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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欣赏 | 韦•蒂姆【德国】：波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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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对一些回忆感兴趣，那些是我文章的基础。过去，乃至童年所经历的害怕与希望都会成为我写作的素材。散文的时态往往是过去时，或者说，文学的对象本来就是过往。比如君特·格拉斯讲起但泽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人都闻所未闻。它可以是一件特别主观的东西，别人能读到你的视角和你的经验，读到你倾注其中的感情，它真实而且具体，文学的魅力恰在于此。”

乌韦·蒂姆

波折故事

〔德国〕乌韦·蒂姆詹湛译

我差点儿就成了一个百万富翁。真事儿。

说话的人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快褪色了的黑色T恤衫，上面印有淡淡的红字，勉强能认出来：红十字会。他扎着马尾辫，前面的头发有些稀疏，棕黄色，我估摸他三十来岁。他把小指伸入瓶口，发出“嘭”的一声，然后喝了起来。插着康乃馨的花瓶边上放着啤酒杯呢，可他想都没想到去用。

谁能说清一个人一辈子会不会赶上这么一个机会呢。谁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他说。元音被他拉得长长的，唱歌似的。像是汉堡东边的口音。您是班贝克人吗？

不是，是汉堡霍恩区人。不过眼下我是从慕尼黑过来的。之前开大货车运了一辆轿车过去，从汉堡运到慕尼黑。这样的差事我每周都会做，有时一周两次，有时一周三次。我哪儿都运过，科隆啊，斯图加特啊，还有慕尼黑。不过也去过一些已经很少见的破地方。这活儿不赖，能挣不老少，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然后呢？我的意思是，那么其余时间您干些什么？

上学啊，读大专，行政管理。他笑了起来，只能这么办啊，为了医疗保险嘛，你懂的。

他再次将小指塞进瓶颈，又是“嘭”地一声：中间我还跑去学过按摩，可那真不是我的菜，整天就是将那些老皮老骨头搓来搓去，我可做不了。

突然，在那一瞬间，他的额头上出现了一条细小的、沉思的皱纹。他向窗外望去。

火车外面的天际，浮现出了一丝鹅黄色的光晕，不过很快被驶入隧道的黑暗吞没了。

百万富翁是怎么回事？

他狠狠地从酒瓶里喝了一大口，把一个嗝强压了下去。噢，是这么回事，他紧接着又喝了一大口，七月份的时候，一个周五，来了一个电话，问我能不能开一部大卡车去趟波兰？一天去，停留一天，一天回。所以一共是三天，报酬相当不错，电话那头的那个家伙说，加上危险工作补贴算是高价了。还开了两句玩笑：管它去哪儿，运什么过去还不是一样吗？不管烟草还是油灰。反正到了东欧，都会和黑手党同路。

给多少？

一千五百马克。

只干三天，这可真不少了。

成交。

客户会在周一早上八点，波伊特那里的壳牌加油站等你。

自然，我是有载重卡车驾照的，不过之前可确实没开过那么大的一辆载重卡车。好家伙，真是一部用来搬场的厢式大卡车！外厢上还画得花里胡哨的，画的也不知是窗户还是什么，五颜六色的，一个穿睡袍的女人掀开窗帘向外张望。多烦人，我每等一个红灯的时候，都会被旁边停下的司机打趣，说你要到哪里去度假啊？带着一个度假别墅，还带个娘儿们。还问我知不知道，我这个老情人正裸着身子四下张望爱慕者呢。

接下来的事情嘛，就是看看变速杆怎么样，先得练习一下倒车、停车什么的。然后我就上路了，越过了易北河大桥，到了波伊特那儿的壳牌加油站

但是，在加油站哪有什么人，只有两个姑娘，一个黑发，一个金发。那个金发的是大高个儿，非常丰满，这个地方。

他说着，张开双手的手指，往胸部比画了一下，把我弄得有点尴尬，因为邻座的一个年轻妇人也在侧耳听着我们的对话，身边那个显得苍老些的男人却无聊地望向窗外打发时间。我猜他们是夫妻。他们之前不是都在沉默地转动着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吗。

那个金发的姑娘，穿着那么短的一条短裙，那种黑的牛皮裙，霸气地紧紧绷着大腿。一双过膝的黑色高跟靴。是个妓女吧？我估摸。她要搭车去汉诺威看展览会？我的老天，幸好你现在不要去波兰。可就在这个时候，金发姑娘向我招了招手，俩人提起了包，往我这边跑来。我刚想说声“对不起”，金发姑娘已经开口了：太好了，真顺当。

另外一个姑娘看上去像是土耳其人，黑头发，黑眼睛，穿一件丝质休闲装，蓝底白点，短短的，下面几乎能穿风。好美的腿啊，我这么思量着，她那个年龄，的确可以穿得花哨点儿。

这两个都爬上了车。金发的那个挨着我坐，她一口德语说得相当好，只是带点东欧口音。我叫薇拉。她说，我是波兰人。

贡比，我说，这是我的艺名。我们应该往哪儿开？

去波兰。

波兰哪里？

现在先往华沙方向就对了。那个金发的说，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于是，我们出发了。每一次我想要换挡的时候，金发姑娘总要抬起腿——因为短裙真是很霸气地紧绷在她的大腿上。

说到这里，他又将小指塞入了啤酒瓶颈，“嘭”的一声，喝了两口，喉结规则地鼓动了几下。

原来，那个黑发姑娘并非土耳其人，而是一个格鲁吉亚女孩儿，名叫丽莎维塔。金发薇拉从旅行袋里取出了一个小枕头，将它塞到自己和丽莎维塔之间。两个脑袋往枕上一靠，立刻睡着了，径自打着微鼾。真是感人。一个艰苦的夜晚就这样让她们熬过去了。

过了柏林之后，她俩醒来了，睡眼朦胧地望向窗外，脸上呆呆的。在一座大桥边竖着一块大广告牌，还是民主德国时期留下的产物，上面写着：塑料工厂。

塑料，Plaste，真是一个别扭的东德词儿。

才不是呢，金发姑娘反驳道，这才是德语中的正确说法，Plaste，早在三十年代德国人就发明了。Plastik是英语。

您在化工厂干过？

这倒没，我是个教师，在波兰教德语。

现在呢？

现在是清洁工，干了六年了，在汉堡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里。一个月挣的比过去在波兰当教师一年挣的还要多。

这倒靠谱。

靠谱？为什么？

就是这样嘛。你们……这是要搬家？

金发姑娘只说了一个字：不。过了几秒钟，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是去提点东西。没说别的。

对了，说说，你旁边这位是干什么的？

她是个理发师。在汉堡做。上门服务，剪头发，也会染发。那门手艺是她在第比利斯歌剧院里学来的。所以嘛，她是一个培训过的剧院理发师，甚至还会帮人粘假胡子和假发呢！头发剪得棒极了。

薇拉从侧面瞟了我一眼，补充道，这还是我第一次跟别人一起来，还要做翻译，人家想说什么我就翻什么。

然后，她对着黑发姑娘说起话来了。这是什么语言？是俄语吧。这她们两个都在学校里学过，一个在波兰，一个在格鲁吉亚。黑发姑娘盯着我看，一边在点头，说着什么。薇拉翻译道，她说她想替你剪头发，是免费的哟！薇拉笑起来，可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好的待遇的！你的马尾辫儿已经out啦。

薇拉把这段话又翻成了俄语，两个姑娘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我一直很讨厌理发，这次却说，好吧好吧，看着办吧。两个姑娘唱起俄语歌来，娇小柔弱的黑发姑娘却有一种岩穴一样深邃的声音。两个人像顿河哥萨克一样唱着，是双声部，不过是低沉的比勃【Bim-Bom，是在19世纪末的俄国产生的一种音乐风格，起初出现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马戏团里，表演者一般是组合的形式，曲风轻松，有对唱，也穿插器乐演奏。】风格。就这样我们越过了过去的两德边境，大家都兴致勃勃。不久，到了奥德河，德波边界。唉，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等候车队。载重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我们整整排了三个钟头。阳光灿烂。我们讲着这样那样的低俗笑话。

她们是妓院里来的吗？罩杯都有多大呢？这就像寻找复活节彩蛋的快乐游戏，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薇拉如此，那个车厢外面画着的裸体女人也是如此。但至少薇拉就是干这个的。他说着，竖起了中指。

我们排着长队。有几个司机在打牌，另外几个在晒太阳。他们随身带着躺椅，这样晒太阳就方便多了。而薇拉一直在我耳边唠叨，要我剪头发。这个……后面的头发其实还没留长呢。好吧好吧。我就那样坐在高速公路的护栏上。丽莎维塔动手了，迅猛、熟练，就像这样夹住我的脖子，一直到耳朵这里，好家伙，一大簇头发，喀嚓一声，掉下来，散落在了风里。她说，好了！

我朝后视镜里一望，得，这下真完蛋了。模样和一个储蓄银行的小职员没什么两样。我本来头发就有点稀稀疏疏的，但好在挺长，所以看上去还行，这会儿一下都剪短了，你可想而知吧。反正我是认不出自己了。一个德国边检员过来，检查了车辆的证件。说了句：这辆车子，到那边以后别让它在你们屁股底下被偷掉哟。然后就挥挥手让我们过了。对面的波兰边检员将我们所有的证件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居然说这些证件有问题。我瞅这模样，不就是要点小费吗？但是薇拉面凝寒霜，丝毫不为所动。她真是一个潜在能量好大的女人，不可思议。她爬出驾驶室，挺身站在那儿，翻口靴子紧紧绷在她粗壮的大腿上，活似一个轻骑兵，一副放荡的模样、一副疯婆娘的架势，劈头盖脸地将那个边检员叱责了一顿，直到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吃不消你”的手势。我们就这样被放行了。我想，如果我有这样一个老师，啊不，简直是想都没法想的事情。女人是想不到青春期的男孩的脑子里会转些什么念头的，过后也不会知道。薇拉爬回驾驶室说，她和那个波兰人说，一个真正的波兰爱国者是不应该压榨自己人的。她还说，要敲竹杠的话得找俄国人去。不过我听得出，她实际上肯定说的是“德国人”。

在波兰慢吞吞地行进了几个小时，一路上，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马车和自行车，它们的轮子和挡泥板竟然是用螺旋形钢丝做的，真是前所未见。夜晚降临了，在我实在已经筋疲力竭的时候，我们开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镇，薇拉将鼻子抵在前挡风玻璃上，睁大眼睛向前方的黑暗中看去，一面指挥着我，说朝这里、朝那儿开。我们就这样晃晃悠悠地驶过了田野中的小路，拐弯之后到达了一座农庄。我朝农庄的方向开去，它被火光照亮了，是两三堆篝火，有一堆篝火上面竟然还悬挂着一头猪。在一张长长的桌子边坐着许多人，而其余那些人在跳舞。快，按喇叭！继续往前开。还没到，快！有些人跑了过来。丽莎维塔下了车，接着是薇拉，跑来的人和她拥抱，哪里是拥抱啊，分明是搂紧她、亲吻着、抱着她转圈。我也下了车，身体有些僵硬，就像漫画故事《费克斯和福克西》里的小狐狸一样。那些人将我们带到桌边，摆满了碗碟杯瓶，除了面包，我们还得到了一瓶伏特加，用喝水的大杯子倒了满满一杯，紧接着又是一杯，又是一杯。薇拉说，这能让人放松。满满三杯伏特加就这样下了她的肚，没事一样。我心里一直在嘀咕，这有点过分吧，我是指这样狂饮，显然，波兰人，甚至这些波兰姑娘的酒量都好得不可思议，仰头就喝，干干净净。我自己呢，一般而言酒量都是不错的，但现在这个情况，还没吃啥东西，把了一整天方向盘，所以酒一下肚就被放倒了，躺倒在一张木头长凳上，坐也坐不起来了。他们切了一块烤乳猪肉递给我。一支小乐队正在演奏波尔卡，小提琴、手风琴和一把低音贝斯。薇拉将食物喂到了我的嘴巴里，我的头呢，枕在了她的膝盖上，只听得她说：这是小宝宝在受洗嘛。

后来过来了一个人，颇有礼貌地向我们鞠了一躬。我只好使劲抬起头，薇拉站起身，和那个家伙搂抱在一起，跳起舞来了。

那家伙盯着薇拉的眼神，是那么的热辣，充满着强烈的性欲，他恨不得马上贴到薇拉的身上，将手放到她的臀部，放到黑色牛皮裙上。我真恨不得扇他几个大耳光。我想起身，却一屁股坐倒。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过来和我碰杯。这怎么能拒绝呢。

我的老天，这时薇拉真的转向我，当她请我跳舞的时候，一股幸福的暖流冲到了脑袋里。她就这样把那个家伙撂在了一边。她带着我跳，哪里是她在带我啊，我得紧紧地贴住她，不，是她紧紧抓住了我。薇拉和我差不多高，也有一米八了，就这样。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双手在胸前胡乱比划了一下，望向窗外，沉思般地摇了摇头，然后抬起头来，迷离的眼神看向了服务生。服务生立即问道，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

啊，请再来一瓶比尔斯啤酒。

这个姑娘，真让我吃不消，拉着我转来转去，一下右一下左，然后又一直朝右，让我觉得天旋地转。只听得她说：拜托，你的眼睛不要到处乱瞄，乖乖地盯着我的眼睛就好了。听见没有，盯着眼睛，盯着我的眼睛。这是怎么样一双眼睛啊，透明的，碧蓝碧蓝的。

突然，音乐停了。要不是这姑娘把我牢牢地拽住，我肯定会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靠在她的臂膀上，全身酸软，几乎就要跪倒了，脑袋贴在她的胸脯上，就像靠着一个羽绒枕头。

天哪，薇拉，我正想说什么的时候，她打断了我：不许提我的胸部或是我的屁股。懂不懂！

好，但是，说一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话音刚落，她一撒手，我立刻瘫成了一堆软泥。

说着，他将那瓶啤酒放到了桌子上。服务生朝我望了望，我还没等他开口就摇了摇头。

谢谢，我不需要杯子。

碎肉冻马上就上来。

不许说，她说，就盯着我，但是不许说。懂了吗？这才把我一把拉了起来。

好吧。但是我确实有话要说，你懂吗？那时我完全是喝醉了，可也没醉，甚至前所未有地清醒。我一定要向她求婚。我想娶你，马上！我说。您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我一辈子也没有向人求过婚。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但在这里，在这个小小的波兰偏僻村镇里，我就这样向一个女人求婚了。对，那样单膝跪在了她的面前，多像一场戏。嫁给我吧！我说。

我是天主教徒，她说。

那又怎么样？我也会成为天主教徒的。

来，她伸出手臂，把我抱住。我感觉自己沉了下去，迷失了一切方向，足底的大地被抽走。这是马丁·路德才能做到的，我坚信！我听到了一个声音，无疑，那就是马丁·路德博士的声音，我刚刚受了洗，而且接受了坚信礼，在一间小房间里完成了仪式，墙上还挂着路德的肖像，一位和蔼可亲的牧师。不过很快，一切都消失了，现在我看到的马丁·路德像个疯子，像个胖胖的天使浮在了半空，右手竟然还拿着一只鸡腿！

荧幕暗了下来，最后变成了一片漆黑。真是可惜啊。

不知是谁把我背上了楼梯，我却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总之一无所知。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了，是被一个声音叫醒的，我的上帝。走了！起床！我们该走了。是的，我想，就是这个声音让我发抖。这是薇拉的声音。

我的上帝啊，我的脑袋火烧火燎地疼痛，错乱，我觉得它已经在噼啪作响，下一秒就要爆裂了。还是来点托马匹林头疼药吧，否则我真要完蛋了。

有没有这个药？

干吗要这个，她接着说：快走，快走！

我把脑袋在冷水里浸了浸，喝了一杯咖啡，非常浓的那种。只见外面的院子里胡乱放着桌子、玻璃杯、碗碟，而在地上散落着生菜叶、骨头之类的东西，狗儿在那边咯吱咯吱地啃着骨头。我正在想呢，大概现在该搬运大橱什么的了，但是你猜那个金发妞儿怎么说：我们必须马上走。

去哪儿？

军用机场。

什么？

没错啊，军用机场。她又说了一遍，好一个特殊的词儿，我想这大概是她刚从词典里查到的吧。

说罢，她将短裙提高了一点，踩着那双靴子爬进了驾驶室。而丽莎维塔也爬了进来，她化着很浓的妆，又穿着一件很短的休闲装，不过这次换成了深黑色。瞧这大腿啊，这腿啊，这时我那困倦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瞧我开的是什么，是一家妓院嘛，一个流动妓院：后面的车厢早已涂画成了一栋房子的模样，那个穿着睡袍的姑娘不正掀开窗帘向外张望吗？他们要运的东西不是橱柜，而是床垫。现在又要出发去军用机场，去那群饥渴的士兵那儿。我的脑子一团乱麻，昨夜发生了什么？我的意思是，在曲终人散之后。我问自己。唉，大厅的确暗了。好吧。这真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也暗自有些生气，心想：你昨天晚上什么也没得到的话，才是最好的。

可要命的是，我喜欢这个姑娘，这是实话，我中意她，这个薇拉，没错，我是全心全意地追求她，追求这个疯疯癫癫的妞儿。我想马上和她上床，这念头实在让我自己很恼火——不是愤怒，我从来也不会愤怒，更不会对这样一个姑娘愤怒——但是我恼火。

我开着车，双眼火辣辣地疼，脑袋像是一条燃烧着的伤口。两个姑娘也安静了下来。安静对她们俩而言真是一件艰难的事儿啊。黑发姑娘随身带着一只小小的黑色公文包，很不错的皮面。之前也许是放在旅行箱里的吧。这个丽莎维塔一副严肃的面孔，有点银行职员或者商务人士的那种高贵范儿。我想，肯定有很多男人着迷这个，可能在俄国人中特别吃香。而我的薇拉呢，这个结实的“乡下小婊子”——我们汉诺威人的称法。这种单纯一点的气质倒和我自己比较相近。

薇拉一直沉默着，只是用手势指挥我向左向右或笔直开，一言不发。我们来到了一排铁丝网扎成的篱笆跟前，像是一个收通行税的栅门，也有点像哨卡，前面立着两个俄国士兵，头上戴着钢盔，手里端着冲锋枪。我只好停了下来。两个姑娘就这样爬了下去，离俄国的岗哨就一步之遥，天哪，那些士兵瞪大了眼睛，眼神直勾勾地，几乎要把他们头顶的钢盔掀掉了。

一个小军官走过来，又往回跑，可能是要去打电话。后来又过来将栅栏摇高，我们才得以开到了一栋平房前。一个军官走了出来，像个上校，当他再走近一点的时候，我立即认出来，他就是那个男人，那个昨晚在薇拉把我拉起来之前，在我摔倒在地上之前和她跳过舞的男人，没错！

他和薇拉亲热地打了招呼，说起话来。我只好承认自己什么都听不懂。后来又过来了一个军官，大概是少校，我猜。这四个人在一道说着什么，时而摇摇头，然后又说了下去。一定是在讨价还价。这两个姑娘当然不是为那些大兵们准备的，而是专属军官——起码是少校以上，我猜。这两个姑娘一眼望上去就是两个极端的类型，像预订过似的，一个是娇柔少女，腿只有另外一位的胳膊那么粗。而薇拉，则是一个可以在晨报广告里出现的女郎——金发、丰满、胸围九十，后面还有两个惊叹号。

两个军官又摇头了。明摆着的事儿，这两个姑娘的价格可不便宜。接下来，摇头的轮到薇拉了。我这两位可爱的姑娘显然是想先拿到定金。接着，丽莎维塔打开了她的包，让那两位军官往里面张望了一下。

怪事，那两位这下点头了，带着认可的表情看着姑娘们。那种眼光既不是贪婪，也不是好色。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她给他们看了什么“突击装备”？比如避孕套？是西边的上等货色。要不，是什么性虐待的工具？不过怎么会那么小？我是说，那些火辣的物件都能装进丽莎维塔的那个公文包里？也许是什么带电的玩意儿吧，是电子产品，为空军部队特别预备的，要不就是那些老套的玩意儿：西班牙苍蝇粉之类的催情药。我真能瞎琢磨，我心想。不对，都是昨晚的伏特加闹的，让我脑子里塞了一团湿棉花似的。

过来，薇拉转过来对我说，在这儿等着。

我得下车。这时上车的是那个上校，然后是那个少校。接着是薇拉和娇小的丽莎维塔。他们四个坐成了一排。上校把变速杆摇了几下。随着噼里啪啦的声响，载重卡车轻微地震动了一下，又震动一下，然后就拖着那个巨大的货厢自顾自地远去了。

我坐到一株梨树下面的长椅上，一面抽烟，一面观察着一个米格的飞行梯队。它们刚刚起飞，发出了混杂的嗡嗡声。过了一会儿，另外一支编队飞了过来，降落了。然后，一架单独的米格战斗机起飞，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子，飞出了一个“8”字形，然后回来降落了。

一个执勤的军官走过来，手里端着一杯伏特加。唉，要不是在那么早的时间，不是经历了昨晚，不是支着这么个脑袋——简直是一个生肉馅的汉堡……我对他摇摇头，他尴尬地笑了笑，自个儿享用了那杯伏特加。但愿这些家伙在面对战略核武器的时候可别喝这么多呀。一个士兵给我递过来一罐鳀鱼，兴许是鳀鱼吧，总之是小鱼，咸得一点也不给情面啊，好在配上了些面包。我吃了一丁点儿这种鱼，又啃了几口面包。士兵又给我了一个铁皮杯，里面盛着咖啡，清汤寡水的，不过倒让我舒服了一些。他又给了我一条毯子，将它卷成卷儿，示意我可以把这个当作枕头。这样就可以在长椅上躺下休息了。

这些俄国人，哎哟，还真是贴心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俄国人去联邦军营里服役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想多半会被关禁闭吧！

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约睡了足足有两个小时。最后被薇拉给摇醒了：走了，我们得走了！

两个姑娘和那个上校及少校告别，简单地拥抱了一下，没有亲吻。显然，亲吻不属于交易范围之内。两个军官看起来相当放松、相当开心，如释重负。是啊，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上了车，启动，拐了一个弯，和所有人，包括岗哨，挥手作别。

我从侧面观察着这两个姑娘，哟，看上去清清爽爽的，化的妆丝毫未乱，脸色也并无潮红，显然，她俩只是很冷静地接受着所发生的一切。在后视镜里，我看得见车后的士兵们依旧在挥着手，但两个姑娘只是笔直地望向前方。

车子开动的时候我立即察觉：车上装了一大堆货物，只能慢慢拖着走，转轴上沉甸甸的。

你们俩到底挖到了什么金矿啊？

你听过那个金锅子的童话吧？一个波兰童话。

我知道，我说，在德国也有。但锅子里这回放着什么？军火吗？

胡扯。

到底是啥？

她带着敌意注视了我一会儿，说，你用不着什么都知道。

那，你听好了，车归我开，我必须知道里面运的是什么。

你还有的是时间，继续猜好了。

当我们的轮胎碾过路上一个坑洞的时候，后面发出了哐当哐当的声音。

铁家伙？铁床吗？

亲爱的，你的想象力实在是太糟糕了。

好吧，据我所知，在柏林他们会贱卖一些苏联红军的铁皮储物柜，卖得非常好，因为风格简约，就像意大利设计师的手笔。所以我猜，要不是铁皮柜子？

要比你说的这个火辣得多。

接着她就和丽莎维塔说起了话，她们俩大笑了起来。我这么思量着：如果这两个真是兼职妓女的话，那她们完全经得起。看她们不动声色的模样。另外，她们究竟去做了一笔什么样的交易呢？肯定是金属，因为在哐当哐当地响。

他说到这里，露齿而笑，一面摇晃着脑袋。他向车窗外瞥了一眼，景色向后方一掠而过，而天空中飘着几朵云彩，直到隧道的黑暗再次将这一切吞没。

我开车，两个姑娘沉默地坐车。我注意到她们的确是累坏了，她们比我睡的时间得要少得多。丽莎维塔很快就打起盹来了。我总以为波兰的这种烂路一定会将她的脑袋都震掉，但结果呢，她每次都只是激灵了一下，发出了小小的、受惊之后的鼾声。

薇拉呢，完全没有睡着。甚至，每当我打盹儿的时候，她都会在我的上臂上拍那么一下。后来那个地方真的连瘀青都被她打出来了。就这样，我们大约在傍晚时间达到了波德边境，这时我倒真的有点忐忑，想看看车子里到底被他们装了什么。

在波兰关卡那边，一张美金钞票搞定，我们被放行了。可到了德国关卡，他们像模像样地检查了起来，把车子里里外外查了个遍。我想，但愿一切顺利呀。其实心里自然是有些慌张的——那两个姑娘也很紧张，看得出来。我的薇拉一个劲儿地抽烟，而那个丽莎维塔则不住地在拉扯自己黑色的短裙。

边检员走了过来，还是那副标准的东德口吻：下车，证件。

现在，我们必须跟着他走到车后头，打开厢门了。我一看，放下心来，因为厢门竟然封着火漆，一个红色的、厚厚的火漆封印。小个子黑妞出示了一份证明，什么样的证明呢，居然是外交部证明——红色的，有着外交证件一样的封皮，不是格鲁吉亚的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我也不大清楚。边检员检查了之后说：封漆没有问题，文件也符合要求。他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和蔼了许多，校对了一下车牌号码什么的，就给我们放行了。就这样，他一眼都没往货厢里看。

我说嘛，在俄罗斯这个国家真是有无限的可能啊。

里面究竟运了什么东西呢？

你很快就会看到的。

刚刚过了边境不久，她们就让我停车了。薇拉去了一个电话亭，又很快回来，上车，我们继续上路。她啥也没说，只是笑。两个姑娘一下子变得这么欢乐，笑着，用俄语聊着，还唱歌，还是双声部，还是顿河哥萨克合唱。丽莎维塔取出了一瓶格鲁吉亚产的白兰地。我也想喝上那么一口。

在这里不行，薇拉说，现在可不是在波兰，你还得开车呢。她向我吹了一口气，还给了我一个轻吻，带着一些酒气。这个吻是小心翼翼的，非常的温柔，她说，拿这个当作替代品吧。

替代什么呀？

没什么。

说着我们就到了一个服务区。

开到这里，差不多了。薇拉指给我看，应该把车停到哪个位置。

这时我已经累得腰酸背痛了，像一个老人一样爬出了驾驶室。我们走向了那间休息室，那是米特罗帕【指民主德国的中欧卧车与餐车股份公司】公司所开的一家饭店，还遗留着一些东德时期的味道，完全没有改建过，比如极小的马桶，水箱上连接着一根塑料细绳儿。水龙头也是塑料的，灰绿色的那种。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阿姨，像过去一样，当有人小便完走了之后，就会走进去擦拭小便池的边缘什么的。而小便池里放着绿莹莹的除臭石子，上面还贴着一条标语：石子切勿吞食！

不知怎么有种很棒的感觉，那种东德时期的上层领导关怀劳动人民生活是否幸福的感觉。

我为自己点了一杯啤酒，然后又来了一杯。两个姑娘坐在那儿，用俄语说着话，不过这次的语调显得相当紧张，像是在翻来覆去讨论什么问题。刚才的快活劲儿消散得无影无踪了。薇拉叫了三只烤童子鸡，当时那玩意儿还叫作“不老乐”【原文是Broiler，在民主德国时期很流行的对于烤鸡的称谓】。姑娘们紧张兮兮地把各自的半只鸡肉掰碎，时不时地望望钟，还老是朝窗外瞎瞅。薇拉甚至还出去了几次，向着停车场张望。

你们在等谁？

很快你就知道了。

第三杯啤酒下肚之后，薇拉发话了：你不能再喝了，因为等一下还要开车呢，就是今天。接下来她们又说起俄语来，等人、抽烟、一再朝停车场方向张望，突然，薇拉跳了起来。外面开来了一辆宝马750，开得很慢，是有司机开着的。它在休息室的入口处停住了，一个家伙下了车。他约摸四十岁的样子，穿着蓝色的双排钮外套，里面是淡蓝色的衬衫，领口惨白。他走了进来，走进这间卖烤鸡的小破屋。走近了细看，他穿着黑皮鞋，领带上别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小饰品，像是猎狐犬，又像是气球或者恐龙。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褐色的。

两个姑娘急切地说起话来，用的是俄语。

这个男子，在外套口袋里塞着一块和领带颜色相仿的丝帕。姑娘们向他招手示意。走近后我发现，男子说的是德语，不过带点奥地利口音，还有，他的领带夹的确是一种恐龙。他既不喝酒，也没要“不老乐”，而是想直接看看货色，所以和她们一个劲地在谈货色的事儿。

这货完好无损吗？缺不缺零件儿啊？马上就能使吗？

我心里在嘀咕，会不会是卖“不老乐”的大婶在我的啤酒里下了点什么迷药啊，我越听越糊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简直要疯了。这时那个男的说，我想亲眼看看货，他就是这么说的：亲自验货。

我们来到了搬场卡车跟前，薇拉在那里打开了封漆，就那样简简单单就打开了，然后对我说：去，打开货厢。

货厢一开，我就傻眼了，里面竟然停着一架飞机！是一架战斗机，米格。机翼是被拆卸下来的，立在旁边。机身就停在那儿。机翼和调整片都被紧紧地扎牢了，轮子都上了刹车闸块。

薇拉开口了：飞得倍儿精神，他们给我试过了。

我站在一边，心想，我是在做梦吧，一架米格战斗机活生生地摆在了面前。如果边检员打开看一下，那会发生什么？或者，就拿现在来说吧，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碰到一次检查，天哪，我简直不敢想，两个膝盖一下子软了。

而那个家伙呢，看到这架飞机时的眼光是那么的贪婪，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是不会相信的。

随时可以起飞吗？

没错！

这个男人在身上乱摸了一阵，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一支手电筒，然后毫无顾忌地穿着那身蓝色的西装爬进了货厢，将焊缝和铆合处一一检验过，并将涡轮发动机照了又照。显然，这是一个行家。在机尾的地方，他匍匐下来，来回爬了几圈，然后喊道：东西不错！不过我们先得开到波恩去，给我的客户亲眼瞧瞧。

他当真说的是“客户”。于是我问：要去波恩？

是的，去波恩。

不行，我说，别带上我。我就在这里下车吧，这个玩意儿太他妈刺激了。

一起去！别尽说他妈的废话！我们的文件齐全，一清二楚，手续正常，一丁点儿问题也没有。

不行，这玩意儿对我来说太大了。

你答应好的，亲爱的。但在我听起来，这句“亲爱的”尖锐得简直就像女主人在发号施令。

还是不行，这个玩意儿，我可是老老实实服过兵役的，现在竟然叫我运给别人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你可以赚一大笔呢。

不行。

真的很多呢。

不行。

我们分成，她这么对我说，同时也对那个刚从货厢里爬下来、拍掉沾在大衣上的灰尘的奥地利佬说。她又补充了一句：我还可以弄来六架，组成一支编队。

奥地利佬打开他的公文包，取出一个照相机，然后又爬进了货厢，为米格战斗机拍了照。在闪光灯下，这个玩意儿看起来绝对的冷酷，绝对的危险。

别发疯了，我说。

这有什么呢？一支飞机编队是可以消失的，这种事情很正常。他们那边，任何东西都有消失的可能，火箭啊，摩托艇啊，甚至核弹头。谁会在乎这么几架战斗机呢？

可我对蹲监狱才没有兴趣呢！

奥地利佬又从货厢里爬了下来，将照相机放回了公文包。

每一架五十万。薇拉说。

好，奥地利佬开口了，价格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总会成交的。但我还是想让客户，自然还有他的军事顾问，先看一眼。

他给了薇拉一个地址，招来他的司机，和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就坐上车，一阵轰鸣之后离开了。

一架米格战斗机，停在一辆搬场大卡车里。谁会信呢。您一定也不信，对吧。想想吧，这简直是童话——藏在披萨饼里的大老鼠。但事实就是如此，一架米格好端端地停在我的搬场卡车里呢！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一架米格战斗机是完全可以停进搬场卡车的。它完全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你是从哪里认识这个家伙的？我问薇拉。

登广告认识的。

登广告？

没错，在报纸上，再简单不过了。

哪有这事啊。

怎么没有？交友类的广告，都是交友类的，你懂吧，她向我挤挤眼。一笔好买卖。

但别捎上我。

你害怕了？

当然，咋会不怕。

你给我听着，你只要跑六次，就可以挣到一百万了。

那么要把这玩意儿运到哪里去？

去波恩。是一个大使馆。

哪一个？

她耸耸肩，不知道。可能是远东的某个国家吧。哈萨克斯坦，或者非洲。我怎么知道，我无所谓。反正我们会看到的。等到事后。那是他们的事情。我又不是无所不知的智者。如果是地雷什么的，不，我永远也不会去做，可米格不一样，说实话，战斗机是最好的玩意儿，因为它们会互相击落。好吧，我们走，把这个玩意儿送到大使馆的花园里去。

不，我不去，我不想跟你们掺合在一起。

你这个软蛋！她说，一下子提高声音，发起火来，都到了十万火急的关头，为什么不做？你这个傻蛋！

这是信仰问题。我说。另外，我真的挺怕。如果秘密警察在路上截住了我们，我基本就完蛋了，你想，我开着一架米格战斗机在高速公路上。

胡说八道！都安排得好好的，这个玩意儿又不是我们偷来的。它是我们正正式式付过钱的，老天！四万美元啊，这些都是我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我和丽莎维塔，你懂的。我俩整整干了四年活，还另外借了一万马克。所以这是我们光明正大挣来的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至于俄国人那边做的，那完全是他们的事。他们说，这玩意儿坏了，也没有替换的零件。再不然就是飞行员失踪了，我管个屁啊！走，马上走！

你们两个都是疯子！疯透了！说完我就拎了旅行包，自顾自地往加油站方向走去。

薇拉在我身后咆哮着：滚蛋！你这个软蛋！再也不要让我看到了！明白吗！没用的东西！废物！

我就在那些正在加油的车子里找了一部。就是说，我盯着那些司机看，就可以看得出谁会愿意带你上路。最后，我问了一个小伙子，他愿不愿意捎我一程。

你去哪里？

柏林。

哦，不行，我要去莱比锡。

也行。

就在他一犹豫的当口，我已经坐了上去。在车子开过她们身边的时候，我看到她们俩就那么呆呆地站着，一言不发，甚至连一个手势也没有。她们就那样站着，薇拉还是穿着她的那双靴子，旁边停着那辆厢式卡车，上面有着画工拙劣的阳台和穿着浴袍的女子，她还在半掀着窗帘张望着什么。而在它的里面，停着一架米格。

我在这一刻真心地感到难过，两个姑娘站在那儿，就像两个被遗弃的孩子。其中一个穿着皮革短裙，而另一个穿着短小休闲装。她们俩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两个女军火贩子，而更像两个游荡在高速公路上的妓女。在这个瞬间，我几乎想打开车门下去了，要不是那个家伙猛踩了脚油门直接上了高速公路的话。

但我还扭身回望了一眼。两个姑娘还是在那儿站着，一直站着，望着我们远去。宁静，弱小。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一头猪。叛徒，我对自己说，胆小鬼。把这两个姑娘说抛弃就抛弃了。其实最让我伤心的是，薇拉和我的关系就此画上了句号。要是我们把这个玩意儿运到底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还和她在一起。我完全可以不朝那事儿联想，我的意思是，上床什么的。我们的故事还应该会更丰富，我们俩可以保持一种非常美妙的关系，永远也不会厌倦。很久以来我都没遇到过像她这么强势的姑娘了。她太特别了，即便她不仅仅靠替人打扫擦洗谋生，是啊，我对自己说，我才不在乎。很清楚的一点是，她也喜欢我。有一点爱上了我。但我就是怕呀！那玩意儿对我这个老实人来说实在大的吓人。

我去了莱比锡，再坐火车回到了汉堡。像是去玩了一趟，没花什么钱，但也没挣到一个子儿。

服务生端上了碎肉冻，把它放到了他的面前，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还要来杯啤酒吗？

那当然。

他拿叉子吃起来，手肘惬意地支撑在桌子上。我想看看桌上那本书的名字，我跟他坐在一起之前，他正在读这本书。但我一坐下他就把它推到了一边，仿佛早已等着要和别人讲一讲他身上发生的这个故事了。此时，他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于是将书翻转了过来。

英国作家詹姆斯·霍斯的《带尾翼的白色奔驰》。

写得好吗？

好极了！他说完抓起一片莴笋叶塞进了嘴巴里。

这时，列车广播响了：火车即将到达卡塞尔火车站。然后就介绍起了机场与城市间的火车联运服务等等，之后又用一种独特的、带有巴伐利亚口音的英语重复了一遍。

后来呢？我问，我必须在这里下车了。

是去卡塞尔文献展吧？他莫测高深地望了我一眼，往嘴巴里塞了一根小小的盐渍黄瓜。说：不知道了。

什么？您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吗？

再也没有。您是问她们最后怎么开走那辆车的？大概是在加油站里找了个人吧？或者打电话叫了个出租车司机？我不清楚。我当然给租车公司打了电话。最后车子反正是交还了回去，一周之后。租车的费用也结清了，而且最后里面是空的。啊不，他们在里面找到了两个金属部件，形状很特别，他们就打电话给我，问我们那次究竟运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没看见。我只是将车子开到了柏林，然后那两个姑娘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想，倘若事后追究起来，我最好说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自然，之后我仔细研究报纸，研究了两三周，能买到的报纸都买齐了。但是丝毫没有关于那架米格的消息。那就是说，那两位竟然把事情做成了。她们顺利过关，真是不可思议。当然，没有谁会相信我说的话，哪怕是我的死党们也不信。他们都说：老天，你在扯淡！真的没有人相信。您也一样，对吧？

这个嘛……我说着起身，从行李架上提下了我的旅行箱。

瞧，我说吧，您也不信。那让我接着说。大约四个月后，我在报纸上发现了这个。他把叉子放到一边，拎起搭在椅背上的皮夹克，从胸袋里取出了一张小心折叠过的剪报，将它放在桌上。

您读一读吧。

奥斯那布鲁克。一波兰清洁女工因买卖军火被起诉。该女工与其子在波兰购买了一架俄罗斯的米格战斗机，企图在联邦德国境内出售。她通过在报纸上发布小广告找到了战斗机的买家。许多有意者前去联络，其中包括军事反间谍组织的缉捕员。因涉嫌违反海关规定，她被法庭判处了六个月的监禁，暂缓执行，以观后效。

火车震动了一下。

怎么是儿子？我不懂。

我也不懂。也许她把那个黑发的柔弱姑娘招供成了自己的儿子，梳着马尾辫的那种。反正那位的胸部也不怎么明显。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又或者是另外一个故事。要是我能去旁听审判就好了，我很想再次看到薇拉。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

他将剪报拿起，重新折起，小心翼翼，就像对待一份重要的文件。

怎么样，他问，总该相信了吧？

这个嘛……我再一次支吾着，提起了旅行箱。

您再等一下。他举起了手中的叉子，将一块冻肉举到半空中，然后说道：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在这一瞬间里，我在思考是不是干脆直接乘下去，坐到哥廷根得了。但最后，我还是下车了。

祝您一路顺风！

我沿着通往火车站出口的斜坡往上走。那儿挂着一块巨大的标语牌：政治与诗学。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可当我看见下面的火车缓缓地驶出车站的时候，突然对自己感到很生气，因为我没能继续待在那儿，听他把这个故事讲完。

END

作家简介

德国作家乌韦·蒂姆（Uwe Timm，1940—）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成为自由职业作家。其文学创作自1979年获得不来梅文学奖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讲述战后废墟中柔韧人性的《咖喱香肠的诞生》被译介成了二十多种语言。2001年的长篇小说《红》和2003的自传体小说《以我兄弟为例》更是延续了其温暖舒心的文风。

《波折故事》里的三个主人公是小人物——一个载重卡车司机、两个姑娘，但是标题的“波折”二字预示着故事将会朝着悬疑甚至离奇的方向发展，同时，也预示着东欧巨变之后的转型期中发生的种种波折。显然，蒂姆在这里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概率的惊险故事，你却会被语句之间的幽默感所吸引，换言之，直到结尾之前，小说都有着插科打诨的“松弛度”，让人一点儿也不觉得如大部分剧情片那般硬邦邦、紧绷绷。不管卡车司机醉酒的场面、一厢情愿的痴态，还是两个姑娘看似风流、实则用心良苦的军营探访，都被蒂姆写得好玩儿极了，更诙谐的是，还加上了第三人称转述给“我”的视角，那个在火车上听故事的“我”想必一脸讶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