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欣赏｜卡•希尔兹【加拿大】：她不停地游，像大丽花一样沉默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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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希尔兹作 李博婷译
我和我的同代人一样，爱吃、爱钱、爱性，可我有溃疡，而且已经和律师洛伊斯-安不幸结婚十二年了。正如诸位可能猜到的那样，我和她都怕老。最近洛伊斯-安给我看了篇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是篇特写，写某个著名电视女演员，此女被描述为“深陷于三十多岁的年纪”。
“你我也是如此，”洛伊斯-安悲哀地说，“深陷于我们的三十多岁。”她泪光盈盈地看着我。
我和她固然不合，却明白彼此。我多少知道她在想什么：一些年前，在她二十五岁时，她决定去温哥华岛种大丽花。不想就在她买好机票的当天，却收到一封信，说她被法学院录取了。“我们谁也书写不了自己人生的剧本，”她有次对我说，她当然是对的。我也依然——我不妨向各位坦承——老有个开观光农场的异想，老想着那些擦得锃明挂亮的马鞍和马具，和那个闻起来似乎有股甜蜜皮革味的才露出了尖尖角的可能性，哪怕我知道观光市场早就低迷十来年了，实际上是早就沉寂十来年了。
不久前的一个周六早上，洛伊斯-安又和我长谈了一次价值观和目标。早餐的气氛是严厉的、分析的。
“我们可能已经陷入了消费迷信和青年崇拜。”我说。
“被我们的时代精神所构陷。”洛伊斯-安说，她很会总结观点，尤其是我的观点。
接下来是漫长的沉默，二十秒，三十秒。我从喝完的咖啡杯上抬起眼，想起还有几星期就是我的四十岁生日了，结肠上端不禁感到一阵热辣辣的恐慌。那痛苦既可怕又熟悉。就像曾经被告知的那样，我深吸了一口气。吸气，然后呼气。再吸气再呼气。这么做是为了想象疼痛、它的材质和颜色，然后把它转移到身体之外的某个点。我于是集中注意力在餐桌上方白墙上的一点。通常这办法都挺管用，但是今天早上，这个空白区域，这面光滑石膏板上的空白一片却似乎明显在谴责我。
洛伊斯-安和我曾经讨论过给厨房贴壁纸，或者至少挂个向日葵形的电子钟。我们还考虑过弄个瓷的菜花和胡萝卜的浅浮雕，后来又想挂一面用藤茎包边的心形小镜子，最近我们想挂张原始的世界地图，带个实用的丙烯表面。我们从来没能达成一致，从来没能下定决心。
我感到洛伊斯-安正在看着我，她的眼睛像鸟蛋一样光洁、无色。“我们需要的，”我指着虚空说道，“是一张画。”
“或者是一张印刷品。”洛伊斯-安说，马上就去穿大衣。
三小时后，我们成了一张名为《橙色鱼》的欢快版画的主人。它没有画框，但是夹在两块闪亮的玻璃中间，四角用一套利索的金属夹子固定着。画四周的垫子相当宽，有三寸，是我们喜欢的样子。画的背景是一种闪烁的绿色，橙色鱼就悬浮在这样的空间内。
不知怎的，我希望诸位能看看这条鱼。他不仅形状大胆，着色也大胆。他占据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画的表面，有种湿漉漉、浓稠的健康感觉。至少在我看来，他似乎已经停止了游动，安歇在一片绿水之上。一串泡沫在他周围浮动，将他和他的环境结合到了一起。每个泡沫都是泪滴形，彼此互不相连。当然，他是侧面描绘的，就像鱼类总是被侧面描绘那样，这个经典姿势凸显了整体的平静。他还有种佛陀般身处正确之地、唯一之地的感觉。他的中心，也就是你可能会想象的他的心脏所在地，是种可爱的橙色。那颜色随着他的心脏向他半透明的鱼鳍和圆圆的、脊状的、不作评价的嘴扩散而稍微减淡。但我最欣赏的还是他的眼，那是一种宽阔、不贪婪的眼，是我想要投向世界的那种眼。
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他将很适合餐桌上方的位置。洛伊斯-安提到橙色会提亮餐椅套的色泽。我们达成了难得的一致。何况价格也合适。
如果我显得倨傲，还请诸位原谅。因为诸位应该知道，严格来说，版画不是原创艺术，只是原版的复制。复制数量限于十张、二十张、五十张或更多，这个数量总会写在复制品上。画的一角，画家的签名下，有一组很小的油墨数字会告诉你，比方说，我们这张鱼是现存十张复制品中的第八张。我想，从一开始我就很高兴想到还有其他复制品的存在，还有另外九条鱼散落在别处，悬浮在一样的绿水中，一样清醒地侧身向左。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幻想状态，一边哼歌一边往厨房墙上钉钉子，好把我们新得的爱物挂起来。挂好后我们退后欣赏他，然后洛伊斯-安用新鲜茴香做了西班牙煎蛋，我们于是在我们美丽的鱼的严厉注视下吃掉了煎蛋。
诸位都很清楚，某些必要的任务让日常生活变粗糙。洛伊斯-安和我过着我们的日子，这条庄严有分量、散发着光芒的鱼让我们心境平和。我的健康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好转，我和洛伊斯-安的关系不久也开始好转，我们经常分享上班时的趣事，或向彼此指出报纸上的奇谈怪论。我重新发现了她在穿脱小尼龙睡袍时手臂和肩膀呈现的那种女孩般的棱角，她会一边抚平裙子，一边向我投下淘气、甜蜜的一瞥。多年来她第一次不关床头灯，还像我们刚认识时那样，沿着我的脊柱上上下下地咬吻我，在我身上印满一长串吻痕。早上坐在餐桌旁喝咖啡时，我们会抬头凝视我们的橙色鱼，会彼此微笑着望向对方，但是我们小心地按照一惯的仪式，什么也不说。
比如，我们不问自己这是条什么鱼：鲤鱼、比目鱼，还是一条干脆比例错得离谱的金鱼。他的生物分类、真实与否都无关紧要。细节，细节而已；我们不予理睬。重要的是环绕在他周围的绿光的夺目散射。重要的是他的存在。他没有年龄，没有历史。他就是存在。诸位都明白，猜测和过度分析会介入、干扰象征与现实之间的狭窄缝隙，而我和洛伊斯-安正是在这个小缝隙的褶缝里找到了我们暂时的避难所。
很快我们在邮件里发现一封信，是一份正式通知。我们被告知《橙色鱼》的十位主人会在每个月第三个周四的晚上聚会。通知是复印的，但是纸张质量不错，上面还有相应的徽识。八点半是通常约定的见面时间。纸页底端还有个温馨提示，说准时很重要。
但我们还是迟到了。最后一分钟洛伊斯-安发现她的连裤袜抽丝了，必须更换。而我发动车子时也遇到了点麻烦。而且，当然，交通也很堵。此外，聚会的地点位于城里我们不熟悉的一个区。洛伊斯-安固然是个精明的律师，方向感却很差，本该右转的地方她告诉我左转。还有通常的停车难，而她似乎认为我应该为此负责。总之，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四十五了，我们俩都很焦虑，爬楼也爬得气喘吁吁。
看到一屋子人脸时，我的结肠上端又尖叫了一声。洛伊斯-安也吃了一惊，她后来向我描述为想象力受到了震动，就好像她左脑里有个车轴突然卡住了。
我们进屋时有人正在讲话。我听出这是那种天生的主席的单调声音。“我们总是很高兴，”这个声音吟咏道，“聚到一起，表达我们的关切，比较我们的经验。”
我当时唯一在乎的经验是顺着我的肩膀和脊柱而下的那条蜿蜒的亲吻之河，但我还是正襟危坐在折叠椅上，看起来警醒、负责。洛伊斯-安则以她的律师风格考察着会议日程，用一支金色的小铅笔逐一浏览着每项安排，舌头紧咬在上下牙中间。
那声音继续隆隆作响。上次的会议纪要被宣读和通过。没有老事未完，也没有新事要做。“那么，好吧，”主席说，“谁先说？”
坐在房间前排的一个人站起身来报了名，那名字发出钱和权这对双重支柱所具有的那种深沉回响。我伸长脖子，可是只能看到一丛优美的华发。那声音微弱但有尊严，是一副柔和的老银嗓子持续制造的颤音。一两分钟后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聆听的是一份证言。那人描述的是一种神秘体验。此外还事关“对定义的找寻”、“在荒野中的徘徊”，以及鱼在西方传统中的历史象征。它是一个秘密记号，一个表达天意的圣像。“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这个声音总结道，“从此被指明了方向。”
下一个发言者很年轻，我猜不到二十岁。洛伊斯-安和我看到一头耀眼的染发，角度很独特，风格很朋克。诸位可以想象我们的惊讶：居然能在此处发现带钉子的手镯，涂黑的指甲，用蓝色脂粉勾勒的脸颊，以及用世界上最著名的骂人话刺青的额头。《橙色鱼》是他父母送给他的毕业礼物，光装框就花了两百块。他盯着他看了几个星期，或者可能是几个月，想要弄明白这条鱼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启示奔涌而至。“鱼性”是一种可行的选择。那些橙色的鳞和那张嘲笑的嘴在向“社会堆在你头上的所有垃圾说不。所以要继续游泳，不要接受垃圾”，他说完了，然后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坐下。
一个穿着剪裁考究的浅紫色定制套装的女人谈了一刻钟她的投资难题。她投过股票、债券、国库券和共有基金。每次都发现自己高点买进，见底卖出。直到她发现了艺术投资。直到她发现了《橙色鱼》。现在她很肯定她正处于上升曲线。成功就在前方。最近她开始快乐起来了，她说。
一个男人站了起来。我们猜他五十多岁，他的牙不错，整个人带点稍稍磨损了的文化气质。“让我从头开始吧。”他说。他正经历事业上的疲惫期，每天都是带着疲惫到办公室。“找点什么，让这个地方放松放松。”他对秘书说，给了秘书一张空白支票。第二天《橙色鱼》出现了。效果瞬间爆发，不仅影响了他，还影响了他的员工和客户。似乎有一面明亮的旗帜树起来了。橙色毕竟是庆祝的颜色，而正是“庆祝”的行为本身被挤出了当代生活。
下一个发言人一站起来就收获了欢呼。我们发现他居然远道由日本而来，由神户而来，这使我们的跨城小旅行显得微不足道。诸位可以想象，他的口音多少有点刺耳、结巴，但我相信我们还是弄懂了他的意思。他在自己住的小房子里挂着《橙色鱼》，就在传统的壁龛的位置，一块黑漆木搁板的上方，而那木搁板上安放着一碗白花。鱼鳞鲜明的橙色和花瓣超凡的洁白形成对比，每天都在提醒他工业社会无处不在的矛盾。听了这话，没人比我鼓掌鼓得更响了。
鱼没有讽刺，有人用轻快舒适的声音说，因此成了我们早已失落的纯真的提示者，成了那个还没有语意双关和实验气球（或曰舆论试探）的时代的提示者。但是，同时，鱼要多于，而且也少于，它自身的重量。
一个比女孩大不了多少的苗条黑发女子说了几分钟鱼的普世性。地球四分之三的表面都被水覆盖，而水里跳跃着数以百万的鱼。她说这世上有人从没见过牛羊，但还没有人从没见过鱼的有机形态。
“我们的生命始于水中，”后排一个沙哑、醉酒的声音高叫着，“我们终生都在渴望回归自然。在水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活动，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
“鱼的内在生活是不可知的，”下一个发言者说，这是洛伊斯-安，“她不停地游，像大丽花一样沉默无声。她用姿态说话，用复苏和重复的回旋模式说话。她长眼睛是为了解码和重整这个无言的世界。”
“橙色鱼，”又一个声音说，那竟然是我自己，“将永远不会变老。”
我坐下。后来，人们和我热烈握手。休息时间里，他们还饱含感情地和我打招呼，请我在会员簿上签名。洛伊斯-安公然用胳膊搂着我，她的脸容光焕发，我知道回家后她会给我喝杯热可可。她会开着床头灯，如同用珠宝装饰我一般，在我身上留下一串吻痕。你们能明白我的感受。迷醉。狂喜。早上醒来，我们将不再是过去的我们。
站在那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喝着咖啡，吃着饼干，我相信我们都感觉到了：那个穿着浅紫色定制套装的女人，那个有着一口好牙的五十多岁的男人，甚至那个满头紫发的年轻男孩。我们每个人都在沿一个轨道快速前进，远离彼此，也远离时间中那个固定的点——那条橙色鱼。
但是事后证明我们的视角是多么不可救药的扭曲！那晚我们被人间少有的一种意气相投庇护和解救，被一种当我们最深刻的关切得以表达时人人都会感受到的愉悦庇护和解救，就好像死刑犯被判暂缓执行死刑一样。但是当时我们谁也不可能知道，我们才是那被遗弃的人。
就在那一晚，就在城市的另一个区，一万张橙色鱼的海报正在从一台印刷机上滚滚而出。它们开始会被定价为十块钱，之后会卖八块四毛九，再之后会卖一块九毛五。它们将会装饰青春期孩子们的凌乱卧室，以及加油站和啤酒馆的公共卫生间。一年后还会发行一枚邮票，上面印着这条橙色鱼，但是鱼眼会被缩小，眼里还会有种轻微的困惑表情。此外，我们谁都不会相信，橙色鱼会那么快就出现在西尔斯百货宣传单的正面，会被搭配那么一对有损尊严的眉毛，会被一个邀请残酷地一分为二，号召人们早点置办返校的物品。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可能回头，这点你们一定都清楚。在耳环上和西装翻领的纽扣上闪烁的橙色鱼，被印到运动衫和领带上的橙色鱼，在笔记本和情书的边缘被信手涂鸦的橙色鱼，将无法回头，将开始死去。
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1935—2003），加拿大女作家。她出生、成长、就学于美国，因嫁给加拿大人入籍加国，成了加拿大作家，并对加拿大文学身份的国族性与历史性的建构贡献良多。希尔兹22岁即做母亲，育有一子四女，带大儿女后方投身教学与写作，因此迟至41岁才发表小说处女作。但她的作品数量颇丰，种类也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诗歌、传记、评论都写，而且写得都不错，获奖不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斯通日记》（1993，又译《斯通家史》），此书曾获1995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和加拿大总督奖。
希尔兹的写作对象几乎仅限于所谓WASP，即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也就是北美社会的上层统治精英。考虑到美加社会的移民性质，她的写作题材不算宽广，但她认为“这一小片领地”对她已经足够，毕竟人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素材，而且她的写作也并非没有对阶级的超越和对本阶级的讽刺与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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