来是为了让猪保持不动避免能量消耗，而今竟变成了避免猪同类相残的保护体，因为如果有一只猪死了，其他同类就会把这只猪吃掉；卡车装猪，用电棍电猪的屁股……我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虐待伤害动物，“我们发明了一种饲养模式，让动物成为我们的敌人”。人与动物之间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对立关系，动物只是人类达成终极目标的环节之一，被生产、加工，像机器一样没有生命，是实现价值的工具体。人类自作聪明地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却在抹杀动物的过程中逐渐消解人性，然而人类并不自知，因为到手的金钱会弥补薄弱的反省意志，良知不会在它们的“寄生体”中自作多情。

如果说《猪》向我们讲述的是人类消解人性式的对自然的干预，那么《湖》就展示了这一干预给人类带来的宿命式后果。在《湖》中，森林似乎在冥冥中与人类社会存在某种联系，但森林不只是惩罚社会漏网之鱼的审判者，更是自然法则的捍卫者。熊断掌，实际上也是断了森林之“掌”。一只虫子可以轻而易举被碾死，但一片森林不会向人类个体低头，自然不仅有运行的法则，更有回击的余力。主人公皮奥特终将接受侵犯自然的惩罚。因此，在《猪》中，作者表明愿意以一己之力开重建人性与自然平衡之先河，并以极富文学激情的冲动直言愿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乌鸦：“它们每啄一口，我就偿还一点我的债。”

“他相信任何物体都有着无形的生命力，自然法则里充满了符号，物质世界建立在神秘的秩序之上，动物、植物知晓远古的秘密。”《湖》中的这句话恰好回应了《猪》的中心。两位主人公都有着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初衷，《猪》告诉我们要有思想的觉悟，《湖》表明要有行为的约束。只有将两者结合，人类才能消除思想的无知，停止人性的消解，才能真正属于自然，享受自然。

作者泰松在自身丰富的旅行经历中阐发了对世间万物的关注与拥护，他厌恶由速度和技术主宰的现代社会，同时表示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担忧。过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互依傍，双方地位平等，空间界限也保持着一个弹性的维度。如今看来已然是无法企及。文字带来的启发不能停留于思想表面，那就希望我们行走、索取于自然的同时，也能多一些回馈与关怀。这不仅是重建人与自然平衡的呼吁，更是人性永恒的皈依。

刘凤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语专业本科生，爱好外国文学阅读与翻译，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本文得以呈现，感谢《世界文学》编辑部各位老师的支持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