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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族群之间的交流呈现出既趋同又存异的态势。作为一名异域困境中的“他者”，迪奥姆在为世界呈现一种多元的跨文化视角的同时，更描绘了一幅巴别塔下最真实的风景。

刘世芬

刊登在《世界文学》2023年第4期上的短篇小说《职业面孔》只有六千多字，袖珍、玲珑，却饱满丰盈，像历秋的果实，汁液四溢。

初读《职业面孔》所呈现的每一张面孔时，有滞重、郁积、压抑之感，宛如深夜行路。所幸故事最后有个黎明般的节点，让读者及时逃离了窒息，得以饶有兴味地欣赏“巴别塔”下的风景。

先看沉重的“这个”。

黑人女孩“我”从塞内加尔到法国求学。戴高乐机场播放着“最重要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语言”，“一副接待有钱客人的妓女模样”。作为非洲人，作者对“面孔”给出了切肤的解读，一张张面孔“凝聚了基因与文化，犹如一个个代表种族和民族属性的牌照”，而作为黑人面孔，“整个非洲……都汇集在我身上，我的面孔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非洲朝向欧洲的一扇窗口”。当我走在斯特拉斯堡大街上，为了生存去一个家庭应聘保姆，肤色更成为标签，人们“使劲儿盯住我的目光似乎既要把我推走，又想叫住我询问一番”，天空那温暖的太阳都变成了“蛮横的目光”。

这样的面孔丛林，也让“我”产生了一连串的职业联想：风钻的声音一定属于某个非洲、土耳其或阿拉伯男人；吸尘器的声音则属于一个非洲、葡萄牙或者亚洲女人；“我”符合保姆所“需要的长相”，因为雇主夫妇已经“把黑人等同于无知和服从”……

在“我”去应聘的这个普通的法国家庭里，夫妻二人都有工作。在“我”之前，杜邦夫人已经“咔嚓”掉N个保姆人选。由于肤色，杜邦先生对“我”不屑一顾，执意让妻子雇佣“上周”或“前天”来应聘的那两个姑娘。可是，“上周那个”“好像刚从集中营出来似的”，“前天那个”则有两个孩子，杜邦夫人并不关心她如何“在那个廉租房的小隔间里照顾她的两个小孩”，只是不想“哪天看见她把我孩子的东西偷走给她孩子用”。况且，这里的姑娘都像“泼妇”，“去年那个”还“闹到劳资法庭上，就为了从我们这里坑点钱”……只有“我”，“拥有一袋子文凭，并且一贫如洗，愿意接受这点可怜的工资”。

男女主人的傲慢和轻蔑写在脸上，全天候地居高临下。女主人的举止可笑、笨拙，像个“恶毒的小丑”，“十根手指像香肠一样又粗又胖”，男主人则像个“有生命的骷髅”。他的目光扫视一圈，落在“我”身上，却不屑于与“我”握手，转身上楼，还是妻子追着他提醒“这姑娘是过来看孩子的”。

在男主人眼里，“我”不配拥有姓名，也不配被称作“女士”或者“小姐”，而是“这个”。我只是“这个”，甚至都不是“那个人”，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佣人。当然，女主人之所以雇佣“这个”，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因由：由于“我”的肤色，她不会有保姆变情敌的担心。

沉重的木地板，沉重的脚步，敲击着这起沉重的雇佣事件。在满世界的优越感面前，“我”的“受害者”心态不爆棚才怪。肤色，还是肤色，黑人的标签从肉体贴到灵魂深处，世间万物仿佛都走到了对立面，连每天接送、温情照料的孩子，也明火执仗地说“我不喜欢她”。但“我”不卑不亢，干起活来从不苟且：换尿布，给红彤彤的小屁股擦粉，一天往返学校两次，推着里面躺着一个金发宝宝的婴儿车出门，用吸尘器吸地，熨衣服，擦洗房间里的每一块地砖……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成为一个无可挑剔的非洲奶妈：勤恳、尽职，却也有骨气，凌厉，深藏不露。

一切始于那部录像机。大孩子想看《灰姑娘》，但“我”坚持不碰房间里的机器设备，因为女主人曾经因为我失手打碎一个瓶子而从“我”工资里扣走了五百法郎。平日里女主人就热衷于以知识分子自居，时刻准备着“点拨”“我”这个愚昧的黑人保姆，这次更是同情并蔑视“我”不会使用录像机，然而正当她想大秀自己的拉丁语和对笛卡尔所谓的了解时， “这个”非洲奶妈第一次在他们全家人面前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夫人，你错了，笛卡尔说的是Cogito ergo sum，意思是‘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可以在他的著作《方法论》里找到。”

空气凝滞，世界静止。女主人放下手中的录像带，男主人正把饼干送到嘴里的手悬在半空，他们同时僵在同一个表情。旋即，男主人色厉内荏地教训她：你以为你是谁？夫人读完了高中，我是一名教育界人士，读过两年大学……夫人楞了半天，才试探着问：你好像读过高中？“我”告诉他们：自己已在两个月前拿到了文学学士文凭。

惊呆的是杜邦夫妇，他们一时不知如何面对这个曾令他们视如草芥的非洲面孔。不过，与第一次应聘时男主人拒绝握手而走上楼梯不同，这次伴随脚步的却是一场“头脑风暴”，他只能和随之跟上来的夫人商量“你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而这个“首次”以文学学士上岗的非洲奶妈，第一次不再提前半小时上班，夫人也自觉地提出为那半小时付费。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夫人开始彬彬有礼地把“你”变成“您”；随着“我”“时不时免费给准备考试的杜邦夫人上上法语课”，彼此间的“尴尬和仇恨也随之消失”。他们开始邀她同桌进餐，不再称呼黑人为“那些人”，而是“非洲人”；当然，还有一个看似不经意的问题：杜邦先生开始对这位巧克力色的保姆产生了微妙的绮念……小心呵，搞不好保姆真的会变成情敌。

肤色、人种、国别，终于在敬畏知识的这一刻，做到了平起平坐。

作为女性作家，法图•迪奥姆对异域生存保持着天生的敏感，她的文字泄露了强烈的个性特征，这让她哪怕隐没在人群中也成为一眼识别的“这一个”。在她笔下，发生在异域的所有事件、冲突、矛盾、痛苦和欢乐都通过她独特的视角呈现。这样的文字背后，若想让她取悦、讨好，去干些贴翠拈花的事，毋宁让她去死。

这样的底气，让她讨回本属于自已的尊严，也为读者迎来一抹熹微中明快的笑意。

相传五千多年前，世界上多数民族还处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城，人们要建造一座可以直通天际的高塔——巴别塔。彼时人类只用一种语言，因此沟通无间，建塔的进度神速。谁知，上帝暗施法术，搅乱人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造成隔阂，巴别塔的建造被迫中止。从那时起，世人分化成不同的族群，散落到世界各地，纷争不断。

在二十一世纪，族群之间的交流呈现出既趋同又存异的态势。作为一名异域困境中的“他者”，迪奥姆在为世界呈现一种多元的跨文化视角的同时，更描绘了一幅巴别塔下最真实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