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学》是一部随笔故事集，包含了十个与果戈理相关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各自独立却又构成一个整体。每个故事都冠以“果戈理和……”之名，统一的命名形式本身就赋予了作品外在的完整性。同时，故事内部隐藏着一条以果戈理创作为核心的逻辑主线，串联起果戈理创作和生活中的大小事件，其中不乏奇闻轶事，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果戈理的个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果戈理。有趣的是，奥特罗申科用了极其后现代的手法来再现真实，将历史事实、文学想象和哲学思考融为一体，这也正是《果戈理学》这部随笔的最大特色。具体而言，一是虚构与非虚构的拼接。二是被描写客体的主体化。三是作家生活与其文学创作的勾连。

孟宏宏

弗·奥特罗申科作  孟宏宏译

宽宏大量、慈悲为怀的君主！

君上日理万机，难得片刻闲暇，吾或为不情之请斗胆惊扰，望请万勿怪罪。

果戈理就这样热情洋溢地提笔写下了开头。随后他将这封涉及护照事宜的信函从那不勒斯呈报给了沙皇尼古拉一世。

当然，沙皇无法完全感受到这股委婉的热情——原因不在于信函开头的繁文缛节掩盖了热情，不是的，而是因为沙皇完全不知道这位写出《死魂灵》的臣民在出国游历期间一直与他的护照保持着一种古里古怪、异乎寻常的关系。对此有所了解的只有果戈理那几位为数不多的挚友，他们与果戈理共乘一辆四轮马车穿越欧洲各国，这些国家一马平川的大道旁稀稀落落地安排了操不同语言的勤快能干的官吏，他们偶尔行使警察局或边防站的职责，用本地语言例行公事地对果戈理礼貌地说：“先生，请出示您的护照！”

此时，果戈理和护照之间那种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关系便显露无遗了。

署名、印章俱全的护照安然地躺在他的口袋里。果戈理只需掏出来给警官亮一亮就能顺利通行。但是果戈理不掏也不亮。警官改用一种欧洲语言谦恭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话，像平常一样耐心停顿了一下——他还没料到将要发生什么。果戈理竟勃然大怒，受了委屈似的向一旁扭过身去。紧接着，他突然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以最斩钉截铁和充满敌意的语调向警官宣布：就算他随身携带着，也不会出示任何护照。

警官绞尽脑汁，试图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已不再那样谦恭有礼，不再那样淡然地要求果戈理出示护照了。但果戈理坚持己见。“拒绝出示，向来如此。”《莫斯科人》出版者米哈伊尔·波戈金【米·彼·波戈金（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作家、出版家。1841年至1856年负责编辑和出版文学杂志《莫斯科人》】无奈地回忆道。他不止一次受果戈理护照的牵连，在欧洲游历的路上遭遇如此“奇遇”。由于他不想背叛朋友、让朋友难过，也就是说，作为果戈理的旅伴，他不想与其行事不一，于是他也（装腔作势地皱着眉，红着脸）不出示护照。事情闹起来了。四轮马车上的乘客们已经听不见用当地语言高声叫嚷的恶毒谩骂。突然之间语言变了，谩骂者的嗓音也变了。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回荡在阿尔卑斯山村镇上空。这是果戈理在说俄语，而且他说得那样从容不迫，那样如诉衷肠，百般恳请的语调又是那样温情脉脉，就像一个忐忑不安的青年向自己的恋人诉说柔情似水的歉疚。但是，果戈理当然不肯道歉。他目光炯炯，眼神平静，直勾勾地盯着警官的眼睛，正如波戈金所证实的那样，他“声色俱厉”地咒骂着，先是对警官本人，然后是对“奥地利皇帝及其内阁”，接着是对“所有旌旗手和各级长官”，总之，咒骂对象包括相邻国家的所有最高政府机构，其中也包括他最喜欢的意大利政府机构（军事及司法机构）。警官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时间，绵延不绝的语言音乐既令他不安又让他迷惑，他在这音乐声中听到的正是柔情似水的歉意。他震惊于一个人如何能够如此急剧而无端地转变，他只是语无伦次、惊慌失措地小声应答着，已经完全不知道该对谁说了：“先生们……请出示……证件……”与此同时，果戈理仍旧说个不休，一刻也未停止，他向着四轮马车退去，招呼那几个旅伴也一起过来，在他们身后暗暗地连连摆手。随后他跳上踏板，告诉马车夫可以走了，四轮马车启动了，很快便消失在村镇边缘。垂头丧气的警官站在路上，口中一直不停地喃喃自语：“先生们……护照……”

如果据此认定果戈理对自己的护照小心翼翼、珍爱有加，甚而不愿拿出手，这显然是不对的。尽管波戈金所言也会让人产生这种看法，因为他强调：“果戈理无论如何都不向任何人出示自己的护照，需要用钳子才能把他的护照从他口袋里拽出来。他甚至对我信誓旦旦地说，他一人出行时，走遍整个欧洲，他都会以种种借口不向任何人出示护照。”一直如此。但是有时候情况却截然不同。关于这一点，也是波戈金本人证实的。从他的回忆录中可知，随身携带护照时，果戈理会像上面描述的那样行事。“现在，想象一下，”波戈金写道，“他没有护照，他把护照随手塞进了行李箱、书本、口袋里。末了他总得找寻一番，因为我们坚决要求：该出发了，可是人家不会放行的。他开始大发脾气，四处翻腾，把手跟前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但是怎么都找不到，最后终于在不可能也想不到放任何证件的地方找到了护照，他又开始咒骂护照，埋怨它为何钻到那儿去了，然后对警官喊道：“给你护照，吃了它！”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令人无法想象。警官刚接过护照，果戈理便把自己的双手藏到背后，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拿回护照了，他拒绝得那样愤怒，那样决绝，让人觉得只有警官真的把那本该死的护照塞进嘴里嚼碎、吃掉，他才会心满意足。

果戈理和护照的这种关系变化无常，激情四射，不可思议。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此一无所知。而果戈理于一八四六年十二月的某一时刻动笔给沙皇写了一封有关护照的信函。沙皇向宫廷大臣弗拉基米尔·阿德勒伯格伯爵或外交大臣卡尔·涅谢尔罗德询问过此事之后，也只是了解到果戈理是有护照的。显而易见，这一点果戈理本人也很清楚。但是在那一刻，出现在他那如睡梦般警醒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中的——他的想象犹如一个膂力倍增的受伤巨人——完全是另一本护照。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硕大无朋的护照——不是就尺寸而言，而是指其中所包含的力量。这是一本令世上所有护照都黯然失色的护照！

写一封信函对果戈理而言轻而易举。不管怎样，信函短小精悍，完美无缺。果戈理三言两语将开场白一笔带过，便不再掩饰如火的热情，他写道：

吾斗胆恳请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降下圣诏，签发一年半期特命护照于臣下，仰君上之圣名，东方所有政权与官员必皆俯首听命，吾所到之处必皆大行方便。

一个神秘莫测而斩钉截铁的声音告知于吾，皇恩浩荡，宽宏大量的救星恩人，救吾于已近走投无路的岁月，吾必不负君上！

吾对陛下仰之弥高，感恩戴德，吾心与君上脉脉相通。

您忠心耿耿的尼古拉·果戈理。

一八四七年一月初，沙皇收到了信函。他聚精会神潜心阅读良久，时不时扬起眉毛；涅谢尔罗德和阿德勒伯格也读了，而且反复阅读了多遍。回复信函的事宜交托给了阿德勒伯格，他处理非常事件灵活周到，沙皇对此总是给予高度评价。

宫廷大臣没说这份护照稀奇古怪，没说这份护照荒诞不经、匪夷所思，没说果戈理所描述的神奇护照原本就子虚乌有，亘古未见……然而，只有上帝知道，沙皇和大臣们之间在讨论这个护照的性质时说了什么。但是在阿德勒伯格所写的回函中，在那些生拼硬凑的恭敬之辞间，流露出一种欲盖弥彰、溢于言表的丑态，其内容如下：

奉皇帝陛下之诏，慈悲为怀的君王命吾告知阁下：阁下所请命之特命护照，吾国从未有向任何人颁发之例。

是的，联翩浮想未能附体转世。俄国沙皇和他的大臣们并非神通广大……但是，假如它附体转世了呢？或者比方说另一种情况：假设果戈理在那不勒斯的天空下想象出的这种护照在俄国千姿百态的天地中确实存在过呢？这方天地无奇不有，其中也包括各种神奇美妙的事物。果戈理会如何看待自己想象力的这种物化能力呢？他凭借细腻入微的艺术感觉得到了这种护照，他会为此骄傲自大吗？他会得意洋洋地向所有可能遇到的官员——无论是海关官员，还是警察局的官员，甚至是那些从不要求检查护照的官员——出示护照，以此在全世界的条条道路上炫耀这本护照吗？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都是以艺术家有点虚荣心作为前提条件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果戈理而言，这种假设并不合情合理。因为，首先，谁能担保果戈理和新护照不会一步步重蹈他与原先那本护照关系的覆辙？其次，不能绝对确信，那个在那不勒斯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家现身的神通广大的护照形象，仅仅是果戈理想象力的产物，因而也是果戈理的骄傲。

或许，这个护照形象是荣格的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或者甚至是世上所有护照的真正原型，是柏拉图天堂的产物。

一八三七年早春，果戈理在去罗马的路上初次见识了意大利，然而，即便是意大利也没让他的内心产生天堂、天国之感，丝毫也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感受。“该怎么跟你说说我对意大利的整体印象呢？”他在给亚历山大·达尼列夫斯基【亚·谢·达尼列夫斯基（1809—1888），果戈理的挚友、同学】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我就像顺路来到了小俄罗斯【旧时俄国人对乌克兰的蔑称】的旧式地主家里。房门破破烂烂的，都是些毫无用处的孔洞；衣服脏兮兮的，沾着白灰；教堂里的烛台和长明灯都是老式的。饭菜都很特别，都是过去的做法。在此之前，我目之所及皆是千变万化。这里的一切却都原地踏步，停滞不前。”

果戈理到达罗马是在一八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复活节前夕。他在伊西多大道17号巴贝里尼广场附近租了一套寓所。从这里到斐理斯路（字面意思即幸福路）126号楼有几分钟的路程。上面那层楼——三楼——的主人是一个姓切利的“两颊绯红的干瘦老头”。正是在这座房子里，在切利老头所在的楼层，果戈理注定会在“神奇、美妙的远方”，或者说像在古冰岛埃达体诗人【古冰岛文学中有“诗体埃达”与“散文埃达”这两种文学体裁，前者以北欧神话和英雄传奇为创作蓝本，具有诗的体裁，遵循一定的形式和韵律，可供吟唱】所谓“美好的米德加尔德”【北欧神话中众神在主神奥丁率领下，在宇宙中央为人类修筑的一座巨堡，即大地】，获得一个固定住址。“美好的米德加尔德”是世上光辉灿烂、井然有序之地，诸神在那里驱除巨人、侏儒和恶魔，保护凡人安居乐业。

不过，果戈理当时初到罗马，尚未考虑在永生之城拥有任何固定住址。不久后，经过一番仔细研究，他在这里发现了一切，一个吹毛求疵、非要罗马富丽堂皇的外国人所希求的一切。他来来回回走遍了罗曼努姆广场（古罗马广场），在塞维鲁凯旋门、库利亚会堂、萨图尔诺农神庙柱前不时仰头驻足；百思不解地绕着一望无际的卡拉卡拉浴场走一圈；左右前后地尽情欣赏那遮住了半边天的罗马斗兽场；找到了那座淹没在纵横交错的狭窄街道中的雄伟的潘提翁神殿；带着望远镜登上卡比多山；后来还穿上软靴，爬遍了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废墟。果戈理已经不觉得罗马小了。“……走得越远，我便觉得它越大，”他在给达尼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建筑物越来越宏伟，风景越来越美好，天空越来越晴朗，画作、遗址和古董够看上一辈子。”果戈理在圣彼得大教堂听了复活节日祷赞美诗后，觉得这个教堂简直更“无边无际”了。

这些印象刻骨铭心，但仍是预料之中甚至毋庸置疑的。罗马所占据的世俗空间当时并未引起果戈理任何超凡体验。也许别具一格的“夜晚繁星”有点令他惊艳。果戈理发现，罗马上空的星光与别处不同，他告诉达尼列夫斯基：“这里的星光非同寻常。”但是这句话或许表露的只是纯粹的诗意。

一八三七年六月，果戈理心平气和、心安理得地与罗马告别，离开了这里。他去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几个月内，他在那里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和国家。有时住在巴登接受水疗，有时住在日内瓦，有时又在法兰克福和斯特拉斯堡造访友人。

观感一新，忘情其中，他几乎想不起罗马，不再切切于心，而只是淡淡地顺便提及。他告诉母亲，大概还会去意大利，去罗马呢，可能是八月份，也可能是九月份或十月份，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然而，九月初，在日内瓦，由于某种尚不明确的原因，果戈理突然觉得应该立即去罗马——此刻即奔驰而去！但此刻绝不可能。意大利暴发了霍乱疫情。通向亚平宁半岛的所有要冲都被检疫关卡封锁。果戈理内心充满绝望。他感觉自己身在欧洲中央，成为一个束手无策的囚徒、苦役犯、流放犯。周围的一切开始令他抑郁不申。瑞士和德国不久前还令他赞叹不已，现如今只会让他心生苦闷、深恶痛绝：“这些地方及其所有的山坡和风景都让我觉得低俗下流，面目可憎，平淡无奇，冷若冰霜。”就连日内瓦的空气他呼吸起来都觉得沉重。如今，在他看来，日内瓦也已经不再是日内瓦了。据他后来回忆，那时他神思恍惚，感觉自己好像在“奥洛涅茨省”【奥洛涅茨省，沙俄帝国的一个省份，其范围主要包括今日俄罗斯的卡累利阿共和国大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西南部及沃洛格达州西北部】，并且似乎听到了“北冰洋的熊一样的呼吸声”。

一八三七年十月中旬，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检疫措施刚一解除，果戈理就上路了。

几天后，他进入了意大利。这回是第二次造访，他不知不觉入境，发觉自己内心的感受胜于观美景的油然赞叹，不只是纯粹的诗意。“我终于逃出来了，”他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您不知道我有多欢天喜地。甩掉瑞士，奔向我的心肝宝贝，我的美人儿意大利。她是我的！世上谁也不可能把她从我这里抢走！我出生在这里【果戈理将意大利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他真正的出生地是沙俄帝国境的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俄国、彼得堡、冰天雪地、下流货、厅局、教研室、剧院，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梦境。我醒来又在祖国了……”

十月底，果戈理行经米兰和佛罗伦萨来到罗马。又一次见到这座城市，他不再因其“雄伟壮丽”而目瞪口呆；罗马带他进入一种光明、恬静和持久的喜悦状态，这是东西方圣贤书许以无邪之人的喜悦，只存在于世俗生活之外——真正的祖国。果戈理在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谈及的正是这种玄妙的祖国，这一点在他另一封信中显而易见，一八三八年四月，他把这封信从罗马寄给了在彼得堡的女教师玛丽娅·巴拉宾娜，署上了自罗马建城之始二五八八年的日期。“当我终于再次看见罗马时，”他给老师写道，“啊，我感觉它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觉得，我好像看见自己离开了几年的祖国，我的思想曾经属于这里。但是，不，这一切并非如此，我看见的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自己心灵的祖国，我的心灵在这里生活过，比我还早，早于我降生人世之时。”

他在罗马没有找到上次造访时同他一起研究这座城市的同胞友人。况且如今他也不需要任何人。他在斐理斯路（现名西斯汀路）切利那儿住下来，在罗马拥有了一个固定地址。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坚持在自己的所有信件中称罗马和意大利为我的罗马和我的意大利。他还开始因为罗马是任何洋人、任何外国人的城市而心生醋意，尤其是复活节前夕在罗马城碰到的俄国人，如他自己愤愤所言，就像一帮帮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他不能忍受他们摆着架子忿忿地说闲话：罗马街道肮脏，景象衰败没落；这里缺少娱乐消遣；粗鲁邋遢的僧侣在市里闲逛，像家畜一样，数量之多，令人难以容忍；还有意大利人清一色都是下贱货和骗子手。但他更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擅自赞叹罗马的洋人，他们赞叹的只是罗马，一座位于欧洲南部的石头城，尽管古老，尽管非凡，尽管它甚至影响了欧洲文明的命运，但仍是一座可随来即走的城市，尽管还可以在复活节前夕来这里——闲来无事可以看看复活节队列、圣彼得教堂的教皇以及德国雕塑家奇奇怪怪的大胡子，他们头戴耷拉着帽檐的大帽子在西班牙广场溜达；可以胡思乱想着在画家中间站一会儿，这些画家身穿丝绒上衣静静等待阿文提诺山上的晚霞；可以在科索大道人声鼎沸的游客中间品尝酱香通心粉；可以乘坐轻便马车与健谈的车夫一道穿过罗马平原到阿巴诺酒庄游玩，还可以随时顺利离开，即便在福马周也是如此。不，这样的罗马，或者，最好说，像这样的罗马对果戈理而言已不复存在。罗马城和意大利对他而言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言及此事时，言语间或激荡着教徒的敬畏，或流露出忧思烦闷，或洋溢着膜拜般的激情。

“啊，罗马，罗马！罗马之外，如若世上没有罗马，我想说，那就没有幸福快乐，而且罗马胜于幸福快乐。”他反复对舍维廖夫【斯捷潘·彼得洛维奇·舍维廖夫（1806—1864），俄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诗人】说。

“罗马！美丽的罗马！你记得它吗？炎热的西班牙广场、柏树、松树、圣彼得教堂和塔索橡树……”他撩拨着达尼洛夫斯基的心弦。

“意大利，美丽的意大利，我百看不厌的意大利延长了我的生命……”他对维亚泽姆斯基【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俄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诗人】说。

第二次来罗马之后过了半年，果戈理直截了当地说起了天堂。

“我从未感觉全身心如此怡然自得。啊，罗马，罗马！啊，意大利！谁的手能把我从此处掳走？这是什么样的天空啊！这是什么样的光阴啊！夏非夏，春非春，但是好过世上其他地方的春夏。这是什么样的空气啊！喝吧，喝不醉，看吧，看不够。内心是天空和天堂。”一八三八年二月二日他从罗马给亚历山大·达尼洛夫斯基写道。天空和天堂，这两个词没有任何艺术性。罗马的确从某时起开始这样影响果戈理的感受，他感觉自己在“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都已死亡，而在幻化为罗马的天堂复活了。对于果戈理而言，罗马彻底变成了一个天堂之城——天堂耶路撒冷、卡拉巴王宫、达累斯萨拉姆，总之，变成了一个没有悲伤、时间和死亡的城市。在这个永生不灭的罗马——称之为天堂罗马更合适——如今果戈理也住在幸福路上。在这里，果戈理对现实的领悟本身发生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使这种领悟变得通透至极和恒常欢喜，使它分外适于一个尽善尽美的天堂居民。在罗马境内，果戈理获得了他在其他任何世俗空间都不可得的能力。果戈理的朋友、宫廷女官亚历山德拉·斯米尔诺娃在自传回忆录中称：“他本人对我说，在罗马，他能同时直视所有忧伤凄凉而又不感到烦闷愁苦。”他在一八三九年九月写给玛丽娅·巴拉宾娜的信中也提及此事——上帝在罗马赐予他刀枪不入的能力，让他免受痛苦压抑。他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您是否能理解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指责，那些煎熬，地狱一般，无法承受，他有切身体会。现在，请您想象一下，在这个人的上方，我不知道为什么，笼罩着上帝的仁慈，这仁慈把他抛开（为什么——说实话，我不明白，什么问心有愧的事他都没做过），抛到了一个国家，抛到了天堂，在那里，他不会因难以忍受的指责而痛苦，在那里，内心充满安宁，纯净的安宁，仿佛如今举目可见的天空……”

天堂罗马的天空无处不在。它悬于果戈理上方，也遍及果戈理的周围。天空和果戈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空还使人忘却痛苦。只有天堂之城才能使心灵忘却。“说实话，很奇怪，”他在写给达尼洛夫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好像，你不是活着，而只是忘怀或者努力忘怀：忘记痛苦，忘记过往，忘记自己的青春岁月，忘记回忆，忘记自己庸俗的现时生活！但是，假如世上有个地方，在那里痛苦悲伤、一无所有和无能为力都会被忘记，那么，这大概只能是罗马了。在这里烦恼可做不了主，亦不波及灵魂。”

对于果戈理而言，他的天堂罗马就具有这种特性。在那里他无所不有：有幸福，有灵感，有宁静，有遗忘，有自己可靠的护卫、自己的圣徒彼得——听话顺从的小老头切利。果戈理教会他无论何时都不要对任何人说实话，就说果戈理不在家——这是梅斯特·埃克哈特【梅·埃克哈特(1260—1327），德国新教、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主义的先驱。《讲道集》是其代表作之一】在其《讲道集》中谈及的那种“随心所欲，心旷神怡”，他断言，这种状态出现在“我们此世生命结束之后、脱离肉体之时”。

如今果戈理不会随时离开罗马。只要一想到要驶离罗马和意大利，他就万念俱灰。对他来说，这就等同于从天上掉到地上或者从光明灿烂的米德加尔德落到黑暗阴森的乌特加尔德【北欧神话中巨人的国度】，落到处处是“冰天雪地、下贱货、厅局”、侏儒、恶魔的地方。“你可能不信，离开罗马一个月，离开我清明纯净的天空，我的美人儿，我百看不厌的土地，有多么伤感。”他在前往德国的路上对玛丽娅·巴拉宾娜诉苦。去俄国对于果戈理来说完全不可想象。不是因为俄国的雪更纷纷扬扬，也不是因为厅局的魔性更显而易见，而是因为从俄国冰天雪地的腹地深处来看，欢乐的天堂罗马似乎纯粹是梦幻泡影，正如《钦差大臣》中的市长所言：“纵使疾驰三年，也到不了外国。”“莫非我要去俄国？”果戈理在一八三九年九月十日写给舍维廖夫的信中愕然问道，“我对此几乎无法相信。我担心自己的身体。我现在完全不知天寒地冻为何物：我该如何忍受？”但是他也不知土地为何物了。此外他还担心自己回不了天堂。因此他千方百计辗转推托自己这次从罗马赴俄国的行程——亲朋好友力邀他回去厘清种种事宜，包括家庭事宜、出版事宜、管理土地的事宜。果戈理尽可能写信推托。对亲朋近友——特别是对母亲和妹妹——他就以自己身体不适吓唬她们，说只有在意大利所有疾病才会离他而去，对那些关系远的——出版商、记者——他则请求他们爱才惜才，他信誓旦旦地说，只有在罗马，他才能书写俄国。这两件事都是真的。

然而，还有一件真事，那就是果戈理于一八三九年九月底来到莫斯科，再次亲身体验了所有“地狱一般、无法承受的煎熬”，而这种体验他本已忘到了九霄云外。在罗马见过他的人到了俄国都认不出他了。他们一边仔细打量着来客——黯然神伤，落落寡合，喜怒无常，身着深色衣服——一边希图在他身上找到与天堂罗马的那位尼古拉先生【果戈理名字中的名】的相似之处。这位先生总是头戴一顶白色宽沿礼帽，手戴白手套，身穿蓝色丝绒坎肩，外面套着时髦的白色常礼服；这位先生总是神采奕奕，幽默风趣，机灵活泼；这位先生沐浴着朝霞，赶往孔多蒂街的希腊咖啡馆，从圣三一大教堂急匆匆走下西班牙大台阶，一边走一边在空中挥舞着闪闪发光的手杖；这位先生为给自己的旅伴解闷开心，冷不丁在罗马昏昏欲睡的小巷子里跳起各种花样舞蹈、唱起小俄罗斯歌曲；这位先生外出游玩时向朋友们分赠橙子，心血来潮地掺和到与街头小贩们的打架斗殴中，洋相百出……但是相似之处没有找到。果戈理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心想着回去。“我在莫斯科。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在给《现代人》的出版者彼得·普列特尼奥夫【彼·亚·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6），俄国诗人，文学批评家。他是普希金的好友，1937年普希金去世后，他接手编辑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杂志，直至1846年该刊被出售为止】的信中郁郁寡欢、神秘兮兮地写道，“忧伤郁闷又迫不得已！但是还剩下最后一项义务和责任，那就是我的妹妹。我该安排好她们的归宿。除了我（无论我如何折腾这件事），我找不到任何办法。我会尽量缩短逗留时间，一旦安排好，不管有什么阻碍，也不管是什么时候，过半年或者过俩月我就出发去罗马。”

离开罗马——身在罗马之外——他已经做不到了，顺便提一句，他认为罗马应该有适于任何人的天堂特性，那是他发现的天堂特性。“抛弃一切！我们一起去罗马。”他恳求普列特尼奥夫，“啊，但愿您知道，对于心有所失之人，那里是多好的容身之地。我们生活中尚未填满的虚空在那里是多么的充盈啊！那里离天那么地近。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啊，我的罗马。我美丽的罗马，神奇的罗马。只待两个月就离你而去的人是不幸的，而这两个月过后又返回到你身边的人则是幸福的。”

但是还有一件事物是果戈理万万不能没有的，如果不谈此物，果戈理的天堂图景非旦残缺不全，而且还是大错特错的。这就是旅途！旅途就像罗马一样，对果戈理有着神奇的影响。

众所周知，果戈理作品中构思最为巧妙的灵感之作大多是在旅途中完成的，正如他对普列特尼奥夫所言，他在旅途中“编造”了自己所有作品的情节。但是旅途还帮他摆脱一切精神痛苦，治愈一切疾病，唤醒“麻痹的神经”，赐予他宁静幸福。正是在这一点上，旅途与罗马成功比肩。

果戈理在信中写满了对旅途的热切期盼、有关旅途的千愁万绪、请求上帝恩赐旅途的反复祈祷。有时，果戈理对旅途的渴盼如此热切，就连天堂罗马在他眼里都黯然失色了！比如，这是在一八四〇年十月，他从罗马给波戈金写信说：“无论罗马还是天空，抑或那些曾经吸引我的东西，如今都对我没有影响力了。我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感而不觉。如今只要让我踏上旅途就好，而且是雨中的旅途，泥泞不堪，穿过森林，穿过草原，直到天涯海角。昨天和今天都非常可恶，在这可恶的时间里我似乎重获生机。于是我就这样一心盼着一下子跳上车，四轮驿车或者哪怕是驿站马车都好。”

对于自己的旅途要穿越哪里并将持续多久，果戈理毫不在意。“啊，但愿每个夏天我都能完成一次路远迢迢的旅途！旅途对我有惊人的治愈力。”他在给谢尔盖·阿克萨科夫【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的信中写道。关于这路远迢迢的旅途，他跟波戈金也说过：“我非要有一次旅途不可。一次遥远的旅途。这可怎么办呢？”他无法置之不理的事情只有一件：在任何一次旅途中他都应该知道，他要去罗马，即便穿越冻土带、穿越勘察加也要去罗马，因为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返回永生之城的路途更为神奇美妙的了。他在一八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从莫斯科写给普列特尼奥夫的信中曾对这一点言之凿凿。

一年后，果戈理在写给波戈金的信中描述自己返回罗马的行程时不无遗憾地说，他不知不觉就到了罗马，行程过快了。这是他差点命丧维也纳之后的事。不管怎样，他感觉自己好像行将死去。他甚至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觉得死在德国人中间太可怕了，”他写道，“我吩咐人把我扶上四轮驿车并把我送到意大利。抵达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工商业中心】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多了。旅途，我唯一的药物，这次同样发挥了它的功效。我已经能行走了。尽管那时空气尚不怡人而且炎热，但还是使我为之一振，恢复了精力。啊，当时我多想踏上遥远的旅途啊。那之前我就感觉到了，那之前我就知道，而且现在也知道，我会完全恢复的。但是没有任何可以搭乘的工具让我信马由缰。如果我变成一个通信员，变成一个信使，甚至乘上俄国的驿站马车，一鼓作气，哪怕去勘察加，越远越好，该是何等乐事啊！我发誓，我会恢复健康的。但是我到罗马的行程总共只有三天。”

诚然，在罗马，果戈理想要踏上迢迢旅途，而在迢迢旅途中，他又惦念着罗马。罗马和旅途，他想兼得。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令人痛苦的自相矛盾。但是天堂之乐不容矛盾存在。况且天堂之乐与世俗生活并不矛盾，因为正如最严肃客观的天界研究家伊曼纽·史威登堡【伊·史威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天堂具有很强的单一特性：一个人生前喜好什么，死后他的天堂就会是什么。

现在，我们终于能准确描述果戈理的天堂了。它是这般模样：

果戈理永远沿着迢迢无尽的旅途驶向罗马。

上天赐予果戈理一个嗅觉灵敏、尽善尽美的鼻子并非偶然。地球上没有一个作家以面部某个独一无二的器官作为自己最具标识性的外貌特征。我们不能专门讨论——不管怎样，我们没有正当理由这样做——比方说，普希金小巧歪斜的下巴或者卡夫卡硕大的招风耳。

关于果戈理的鼻子，则可以——也应该——严肃认真地谈一谈。哪怕是因为这个著名的鼻子嗅觉灵敏。只要一想到果戈理，这个鼻子就浮现在脑海中。它鲜明地表现出果戈理最重要的生理特征——对空气充满向往，甚至有点贪婪，到了欣喜若狂的程度。“这是怎样的空气啊！”一八三八年春他在给玛丽娅·巴拉宾娜的信中提到了罗马的空气，“仿佛鼻子刚嗅几下，就至少有七百个天使飞进了鼻孔……说实话，我常常萌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变成一个鼻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眼睛，没有手臂，没有腿脚，只有一个硕大无比的鼻子，鼻孔足足有水桶般大小，可以装进尽可能多的芬芳和春天。”

值得注意的是，科瓦廖夫少校【果戈理短篇小说《鼻子》的主人公】的鼻子出现的是反向变化。鼻子长了眼睛、手臂、腿脚，还穿着文官制服。但是，变化的实质是鼻子这个主要器官——果戈理用它来品味地球上变幻莫测的空气——获得了独立存在的特性。当然，应该说这里使用的完全是隐喻的说法：品尝空气。但是只有深刻感受到空气的千变万化和斑驳陆离的果戈理，才能这样自由自在地——不用特别耗费脑力来摆脱语法的束缚——使用“空气”这个词的复数形式，而这个名词属于只有单数形式的名词范畴。比如，当他向宫廷女官亚历山德拉·斯米尔诺娃讲述自己一八四五年冬天去巴黎的行程时，是这样描述那里的空气的：“但是巴黎，或者，最好说是巴黎的空气，又或者最好说是巴黎居民的空气里的蒸汽，取代空气逗留于此，它们对我帮助不大，甚至再次破坏了旅途的状态……”

他具有这样一种视觉天赋：能看到空气的五彩缤纷，用视线把空气压缩到密不透风，变成肉眼可见之物，他能看见“房屋、教堂和宫殿异彩纷呈”，不是在空气中，而是在天空中——“在薄如蝉翼、幽蓝莫测的天堂空气中”（《罗马》）。

对果戈理而言，空气是最显而易见的宇宙实体，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还有这样一件事实：他自然而然甚至有意忽略自己的出语惊人，给“空气”搭配“使用”之类的动词，即使用空气。他有一次就这样给母亲写信，跟她解释自己为何现在不能离开意大利回家：“这片土地上有益的空气具有疗愈作用。而且只有长期使用空气才能治好我的病。”

他格外敏感，他感受到的不仅包括近旁的空气，还有世界上所有其他远在天边的空气。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某一天对全球空气做出了总体判断。这件事发生在一八四四年一月二日，当时果戈理住在尼斯——正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隐居尼斯”。他在那里躲避坏天气，躲避那个冬天跑遍整个欧洲都对他紧追不舍的绵绵雨水。在尼斯，他住在海边幽静的郊区，“由于是大海的小尾巴尖儿”，这里天朗气清。空气中没有一丝风，从早到晚艳阳高照。果戈理努力过着“一种离群索居、耽于沉思的生活”，他有意避免频繁见到住在尼斯的俄国熟人——维耶里戈尔斯基一家、梅谢尔斯基一家、索洛古勃一家。他甚至不纵容自己经常与红颜知己——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见面，因为他决意在尼斯疯狂写作。这种意愿如此坚决，如他亲口所言，他甚至准备“强己所难”。但是，尽管想方设法，还有美妙天气和幽居沉思加持，写作仍旧毫无进展。他写不下去了。一种混沌不清、捉摸不定的东西令他苦闷惆怅，妨碍他“好好写作”。

一月二日，果戈理一如既往，清早来到海边看近处的海。他在岸上站了一会儿；倾听细看清晨大海的远处，鼻翼微微翕动。他恍然大悟。是空气！这个冬天，世界的空气出了什么乱子。

他回到家，给诗人尼古拉·亚济科夫【尼·米·亚济科夫（1803—1847），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诗人，俄国诗歌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我觉得，不安的灵魂夹杂着莫名的苦闷，这种现今四处流行的疾病，是空气中的压抑氛围所致。”

不久后果戈理就离开了尼斯，而那种苦闷仍然挥之不去，除了亚济科夫和他本人，再没人了解空气中的真相了。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2期，责任编辑：孔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