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2日，我国著名翻译家、学者，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智量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在此刊出王智量先生曾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刊发的一篇文学翻译笔谈，以纪念这位为文学翻译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俄语翻译家。

智量

翻译的必要性也不容置疑。不同语言之间的各族人类必须互相联络和交流，唯此世界才能维系，人类才能发展。而翻译是中间最好的桥梁。《共产党宣言》中那个“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通过现在世界上各国各民族文学的交流、融汇才能达到。文学是用语言和文字体现的。因此，必须进行翻译工作。不可忽视或轻视翻译工作。

翻译从本性上就容易产生缺点，招人指责。既已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宇，就不再是原来的面貌，而人们又总是向翻译要求原作中的一切。读者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翻译家却难做人。有时这缺点往往会是译者本身的缺点造成的：语言水平不高；悟性差，对原作体会不够；工作态度不认真……这就得翻译家们自己负责了。但是，缺点可以逐步改掉，大家都努力，一代传一代，尽可能使译本与原作之间的距离缩小，尽可能架好这座桥，使通行少阻，最终达到尽管是两种语言写出而其神其形皆似，甚至是几乎同形同神的地步，难道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可能。我怀着这种信心在工作。我常把我的工作比作参加接力长跑，我尽力跑完这一段，然后交给后来人，他再去跑……总有一天会接近一个尽善尽美的境界的。让我们努力地跑下去。

智量先生的翻译笔迹

我感谢和钦佩中国外国许多翻译理论研究家所做的许多工作。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职能或是作为一种技术技巧，都需要从它的本质规律及其发展历史上加以探讨，以求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在众多的翻译理论家面前，我想着重地强调一下实践的一面。翻译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东西。“翻译学”或“翻译理论”如果谈得太空了，脱离了实践，或是理论家本人并不曾有过大量切实的实践经验，这种理论往往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不大住的。有人根本不曾有过任何翻译实践，因为不懂外语（而又没有林琴南那种时代的和主观的条件），却写出翻译史之类的理论书来，其可信程度就更差了。青年同志们有时会向我提出一些翻译上的道理问题。我的回答从来是：先别谈道理，先去做起来，译过一二十万字以后，许多道理你自然明白了，如果有兴趣系统地研究翻译理论或“翻译学”，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也教翻译课，带翻译研究生，学生一进门，我首先叫他们译些东西，然后再读理论书。研究生课程中，特别地开设了“名译对读"这一门。目的是让他们通过原文和译本的对照，认真领会前辈名家的本领到底在哪里，从他们的实践中学习翻译。当然也要求学生发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指出前辈的缺点来。我们还想再开一门“劣译对读” 的课程，目的也是要学生从实践中吸取教训。不过典型的劣译本还没有找到。

谈到翻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令我想到比较文学家们对翻译的研究和议论。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学的联系与异同，寻找世界总体文学的共同规律性，而翻译是这种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是“异同”的直接体现，把翻译学囊括在比较文学理论中，道理上是讲得通的。但是问题又出在实践上。如果这位比较文学家也是一位有过较多实践经验的信得过的文学翻译家， 他的翻译理论和与之相关的比较文学理论大约是比较可靠的。否则就危险了。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

在一次翻译座谈会上，我跟一位要好的文友有了争论。他主张译者要有自己的个性，而我主张译者要没有自己的个性。现在想想，我虽然还是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把话说得太绝了。应该说，作为一个译者，个性的强度表现在对原文的独立思考的理解上，要达到别人尚未达到的程度，这是好的译文的前提。然而，在译文的表达上，我仍认为，一个译者愈是放弃自己个性的东西则愈好。我们常听到所谓”译者风格”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译者所不应有的妄自尊大。译文如有风格，应尽可能是一种接近原文风格的风格。我们大家都不会否认译文要求忠实，而忠实不仅是文章字义句义的传达, 更重要的还在于文章精神韵味的传达， 风格的传达。如果你是力求在表现你作为译者的风格，怎能保证你这风格与原风格是一致的？如果你不仅只译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而是译好几位作家，你所表现的风格到底符合他们哪一家？这样，又哪有“忠实”可言？对于文学翻译，这点要求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其他文类的翻译，原则上也应如此。作为译者，应该雅文雅译，俗文俗译，错文错译(必要时注明错在何处）。切不可以自己的东西擅自取代原文中的东西。要时刻记住，你只是一条“纽带”或一座“桥”，你无权在你联接传递过程中掺加任何自己的东西进去。有的同志会说，完全没有译者自己东西的翻译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我完全同意，我的主张只是要尽可能地少些。

我喜欢译诗，大约是想借他人的灵感表达自己的胸臆，因为自己爱诗又写不出好诗来。译小说要挑那些诗意盎然的，比如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狄更斯的长篇译得很苦，但译到那些抒情意味的优美段落心里也很舒服。我觉得自己没有把那些名篇译好，总在不停地修改、重译。一部《奥涅金》就改过十次，现在又在改，还是觉得不好。我知道根本问题在于自己功底薄，只能尽力而已，以后反正会有人接下去再提高的。译稿的发表不等于工作的结束，有时初步完成的译作刊印出来，既可满足需要，也能起到征求意见的作用。因此我的许多译作便也交出去了。其中粗糙的东西定是有的。我喜欢把想译的诗反复诵读，往往是会背了，再译。因此真正下笔的时间很少。为此受到别人“懒惰”的指责，说整天只见我坐在沙发上。这是不了解我的苦和乐。一篇诗作，尤其是抒情诗，不妨多译它几次。时间要隔长点。如果几次译稿相差很大，说明还没有进入它，如果相差不多，则说明译稿大体上可靠了。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经验，愿意提供年青同道们参考。

我主张译诗要神形兼似。我一向恪守原作的诗节行数、节奏 (音步)、韵脚和形象，在不违背汉语表达规律的条件下，词的顺序也尽可能依照原作。我在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时，尤其体会到这样做的必要。我说过诗歌译者要“划地为牢”的话，有的朋友们不以为然。其实这是比喻， “一切比喻都是跛脚的”。我的意思是要从内容到形式(其实这两者哪里分得开），从字句到格凋，从语气到神韵都尽可能传达原作。原作的神和形一同为译者划下一个不可逾越的范围，你只能在这个圈子里发挥你的本领和主观能动性。而另一方面，这个圈子里有它自己的境界，你完全有施展才能的余地。这个“牢”你当然是要坐的，也要甘心情愿坐，因为你只是个译者。你是为原作者和读者两边服务的。如果坚持你的个性和自由，就别当译者。读到那些咬文嚼字、死硬刻板的、只愿 “形似”的译文，或是那些神乎其神、神不守舍、使原作面目全非却号称“神似”的译文，心里只为原作者和读者难受。翻译对原作的忠实，必须表现在神形两个方面。

还想谈一些对译者的要求。

创作家必须同时是学者。翻译家更应该如此。如果不是一位你所译作品和该国文学的专门家，定会有从选题、到理解、到表达这整个过程中的某些缺点和失误。当然可以先译起来，再通过学习，成为那种文学或那位作家的专门研究家，翻译本身也是一个学习过程。我觉得，一个专门的翻译家不应该什么都译，文学翻译家也不应该什么体裁什么作家的作品都译。要专到一定的比较小的范围，这样才能产生好译文。这当然较难做到。希望国家的文化与出版方面的领导机构能给以规划和提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会为吃饭而翻译，翻译是我们豪迈而光荣的岗位和事业，翻译家们应该争取做到各有所长，“各霸一方”。

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它很难尽善尽美，因此需要集思广益，也需要翻译家们表现出更大的谦虚和谨慎。要能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意见，不要认为世上只有自己译得好，别人的译文只是”小学生的练习簿“。我年青时候曾犯过一次错误：为一位编辑同志较多地修改了我的译稿发脾气，多年来每想起这件事都觉羞愧。

翻译家所架的桥，是从一种语言通到另一种语言。因此，努力提高语言修养是一个必须再三强调的要求。外语当然是要通的，但是我想在这里特别着重提出汉语修养的问题。当你把外语译成汉语时，对外语的理解固然重要，但是这过程都发生在你的头脑里，而汉语的表达才直接与读者见面；并且，无论你理解得如何深透，表达差了，仍是一篇坏译文。有经验的编辑和译者大概都会同意，决定一篇译文质量的因素中，汉语表达要占至少百分之六十的成分。从这里我们想到，我国目前培养人材的体制上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外语系只重外语，而中文系只重汉语。都教不出理想的翻译人材来。应该尽快解决这个问題。

以上的话，谈得琐碎，但都不是空话，愿与同志们交流。

1990年11月，上海华东师大

End

原载于《世界文学》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