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
“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
——又到纪念时刻
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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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辞典无疑已有三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这是捷克小说家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的开头。杨乐云先生翻译的这部小说刊载于《世界文学》一九九三年第二期。作为责任编辑,我是这篇译作的第一个读者。记得当时读到这一开头,心一下子被击中,都有一种想哭泣的冲动,随后一口气读完了整部小说,编辑加工过程中又读了好几遍。难以形容的感动和共鸣。还有那瞬间的幻觉:这是赫拉巴尔在讲述。这是主人公汉嘉在讲述。这是无数个他或她在讲述。这也是我在讲述。好的作品常常能呈现一种普遍的境况。好的作品往往能表达和激发一种共通的情感。好的作品就是在写你,写我,写他或她,写我们所有的人。
2021年六期《世界文学》
此刻,十月的夜晚,秋意渐浓,寒意已重。时隔三十年,再度读到这一段落,一种深度共鸣重又涌上心头,令我又一次沉浸于感动与感叹中,久久的,一时竟忘了时间和空间。忽然,我发现自己在低语,情不自禁,套用着赫拉巴尔的句式:四十年了,我置身于《世界文学》的稿件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四十年来,我读原著,查资料,找选题,物色译者和作者,组织小辑和专辑,对原文,改稿子,看校样,拜访译家和作家,携带着新鲜出炉的《世界文学》,走进书店和校园,踏上边疆和雪域,来到海边,山脚下,去赴四季的约会……四十年中,《世界文学》既是我的名片,也是我的通行证,还是我的考场:考验着我的忠诚,专注,能力和耐力,考验并提高着我的水准和境界。四十年中,我将自己的心血、激情和年华奉献给了《世界文学》,而她也通过一个个闪光的文字,一篇篇出色的作品,给予了我光亮、滋养和能量,让我更深刻地懂得了人性的深邃和幽微、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才叫尊严、高贵、优雅、勇气、善意、同情、希望、坚韧、独立品格和心灵自由,什么才是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
这真是一个love story,和《世界文学》的结缘,与《世界文学》的纠缠,同《世界文学》的深情。这不仅是我的love story, 也是一代又一代《世界文学》人的love story。正是在这样的结缘、纠缠和深情中,水滴汇成了河流,种子长成了林子,四百余期的《世界文学》一期一期地出现在了读者面前;正是在这样的结缘、纠缠和深情中,卡夫卡带着《变形记》走到了中国读者面前:“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篇小说让多少中国作家瞬间开悟,明白原来小说可以无边无际,文学可以成为更加高级的真实。马尔克斯带着他的《百年孤独》走到了中国读者面前:“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一著名的开头教会了多少作家一种句式,一种语调,一种角度,成为无数作家学习的范例。伍尔夫带着《笑的价值》走到了中国读者面前:“幽默是顶峰;只有最罕见的才智才能登上塔尖,鸟瞰整个人生的全景。而喜剧则徜徉于大街小巷,反映着琐细的偶发的事件——它那面明察秋毫的小镜子,映照出在它前面走过的人们身上无伤大雅的瑕疵和怪癖。”伍尔夫不仅让读者欣赏到了意识流,也让读者懂得了笑的价值。“笑这种东西,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她告诉我们。沃多拉兹金带着《挚友》走到了中国读者面前:“一切都会过去——这是他们共同的想法。夜晚的轰炸,部队的进军,国家的冲突,都会过去。国家自会消亡,只有天地永存。树林,风……轰炸机呼啸而过,它的印记会被海绵一样的云团抹掉,就像从未有飞机飞过一样。不是吗?动物和昆虫,没有参与军事行动的所有事物都会留下来。一切都参与了战争——这只是一种错觉。蚂蚁,如果仔细研究,蚂蚁在筑巢,鸟儿飞往南方。赶车的汉子用粗大的手指捏紧鼻子,朝路上擤了擤鼻涕。”在疫情和战争的阴影下,这样的文字显然具有抚慰和治愈功效,让我们意识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平的声音,和平的努力总是存在着。这无疑就像幽暗中射入的一道光,让我们感到了和平的希望和自由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结缘、纠缠与深情中,不知不觉,《世界文学》已走过七十年的风雨历程。
而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与《世界文学》的love story,说不完的love story。
2019年六期《世界文学》
又到纪念时刻,不由得想起了《世界文学》历史上几个让人难忘的纪念时刻。
一九八七年春天,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诗歌朗诵会,活泼,热烈,充满了诗情画意。艾青等一批文艺家参加了纪念会。各种声音先后响起。我们听到了俄语中的普希金、汉语中的普希金、英语中的普希金、捷克语中的普希金、西语中的普希金、阿拉伯语中的普希金……这样的时刻,你会明白,杰出的诗人往往能教会我们“爱人类的秘密”,因而他们是属于全人类的。
历年《世界文学》
二〇一八年冬天,我们来到鲁迅故里,研讨“文学翻译与鲁迅精神”,纪念《世界文学》创刊六十五周年。于我们,来到绍兴,就是回到源头,具有某种心灵意义和精神象征。《世界文学》的声音再度在校园响起。散文家汗漫在《白马湖记》一文中记录下了文学之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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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陈众议吹奏口琴曲《送别》,大家齐声合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莲天……”作家程巍用汉英两种语言朗诵《哈姆雷特》中的著名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至今,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永恒的问题,不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歌手、作家钟立风的吉他和歌唱,沸腾现场:
当我对你说再见,说一贯的再见,
离开你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
它使我意识到,我是多么爱你呀。
……
这样的时刻,自然也会想起鲁迅和茅盾当年创办老《译文》的情形:
一九三四年初夏,上海,茅盾拜访鲁迅,谈及作家们对外国文学的兴致和热情。鲁迅听后,建议创办一份专登译文的杂志,刊名就叫《译文》。两人一拍即合。当年九月,《译文》在上海问世,广受欢迎,创刊号加印了五次。鲁迅亲自编辑了三期《译文》,还为杂志写了不少稿件。由于困难重重,《译文》出至第二卷第六期便不得不停刊,后一度复刊。鲁迅在《<译文>复刊词》写到:“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于《译文》的凭吊。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一九三七年六月,由于时局动荡,《译文》出至新三卷第四期被迫终刊,共印行二十九期。
历年《世界文学》
幸好,时空转换,一九五三年,茅盾等先贤在北京又重启当年的事业。
幸好,七十年来,《世界文学》一代又一代编辑,前赴后继,一直在继承着这项事业。
这样的时刻,我相信鲁迅和茅盾等前辈正在天上望着我们呢。这样的时刻,大先生那句带有浓重绍兴口音的话语正是我们的心声:
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
2022年10月21日于北京
该文载于即将于本月下旬出刊的2023年第1期《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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