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有新闻报道，还需要小说吗？需要，文学具有文学的特殊价值，即是进入新闻所不能及的黑暗世界，黑暗通往艺术的特殊通道。三岛由纪夫说，他要以“作为艺术家的象征来描写这个被美的固定观念逼得走投无路的男子”……但，这黑暗是真实的吗？

陈希我

二十多年前，我住在东京大田区上池台。上池台边上是南马，那里有三岛由纪夫最后的住所。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三岛由纪夫就是从这里出发，和他的几个追随者，去市谷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部，绑架了总监，爬出阳台，向自卫队队员发表《檄文》，号召推翻战后《宪法》。这个《宪法》，就是二〇一五年终于被安倍政府重新解释了的“和平宪法”。但当时，他是在众人不理解甚至唾骂声中灰溜溜退下的。三呼了“天皇陛下万岁”，他切腹了。

休日，我常常去那里走走。这里名为“作家村”，我一个当不成作家、而且还因此在国内混不下去的人，流落到日本，离当作家更遥远了，只能去那里温温文学梦。但三岛故居并没开放，只能窥探墙内的风景。这是一个豪宅，不仅跟我所住的公寓，跟那周围的楼房也形成反差。宅内庭院有阿波罗塑像，阿波罗优雅地拎着竖琴。三岛曾经在这阿波罗塑像前拍照，应该是他对这尊塑像很满意。三岛赴死前，赶完了《丰饶之海》四部曲最后一部《天人五衰》。《天人五衰》最后写的就是庭院：

这个庭院里空荡荡的，本多心想，自己来到了一个既没有记忆也没有任何他物的地方。

庭院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中，一片静寂……

三岛故居里的庭院也一片静寂，三岛给人的记忆也曾长期似有似无。他经历了二十年的寂寞，直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日本作为主权国家的问题重新显现，人们才又记起了他。他自杀前演讲的照片又出现在了媒体，一身戎装，那是他组织的“会”的服装。“会”这名称源自《万叶集》，“今日不顾我身家，誓为大君当丑”。“会”作为准军事组织有常规训练，那天，父亲平冈梓问他是否又是去训练，他“唔”了一声。不料他是去以武士的方式跟这个世界最后了断。

武士修养经典《叶隐》，是三岛最喜爱的读物。他展示给我们的照片，也很有武士气质。但其实他身材矮小。三岛有个好友叫美轮明宏，他自杀前几天还专门抱了蔷薇花去跟明宏道别。就是这个明宏回忆说，曾经，三岛参加一个舞会，跟明宏跳交际舞。明宏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竟滑了下来，原来只是搭在了衣服的垫肩上。口无遮拦的明宏玩笑道：“咦，人呢？”三岛愤怒离去。

作家往往是装逼的人，现实中弱，才在写作中争强。作家甚至长相猥琐，日本有谷崎润一郎，中国也有郁达夫。但三岛由纪夫是帅的，只是身材矮小。这是没办法的，只能扬长避短。我们看到细江英公给他拍的写真集《蔷薇刑》，除了一张，不是半身照就是坐照，另一张全身，则是站在椅子上。他自小体质羸弱，他那个患歇斯底里症的祖母将他幽禁在室内。祖母把他当女孩养，让他玩女孩玩的玩具，还从街坊挑选女孩子跟他一起玩。但他毕竟是男孩，他玩搭积木，喜欢让积木搭到均衡极限，然后让它坍塌瓦解。从这里是否可以感觉到这个男孩的内心开始滋长的黑暗？

                    

到了学龄，他被送到贵族学校学习院。但他没有贵族血统，他被歧视。被歧视无妨，可以激发自尊。但糟糕的是到了青春期，他发现自己性取向出了问题，他喜欢男性。他喜欢男性掏粪工身上的汗味，乃至喜欢上了粪味。当然他也可以把这敷衍成对劳动者的崇拜，我小时所受的教育里，就把掏粪工时传祥当成崇拜者。不仅是我，知识分子不是普遍有“普罗”情结？尽管三岛有贵族趣味，但《潮骚》等作品证明，他也可以欣赏劳动者。但他却不能这样敷衍，他死死咬住这是难以启齿的“性倒错”，以至于把这种难以启齿写到了小说里。这也是作家与普通人不同之处：普通人可以逃避，作家不能逃避；这也是作家与知识分子不同之处：知识分子谈问题，往往置自身于问题之外，而作家已经在问题中沦陷。

这小说就是《假面的告白》。日本传统有“告白文学”，这种文学发展成了“私小说”。“私小说”以露骨暴露为审美标准，“私小说”代表作家田山花袋就叫嚣“暴露再暴露”。但即便是暴露，也不见得都丢人，比如有暴露癖者是不觉得丢人的。但三岛的暴露不同，他并不暴露生理，他不是色情作家，他的语言指向心理和感觉。这使得他的暴露不只是纯粹的暴露，而是挥起了直指精神的刀刃。这才是可怕的。暴露是容易的，耍流氓是容易的，但坦承自己是性无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而将性无能进行精神分析，挖掘出人格变态，更需要勇气。这时候，你必须无天无地、绝亲绝伦，你进入了完全的孤独。

好在从童年起，三岛由纪夫就与孤独为伴。

孤独久了，就易生残酷。一如在黑暗中孤独行走，无所依靠，无人帮你，一切全靠自己；或者一个小孩，所有伙伴们都不跟他玩，心肠就硬起来了。这处境也很符合孤独如孤舟的岛国日本，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文化心理：过度敏感、容易亢奋；又过度冷酷、瞬息断念。所以文雅而暴躁，所以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但三岛毕竟生在已经“开化”了的日本，这时候的岛国，已经像希腊半岛那样成了伸向世界的船头。三岛所受的教育里就有很多世界元素，世界即西方，他如饥似渴吸收西方的东西，其中就有圣塞巴斯蒂安。

摄影家筱山纪信在三岛由纪夫自杀前两个月，为他拍了《男人之死》。在这张照片中，三岛模仿了雷尼《圣塞巴斯蒂安殉教图》里的圣塞巴斯蒂安的造型。在《假面的告白》里，三岛描绘自己十三岁，还没有用“三岛由纪夫”这个笔名，还是平冈公威时第一次邂逅圣塞巴斯蒂安。他凝视着雷尼的画，画里的美少年英俊健美，但他的身上却被插着利箭，这使他感受到“无限痛苦与欢乐”。痛苦、欢乐，把肉体痛苦推向灵魂快乐的巅顶。但这肉体仍然是肉体，肉体是实际存在的。但肉体毕竟还是抽离出了灵魂，灵魂快感的旗帜高高飘扬，眼见着肉体成了一摊行尸走肉。这就好像在无性行为之下的射精，快感，惨淡的快感。不仅如此，这个“走肉”竟然也满血复活起来了，比原来更加鲜活——这简直悖谬！这痛苦到快乐是如何打通的？

金阁寺

通过黑暗通道。《金阁寺》里有个叫柏木的人物，是残疾人，“内翻足”，他告诉沟口有个从内面走向人生的黑暗近道。沟口也是残疾人，他患的是结巴。“结巴，不消说在我和外界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一般人通过自由操纵语言，可以敞开内心世界与外界之间的门扉，使它通风良好，可是我怎么也办不到。我这把钥匙完全生锈了。”

小说家喜欢把主人公设置为非正常人甚至动物，为的是凸显认知能力障碍，或者身体障碍。前者可以发现本相，比如福克纳的班吉，夏目漱石的猫，鲁迅的狂人；而后者是通过制造堵塞，让问题尖锐化。

一如跟现实关系太和谐成不了好作家，在作品里，人物跟环境关系不能太畅通。文学价值观与现实价值观不同，现实享受幸福，文学享受苦难；现实追求光明，文学寻求黑暗。文学通过黑暗通道进入别有洞天的境界，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沟口乃至柏木也是“地下人”。沟口这个“地下人”起初不甘心沦陷地下，他有正常的愿望，尽管他跟人的沟通产生了堵塞，他还可以恋物，这个“物”就是金阁寺。他跟金阁寺如胶似漆了，但他不知道，“地下人”就是“地下人”，就是做梦，也会梦破。或者说，作家恶毒地一定要让他的人物梦破。几乎所有的文学写的都是梦破。梦醒了，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这是鲁迅的命题，也是伟大文学的基本命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的“地下人”找到了宗教。大和民族没有宗教，更不可能有东正教那样苛酷的宗教。越是苛酷，就越不可能实现，也就越不可能破灭，也就越给人希望，越给自己加码，越苛刻自己。对通往上帝的正途，苦难就是弹簧。尽管接受了圣塞巴斯蒂安的洗礼，但三岛毕竟是日本人，他并没有走向宗教。宗教是重新找到了光，“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没有宗教是彻底的黑暗，永无补偿的苦难。但日本也有另一种苛酷，就是向死。三岛由纪夫的“地下人”的“洞天”是死亡。死似乎也是一种“光”，但那是美学的。三岛由纪夫有个著名的“美的方程式”：“血+死=美”。于是沟口杀了他的金阁。

京都确实有个金阁寺，有着五百年历史，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重建后的金阁。一九五〇年，一个叫林养贤的寺僧一把大火把金阁烧毁了。在供述纵火动机时林养贤说：“我不认为我纵火是一种罪恶。我目睹每日为求美而前来的参拜的人群，随之就对美、对那个阶级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从我自己来说，我感到世界上的美都是丑的，这时反而不能压抑对这种美的妒忌。”

但文学不能阐释，不等于作家一脑子糨糊。三岛由纪夫难以评论，并不是三岛无法把握，他只是像泥鳅，让你抓不住。但泥鳅的本性已经昭示了他：挣脱反抗、把水搅浑、钻进地下。三岛由纪夫曾经阐述自己为什么看上了烧毁金阁寺的新闻事件，不是像我们作家那样照搬事件本身，不，三岛绝对不会如此慵懒。有新闻报道，还需要小说吗？需要，文学具有文学的特殊价值，即是进入新闻所不能及的黑暗世界，黑暗通往艺术的特殊通道。三岛由纪夫说，他要以“作为艺术家的象征来描写这个被美的固定观念逼得走投无路的男子”。

沟口是艺术家，三岛自己也是艺术家。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去绑架，去自杀，通过特殊的途径企图改变现状。他成了恐怖主义者。

这样的三岛由纪夫，让我想起法国作家萨德。这个萨德被视为任何政权的恐怖主义者，必须将之投进监狱。巧的是三岛由纪夫就写过萨德，不过他是以萨德周边的女人们来反衬萨德。男人造恶，女人受难，他身边的女人首当其冲受难，那么公义无可辩驳掌握在他的女人手里。那么三岛就让我们看看萨德的女人们究竟是怎样的无辜。她们有的沉溺于他的施虐，虐恋着，有的站在他的对立面，比如他的岳母孟特勒伊，后者似乎代表着“世界的公义”（波伏瓦语）。三岛的剧本《萨德侯爵夫人》有意识将场景放在了翻来覆去煎鱼（《白鹿原》里的一个比喻）的大革命时代。终于，又一波革命来了，贵族要遭殃了，而作为贵族的萨德因为被旧政权投入了监狱，反倒有了被新政权赦免的资本。这个岳母对他转恨为爱：“只要风向一变，他就会受到尊敬，过去世上对他的鄙视就会成为清白的证据，在皇家监狱里坐牢的经历，说不定就能化为一枚尊贵的勋章。”这种心理，当代的中国人应该不陌生，人人都争称自己是受害者，从而在新政权中捞取利益。但孟特勒伊似乎比我们还稍微诚实点，她只希望：“阿方斯的恶行，会成为不光他一个人，甚至是我们全家的免罪牌。”阿方斯是萨德的名字。

看看，所谓公义，是什么东西！联系到三岛当时的语境，所谓“二战”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显得多么可笑。

但孟特勒伊夫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知道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萨德一样难以适应。波伏瓦在《我们必须焚掉萨德吗？》里说得到位：“他（获释后）尝试去适应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太实事求是的世界，它粗暴的拒斥使他受了伤。而且，它是一个用着给他认为是抽象、虚假和不公平的那些世界性律法作为统治的世界。当社会用它的名义来把谋杀称为公义的时候，萨德在恐惧中退隐了。”

从现实退隐的萨德进入了黑暗，从内面走向人生的黑暗近道。监狱对他已不是世俗的规训，更不代表正义的力量。正如他的夫人勒内所描绘的：“巴士底狱并非通过外力，而是他一个人从内部手无寸铁打破的。这座监狱被他强大的力量击得粉碎！此后，他留在狱中，说这是他自由的选择”，“他一心想建造一座不朽的罪恶的大殿堂”，“他从邪恶中捻出光明，污浊里造出神圣……天幕破了，洪水般的光明充满人间，这圣光使得看到的人们一个不留地一律变成瞎子”。在日本时，我只听过三岛有这么一个剧本，并没有读过，也没有看过演出。因为写这篇文章，我把它找出来读了，我惊讶地发现三岛对萨德的观感与我惊人相似。几个月前，我在写《伟大的作家就是上帝的私生子》时，忽然对萨德冒出这个句子：“他书写黑暗，把厚重的黑暗砸向读者，猛然溅出光来。这是黑暗底下的光，令凡常的眼睛短暂失明。”

我这么写时，我并没有失明。我相信无论是萨德还是阐释萨德的三岛也没有失明。作家只是让读者失明，然后自己假扮上帝，甚至是尼采所指控的弑神。但这并不是什么罪恶，世俗所谓的罪恶，在文学中得以赦免。只要作家真实地指认出黑暗。但，这黑暗是真实的吗？

值得探讨的是，作家所指认的事实多少是事实？是否是过度敏感、甚至有意夸大？《假面的告白》里有着多少真实的成分？一个写作者能够坦然把黑暗面展现出来，这展示，是否已经化作行为艺术？即便作家真经历了不堪与苦难，究竟跟文学是怎样的关系？多大程度上会让作家不能自拔？比如川端康成的“孤儿根性”，还有鲁迅的“幻灯片事件”，按竹内好的说法，鲁迅是在“找茬”。三岛童年固然不幸，但比他不幸的成千上万。即便是他笔下的沟口，也只是结巴而已，所谓“钥匙完全生锈”是过度的文学修辞。

我不知道沟口的原型林养贤是否爱文学？反正三岛由纪夫把他塑造成了文学青年，不，是艺术家的沟口。三岛赋予他黑暗之“大能”，让他在文艺道路上盲奔。三岛自己也在文艺道路上盲奔，乃至他自己都被暗示了，他相信只能如此，他明白地让自己陷入自己所编织的黑暗地狱。

其实，在我搬到上池台前，我就惦记上了三岛由纪夫。那时候我晚上在品川一家餐馆打工。餐馆要求傍晚五点半到位，但我五点半还在课堂，只能早溜。尽管如此，我仍常挤出时间，去餐馆边上一家书店待一会儿。有一天我翻到了新出的三岛由纪夫画册，里面有一张是他的首级。不是敌人砍下的，是担任介错人的森田和古贺砍下的。当时，三岛将短刀捅进自己左侧下腹，可预料的，痛苦无法让他完成切腹的完整程序。他再次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对森田说：“下手吧，不要让我太痛苦了！”但森田颤抖着没有把那脑袋砍下来，好在精通剑道的古贺补了一刀。照片中，他巨大的头颅上扎着白头箍，上若有字，仔细辨认，是“七生报国”。

他的“国”不是我的“国”。他要为他的国叫魂，不管是军国主义之“魂”，还是文化天皇主义之“魂”。

那时我流浪在他的国，他的国满是驱逐中国人的声音。我们被他的善良同胞视为“孤儿”，被他的排外同胞称为“难民”。我必须随身携带“外国人登录证”，某种程度上，这就像犹太人必须标志“大卫星”。前一阵，国内某警察以没有带身份证为由，查扣两个女孩，闹得沸沸扬扬。我始终没有发言，我可以告诉这些义愤填膺的国人，我在日本也被要求随身携带“外国人登录证”吗？有一次我还被当作犯罪嫌疑人被抓到警局，好在我带着证件，否则我不知该怎样证明自己。你的国籍就铸定了你被设定为贼。到处都是关于中国人犯罪的报道。但确实，中国人表现得很糟糕，我的表现也未必好。作为弱国穷国人，我们怎么可能好？我们只能进入黑暗的通道，从内面抵达这个世界。欺骗、偷盗、暴力，“中国人”就是可怕的代名词，中国人找住处都难，很多时候只能群居混居，我的《大势》和《移民》就描写了这种不堪的景象。这让我们愤恨。常听同胞咬牙切齿：恨不得把这岛国踏沉了！甚至恨不得军队侵略之。但怎么能够？除非自杀。

那时候我也住在大田区，在我住处不远是大森，在大森海岸，百年前一个来自中国的文学青年与革命青年，为抗议日本文部省《清韩日本留学生取缔规则》，蹈海自尽。他就是《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但细思之，即便陈天华自己，当时在日本，就真的干着符合留学生身份的事吗？不，他鼓捣革命。病入膏肓的祖国不需要知识，只需要革命。

似有关联的是，陈天华自杀后鲁迅放弃了仙台学医，到了东京。他一生激进。

如果陈天华是日本学生，他可能会按部就班好好学习，然后按他的喜好，写传奇小说，表演说唱弹词。但是，他是中国人。严峻的中国现实不可能滋养纯粹的文艺，除非醉生梦死。

三岛由纪夫当年就不能忍受醉生梦死，他的国家虽然富裕起来了，但不是“正常的国家”，还是失败之国。他从文学走向了现实。我终于也回到了我的祖国。

  三岛由纪夫儿时照片与漫画

二十多年来，我再没有回到日本，也没有再看到南马那个豪宅。我回来的第二年，筱山纪信把那豪宅拍成了写真集，我终于可以在印刷品里看到这房子的一部分。但我对它却少了窥探的兴趣，包括对三岛由纪夫的猜想。二十多年前在他的豪宅前，我老是想：他一个舞文弄墨的何以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有人说他是因为川端获得诺奖使他无望获得，嫉妒得自杀。我拒绝这种形而下的猜测。二十多年来，我越来越理解了那个一身戎装、佩着日本刀的三岛，这未必就是敌手的形象，他是我的反向镜子。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开始剑拔弩张了。但我越来越坚信了，要使他国尊重自己，就必须自强。期待别人宽厚待己，是中国人的老毛病。那么，中国如何自强呢？道路难寻。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激进，我恐惧自己，但我遏制不了自己。

据说，伊斯兰国的领袖也曾经是文学青年。从文学者到恐怖主义者，仅一步之遥。

三岛已走，我，好走！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6年第6期，责任编辑：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