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顿悟发生于今天早上。我照镜子时对自己说：包括耳毛在内，我的身体一点没变，我还是原来的我。那个婴儿照片里的我，那个在皇后区高中操场后面的树丛里初次体验性爱的我，那个在弗兰克·卢卡斯横行天下的日子里开出租车穿行于哈莱姆街区的我，那个子女眼中为人父的我，那个昨天的我——地球每多自转一圈，我每多活一日，都与昨天的我更多了一份相似。我再次处于起点，准备步入惠特曼式宇宙中的另一个空白区，如同即将远航的麦哲伦。

六十五岁

马克·贾克布森作  刘志刚译

我这辈子，心目中始终有个代表衰老的数字。十六岁的时候是二十七，二十九岁的时候是四十二，三十八岁的时候是五十二。但到了六十五岁的时候，这数字便停在了六十五。

应该说，在美国生活这条州际公路上，六十五一直是个醒目的里程标志牌【在美国，一般以65周岁为正常退休年龄】，是国会长时间幕后交涉的产物，保险公司长时间调整概率表的结果。六十五是你应该退休的年龄，翘起脚，闻一闻玫瑰花香，在“税收之国”衣食无忧地安享晚年。如今，这新乌托邦式的绮梦虽说已多半被拼命工作的职业伦理所取代，可六十五依然是冲刺前那段直线跑道的起点；像在亚古德亚古德【纽约市区仅有的一座赛马场，每年十月末至次年四月举行马赛】进入第六场标价赛的一匹老马，你该在此转身回家了。

对我而言，六十五岁是恐慌来袭的开端，是幽寒洞府的入口。我父亲是七十五岁那年走的，但他是病故。做了很多年的肾透析，最终心脏病发，倒下后再也没起来。我母亲活到了八十四岁，一路全速前进，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也就是说，只要DNA争气的话，我应该还能再活十九年。但十九年又如何？昨天我还只有二十六岁，壮得像伊卡洛斯【在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想用涂蜡的羽翼逃离克里特岛，但终因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封蜡熔化，不幸坠海身亡】一样，乘着醉人的风儿在永恒里翱翔。又或者，这是上周才发生的事？

        

时光！飞驰！

你知道它去向何方。过完六十五岁生日后不久，我决定把自己的“居家办公室”收拾收拾。就当是一次秋季小扫除吧。那天我正在整理一堆精心挑选过的收藏品，突然发现底下压着一封早就忘记的信件：信寄自贝丝·大卫公墓。这公墓就在纽约城外，位于长岛的埃尔蒙特村，想当年，我有好几十个亲戚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死后便长眠于此。信写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廿七日，署名者是公墓的“副总裁沃伦·罗森”。他在信中通知我：“您已预约下列墓地：马克·贾克布森……一〇一区八号墓位。”

这肯定是妈妈干的，想都不用想。她出生于“大萧条”时期，凡事都爱预先订好计划。

老了。一直没法适应新的模式。以前，在我看来，活到老换来的主要好处就是没有早早死去：当年右脸留下这道疤时，没有丢掉性命；后来，没有炸死在越南；再后来，在新墨西哥州117高速公路行经薄冰路段时，没有被撞出挡风玻璃。小时候，我总是一眼就能把老人给认出来。他们身材干瘦，骨头特别脆，眼睛透着银灰色，皮肤上长满褐黄斑，坐在破旧旅馆的门廊里，背靠着塑料仿藤条编织的沙滩椅，头顶的荧光灯吱吱作响。那时候，毒品经济、豪华装修和勒布朗·詹姆斯【勒·詹姆斯（1984— ），美国篮球巨星2010年离开克利夫兰骑士队，加盟迈阿密热火队，后为该队两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总冠军】的才华都还没有降临南沙滩【南海滩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南端，是美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就算这些行将就木的老人不只是想着排队抢购明天的早客特惠餐，又有谁在乎呢？老人大同小异，不是吗？反正就是老了嘛。顶着破衣烂衫的细棍子。【化用自叶芝《驶向拜占庭》里的诗句：“一个衰颓的老人只是个废物，/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穆旦译）】所以，在即将加入他们组成的幽暗队列之际，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在我心头。记得年轻时，我们这些嬉皮士常聚在一起读沃尔特·伊文思-温兹【沃·伊文思-温兹（1878—1965），美国人类学家，其研究率先将藏传佛教引入西方世界】版的《西藏度亡经》，沉迷于有关“怒神”的描述（恐怖程度堪比罗杰·科尔曼【罗·科尔曼（1926— ），美国独立电影导演，人称“B级片之王”，代表作《异形征服世界》。镜头下的鬼屋】）——所有出生高贵的某某某在穿越通往下一扇阴户的中阴阶段时，都会遭遇这些嗜血的“怒神”【根据藏传佛教，人在死后的中阴阶段，文武百尊会显现寂静相和忿怒相】。后来，我们欣喜地得知，这些野兽无非是人类内心苦恼的“投射”，跟我们过去常常嘲笑的“原子人”——42街的休伯特博物馆【休伯特博物馆素以畸形人表演而闻名，它和跳蚤马戏团都位于纽约曼哈顿42街】和跳蚤马戏团里都有他的身影——同样毫无真实性可言。

然而，此刻我并非站在通往来世的入口，而是正在接近此生的终点。我能感觉到“医保怪兽”喷到脸上的气息：火热，灼烫，无比真实可感。如果说古希腊人有船夫卡戎在冥河上摆渡亡魂渡河，要付船资给卡戎【作者从这个传说联想到银行发来的债务提醒】，那我们则有预先录制的留言通知你：“死亡将不会终止您的债务。”在生命的终局里，你有很多关卡要过。才刚躲过癌症，马上又来了阿尔兹海默症，这就是长寿得到的回报。如果说曾经的恐怖片是《异形》，那现在就是《爱》【《爱》发行于2012年，是获金棕榈大奖的一部法国电影，讲述了一对老年夫妻孤独、凄惨，甚至残酷的晚年生活】。

        

“好死不如赖活。”这是你对衰老应该抱持的态度。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当我步步深入到衰老的外层时，我的种种恐惧，大半辈子没能摆脱的那些噩梦，居然开始减轻了。在我眼里，老态龙钟不再是勉强好过死亡的一种状态，它更像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时间一到，微小的顿悟便像散射的飞弹般接踵而至，于是新的范式就此确定。比如说有一回，我正在翻阅一本叫《老年史》的书，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像是悟到了什么。这本书详细描述了亚里士多德对老人的厌恶：他认为，老年人因为长期饱受人生“失意”的蹂躏，所以容易过分悲观、恶毒和狭隘。此外，书中还特别附上了几幅启蒙时代的图画，名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各阶段”。

在这类图示里，人生被描绘成一段永远走不完的楼梯：你先拾阶而上，到达顶端，再一步步走下来。出发时，人在底层“像羔羊般无辜”，往上爬时，每踏出一步代表度过了十年。二十岁“像雄鹰展翅”，三十岁“气壮如牛”，四十岁人生接近顶点，这时“没什么能使他心惊胆丧，他如狮子般势不可挡”。然而，越过这人生的巅峰，便是一路下坡：先像斯克鲁奇【斯克鲁奇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名作《圣诞颂歌》中刻画的一个吝啬鬼形象】。一样度过贪得无厌的六十岁，接着来到身心俱疲的七十岁，最后结束于颇具象征意义的“百岁之年”，这时候，你“虽已厌倦人生，却又畏惧入土”。在法文版“人生阶段图”，即《宇宙大审判》当中，最后两个下行阶段分别叫作“衰朽之年”和“耄朽之年”。

我估计，“耄朽之年”这个词，就是让《随心所欲》里的安娜·卡里娜【安·卡里娜（1940—2019），法国女演员、导演，代表作为《随心所欲》】。亲口说出来也不会多性感；不过，要描绘一幅个人化的现代版“人生阶段图”绝对不算什么难事。在这里，一种“爆裂鼓手”【《爆裂鼓手》是美国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指导的一部电影，发行于2014年，讲述了一名少年鼓手疯狂挑战自身极限、追逐音乐梦想的热血故事】般的激变模式出现了。我是一九四八年生人；在“像羔羊般无辜”的童年里，我学习怎么做“冷战”时代的孩子，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青春期的微妙现实了然于胸：每周六的晚上，我都会在电视机前观看《枪战英豪》和《荒野镖客》【《枪战英豪》和《荒野镖客》都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播出的以西部冒险为题材的美剧】。然后，就在我已经熟悉孩童状态、变成“孩子王”的那一刻，脚下的地毯却被抽走了。毫无预警地，我被硬塞进一个掺杂着荷尔蒙的宇宙：阴毛疯狂地滋长，滚石乐队风靡一时。于是乎，人生重又回到原点，一个任我驰骋的全新赛场。接下来是“像雄鹰展翅”一般的青少年时代。一场大地震贯穿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见证了吹捧、崇尚青少年文化并将其商品化的过程。在此期间，新兴一代人每隔一周都会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我自己逐渐成为集合了他们优缺点的典型标本。不过，未曾预见的是，这个时期结束得同样相当突然，因为很快我就娶妻生子，也装模作样当起了大人。这又是个负重向上的西西弗斯时刻，我得把一块体积和密度都未知的大石头推上山去。这模式在停滞与变化之间不断摇摆，需要个人定期进行自我校准。

就这样，我又回到这里，回到未曾勘探的领域，努力度过刚闯入时的调整阶段。这倒不意味着我离“耄朽之年”更远。满头银发（起码比秃头强！）的我还是老人该有的样子。在变成糟老头以前，该吃的那些苦一样都没少：腰疼，足底筋膜炎，右眼飞蚊症。患有关节炎的左肩和右肩已被外科医生的关节内窥镜“吞食”，双双进入该设备的瞄准镜中。其实，我身上的许多零件都已过了保修期，或者正临近保修期。我整个“受罪之身”【原文为拉丁语：corpus delicti。这个短语原指犯罪的客观外在事实，如被谋杀之人的尸体、被焚毁的房屋。作者有意将corpus当作其本意（身体）来使用】可能随时都会消失。总之，我虽然变老了，但毕竟是新手，初来乍到，就像当年十来岁的时候坐着地铁七号线去格林威治村，第一次到布利克街上的“奥古古”夜总会看马迪·沃特斯【马·沃特斯（1913—1983），美国著名蓝调音乐人】的现场。

真正的顿悟发生于今天早上。我照镜子时对自己说：包括耳毛在内，我的身体一点没变，我还是原来的我。那个婴儿照片里的我，那个在皇后区高中操场后面的树丛里初次体验性爱的我，那个在弗兰克·卢卡斯【弗·卢卡斯（1930—2019），活跃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毒枭】横行天下的日子里开出租车穿行于哈莱姆街区的我，那个子女眼中为人父的我，那个昨天的我——地球每多自转一圈，我每多活一日，都与昨天的我更多了一份相似。我再次处于起点，准备步入惠特曼式宇宙中的另一个空白区，如同即将远航的麦哲伦。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即便衰老并非什么新鲜事，但能避开交通拥堵时刻总是好的。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更多人正在步入老年，其数量之大可谓史无前例。我说的是我这代人，扬言要在衰老以前结束生命的一代人。这又是一句老掉牙的狂言浪语，除了凯斯·穆恩【凯·穆恩（1946—1978）在著名的“谁人乐队”中担任摇滚乐鼓手，死于过量服用镇定片】，没人会疯狂到想要去兑现它。每天有一万名美国同胞——要能回到大一那年的学生宿舍，他们都可能是我的大麻烟友——与我汇合，踏上了那一级级通往天堂和/或地狱的下坡阶道。所谓的“婴儿潮一代”如今已经在出纳员的窗口前排起了队伍，而我只是处于其中第一波。这次大潮将一直持续到二〇二九年，总人数约七千万，足够让奥巴马的医改计划破产一百次。而且相信我，其他年代出生的人也许愿意在黑暗中悄然离场，但要把这个爱炫的“婴儿潮团伙”赶下台来，可就难多了。

那是因为这代人很特别。我们总是不停地自我指涉，凸显自身的特别之处。在我们发明性、毒品和摇滚乐这三件所向无敌的法宝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青春。同样，一旦考虑生儿育女，我们下的崽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受宠爱、被写得最多、装备最齐全的婴儿。这也难怪，即使人类的始祖亚当公认活到了九百岁，在我们眼里，还是没有人真正老去，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老去。

等着瞧吧，大量书籍、博客和暖心的演讲将会纷纷涌现，汇成一整套夕阳红文献，当然，这一“末日”论述会有一部分隐藏在所谓的《启示录》和其他热播的有线电视节目中。关于这个话题的某些言论难免会比较烦人。前不久，我在《赫芬顿邮报》网站的“年过五十”栏目看到曾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安娜·昆德兰【安·昆德兰（1952— ），美国专栏作家，曾获1992年普利策新闻评论奖】的一段视频。她说有那么一刻，她突然觉得年老要比年轻好。“当我终于完成一次头手倒立的时候。”她说。她没上年纪时凭借“身体的敏捷”也许能完成这个动作，但之所以到晚年才实现这一壮举，正是因为老当益壮的“信心”，昆德兰如是说道。

以下是不证自明的假设：我们是不凡的一代人，只要想做任何事，就一定能做到。就像戴安娜·奈雅德【戴·奈雅德（1949— ），美国长距离游泳健将，记者，励志演讲人】历经一百零三英里从古巴游到美国，每天都有老年人在创造辉煌成就。毕竟，二十来岁的时候，谁都可以很酷、很厉害。但过了六十岁还能很酷、很厉害——那才是真正意想不到的惊喜。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婴儿潮一代”的博主就会宣称死亡比生命更酷炫。

六十五岁也许只相当于过去的四十五岁，可我很想问康宝莱【“康宝莱”是一家知名的营养和体重管理公司，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的小伙子们：在两百岁变成新的一百岁以前，我究竟得狂吞多少粒“欧米伽3”？在有关“婴儿潮一代”老龄化的记录中，有一项经常被引用的研究，即所谓的U形幸福曲线。该理论认为人生满意度多半在早年或前青春期抵达顶峰，到晚年再次上升。至于其间的部分，则往往充斥着日常生活的废料——那是一片无甚可观的“飞越之地”【“飞越之地”指美国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地区之间的内陆区域，主要在中西部，一般只有坐飞机经过时才会通过窗口远远看上一眼。这是一种带有嘲弄意味的说法】，稍加剪辑，就可以从人生精彩片段里删除。这种把控幸福的态度，对美国社会——美国人心里都深藏着一种斯皮尔伯格式的强大渴求，希望把孩子身上的神秘与天真和老人皱纹里流露的神奇智慧相结合——来说，太合适了，就像弗赖伊牌【弗赖伊是美国知名的鞋类品牌，公司成立于1863年】的皮靴那样合脚。

我们几位上年纪的好友很爱围坐在“虚拟的社区食堂餐桌”【指博客里的讨论空间】闲聊，而话题经常离不开人老以后发生的那些变化，但好笑的是，我们中的多数人都还穿着和十七岁那年同款的球鞋和牛仔裤。我父亲不是个爱俏的人，可他出门上班还是会穿上外套，打好领带。他的外表和年龄是一致的。可话又说回来，他小时候电视都还没有发明，他的年薪从没超过两万五千美元。而现在，你能执导十来部大片，卖出一百万台电脑，却从没把那顶孩子气的棕褐色棒球帽摘下来过。没错，这些正是我们这代人独享的好处：成长过程中，时代给予我们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与社会自由；我们拥有社会所认可的肤色；我们上最好的学校，尽管经常只是在那里喝醉酒瞎鬼混。

以下是时髦的现代人在谈论衰老时会涉及的部分话题：（1）后悔是何性质，补救是否已晚或者值得；(2)担心自己与社会脱钩；(3)更糟的是，死得太早或者活得太久——当然，还有钱财和疼痛的问题。疼痛比钱财更让人担忧。与这些烦心问题分庭抗礼的是若干条令人心情舒畅，也可能已被合理阐释的妙悟，例如：(1)“老人更容易摆脱年轻时令人窒息的焦虑和成规”；(2)“老人更善于整合内外两个世界”；(3)“老人有任何时候都不必看人脸色的底气”。从前，波·迪德利【波·迪德利（1928—2008），美国著名歌手，其音乐对猫王、披头士、滚石乐队等影响颇深】劝人要有“一只墓碑的手和一颗墓园的心/我才二十二岁，我不怕死”【出自迪德利的歌曲《你爱的是谁？》】。这句话很经典，如今看来仍有几分道理。然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不论个人背景或现状如何，没有谁表示同意阿喀琉斯的选择：活得快意死得早，留下一具美丽的尸体。

在这些讨论中，有个主题反复出现，那就是上代人和下代人（即“小青年”）之间爱恨交织的永恒关系。主流观点认为，如果说老年人从前只是看上去千人一面，今天的年轻人却是主动呈现为面貌模糊的群体。可是，这些公共空间的入侵者究竟是什么人呢？面目难分彼此，却又唯我独尊，只知道整天盯着屏幕，对名牌趋之若鹜，身影充斥着每个酒吧，偏又独占着最棒的身体。没错，他们经常滚床单，可是，一个看着挺聪明的二十四岁年轻人既然能弄到几十万美元的学贷，怎么会对二〇〇〇年以前的世界一无所知？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差不多可以概括整个现状。互联网，公认的信息高速公路，其实是一台健忘的巨型机器。如果你到了一定岁数，在年轻人身边说话可千万得小心。你亮出守卫个人小宇宙的堡垒，比如兰尼·布鲁斯【兰·布鲁斯（1925—1966），美国单口喜剧演员】，甚至迈尔斯·戴维斯【迈·戴维斯（1926—1991），美国爵士音乐家】这些人的名字，但很可能会得到对方一句令人肝胆俱裂的反问：“这是谁？”其实，说到别的人、事、物，情况也大抵如此：从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米·安东尼奥尼（1912—2007），意大利导演、编剧】到波尔布特【波尔布特（1925—1998），曾任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与政府总理】，统统一问三不知。二十世纪——我的世纪！——的文化常识正大幅地从公共意识中消除。令人震惊的是，消除的速度奇快无比，而大家竟然对此满不在乎或一无所知。整件事感觉非常刻意，就像“光照派”【西方阴谋论中常见的秘密组织】策划的又一场阴谋。

不过，也正是在这翻来覆去的抱怨中，关于六十五岁以后的生活，我又领悟到有益的一点。这番领悟源自卡尔·盖特曼发来的一封电邮——他以前住在皇后区的鲜草甸街区，现居加州圣莫尼卡。人老了以后，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是你认识和你爱的人开始加速死亡。几年前，时年九十开外的巴德·舒尔伯格【巴·舒尔伯格（1914—2009），美国影视剧作家】主动要把他的通讯录送给我。“我留着它也没用，”这位《码头风云》和《萨米为何逃跑？》的作者对我说，“里头的人全死了。”不过，事情也可以反着看：你活得越久，就能与你珍视的朋友相伴越久。比如我，认识卡尔·盖特曼都已经五十多年了。

想当年，我们俩一同就读于弗朗西斯·刘易斯高中。和别的小伙伴一样，卡尔也是个快活的小披头族；这些人曾陪着十五岁的我第一次去麦克杜格尔街上的费加罗咖啡馆喝咖啡。然后我们就失联了几十年，直到后来才通过不可思议的“脸书”找到彼此——跟当年时代弄潮儿的角色相比，这是多大的讽刺啊。在“老家伙”这个话题上，盖特曼逐渐显露出非凡的天才，因为在我们这个一九六六年毕业班里，只有他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只有他在纽约警察突袭汉密尔顿楼【汉密尔顿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栋教研大楼】的时候还在读克尔凯郭尔；此外，还有一大原因是他是已故演员艾斯黛拉·格蒂【艾·格蒂（1923—2008），美国喜剧演员】的儿子。格蒂曾经服务于鲜草甸社区剧场，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二年期间在《黄金女郎》中扮演碧·亚瑟【碧·亚瑟（1922—2009），美国喜剧演员】的母亲，从此她便在无数电视观众心目中树立起某种老年人的形象。

“记忆在反复剪辑我们的生活叙事，有意或无意。”盖特曼论及人类有着超强的自我欺骗能力时这样写道。不过，“衰老的急迫性，‘我们正在出局’的领悟，反而解放了我们的心灵”。正因为“我们终于明白世界已不再属于自己”，真相才会浮现于我们眼前。

“世界已不再属于自己”——这个想法看似无足轻重、不证自明，但其实只有旁观者才能真正看明白。我想说的是，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真的跟我有关吗？或许，他们清除缓存的过程本就是进化的要求，因为如果往日戴着神圣光环的破烂玩意儿老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的话，这就像是又上演了一集《囤积强迫症》【《囤积强迫症》是2009年开播的美国热门电视真人秀节目】。而且，就我要去的地方来说，还是轻装简行更好。出发前通常要对行李进行分类，把超重部分扔出船外。决定取舍确实挺让人头疼。和所有事一样，这也需要自我协商。

正是家族的进化，像诸多交叉的螺旋结构一般把我和祖先、和后代连接在一起。我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那时家人之间的界限是很分明的。姐姐和我是孩子，父母是父母。他们抚养我们，我们不捣蛋，偶尔一家人也会驾车出游，参观葛底斯堡之类的历史名胜——连着四天我们都待在普利茅斯车【普利茅斯车，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旗下的廉价轿车品牌（1928—2001）】里，除了到处找便宜的汽油，别的什么也没干。至于众人皆知的“代沟”，其实倒也没那么深，就像是两个互有引力的平行宇宙。我的父母成长于“大萧条”、一战和古城威廉斯堡，而我则是成长于猫王、披头士和原子弹的时代。还记得家里买回第一台便携式电唱机的那天晚上，父母一直坐在客厅欣赏莫里斯·舍瓦利耶【莫·舍瓦利耶（1888—1972），法国著名歌手兼演员】的歌。与此同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头靠着那台晶体管收音机，收听默里·考夫曼【默·考夫曼（1922—1982），美国著名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即时报道，因为正好是那天晚上，杰基·威尔逊【杰·威尔逊（1934—1984），美国著名歌手】在他位于57街的寓所门厅里惨遭女友枪杀。没错，当时我们很少交谈，可确实也没太多可谈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从父亲那里获得任何教益。参加过突出部战役【突出部战役，也称阿登战役，二战西线战场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在纽约生活了一辈子，拥有自己的房子，父亲不但工作勤奋，而且很有点蔫儿坏的幽默感。他绝对是属于自己时代的人，而这也正是我日益珍视的一种品质——或许可称之为“智慧”，也是老年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美德。

从前我嘲笑“智慧”，以为这不过是波洛涅斯想要灌输给雷欧提斯【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对父子】的一堆废话。而现在我却心灰意冷，不知道能给子女传授什么有价值的思想。无论如何，现在的家庭已经和我小时候大不相同。两代人之间不设屏障，彼此的界限从没划得那么分明。尽管孩子们最后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但全家人还是经常像一窝小猫似的黏在一起。我们继续听着同样的音乐，甚至是新出的作品；我们一个晚上说的话比我当年和父母一个月说的还多。有一年，我们全家环游世界，一路住的全是破旧的嬉皮士旅馆。为此，我写了一本书，有些章节是我女儿提供的，与我撰写的章节交叉安排在一起。她在书里把整个印度比喻成一座人间地狱，多数人认为，她的那些部分——写于十七岁——比我的更出色。应该说，在我们之间有种无为而治的民主：劳动分工不甚明确，权力的界限也很模糊，但双方却视为理所当然。

这种结构十分松散，我却从没多想，直到最近，我那二十六岁的小女儿搬回家住，事情这才起了变化。她先在印第安纳州上了四年大学，之后在费城找了份工作，然后又在贝德-斯泰【贝德福德-斯泰弗特森街区的简称，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工作过一段时间。要是在过去，她决定搬回家住就等于拿枪顶着我的脑袋，但过去毕竟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记得我二十六岁的时候，住在圣马可坊街，每月房租一百六十八美元。同样的公寓，现在恐怕一平方英尺就要这价钱。就业市场对研究福柯解释学的专才而言，很不景气，所以闲散人员必须辞退。这倒未尝不是件好事，我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可以相应增加。更何况，我二十三岁的儿子已经住在家里了，所以，“帽子戏法”【体育术语，表示在一场比赛中，一人连续三次取胜或得分。作者借用这个术语，是因为女儿回家小住可以缓解她的租房压力，增加父母与成年子女的相处时间，此外，儿子也住在家里，可谓一举三得】也就更精彩了。

当然，实际情况并不太顺利。早上起来发现水槽里堆着眼熟的脏盘子还没洗——这种事尤其让人恼火。其实，我随时都可能摇身一变，变成那种脾气暴躁、爱耍威风、让人吓破胆的父亲。不管根据哪种“人生阶段说”，这一切难道不是早该结束了吗？

所幸，问题终于还是基本解决了，因为女儿和我认识到我们都在经历变动，我一路走向衰老，她要奔赴她想去的地方。我们的人生观都处于过渡期，所以难免会在这方面起冲突。女儿说，我不该抱怨什么东西都是蹈袭前人，我应该将现代性视为一连串维恩图【维恩图，也叫文氏图，在数学中常用于表示不同事物群组（集合）之间的关系】，变动无常的球体，漂浮不定的气球（代表自我界定的身份），它们彼此独立却能相互替换。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那些重合的区域，即圆圈重叠的部分。只有在这些领域我们才可能联起手来。我想，这些话很可能是她在某个非法占据的脏乱差场所逗留时听来的；不过，在一个大小屏幕无所不在的世界里，在一个国安局设置为环形监狱的世界里，这话听着还挺有道理。于是，我们坐了下来，一口气连看了六集《X档案》。

这段时期，有一次谈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女儿搬回来几个月后，我快要过六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当时我刚推销完一档电视节目，并且不出所料地拿到了播映许可。那个三十岁的主管把我跟我的合作伙伴当作威利·洛曼【威利·洛曼是阿瑟·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中年迈的推销员】式的叙事推销员，我们就像两团被冲刷上岸的灰白色毛球，搁浅在他那光滑、漂亮的办公桌上。他听完我们口若悬河的陈述，断定我们的想法“过于乐观”。这显然是新的托词。好莱坞就像爱斯基摩人和雪——他们有一百万种拒绝你的理由。一百年来，他们贩卖虚假的励志故事、瞎编的完美结局，而现在却要求一切都该黯淡、凄惨。

我女儿对时下电视行业的了解远胜于我，她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解释给我听。

“大环境烂糟糟，”她说，“政治烂糟糟，经济烂糟糟。你想瞒都瞒不住。”

她真相信这一套吗？

是的，她真的相信。

“烂糟糟。”我在记事簿上写道，心想将来推销电视节目应该用得上。

事后回想起来，我却差点欲哭无泪。听自己女儿以如此沮丧的方式描述她身处的世界，这一点都不有趣。当你爱的人深陷如此境地时，你能怎么帮她呢？该是经验发声的时候了。“智慧”是时候出场了，因为它是知识积累的源泉，是经验发出的声音。在这方面，我不敢妄称有多大底气。未来便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答案。等待，这是我的智慧界限。明天早上情况会有所好转。

几个月后，女儿说她要搬出去住。这事非同小可，因为她这人特别恋家。但此刻，她认为去芝加哥要比待在布鲁克林强。是的，她没有选纽约，这个集体灵魂的城市，你花三百五十美元就能获得部分所有权。生活充满了各种通道，现在需要继续向前。

年轻时，我想象自己是个崭露头角的电影制作人，身上具有惊人的潜力。我以为我有用不完的时间。奥森·威尔斯【奥·威尔斯（1915—1985），美国著名导演】二十五岁才拍出经典《公民凯恩》，而我当时还不满二十岁。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执导《钱》的时候，罗伯特·布列松【罗·布列松（1901—1999），法国著名导演】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换句话说，假如现在开始学法语，再过十五年我就能追上他。如此看来，在六十六岁以前，我能玩的游戏又多了一种。

这倒不是说我对未来的态度不严肃。实际上，我对个人的前景从没感到如此激动。我现在摆脱了永生观念的桎梏，又有易于检索、不可不谓丰富的经验宝库仍然在为自己的心灵提供有益的燃料，所以，我感觉自己的创造力并未衰竭，总有新的想法涌现出来。这种从未有过的透彻或清明或许是人生历练的结果，又或许是一大块脑灰质像生锈的轮爪螺母那样脱落所致，总之，我的头脑发生了变化。我自己能感觉到。时间也许太短，但你要学会赶在死线/限【原文为deadline，是双关语，既指任务截止期限，又指人生大限，故而译为“死线/限”】前完成任务。

多年以前，在对民族植物学做英勇探索时，我鼓足余勇喝了不少的死藤水【死藤水，一种致幻剂，属于新型毒品】，这所谓的“灵魂之藤”顿时将我从纽约东7街的小公寓带到了亚马孙雨林。在丛林里，时间彻底消失了，眼前只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想法，仿佛在我出生以前，这世界就已存续亿万年，而在我死后，它还将存续亿万年。而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紧紧抓住自己那被挫伤的自尊心，就像在巨浪滔天的海里抓住飞机上的坐垫。可是，这种想法已经一去不返。现在，我所感受到的是终极自由。在后视镜中窥看曾经高傲的自我，目睹组成我的原子散回到无尽的循环当中，这才是事物最真实的美。

长寿自有其重要的地位，但像这篇长文开头所说的，只要能再活十九年，那都算是一笔公平交易。如果一辆写有我名字的灵车明天会开来接我，就让它来吧。我本来就是个笨蛋，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下层的第二代移民家庭，爱吃熏牛肉，爱听雷蒙斯乐队【雷蒙斯乐队创立于1974年的纽约，被称为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克摇滚乐队】的歌，我想提前宣布我这一生没有虚度。

几天前，在度过不可少的排斥期以后，我终于拿到了半价交通卡。顺带地，我还买到了老年电影票，尽管我偷买多厅影院的廉价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十几岁的时候，我靠撒谎享受过好几年的“儿童票”，现在这个花招刚好反过来用，这太有意思了。说实话，我已经转入地下，无论是大街上与我擦肩而过的人，还是地铁车厢里站在我身旁的人，在大多数人眼里，我就像个透明人。这倒方便我偷听别人聊天。其实，就算被抓到也没人会在意。你老了，所有老人都一样，难道不是吗？

事实就是这样。有理论认为，每个人至少应该笑着离开这个世界，这不，上周我特意开车经过羊头湾【羊头湾，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是知名的海滨旅游胜地】的埃蒙斯大道，我的亡友乔治·舒尔茨【乔·舒尔茨，生卒年不详，美国单口喜剧演员，1962年创办“皮普斯”喜剧俱乐部】的喜剧俱乐部“皮普斯”曾经就开在这条街上。后来，这里被改建为一家可以吃到饱的寿司自助餐厅，但氛围倒是一点没变。乔治以前和兰尼·布鲁斯、雅各布·科恩【雅·科恩（1921—2004），美国单口喜剧演员】合租过房子，外号“神耳”，因为他很擅长分辨什么段子好笑，什么段子不好笑。从前，理查德·刘易斯【理·刘易斯（1947— ），美国单口喜剧演员】和最近刚去世的大卫·布伦纳【大·布伦纳（1936—2014），美国单口喜剧演员】等笑星经常一起乘坐老旧的地铁D号线——刘易斯称之为“车轮上的穷社区”——去羊头湾找乔治，会在他面前把段子一个接一个表演一遍。

“好笑……不好笑。”“神耳”用低哑的声音逐一评论道。在空荡荡的俱乐部里，他穿着绿色的毛巾布睡袍，懒洋洋地躺坐在那里，傍晚的阳光洒落在他橡胶似的脸上。

乔治和他的儿子们就住在俱乐部楼上的公寓里。那时候，两个孩子才刚二十出头。“瞧这俩小伙儿，就是沃伦·比蒂【沃·比蒂（1937— ），美国著名演员兼导演，代表作《雌雄大盗》】的翻版啊……跟他一样帅气。”乔治说。你很少见他这么得意。“我让他们住在这儿，可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光着身子。老成这逼样了。这是众身之路【原文为way of all flesh。flesh这里不是指人类，而是指肉身、身体。故而这个短语译为“众身之路”，而非“众生之路”】。没必要让孩子看见我老成这逼样了。还是让他们多享受一点美好生活吧。”

这就是乔治的智慧：承认自己“老成这逼样了”。

我也在努力践行他的格言，但凡有年轻人在场，我都会把自己皱巴巴的丑样掩盖起来。当今世界充斥着技术欺骗，受制于各种视觉性和结构性的操纵，能让任何人相信任何事。然而，“老成这逼样了”又不是电子形态，没法用软件修图；你无法磨灭它留给人的印象。这是千真万确的。最近，我发现孩子们对我比以往多了一丝担忧。现在只要我一进屋，他们就会抬起头，问我状态怎么样，还主动倒杯水给我喝。有时，他们甚至会露出焦虑的神情。我很喜欢这点变化，要尽量加以利用。就当他们以为我在蛰伏的时候，我会突然现身，就像那个戴冰球面罩的家伙【这里“戴冰球面罩的家伙”很可能指美国影视作品里的恐怖杀手杰森·沃尔希兹】。一样。我要让孩子们和其他所有人时刻保持警觉。但即便如此，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世态的确已经变了。

END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2期，责任编辑：叶丽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