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让•鲁亚尔【法国】：茨威格为何“转身面向空旷无垠的黑夜”——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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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逃至里约热内卢附近的比得罗波利斯时，他身上只剩下最后一种无法被剥夺的财富，那就是他的回忆，他的文学。还有唯一的武器——死亡。多少次，他在作品中将艺术和死亡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这两枚音符，谱写了他内心世界的旋律。
让-马利·鲁亚尔作 李诺译
当我们设想自己的死亡时，思绪中总掺杂着一丝温柔。在我们的想象中，自己苍老的面容会和祖父母年迈的样子重叠在一起。我们预感到，自己将和他们一样，缓缓离开世间，离开熟悉的环境和祖屋，到郊区的一处小墓园中寻得休憩。这样的死亡在同样的地点重复了无数次，变得司空见惯，让人习以为常。死亡平息我们的躁郁，在我们的耳边轻声呢喃，送来安慰。和众多与我们相似、为我们所爱的人一样死去，让我们感到安心，也让深邃而神秘的死亡变得可亲可近。赫尔曼·黑塞笔下的歌尔德蒙试图溯洄而上，重回真母永恒的子宫，是何等令人心惊。我们控诉的唯有时间而已。可是，我们能迁怒于时间吗？时间本身就是生命的节奏、呼吸和音韵，尽管它偷走了我们深爱之人，但也帮助我们忘却伤痛。它行事从不马虎，最多是有些出其不意。在我们眼中，死期仿佛一个既致命又自然的期限，就像一页等待被翻动的日历。死亡像是冬天之后的第五个季节，像是躲起来的春天，引我们好奇。
我想，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他或许很难想象自己在平静中离世的样子。无论他过得如何幸福，无论他如何被生活善待，始终有一种威胁在紧逼着他。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幸福是一件脆弱的战利品。无论走到何处，皆是风刀霜剑严相逼。狂风暴雨将去向何处？推动暴雨的，将是何方风力？风雨会否大作？他无法设想自己的葬身之处，因为他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死在何方。他们的骨灰在哪里？靠近第比利斯、撒马尔罕、新西伯利亚、伊士麦【伊士麦位于土耳其境内】还是布拉迪斯拉发【布拉迪斯拉发是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是在穆斯塔加奈姆【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城市】的黏土地里，西伯利亚的大草原中，摩尔多瓦的平原上，还是黑龙江的岸边？抑或飘散在达豪、毛特豪森、比肯沃尔德、奥拉宁堡的集中营里，被碾作尘埃？这样的环境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安宁？他常常看到，最秀美的风景燃烧在烈火之间，最好客的土地被投以敌视的目光，最哀伤的夜晚骤然被种族屠杀的火把点燃。地图上的国境线毫无梦幻的色彩，只像一道道疤痕一样令他揪心。每当他回忆起背着小包裹连夜离去的祖母、浅灰色车厢里的叔叔、皮肤上纹着一串号码的女表亲，他的心便隐隐作痛。若是再追溯到从前，似乎只有阵阵尖叫回荡在时空中。即使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也有其他人替他经历了。他如何能忘却那些恐慌？他感觉到，历史永远在凝视着他。
他继承来的恐惧，是他所守护的珍贵而痛苦的东西，也是数个世纪的恐慌在他身上凝结而成的东西：恐惧的天赋如同敏锐的第六感，能让他捕捉到令周遭战栗的波段。尚且无事发生时，他灵敏的触角已经开始颤抖。他因此拥有了未卜先知的残酷能力，预见了事态一环扣一环的发展：从一个个征兆，到一句句话语，从诽谤到中伤，从凌辱到欺压，最终猛然演变为血流成河。没有人比他更会观察仇恨：他清楚它的巢穴、它的叫声，还有它夜猎的时间。在低语中，他能听到历史爆发的喧嚣，在眉眼间，他能看到盲目杀戮的欲望。最细微的一点碰撞声都能使他战栗，最普通的一句咒骂都仿佛塞壬在发出警戒的嚎叫。多少次，他因为一扇被风吹合的百叶窗、两个门前吵架的醉鬼，虚惊一场，心悸不已。这种风声鹤唳般的恐慌，让想象中的伤痛愈发鲜活，让难以忍受的压力不断膨胀。有时，这种恐慌还会让人渴望见到真实的敌人，他们好歹能取代那些幻影。
当我们从噩梦中惊醒，我们会以平稳的步伐慢慢踏上清醒的河岸。而他会以为，这一刻终于到了，他需要去直面长久以来等待的东西了。不，对他而言，死亡并非被刻在时间里，而是被刻在人身上：他知道，死亡将以一个蒙面刽子手的形象出现。
意第绪语中的“Angst”，即犹太人说的“焦虑”，或许就起源于此。因为焦虑并不在于对“为什么”的疑问——星辰、太阳或者《塔木德》《卡巴拉》这些古老的书都已发出过这样的质问——而在于对“谁”的疑问。知道身边有人在监视，知道他们要冲上来将自己剥皮抽筋，却不知他们面目如何，人是因此而感到恐惧的。人们始终在客气的邻居、虚伪的同僚、谄媚的下属中寻找那些人的身影。总之，人们宁愿直面那些人。在最为艰险的岁月里，之所以贝尔【埃玛纽埃尔·贝尔（1892—1976），法国记者、历史学家和随笔作家】、罗伯特·阿隆【罗·阿隆（1898—1975），法国历史学家】等犹太人都和反犹太主义者结下了友谊，和他们聊天并试图理解他们，原因是否就在于此？至少，他们不会被已知的敌人吓到。
这样的面孔，斯蒂芬·茨威格并不想看见。这位和平的热爱者从维也纳逃至伦敦，在宣战后又逃往巴西，最终服毒自杀，为自己的生命划下了句点。他没有背对危险，而是选择了直面。他选择在自己挚爱之人——战败者——的阵营中获得光荣。人们想把他赶出某些领地，而他以十分优美而雅致的姿态完成了主动放弃。两个世纪以来，这个犹太人完美地融入了属于帝国的维也纳，人们还有何可指摘他的呢？他的祖国，哈布斯堡帝国，在地图上被一笔抹去；曾被视为民族英雄的茨威格，不得不如同罪人一般逃离祖国；他的书籍被焚毁，财产被充公；曾经令他崇拜的欧洲，在民族主义和极权思想的笼罩下，变得四分五裂、鲜血横流。在奥地利，他被视为外国人；在英国，他被怀疑成是战争国家的国民。他在讶异之余，不无苦涩地重拾了自己的犹太裔身份。这一身份之所以为他带来困扰，仅仅是因为它让他显得奇怪。而他全心全意地盼望着，能够与一切伟大的灵魂和杰出的艺术家进行交流，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在这个敏感而高贵的男人身上，凝结着古老欧洲文化的一切精华，他大概会与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海·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剧作家，现实主义诗人】发出同样的呐喊，他们二人一样极度敏锐，一样选择了自我了断：“我的灵魂已然千疮百孔，当我将鼻子贴在窗前，我甚至会被日光刺痛。”
茨威格遇到的，不止炙热的日光，还有那一整个野蛮的时代里奔涌的暴力。他有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只有天知道。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却一辈子活在战争中；他为实现和解而奔走，却只见仇恨翻涌于四周。
茨威格出身于维也纳的一个富裕且有文化的犹太商人家庭，这样的资产阶级家族接替了贵族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茨威格在平静与安宁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富裕的家境保障了他的安全，“在财富堡垒的庇护下，暴风雨仿佛化作了穿堂风”。他对暴风雨唯一的感知，来自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荷尔德林、尼采这些他崇拜的作家经历的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他关于无国界文学的梦想。在现实的捶打之下，他的审美观念被深深撼动。他意识到，在那些他曾经最为喜爱的作家身上，或许已经萌发了极权主义的种子。他在谈到托尔斯泰时指出了这一点：“十年前，我大概会把他视为圣人。而今天，我发现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其实是对自己感到不满的人，他们将对自身的不满投向了整个世界。”
后来，纳粹对他穷追猛打。作为犹太裔，作为知识分子，作为追求自由的灵魂，他不正是纳粹分子攻击的典型吗？一九三四年，他的书籍在火刑仪式上被烧毁。在经受了警察的拷问和侮辱之后，他离开了萨尔兹堡。在他那令人赞叹的藏书阁中，他带着爱意收藏的欧洲文化中最为稀有的手稿和珍本，被野蛮地掠夺一空。流亡就此开始。
从此以后，他明白思想无法再对抗武力、暴力和仇恨。这种改变让他更加亲近战败者，并与他们结下了宝贵的友谊：“我只对那些屈服于命运的人、那些有理的不幸者感兴趣：伊拉斯谟而非路德，玛丽·斯图亚特而非伊丽莎白。”
当他逃至里约热内卢附近的比得罗波利斯时，他身上只剩下最后一种无法被剥夺的财富，那就是他的回忆，他的文学。还有唯一的武器——死亡。多少次，他在作品中将艺术和死亡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这两枚音符，谱写了他内心世界的旋律。他常常凝神思考苏格拉底、塞内卡【塞内卡（4—65）是古罗马的悲剧作家，晚年因参加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暴政而被尼禄赐死】、克莱斯特的死亡，尤其是克莱斯特，茨威格写道：“他将死亡上升到了激情、迷醉、狂欢、狂喜的层面。他的离世是一种弃绝，一种他在世时从未体会过的真福，一切都化作了喜悦、陶醉和激昂！他一边放声高歌，一边跃入了深渊。”
在茨威格临终之际，当他准备和妻子一同跃入深渊时，此般喜悦与欢快却无从寻觅。人们看到的，只有一个自知事业未成的男人的坚决，他清楚自己身上镌刻着一些永恒的价值，而且他不愿妥协，不甘让时间玷污这些价值。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值纳粹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留下绝笔，离开了人世：“我想，不如高昂着头颅，及时终结那种存在：在那个世界中，关于知识的工作曾是最纯净的欢愉，个人的自由曾是至上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在漫长的黑夜之后，或许他们能见到曙光。而我，我太没有耐心了，我要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的焦虑，可追溯至其身份的起源。他厌恶自己被自身的恐惧玷污，在迫害与折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由逐渐被消蚀，他未在物质上穷困潦倒，却在精神上陷入泥淖，他突然失去了一切斗争的精神，在社会上再无立锥之地：正是这种厌恶之情，超越了他的身份起源，真正将他推入创作的行列，让他去体察受压迫的、流浪的犹太民族的悲惨命运，尽管他们曾无比和谐地融入维也纳社会，但他们的思想最终竟被弃绝。一九一六年，他在写给一位犹太朋友的信中诉说道，他一直被包裹在安全之中，也因此感到柔和舒适：“我常常读犹太教的告解词，其中一切关于自豪的内容，在我看来似乎都只是不安全、焦虑和自卑的另一面；我们缺乏的，是安全和无虞本身——虽然我是犹太人，但我始终有这种强烈的感觉。犹太人的身份不使我悲，也不使我喜；我未因此而受折磨，也不因此而觉特殊；我想到它时，便如同感受我跳动的脉搏一样感觉得到它；我想不到它时，便感觉不到它。”突然，一种古老的恐惧不合时宜地浮现，散发着宿命的残余气息，让人想起中世纪的黑死病、火刑、宗教法庭，这种恐惧使现代文明那金玉般的外壳瞬间爆裂。这不仅是茨威格想要逃离的一个野蛮化的世界，也是灵魂朝向原始状态的一种不可遏制的倒退。
远在战争爆发以前，在这个日益沉沦的欧洲，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已经有了相同的感受。在自我封锁的德国，他们透过有毒的空气看到了一片可供避难的土地。那片土地会同情他们的文化，同情他们对抽象艺术和音乐的热爱，他们能在那里过上舒适且安全的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尽管这种安全仅仅是一方遮蔽着深渊的屏风。他们宁愿直面死亡，也不愿从恐怖的蛆虫手里讨生活。因为他们的生命已不再属于自己，而是为受折磨而存在，要终日忍受冷汗、失声、迷茫的眼神、惊诧的神情、干燥的喉唇。于是他们转身面向空旷无垠的黑夜，那是一个灵魂不会再被奴役的地方。
瓦尔特·本雅明【瓦·本雅明（1892—1940），德国作家】于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服毒自杀。之前不久，他因试图翻越比利牛斯山出逃而被捕。这位戴着铁框小圆眼镜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在逃亡和诀别中度过：与未婚妻分离，与妻子分离，与德国分离。一位儿时朋友的自杀让他难以释怀。他曾动过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会合的念头，但柏林令他着迷。直到受胁迫之时，他才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城市。他想去美洲，却未能成行，最终选择了投入死亡的海洋。
库尔特·图霍夫斯基【库·图霍夫斯基（1890—1935），德国作家】，《学会笑时不流泪》的作者，同样觉察到了灾难的发酵。一九二七年，他因厌恶军国主义而离开德国。他试图加入法国国籍，但未能成功。他作为无国籍者生活在瑞典，山穷水尽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服毒自杀。他满怀焦虑地怨怼自己，在中欧犹太人的灵魂中潜伏已久的自我仇恨【这里原文为德语Selbat-Hass】，被疯狂的极权彻底激发。
这种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的自我仇恨，显然不是专属于犹太民族的。每个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有所体会。这种丑恶情绪的根源，可追溯至童年和无意识的深处。这是一种与我们的脸庞、皮肤、味道乃至存在紧密相连的令人作呕的感觉。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自己，就是曾经被别人不喜欢的那部分，我们从他人的反感中学会了反感自己的形象。将一种可怕的耻辱嵌入宿命，让自己陷入自我束缚和自我撕扯的重重羁绊，这种能力属于我们的父亲、母亲、男友、女友，属于一切带着爱意参与我们的自画像过程的人。当整个社会拥有了这种能力，它拥有的是何等强大的力量啊，足以支配犹太民族或任何民族！社会掌握着一个军火库，其中储存着大量的负面反馈与失望之情，还有无数亟待指认罪犯的手指；社会以此为强大的凭靠，足以煽动充满仇恨的激情。而这个社会最为阴毒的招数，就是通过激发自我仇恨，迫使犹太人进行自我惩罚。社会轻而易举地将犹太人封闭在自我仇恨之中，任凭仇恨将他们吞噬。
西蒙娜·韦伊【西·韦伊（1909—1943），法国思想家】等多位皈依天主教的犹太知识分子，都谈到过这种感情上的蹂躏。汉娜·阿伦特【汉·阿伦特（1906—1975），德国思想家】强调道，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著名书信作家拉赫尔·莱文-瓦恩哈根【拉·莱文-瓦恩哈根（1771—1833），德国作家、沙龙女主人】就经历过这种痛苦，这位作家穷极一生试图挣脱犹太人身份，如同挣脱涅索斯【涅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马，穿上沾有他的血的衣衫的人，将保持对爱情的忠贞】的衣衫。犹太人很少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如此强烈的恐惧，仿佛面临诅咒一般：“我永远无法忘记这种耻辱，哪怕一秒钟；我在水中饮到它，在酒中饮到它，在空气中饮到它，在每次呼吸中饮到它。”她从中得出了自杀性的结论：“我们身上的犹太魂应当被消灭，哪怕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一结论在另一位德语犹太作家笔下被推演到极致，那就是十九世纪末的奥托·魏宁格【奥·魏宁格（1880—1903），奥地利哲学家】：他在二十三岁的年纪自杀离世。而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将自己的身份视为污点，认为只能在受洗后通过死亡将它洗去。
除了自我仇恨以外，还有形象设定带来的重压。基督教传统迫使犹太人只能从二者中做出选择：选择耶稣，皈依和赎罪，或者选择犹大，背叛和自杀。为何蝎子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图画中成为了犹太民族的象征？蝎子象征着阴险狡诈，但在沙漠的砾石之间，它还象征着惊人的生命力和征服欲。在动物世界中，唯有它，有能力在恐惧之时将自杀作为武器。
这就是社会教化的说服力。人们会逐渐变成他人预言中的样子，会让自己慢慢实现他人赋予自己的形象设定。身处绝望之境的犹太人，看着四周围墙上闪烁着仇恨的碎片，而犹大自缢的绳索和沙漠中蝎子的毒针也在他们眼前悄然浮现。
在罗曼·加里【罗·加里（1914—1980），法国外交家、小说家、电影导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出身的飞行员。他是龚古尔文学奖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次获奖的作家（一次以本名获得，一次以化名埃米尔·阿雅尔获得）】的身上，也流淌着黑蝎的血液，这位敏感的战士同样将武器挥向了自己。究竟是怎样的焦虑，滋养了他的逃离？他逃至文字中、面具下，他仿佛渴望迷失在幻梦与谎言之间，用化名掩盖自己的踪迹：他的真实姓氏卡谢夫，是他最不为人知的名字。一个个笔名让他免受现实的擦碰，使他在严峻的人生中掺入了些许虚幻的色彩。他先后成为了加里、福斯科·西尼巴尔迪、夏当·博加，在杜撰过如此多笔名之后，他最终化名为埃米尔·阿雅尔。这个新名字成了他的终极避难所，却无法舒缓他心头的苦痛。他能够在一面破碎的大镜子中模糊地看到自己，既想逃离，又想拼凑出自己的多面。现实的“盖世太保”究竟是如何神秘，能在追逐中将他推入无休止的地下状态，让他不停扮上新的伪装，使他的存在彻底被地下墓室般的阴暗侵蚀？
他的遗骸被安置于圣路易教堂，葬礼也在那里举行，如同一位骑士的葬礼一样气势恢弘。葬礼上的一切协奏成一曲交响。十二月的时节，白日清冷，阴霾重重，棺木上盖着一面法国国旗，那国旗仿佛象征着招摇在大殿上的所有破碎军旗、战败后垂落的所有大小旗帜，这些旗帜都见证了无数光荣化作尘埃的场面。几步之外，是几架哑火的大炮，还有在利沃里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耶拿战役【利沃里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耶拿战役是拿破仑打过的一些重要战役】、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指1941年到1942年间，苏联红军与德军所进行的一次战役】、马恩河战役【应指第一次马恩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战线的一次战役】、比尔哈凯姆战役【比尔哈凯姆战役是指二战北非战场上盟军对抗德国的一次战役】的战利品。所有那些废弃的武器，都在陪伴着一缕脱离了人世的缥缈魂灵。他抛弃了生命那丰满而残酷的无序，回归自己的秩序，那里有他参加解放战争时的战友，还有他曾用武器和文字维护的国家——他认做他的国家——的全部过去。安娜·普鲁克瑙【安·普鲁克瑙（1940—），波兰演员、歌手】用婉转的歌声唱着一首波兰语悲歌，歌声回荡在穹顶之下，歌曲独特而陌生，但并不显得古怪，仿佛是他的斯拉夫灵魂中一块带有旋律的残损碎片。
我思索着这位骑士的命运，他从未停止与生活、与自己的战斗；我同时想到了一位脆弱的女性【作者此处说的是美国女演员珍·茜宝（1938—1979），是原书中下一篇章的主人公】，想到了她那碎水晶一般的传奇人生，她或许曾为他探看道路，似乎也向他伸出了手。
END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5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