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2001年的微型小说集《魔鬼的食橱》(The Devil’s Larder)同样具有克雷斯长篇小说的某些特点:极具真实感的虚幻世界、间接的现实指涉性、按捺不住的道德说教,讥诮戏谑的语气、颇具节奏感的文字。《魔鬼的食橱》由64个或长或短的独立故事构成,以食物、厨艺或进餐为各篇的话题。克雷斯从饮食的角度来审视自然与文化、人与环境的交集,观照包括生老病死、婚丧离合在内的人生经验,透视普通人生活里的爱恨悲喜,甚至更隐秘的心理状态,如执念、虚荣、受诱、贪婪、恶意、自欺等。作者凭借巧妙的手艺将食物变成了承载人世百态和人性诸相的“玻片”。开篇故事看似在谈论一个没有标签的罐头,其实是在描述《魔鬼的食橱》这本书。叙述者以罐头为喻邀请我们打开这部作品,为里头有可能出现的“黑暗料理”做好准备。
吉姆·克雷斯作 尹晟译
那些要是我的孩子,我可能就叫出声,拦住他们了。可他们是陌生人,不过歇歇脚,我却也着恼。我站在那里观望着。他们会发现真相的,要不了多久。
那家人把车停在我家地里,似乎农田就是留给郊游客用的。父母在马松【原文为horse pine,很可能是作者杜撰的一种植物】的树荫下展开毯子,橙色的松针铺成了诱人的床垫,孩子们被打发穿过我家的田地,顺便活动筋骨。
我之前见过这种场景,有十来次。哪个五六岁的孩子——这俩孩子年纪就差不多——不会被吸引到我家绝妙的沙果树前?论甜度,它不如农场上任何一株同科苹果树,但无论怎么看,它都更气派,更绚丽,惹人驻足。那天,他和她全然不知,手牵手穿过田间,果实正茂,紧依成簇,如同浆果的茎梗;苹果成熟得不均匀,挂在深红色的果蒂上,晕染出收获的羞色,其中有黄,有橙,更有紫红色。
我家的沙果树是流浪者,播种于三十多年前,始作俑者无疑是一头失群的动物,而非传说中那道划过的闪电。骨头吱嘎响的老头子们都说,以前敌对村子的一双恋人正在这块地里亲嘴,闪电过后,土地就变了味儿。“这就是果实苦涩的缘由。”他们说。也是羞色的由来。
这两个孩子嘛,来到沙果树跟前,肯定觉得发现了一棵魔法树,点缀着颜料盒里所有的暖色调,或是圣诞节的彩灯,或是过于斑斓的纺织品印花。树枝垂得很低,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自取而已。
我看见他们伸手去够最低处的果子,心里打不定主意,警告的话就这么卡在牙槽后头。一开始,他们摸了摸果实,却没有摘取。这肯定是偷盗行为。如此诱人的美味不可能免费。再说,他们也不确定这是什么果子。他们未曾在超市的摊位或者自家的花园里见过。太小,不像苹果,太大,又不像玫瑰果。椭圆状,如同松果,但太硬,不像李形番茄。果子的萼洼覆盖绒毛,呈突起状,跟石榴类似。然而,明显不是石榴。最终,他们把果子拽了下来,算是为家庭野餐做出的完美贡献吧。他们的收获——他们知道——将让人难以抗拒。
当然,他们还是各自先拿一个果子在衣服上蹭,蹭亮一些,然后(几乎在我无声的提示下)尝上一口。我直咽唾沫。我看见孩子们摇摇头,啐了一口。嘴巴是有记忆的,他们日后经过沙果树时,嘴里免不了会泛起恶心的滋味。
我没有留下来看他们野餐。总有活计要忙。可以想象,当他们盘腿坐在松树下精致的毯子上,等待父母从塑料容器、锡纸和瓶子里分发无害的吃食之时,会带着怎样一丝惶恐将食物送到嘴边,还会朝那棵令其希望落空的果树投去怎样快速的一瞥。这是一次永难忘记的教训,有关不实声明、苦涩和非法侵入。
有时候,不知起了什么兴致,我会走到田地那端的栅栏边。那儿有我家的大门,一直朝公路敞开,供野餐者穿行。没有小孩子奔跑,满怀希望地穿过田地,我不由觉得有些伤感。于是,残存在我身体里的那个小孩便在背后推我一把。我走过去,亲自品尝那株沙果树的果子。当然,从来不吞咽果肉。只是让牙齿浸入那诱人的苦涩之中。即便过了这么多年——迷误,迷误,一再迷误——我还是喜欢尝试欺骗的滋味。欺骗对口腔的恶意冲击仍然令我深感诧异。苦甜参半,貌是情非,来自敌对村子的恋人之吻。
第一天上午——绿宝石一样的天空,几乎没风——他打电话到我们在突堤码头边的小屋,想租一艘摩托艇,一套带鱼饵的海上用钓竿。他打算在洋流中定锚,等待洄游性鱼类大批出现。他说,他一心想捕获塔德鱼【原文为tad,可能是作者杜撰的鱼类】。光用鱼钩和钓索还不够。他的一位朋友——他需要让这人心服口服——那天晚上会跟他共进晚餐,我们能否烹饪他捕获的塔德鱼?当然可以,我们回答。我们的主厨是烹鱼天才。“好好钓吧,埃里克森先生。我们为您的旅途准备了盒装午餐。”
这又是他的签名——船主日志、保险表、已经阅读租船安全合同的声明。合同中罗列了所有风险和预案:海藻缠住螺旋桨,被海浪推送到低潮浮标西侧,使用求救信号弹,始终绑好安全索,穿好救生衣,遇到帆船让其先行,待在酒店清晰的视线区域内。“切记:这片海域会有突如其来的涌浪。”红色字体警示。可惜没人想着提醒他小心午餐。
这是我们提供给“垂钓者专享的美食便当”的食谱。一顿盛宴:法式长棍夹冷肉和黄瓜、面包店买的黑麦薄片、宝宝款卡门培尔干酪、一盒蔬菜沙拉、时令鲜果、精选的私家迷你馅饼、瑞士巧克力、一壶过滤咖啡(精选爪哇豆、哈拉尔豆和摩卡豆)或茶水、半品脱招牌白葡萄酒,以及顾客自选的罐装啤酒。谁能想到这些东西会有风险?
船主一整天都在用双筒望远镜确认埃里克森先生是否无恙。他说,海面如同薄煎饼,几乎不见云,也就没有多加担心的必要。小船在没有海藻的那一边下锚,舷外机上抬后,以正确的方式收起。三根固定钓竿就位。那位先生坐在船中央,穿着黄色救生衣,戴着一顶草帽。这是几周以来最暖和、最平静的一天,不太利于捕获塔德鱼。塔德鱼喜欢涌浪,不爱强光。船主觉得这天下午最为安全,完全可以离开岗哨,开车到镇上“谈生意,应酬几杯”。
那位朋友晚上七点刚过就到了,端着开胃酒到露台,等待捕鱼船起锚返航。我们跟她开玩笑。“他不会回来的,你的朋友,除非捕到塔德鱼做晚餐。”
没人留意女人何时失望而去。也没人注意到,夜色降临,托比·埃里克森还在海上。晚上,这里忙得很。主厨要为至少五十名客人做菜。酒店所有房间都被预定了。
第二天上午,船主跟经理坐摩托艇出海,把尸体领了回来。海上有了些许细浪,今天就比较适宜捕鱼了。我们的客人还坐在船中央,僵硬有如木块。那天晚上,他捕到了塔德鱼,但没有机会收竿,解钩。瓶盖开着,啤酒洒在了甲板上。“垂钓者专享的美食便当”的残渣被海鸥叼食殆尽。求救信号弹已经卸装,但还未点燃。有证据显示——也已被海鸥叼食殆尽——这人呕吐过。看来,他并非猝死。我们揣测——其实是误判——他突发心脏病或者中风。
我们有一条相应的预案,毕竟,每年酒店至少会发生一例死亡。有一个洗衣间可以用来停放尸体。他们必须让他的肩胛骨脱位,才能剥下救生衣,以备尸检。他的脸泛黄。就像救生衣。通知了警方。有人拨打了他留在登记册上的联系电话,将这噩耗通知电话线另一端的陌生人。
他怎么死的?具体死亡时间?没有文件说明。治安推事刚写完报告,尸检实验室刚返回诊断书,死因就定性了。肇事者是一块私家烘焙的迷你馅饼,主厨往饼里塞满了在乡下罐装的芦笋。非专业人士在室温下罐装的低酸蔬菜似乎富含维他命和毒素。在这种条件下,毒素还会继续不断增加。以下是化学成分分析。托比·埃里克森先生所食的迷你馅饼——以及罐头中的残留——富含嗜神经毒素“肉毒杆菌”,足以杀死好几匹健马。他多半先是发现视力模糊。然后口干舌燥,轻度乏力。不必恐慌。他会归因于轻轻摇晃的船。他兴许打了个盹,醒来时感觉身体僵硬,像是类风湿复发(麻痹的初始征兆),肺部发紧,反射作用消失以及痛感加剧。若是当时主厨再做五十块小馅饼,可能每间房里都已经摆上一具尸体了。
如下画面难以从我们脑海中抹除。午夜。月亮和星星沉甸甸地压在抛锚的船上。我们的托比·埃里克森死了。他坐着,一动不动,戴着草帽,迷醉,不受幽怨的大海所扰。他钓到的第一条也是最后一条塔德鱼——兴许能让那位女士朋友心服口服的战利品——上钩了,在钓索位于深水区的那端猛力拖拽。它无法摆脱捕食者。食肉动物会在夜晚结束前将它吞食殆尽。水上的尸骨正紧抓着水下的尸骨。麻木者打捞着麻木者。
最终,随着潮汐退去,风向齐整,以待天明,他的船也在缆绳的牵引下稍稍调头。酒店人员还未被定罪。他们正在为客人们准备早餐,旋松瓶罐,开启罐头,揭掉包装盒封口,剪开小食袋,破开硬纸板盒,打鸡蛋,静静地布置早宴。
眼下,她和丈夫没睡着。不过,他们被地上和屋里的碎石瓦砾卡在床罩和鸭绒被下面,也只好躺着不动,头和胸为梁木搭成的门廊遮护,腿被布料和黏土包裹。真是走运。他们为屋顶的梁木——取自当地林子里的结实木头——所救,幸免当场死亡。两人在突如其来、漆黑一片的“帐篷”中苏醒,与外界隔绝。
拂晓前,热到窒息。他们扯下睡衣,撕开被单。他们竭力呼救,可声音很快被吞没了,想来没人会听见他们的求救声。他们知道没吃的晚餐近在咫尺。可就是够不着。他们没法翻身或是舒展。泥土仅仅一指之遥。他们将唇边的汗珠和黏土的潮气当作早餐。
到夜间,黏土已经定型、烤硬,完全干了。他们也只排出汗气。再无潮气,唇边也无可饮之物。他们会在一天内死去;热气、疼痛、焦渴会了结他们的性命。不过,他们一辈子都在跟硬土块、黏土、石头打交道,知道它们的属性。无数次,为了在劳作中缓解饥饿感,老人都会往嘴里塞一块卵石,吮吸。他总说自己能够尝出地里种了什么。所以,眼下,他用能动的那只手摸索着碎石瓦砾,直至摸到石头平整又冷漠的侧面,他以前开着犁地机时,不知道曾有多次将这样的石头扔出犁道。他用有力的手指将两块晚餐盘大小的石头猛拽出黏土,一块放在妻子裸露的肚皮上,另一块留给自己。重量驱散危险,救了他们的命。他们的灼热被石头吸收。两块石头的温度一跟体温趋近,他们就丢到一旁,再去找温度更低的恒温器。
老人及其妻子靠石头挺住了。他们的躯体冷下去,有如泥土,他们感觉肚子鼓胀,雨水、阳光和收割的庄稼缓慢地渗入其中。
挖掘队终于带着猎犬来搜寻尸体。谁能存活那么久,身处高温,且无以维持?不过,当他们挖开碎石瓦砾,从屋顶梁木缝中往里探视时,立刻发现这对夫妻似乎在火热的“帐篷”中获得了给养,身体健壮得很。两人都在肚子上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似乎要不是被石头锚定,他们的躯体已然随处飘移,穿越土地和碎石飞升,犹如一缕青烟,柔软而轻盈。
“你不能吃石头充饥。”收成不好或者卖不起价时,农民们总会这样说。不过,我的邻居从山体滑坡中获救后,万事通们又对尽人皆知的事理解释一番,说山岩和泥土间也有养料,那些灰色的砾石喂养了那对夫妻,用食物来支撑他们的体温。
如此,九年之后,当丈夫不得不让妻子永远入土之时,他没有让她紧握全家福照片,她最好的胸针,或者用以贿赂神明的黄金物件,也没按通行的做法,往她手里搁玉米的穗轴以保来世的吃食。他将一块曾救过她性命的平整灰石横放在她的肚子上,还让她的手指弯过来包住石头的边缘。这块石头,他觉得,兴许会将热量归还给她,再一次让它的养分和矿物质,它的能量渗到她的皮肤之下,让她吸收,护她温暖、健壮、饱足,直至黏土和碎石瓦砾退去,重置屋顶,重立后墙,以使它们恢复生机,继而沿坡上行,返回来处。
每个人——不管贫富——那些日子都有汤石。我在离镇子半小时自行车程的地方找到了我家的汤石,那时集装箱港口还没修好,那里还是“新月滩”。我得让鞋子和裤腿入水,才能从骤退的海潮中把它捡回来。在成千上万的灰白色花岗岩中,就这块石头吸引了我,一条环绕石身的黑带引人注目,让人觉得石头曾被劈成两半,又用柏油树胶粘在一起。这是一块闪着微光的抢眼的宝石,在强光里依然显得水润,放在我的小手中,正合适。
那天下午我到家时,它已然没有先前的光泽了。花岗岩干了,黯了。离开大海才半个小时,我的汤石就已失去了光彩。不过,我还是将它备在母亲的厨房,满怀希望。你得首先将海洋熬出来,否则每味汤中总会有鱼腥味。
母亲在每味汤里都会放入这块汤石。没有它的助力,做不好汤,她说。各种滋味不会融合。汤锅底部会烧焦或者粘住。汤料会热得翻滚,溢出去。不放汤石的汤无心,就像没有果核的桃子和李子。而有了它的助力,母亲声称,她甚至能用自来水熬出好汤。不放高汤,不放肉,不放蔬菜。也许花岗岩自有味道。我们总得找一天试试。也许,它会储存曾跟它同锅的所有食料的记忆和余味。
母亲每回做汤,赶上我在家,都会叫我在她点上煤气前将那块花岗石放入锅里。汤做好后,我就负责用过滤勺把汤石捞出来。我总会惊叹于它稍纵即逝的气味,惊叹于它如何快速地重获海滩的光与色。
如今,我把那块家传汤石搁在自己公寓的窗台上。很多年不用它做饭了。现在,谁还熬汤?商店里各种熟食可供挑选。偶尔,我将它放在衣袋里,作为旅途伴侣,作为花岗岩护身符,防止飞机坠毁。若非如此,我几乎注意不到它。有时想起家,我才会将这块汤石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洗出里头的气味和颜色,那里有海滩,有海浪点缀的光,有一颗颗硅化宝石,有一个小男孩踏入翻滚的潮汐,为母亲的千万种汤寻回味道。
我以前有意写一部政治小说。我曾为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和普里莫·莱维《元素周期表》中的拼贴形式和紧密聚焦所深深折服。它们遵守了大多数统一性原则,唯独缺少大多数正统小说都遵守的那种统一性——情节的统一性。
我想,我当时正四处寻找一个主题,要借此写出我自己的《看不见的城市》。这听起来宏大得有些危险。食物作为主题,是很明显的选择。在我这一生中,我们跟食物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小时候,还是实行配给制,你对食物必须做出的决定只是马上就吃还是被迫以后再吃。近来,我们吃的一切都充斥着危险和个人身体形象的暗示。先生,您想用什么搭配煎蛋卷?沙门氏菌、大肠杆菌,或者肉毒杆菌?此外,我们永远无法忘记食物分配的极大不公——西方人的餐桌摆得满满的,而大多数地方不是这样。于是,我决定试着写一本类似《看不见的城市》的拼贴小说,只不过主题与食物有关。有着众多菜品的盛宴。这样,我就可以讨论政治,却不会直接谈及政治。我终于能够写一本十七岁的自己不会嘲笑的书。但随着写作进程的展开,我发现笔下冒出来越来越多打趣、柔软的故事,不带政治性。写到一半,十七岁的自己已然在身后嘲笑,对我说,这可不是你承诺我的政治宣言。好吧,说到底,这同样算不上一本有关食物的书。社会接触比餐食更为重要。这是一本有关家庭、子女、死亡、记忆和爱的书。关于桌几和碟盘,无关食物。
吉姆·克雷斯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5期,责任编辑:叶丽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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