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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个伴随着我成长的国家似乎突然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更小的国家。新国家的一切都与旧国家不同——除了莫斯科。也就是说，莫斯科，或许，也在改变，只是因为身处诸如二十六公里这样近的距离之外，人们很难察觉到。他们依然认为去莫斯科可以“散散心”——这就是这句话的缘由。

维克多利亚·列别捷娃作 胡晓静译

“我们一起去莫斯科散散心吧！”妈妈说。我却丧气地低下了头。

莫斯科离我们家非常远，坐电气火车需要整整四十五分钟，何况我还晕车。我的喉咙里仿佛哽住了一般，我惊恐地望着妈妈，怯怯地祈祷：没准她会突然改变主意呢？但她，当然，完全没有。她看了一眼衣柜，从里面拿出我的一件漂亮裙子。

妈妈期望我成为一个有涵养的人，所以每周三都带我去普希金博物馆——也就是莫斯科——上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课程。也就是去莫斯科。我们这座小城连一个博物馆也没有。

当我第一次被带到普希金博物馆时，我以为普希金在因决斗遇害之前曾经生活在这里，这儿有各式各样的书籍，带幔帐的床，弯腿的小柜子和镶着金边的哑光餐具（或许，所有的孩子们在一开始都是这样认为的），但结果却是：这完全是另外一种博物馆。里面有绘画和雕塑，而普希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无人知晓。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普希金，并且在一进门的地方，也就是在访客们的面前就摆放着大卫的全身雕像。这位大卫先生身材高大，赤裸着身子，并且是完完全全地赤身裸体。因此，很有必要低下头迅速地走过这个令人尴尬的地方。大人总是希望孩子们成为有涵养的人，而他们自己……

有人认为我有绘画才能，或者甚至说是天赋。前不久我们的小城来了一位真正的女艺术家，有证书的那种。“持有莫斯科的证书！”——当妈妈和她的朋友们说起我将去画室上课的事情时，她饶有兴致地强调道。在画室里，我们通常画一些小花瓶和小苹果，有时也画陶罐里的花束或其他一些物品，我们还尝试着临摹大师们的世界级名画，但要画得越逼真越好。我已经能自信地临摹毕加索的《站在球上的少女》和梵高的《麦田》。这位莫斯科女画家经常夸赞我，并把我视为画室其他学员学习的榜样（小男孩们因此在回家路上用雪球砸我，我回到家以后，已是从头白到脚；母亲因此还训斥了我一顿）。现在《少女》和《麦田》这两幅画被挂在显眼的位置——妈妈的床头。她经常向客人们炫耀我的画册，里面的第一幅是水彩画，第二幅是水粉画，还有一些临摹作品。的确，这些画与原作很相似，尤其是田野上的天空和小女孩举在头顶上的瘦瘦的手……手和低垂的头——简直一模一样。坦白说，那位望着小女孩的、体态健硕的叔叔我却画得不怎么成功，他完全不是人的模样，而像是位于右下角的一块灰色土堆，不过还好——我去画室已经四个多月了，女画家承诺说，我一定能学有所成。去普希金博物馆当然也是她的主意。她跟妈妈提出这个建议，妈妈又叫上了自己的闺蜜。于是现在每周三我们都一起去莫斯科，聆听关于孔乔多的故事，欣赏西斯廷礼拜堂的壁画以及拉斐尔画的各种圣母像。我坐电车晕得很厉害。我讨厌电车！

“等你长大了，就可以自己坐车来上学了！”母亲嘀咕着，“到莫斯科去……上帝保佑，你嫁人的时候，嫁到莫斯科去……”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叹口气，安静下来，并变得有些伤感。或许是因为妈妈的妹妹斯维塔姨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迁居”莫斯科的，而妈妈却没有。我还没达到能够准确理解契诃夫以及他的《三姊妹》的程度，所以妈妈叹着气重复念叨的这句“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我也不能参透其中的意味。

莫斯科坐落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像充满童话色彩的鱼王精【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一种身材巨大的怪物】。我们要在电气火车上消磨四十五分钟，慢慢地驶向库尔斯克火车站。左手边要经过安德洛尼科夫修道院，它优雅地矗立在小山丘上。离它很远的山脚下，流淌着弯弯曲曲的亚乌扎小河。我开始出现幻觉，好像鱼王精正在喘着粗气，而我听到了这呼吸声。就在车缓慢前行的时候，我通常会被搂抱起来，妈妈就像一个魔术师，从口袋里掏出塑料袋，放到我的下巴跟前……我不想在莫斯科生活，不想迁居到这里，不想坐四十五分钟的电气火车！可是每当我试图跟妈妈解释这一切的时候，她就会情绪失控，开始大喊大叫，说如果不在莫斯科生活，那么我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上学了，到那时，我就会像酗酒的娜斯佳大娘那样去打扫楼道，或者像二楼的塔玛拉婶婶一样去送信。我不想让妈妈伤心，但当我的下巴跟前放着一个塑料袋，而我的嗓子里塞满了令人作呕的东西时，送信的活儿我也愿意干。送信有什么不好？难以理解……或许，放弃画画？那么中学毕业时就彻底不会跟莫斯科有半点关系了。如果中学毕业后直接去邮局工作，那么也不会再有任何与莫斯科有关的事情了。这样就太好了。

在我们的小城里很多人喜欢讨论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尤其是在夏天。夏天莫斯科人会来“别墅”度假，把我们商店里的食品洗劫一空，当地人反而什么也买不到。当我更小一点，还在上学前班时，我不喜欢和妈妈一起排队，队伍因为莫斯科人的到来而壮大了一倍，长得可怕，为了表达抗议，我便躺倒在地（或者躺倒在地板上，如果我们已经排到室内的话）。有一天就因为这种事，我还被送去医院检查我的脑袋是否正常。医生叔叔对妈妈说，我的脑袋是正常的，愿上帝保佑，如果给他这样的自由，他也会这样躺着，只要能不站着排队——但他的年龄和他所受的高等教育不允许他这样做。妈妈为此大为恼火！（但恼火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是我还是妈妈都无法摆脱排队的命运。）

为了报复，每个周末我们也去莫斯科，也排长队，并带回来很多好吃的食品。人们走出地铁站，疲惫的身子弯向地面，鼓囊囊的防水布包里满满当当地塞着香肠和马卡龙蛋糕。人们赶第一班车去“采购香肠”，回来时却已是黄昏。而我做过比较，莫斯科的香肠跟我们这儿军需用品商店里卖的香肠一模一样。如果说莫斯科有什么真正好吃的东西，那便是名为“小馋嘴”的冰淇淋了。火车站就有卖，一出电气火车往左走就可以看到。可以想象，卖冰淇淋的小亭子外面也排着长队。但为了这件令人高兴的事，即使排队我也愿意，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土豆之类的东西。唯一不好的就是——妈妈恰恰不喜欢排这个队。

“去莫斯科散散心。”妈妈说。如果她这句话不是在周三说的，而是在，比如说周六，那么我们就不会去博物馆上课，而是去住在科茹霍夫斯卡娅第五大街的斯维塔姨妈家了。这一次，漂亮的衣服被挂进了衣柜，妈妈给我穿上了稍旧一些的衣服，反正我和小卡佳也会把身上弄得很脏，就像小猪仔一样。小卡佳是我在莫斯科的表妹。她小我两岁，却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要淘气。小卡佳的任性已经接近病态，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合她的心意，她就满屋子乱跑，同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就像有人要杀她。我不喜欢去斯维塔姨妈家。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合适？

不过在这样的行程中倒是有一个小小的安慰——莫斯科地铁。妈妈把它称为“魔法天梯”，我觉得这很幼稚，尽管我还未成年，但是“自动扶梯”这个词我早就学过了。地铁对于我来说，就是库尔斯克站那个巨大的、嘈杂的大厅，数根粗粗的石柱竖立在大厅中央，那里还有很多入口，从这些入口可以乘坐开往不同方向的列车。我每次来到这里，都会脊背发冷，所以我总是紧紧地握住妈妈的手，好像只要一松开，便永远也不能从这个可怖的迷宫里走出来。但妈妈——简直令人惊讶——很轻松地走自己的路，寻找应该乘坐的电梯。“不要转身！”妈妈下令道，“好好站着！不然你会被电梯吞进去的！”我当然老老实实地站着，几乎不敢喘气——脚下的台阶一层层地积聚，令人恐惧的铁齿缓缓地移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我只记得两个地铁站。它们都很漂亮：一个大厅里坐落着各种健硕的、不同职业的铜人雕塑，另一个有很多圆柱——倒也不只是圆柱，上面镶着不同颜色的玻璃制成的图画，色彩艳丽，好像火鸟【俄罗斯民间童话中一种神奇的鸟，羽毛熠熠发光，象征幸福】的尾巴。奇怪的是，我只记得这两个地铁站——革命广场站和新街区站。后来，当我能看懂地铁路线图以后，我又见识了不少地铁站——却没有一条地铁线路直通斯维塔姨妈家所在的科茹霍夫斯卡娅第五大街，我除了觉得异常奇怪外，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从地铁里出来后，为了等车，我们又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这车可比任何一种电气火车都更糟糕，一路上妈妈已经不会像变魔术一样拿出塑料袋了，而是一直把它放在我的下巴旁）。有时我们会经过闹市，那里被一模一样的高楼所包围。而这时，我又会在车里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这些房子，它们全都一个样，我们应该往哪里走？但妈妈很快就自信地挪动脚步，甚至不朝四周看上一眼。我们穿过马路，然后沿着某条小路走啊走，经过一个又一个楼底通道，终于我可以不用再辨别方向了，我已经走到了一个电梯口。

电梯从楼上下来，伴随着可怕的咯吱声。它浅色的塑料小门向两边敞开，发出轰隆声，电梯内部也是浅色的，不过已经被各种粗俗的话语和涂鸦弄得乱七八糟……斯维塔姨妈家的楼底通道总是冰冷的，还夹杂着一股类似于我们菜店里烂土豆的气味。因此，一走进电梯，一种被塞进了冰箱的感觉便扑面而来。

我们小城的房子不像莫斯科的这样大。在我们那儿有一栋带电梯的九层楼房，我们有时去那里滑冰或消遣娱乐。但我们的电梯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明快的砖红色，仿制成木屋的样子。二楼的按钮凹了进去，可是谁用得着按它呢——哪个傻瓜上趟二楼还坐电梯？我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电梯，也不害怕它。而莫斯科的冰箱式电梯却有些吓人，尽管所有的按钮都完好无损。

我们小城里的居民大多是水手。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来到这里，又从这里出发去别的地方，所以几乎每周我的身边都会出现一些新同学，又会有一些老同学消失不见。人们离开小城，把家安在摩尔曼斯克和列宁格勒，北摩尔斯克和塞瓦斯托波尔，加里宁格勒和费奥多西亚，甚至是勘察加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瞧，不知为什么，从没有人去莫斯科生活。也没有人觉得这很奇怪……也就是说，四十五分钟的车程——这当然是一大段折磨人的距离，但连我都明白，这可比符拉迪沃斯托克近多啦。

人们不去莫斯科生活，但会去那儿“买香肠”，或者就像我和妈妈这样，去“散散心”：去剧院，去做客，去红场，去中央文化与休闲公园游玩。人们不去莫斯科生活，但又想在那里生活。这一点我从大人们的谈话中隐约听见过，也经常听见“迁居了——没有迁居——准备迁居”之类的话语……或许，这是一个被故意施了魔法的城市，尽管它是那么好，人们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到达那里？被故意施了魔法的城市只适合个别人——最最重要的和称职的人，或者最最阴险的魔鬼（大人们也经常谈论这个问题）。那么斯维塔姨妈属于哪种情况呢？我可以随便发誓——她绝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如果要说她家里有什么是不寻常的——那就是小卡佳任性时发出的非人类的嚎叫声，还有小气。如此这般的小气鬼在世上难找到第二个。她把所有的娃娃都聚拢到一处，用两只胳膊搂住，翻着眼睛说：“全是我的！”有意思的是，假如妈妈也迁居到莫斯科来了呢？……我会不会也变成跟小卡佳一样的小气鬼？所有的莫斯科人都很小气——大人们在谈论这一点时深信不疑，甚至好像还带着某种满意……这真是恐怖，唉。那么他们当初又为何迁居呢？

每次我们去斯维塔姨妈家时，都会在那里过夜，我们被安顿在一间大房子里。斯维塔姨妈称它为“大厅”。妈妈则会撇一撇嘴。她经常对此不屑地说：“真是麻雀变凤凰了。”

科茹霍夫斯卡娅第五大街的夜晚是不眠的，如同白天一样喧闹，而且灯火通明。满街的霓虹灯闪烁着，在天花板上映射出一个个扇形图案；车流在窗外呼啸，斯维塔姨妈的丈夫科利亚姨父，也就是小卡佳的爸爸解释说，这些扇形图案是车前灯照射在天花板上时所产生的。

科利亚姨父有一个秘密，妈妈经常把它说给自己在小城里的闺蜜们听，却从来不与斯维塔姨妈本人谈起。科利亚姨父是个持暂住证的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一定是件可怕的事情。或许，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魔咒，白天人还是人的模样，而到了夜晚——就变成了魔鬼……因此，在科茹霍夫斯卡娅第五大街过夜总让我觉得害怕。大厅里冷冰冰的。似乎科利亚姨父随时会变成魔鬼出现在我面前……

后来我才知道，持暂住证的人并不是什么魔鬼，只不过不能算是真正的莫斯科人而已。但又怎么能说他不是真正的莫斯科人呢？他的房子在科茹霍夫斯卡娅第五大街，他还有小卡佳（尽管她是一个小气鬼），斯维塔姨妈，以及那个大厅……——难道这还不够吗？！

妈妈解释说，真正的莫斯科人指的是这类人：他们在莫斯科出生，他们的父母也在莫斯科出生，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是一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们就不能算是地地道道的莫斯科人，而是冒牌的、假扮的。我还不太能理解大人之间的嫉妒，因此也不明白妈妈的解释。总的来说，如果不考虑科利亚姨父夜晚会变成魔鬼这件事情，他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晚饭时经常给我和小卡佳讲故事，逗得我们咯咯笑。有一天，小卡佳笑得连醋汁都溅到了鼻子上，然后斯维塔姨妈训斥了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科利亚姨父！

这么看来，是否可以认为，普通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变成莫斯科人呢？晚上睡觉前我这样问妈妈。我们已经在自己家里了，不记得是哪一天，也不记得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反正就是问了，因为妈妈经常说起莫斯科，而我的确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不，”妈妈回答说，“怎么不能呢？等你长大了，上了大学，就可以迁居到那里了……或者，又比如，就像我们的斯维塔姨妈一样，你有幸嫁给一个莫斯科人。”“可是科利亚姨父并不是真正的莫斯科人！你自己说的！”“什么叫不是真正的莫斯科人？他就是真正的莫斯科人，他有许可证的。许可证！”妈妈吐了口气，如是说。“妈妈，为什么你不迁居呢，就像斯维塔姨妈那样？”“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卷心菜和圆白菜！”妈妈拧了拧我的鼻子，虽然不疼，但让人生气。她总是用这种方式想搪塞我，以为我还小，还没必要知道答案。“等你长大了，上了学，你就会成为有涵养的人。”

我们的画室开了不到一年就关闭了，莫斯科女画家跟随自己的水手丈夫去了其他地方，或许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许是勘察加。普希金博物馆里关于文艺复兴的系列课程也在初夏时结束，我们不用在每周三都忙着赶电气火车了……有趣的是，几乎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不再晕车了。我也从院子里大一些的姑娘们那里了解到什么是许可证。原来，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一种文件，说明你在哪里生活，在哪栋房子、什么地址居住，仅此而已。许可证，每个人都有，不只是莫斯科人，只不过其他人所持有的不是莫斯科的许可证罢了。但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去画室的日子让人忧伤。有时我还惯性似地画一些画，但没有人指导我，我也不知道画什么，为什么要画，最后就放弃了。我请求妈妈在莫斯科为我找一家画室，或者随便什么培训班，音乐班、体育班都无所谓——同班同学有的去上钢琴课，有的去上击剑课。莫斯科离我们这儿只有二十六公里——等你长大之后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可笑的距离。但所有的培训班都是白天上课，而妈妈恰恰要在白天上班，所以她不能送我去，又不让我一个人去，说“那里危险”和“电气火车里有很多神经病”。

好吧，算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去邮局工作吧，就像二楼的塔玛拉姨妈一样。很多人一辈子生活在小城市，也没什么。生活依然很正常。而莫斯科——这是过节去的地方。红场、小剧院、国民成就展览馆、中央文化与休闲公园、波罗金诺观景台——所有这些都在莫斯科，并且对大众开放。“去莫斯科散散心……”如此简单的一句话，以至于人们都懒得去实现它——上了高中以后，我渐渐发现，我和妈妈不再走出小城，甚至连斯维塔姨妈那里也不去了。相反，现在他们和小卡佳常常在周末来我们这里，在森林里走走，或者去湖边坐坐——他们认为，我们这里才有真正的大自然，而在“这个莫斯科”几乎无法呼吸。

然后，我渐渐长大。

而那个伴随着我成长的国家似乎突然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更小的国家。新国家的一切都与旧国家不同——除了莫斯科。也就是说，莫斯科，或许，也在改变，只是因为身处诸如二十六公里这样近的距离之外，人们很难察觉到。他们依然认为去莫斯科可以“散散心”——这就是这句话的缘由。

人们常说，要让一座城市成为你的城市，需要在那里读书，组建家庭，去几趟医院。我即将从一所学院毕业，然后是第二所，此外，正如妈妈所期望的那样，我幸运地嫁给了莫斯科人，然而在婚后几年，当这个莫斯科人已经厌倦我时，我更幸运地嫁给了另一个人。并且隔一段时间，就像所有人一样，我会去一趟医院。为了从家（在莫斯科）骑自行车去上班（在莫斯科），我不得不穿越二十六公里的距离——这个距离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是可笑的。路上差不多要花费一个半小时。按照莫斯科人的标准来说，这也不算长：如果你乘车走这段路程，恐怕难免遇上堵车，在路上等三四个小时也说不准。

我成为一个有涵养的人了吗？或许吧。不管怎么说也有两个高等教育文凭。我当然明白，有涵养和上过学可是两回事，瞧，我已经进步了不少。不过，画画最终还是荒废了。

现在妈妈和我生活在一起。她已经老了，我们很早就把她从小城接了出来。

母亲是真正的莫斯科市退休人员，她有许可证并且可以享受免费乘车的优待。但是，她似乎始终未能超越自己内心的二十六公里，也没有打破通往这座城市大门的魔咒。也许，一切问题都在于她从来不骑自行车。自行车对于我来说属于前三种首选的交通工具之一，是真的。如果你想让一座城市成为你的城市，就骑自行车吧，好好地骑上一骑，骑遍大街小巷，沿着弯弯曲曲的亚乌扎河道行驶，顺便去中央文化与休闲公园逛一逛，去库尔斯克火车站，去科茹霍夫斯卡娅第五大街——整座城市尽在你的轴轮之下。而不会骑车又怎么能体会到这些呢。妈妈已经上了年纪，还患上了滑膜炎，这种交通工具显然不适合她。她生气时会说：“瞧瞧，你们的莫斯科尽是这样的人。”——她竭力要证明，莫斯科依然像从前一样养活着那些另类的人。她虽没有直接说明那些人一定比其他人差，但“这样的人”这一词语背后一定包含着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在这里生活的最为普通的人们——其实是与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人，并且妈妈认为，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窗外的城市里，我们的鱼王精沉重地喘息着，抖动着它那巨大无比、至今还向四处生长着的身躯。如果有一天它轰然爆裂，那么数百万个依附在鱼王精肚子里的栖居者将全部坠入外部世界的泥淖之中，就像一颗颗鱼卵一般。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8年第2期，责任编辑：孔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