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 | 尹嘉越：女打字员的三重对立及其消解——读辛西娅·奥齐克《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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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齐克在《口述》中以饱满的细节呈现了关于女打字员的三重对立，同时也以精彩的想象力完成了对这三重对立的消解。一方面，文学语言弥补了历史关照的盲区，生动揭示了女打字员在那一时代的心境与挣扎，并将其具象化为以计谋实现的反抗；另一方面，文学叙事也凸显了现实的枷锁，真实世界里的女打字员极少能实现小说所言的不朽，甚至鲍赞葵小姐与哈洛伊斯小姐的偶遇也可被解读为相反的隐喻——在偶遇未能发生的绝大多数场合下，制度化的现实仍不可撼动。
女打字员的三重对立及其消解
——读辛西娅·奥齐克《口述》
尹嘉越
美国女作家辛西娅·奥齐克创作的短篇小说《口述》（中译文刊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4期），基于对文学传统的熟稔，亦真亦幻地虚构了英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与约瑟夫·康拉德的一段往事。其中精妙之语频出，最能凝练意趣者当属此句：“詹姆斯认为康拉德是一片恣意疯长的灌木丛。康拉德则视詹姆斯为冰冷无情的白石膏。”
不过，虚构经典作家的往来与对话并不新鲜，就在《口述》出版的前一年，与之异曲同工的电影《佩索阿遇上卡瓦菲斯的那个夜晚》正首次上映。但《口述》的聚焦点实在于别处——将分别受雇于詹姆斯与康拉德的女打字员西奥多拉·鲍赞葵小姐与莉莉安·哈洛伊斯小姐推入聚光灯下。女打字员的世界由此徐徐展开，这一世界充斥着三重对立，奥齐克则以小说的想象力试图将其消解。
第一重对立来自打字机的机械与女打字员的鲜活。开篇未久，奥齐克就描绘了打字机与人体构造的强烈对比：“那台打字机就伫立在那里。没有头，没有胳膊，也没有腿——只有笨重难看的肩膀：说它是一尊破损神像的残躯也无不可。”这一喻体的潜在本体想必正是长期居于打字机近旁的女打字员。但女打字员在此种“残躯”前并未以“神像”的姿态出现，与之相反，奥齐克的形容是：“她伏在打字机上时，头总是低着的。”低头在这里既是对体态的写实，同时也是一种地位的隐喻。
关于机械与人的关系，更加直截了当的表述来自小说中詹姆斯对两位女打字员相遇场景的比喻：“你能听见吗，我亲爱的康拉德，两台雷明顿机器相撞的声音，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空的雷鸣？”詹姆斯或许会为这刹那间迸发的比喻灵感而自鸣得意，但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女打字员完全被工具化，甚至在某些时刻被借代为打字机本身，于此已昭然若揭。
而奥齐克并未止步于揭示上述关系，她试图以一种跨越实现消解：从被工具化，到寻获难以替代的独立价值。小说中的康拉德曾尝试让妻子杰茜做记录，也曾尝试让杰茜上过文秘学校的表妹做记录，但她们都无法避免所谓“愚蠢的误读和荒谬的省略”，康拉德慨叹她们所缺少的，也正是后继者哈洛伊斯小姐所具备的——能够“洞悉他的雷霆风暴、野性的冲动与令人恐惧的窒息感”的一双慧眼。这与鲍赞葵小姐所见略同，后者亦将哈洛伊斯小姐形容为“在创造的洪流开始奔涌时承受其创造力的唯一头脑”。在这里，女打字员突破了机械本身，证明了自己超越工具属性的感受力与审美力。
第二重对立来自男作家的盛名与女打字员的失语。性别在这里是核心议题，正是在19世纪末这一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代，工业化带来的程式化工作逐渐被分配给年轻女性，打字员也被稳定而迅速地性别化为女性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男女经济地位与劳动价值受认可程度的不对等，如小说中的詹姆斯曾向康拉德介绍称，相比于男打字员，“我相信，只需一半的价钱，就足够我找到一位能干的年轻女士了，不是吗？”
男性去哪儿了？在小说里，作家职业属于男性，这使上述不对等更加鲜明。哈洛伊斯小姐透露，康拉德“经常忘记我的存在，从来意识不到”，甚至连她自己也意识到“她是他的替身，因为出自他的一切瞬即就会被她复制到那台机器上。他的思想直接贯穿了她，没有改变，没有衰减，没有松懈”。不仅如此，相处六年的康拉德仍然会拼错哈洛伊斯小姐的名字。失去姓名是个更为激烈的隐喻，这表明女打字员在男作家的光芒之下只是默默无名者。
男作家与女打字员这一组经典的职业性别图式至此已得到充分展现，而奥齐克将其消解的方式是让女打字员打破规则：“世上所有的快乐都需要离经叛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被规则束缚？”在鲍赞葵小姐启发下，哈洛伊斯小姐想起自己与康拉德有时会在工作结束后对坐在书房椅子上抽烟——康拉德太太不喜欢这幅景象，或许正因为这是对精神世界的模糊介入。另一个细节是，康拉德有时会说错英文成语，哈洛伊斯小姐则会默默加以纠正，男作家与女打字员的地位在此发生了微小的颠覆。这种颠覆最集中爆发于小说剧情最高潮的计谋：两位女打字员利用所谓“艺术家的自负”，未被察觉地成功偷换了两位作家书稿中的部分段落，虽远非理想，但制度化的牢笼在此显然有了意义非凡的缺口。
第三重对立来自女打字员个体对待职业的不同心境。小说中的鲍赞葵小姐与哈洛伊斯小姐在关系中扮演了截然相反的角色：两人的偶遇是源于鲍赞葵小姐因担心工作被取代而发起的主动出击，两人关系的亲密化几乎全由鲍赞葵小姐推动，乃至最后的计谋也出自鲍赞葵小姐的设想。两人的职业态度亦形成了相似的对立：哈洛伊斯小姐被动地受雇于康拉德后，全然接受自己的职业处境，并将康拉德视作无法撼动的偶像，甚至承认自己愿意分文不取地为他工作；鲍赞葵小姐的行事则自始至终饱含自主性，得以被詹姆斯雇用是因刻意做了针对性训练，工作时也从不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满怀希望地相信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不朽”。
可以大胆假设的是，在奥齐克笔下，鲍赞葵小姐与哈洛伊斯小姐其实可被视作职业共同体人格化的一体两面。小说对鲍赞葵小姐的刻画侧重于思想的活跃，对哈洛伊斯小姐则详细叙述了家庭背景与生存困境；鲍赞葵小姐沉溺于策划计谋的激情，但哈洛伊斯小姐始终冷静地质疑其可行性。这一切都暗示着两人作为统一体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可能性。甚至她们无法进入爱恋关系，也可以由之得到解释：爱欲的成立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而这里并无他者，有的只是女打字员诸种自我意识的对抗与消长。
鲍赞葵小姐与哈洛伊斯小姐的对立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得到了消解：她们彼此成为对方的“一个同谋、一个替身、一个伙伴”，共同完成了别出心裁的计谋。哈洛伊斯小姐被鲍赞葵小姐说服参与计谋，也意味着被自我觉醒的意识所说服，她不再在打字员这一职业中屈居被动地位，而是主动以偷换书稿段落的方式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永恒的标志，实现了所谓“无名的不朽”。这种不朽在小说中必须仰赖于两人共同的力量，这也隐喻着女打字员职业共同体的力量——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里，爆发了微弱但颇具象征意义的反抗。
总之，奥齐克在《口述》中以饱满的细节呈现了关于女打字员的三重对立，同时也以精彩的想象力完成了对这三重对立的消解。一方面，文学语言弥补了历史关照的盲区，生动揭示了女打字员在那一时代的心境与挣扎，并将其具象化为以计谋实现的反抗；另一方面，文学叙事也凸显了现实的枷锁，真实世界里的女打字员极少能实现小说所言的不朽，甚至鲍赞葵小姐与哈洛伊斯小姐的偶遇也可被解读为相反的隐喻——在偶遇未能发生的绝大多数场合下，制度化的现实仍不可撼动。但最重要的是，文学的意义在此体现为承载复杂性的无限能力，规则受到的是藐视——绝非接受，亦非针锋相对，而是走向另一层次的超脱。
最后，作为题外话，中文读者难免也会好奇，女打字员的故事在中国语境下将会如何被讲述？耐人寻味的是，据墨磊宁近著《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介绍，20世纪上半叶中文打字员职业化的过程中，年轻男性所占比重远超同时期其他国家，但他们在照片宣传与新闻报道里难觅踪影。如若剥开这一层历史面纱，真实面貌或许与《口述》同样值得被书写——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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