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亚凡加·瓦奈纳作 吴冰青译

一九九五年六月，开普敦——出了点问题。

有人被反锁在厕所里。楼上的洗手间锁了，弗兰克带着钥匙没了踪影。门口一阵小小的骚乱，几个喝得醉醺醺、口红都渍了的女人，歪斜着假发砰砰地砸门。

聚会总要落到这一步——人们醉得不成样子，已经不是在找乐子了；臭烘烘的陌生人在你床上呼呼大睡；烈酒给喝得精光，只剩下塞奇威克酒厂的棕色雪莉和一箱甜白葡萄酒；你意识到室友全都溜了，这里的烂摊子整个归你收拾；唱碟播放师瘫倒在立体声音响上，一个陌生人在一遍遍放着“我是芭比女孩，生活在芭比世——界”。

我已经在这里，开普敦市天文台区，工作了两年，极少越出我的小圈子一步。我想，原因应该是恐惧，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尚未准备好离开这个让我随心自在的地方，只要不做独行的猎食者就行。聚会的由来完全出于：

我要回家一年。

所以我的活动是受着引导的这种感觉，也许就不难理解了。明天这个时候我将坐在母亲身边。我们要天天泡在一起。远程飞行总会唤起我一种独特的意识：我们所说的现实——不是物质，而是现实的组织结构——真的是一条细绳，细得就像飞机飞过留在后面的蓬松白线。

这次出行将非常容易——我疑惑为什么没有每天跑这么一趟。我想去肯尼亚，想了十三个月。我打算尽可能多多旅行，最后，十二月份去乌干达参加外祖父母的六十周年结婚庆典。

能够毁掉这次旅行的因素实在太多了，然而我一定会去那里的。如果说生命的概念里还有奇迹的话，那便是这个：我们终究能够生存一时，无视周遭的纷乱。

事后，我们常常忘记一切是多么不确定：机票如何差点拿不到手；庆典如何差点被延期。片语膨胀起来，变得比上下文更为肥硕，以真理在握的姿态对我们说话。我们把这一系列事件当作应付的代价，作为要求未来赠礼的基础。我们带着这样彻底的认识度过余下的生命：确有深思慎行一说，我们这种性情令一切按部就班——假如我们遵循确定性的阶石而行的话。

开普敦柔和的光线和闲适的仪态远去之后，内罗毕是一杯威士忌。我们驱车从机场进入市中心；周围尽是些性急无礼、花里胡哨的出租面包车，弄得每个肯尼亚人都烦得要命——除了那些车主和车上干活的。我可以把它们视为肯尼亚当代艺术的典范。最好的出租面包车每隔几个月就要重新喷绘一番。奥普拉当下似乎是个很流行的城市，流行着肯尼亚最炙手可热的乐队Gidi Gidi Maji Maji，以及绕不开的吐派克。彩色车灯，花哨的喇叭，以及紫色的内部照明；我永远也买不起的喇叭里发出的刺耳嘻哈乐。

这就是内罗毕！你想要抢到先机，那就得这么做：让自己柔软无骨，再把你的约束视作一场游戏、一种挑战。这座城市如今全展现在大街上，有甜言蜜语，有拥挤喧嚷。我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恰好创造了更鲜亮、更有创意的出租面包车。

回家真好。

下午，我沿着河间大道散步，一路走到尼亚玛基马。这条街是公共交通车辆来往的主动脉。这里是出租车拉客贩子的天下，他们的形象：一副玩世不恭的刻薄嘴脸——每一声笑都是一句讥嘲，这城市是一场战争或竞赛。摆出这副模样是有用的，在这里，你不去极力认领的一切空间都被别人侵占。

最令我绝望最让我心生怜悯的，是乡下来市中心出卖农产品的那些人的神情：瘦削的脸，基库尤人常见的硕大颧骨——如此雄霸，似乎成了令人难堪的赘附，在最不愿别人留意的时候，招惹着对他们脸部的关注。在别的任何地方，这样的脸都是美貌。他们的眼光游移不定，带着永恒的恐惧，无法让自己适应如此混乱的场景。他们不知道怎样装出一副平静的表情。

那些农产品生意做久了的人，你一眼就能认出：大多是老年妇女，穿着肯加布纱笼，嗓音疲倦却不容讨价还价。她们成群结队出门，总在喋喋不休，似乎决不想要片刻安静，不然就暴露了她们圈子的脆弱松散。

我在家。过去的八个小时已渐渐归于遗忘；早上我还在开普敦，现在已身处肯尼亚的纳库鲁了。

一眨眼。

妈妈看着很疲惫，眼睛比平日多了睡意。她以前从来不会显出疲态，但现在不行了。我认定是正在成长、变化的我，以及我的努力成熟，使她显得更像凡人。

我朝厨房走去：这位南迪族女子仍然占着走廊。

十年了，我仍旧能在黑暗中轻松地四处走动。我停在那个凹入的地方，这段墙是壁炉的背面。妈妈跟爸爸说话的声音，回响在走廊里。我们谁都没有继承她的声音：如果说水晶是凝固的水，那么她的声音就是水凝固前最后的泼溅。

厨房透出的亮光点活了这位南迪族女子。一幅油画。

我小时候很是怕她。她目光炯炯，极富生气，眼角的红肉威胁地对我咆哮。她的宽脸宣告着某种恒定不移，着实令我害怕；我定身在那里，被她的面相围困进一片部落保留地。踝上系脚环，鼻子挂铃铛，她去哪里都有乐声在响。

为什么？如此年幼的我，感觉到了她的脸决不可能解释为接纳吗？感觉到无论怎样装扮，它都无法归入我所追求的路子吗？在肯尼亚，有两种人：

一种是那些愿意穿三手衣服直到穿烂的人，他们可以忍辱负重，但学费还是要付的。

过另一种生活的人，你也许可以在喝咖啡时读的闲书上看到。这些人享受着难以想象的异国情调，他们的数量比咖啡桌闲书里所暗示的少得多。他们就像一片古老而繁茂的热带丛林，继续摇曳枝叶，开出绚烂的花朵，却硬是看不到有人——就在对立面的那群人中间——要断掉他们的水源。

这两群人都对对方心向往之。我们，现代的这群人，着迷于古老的那群人的完满。在我们看来，似乎一切都是为他们规划和定义的，而且每个人说起那些定义来都头头是道。古老的那群人对我们的社会或礼仪并不很以为然，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我们的工具，亦即汽车、医药、电话、发条洋娃娃和枪支。

我十几岁时，对桑戈尔和奥考特·庇代克的诗歌如痴如狂；这位南迪族女子成了我的黑人美化身。我称呼她“美丽的”，惊异于她的颧骨，为她眼中失去的智慧而悲叹，但我还是更喜欢与帕姆·尤因或者依曼睡觉。

绝对不能爱她，对我而言那是可怕的恐惧之源。我用一种复杂的、与我内心深处的情感毫无关联的意象掩盖这份背叛：噢，努比亚公主，以及其他的糟糕诗歌。她搬到我的卧室一段时间，就在肯特布壁挂旁边，但母亲把她送回了她的布道坛。

多年来，我学会了温和地注视她。她使我心中充满对失去事物的淡淡怀旧之情。除了她的衣服，我再也没有试图看她别的什么了。

现在她比我年轻了；我可以看出她少女般的气质。她的眼睛是艺术家唯一真正的成就，它们暗示着淘气、恬静，又有些娇弱，还有一种厌倦的智慧。今天，我不必逼迫我的大脑记住她的美丽，它只是自然而然地渗入，而我却被色欲击倒了：我感觉好像已经分泌了些什么。

于是我看到——

我总是这样偏执吗？绝对如此。轻浅的微笑，脑袋和肩膀的角度，与艺术家温好的调情：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蒙娜丽莎：没有一丁点不契合的地方。真相：真相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微笑；她的厚唇是我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激战，竟至于我从未注意到那微笑。

艺术家也许不是非洲人，不但因为扯上蒙娜丽莎这么明显的事，还因为，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女子的表情是不确切的。在肯尼亚，你只能在上过私校的女孩，或者在较大市镇的富裕郊区长大的女孩脸上看到这种表情。

那种神色，那种嬉弄的轻笑不可能出现于一位真正的南迪族女子。肖像画中，她用一方冰冷的披肩遮掩了她浩瀚的性感，只让一丝隐约的微笑透露她还有一个可以活跃起来的肉体：有如月亮上的一面旗子。艺术家把握对了那份尊严，然而性感却是欧洲式的：换了非洲艺术家，那可是很难弄错的。

双唇似乎也不对。它们有点笨拙，仿佛在她鼻子与嘴之间的肌肉面发生了一场美感的转换。而且，嘴为了对称而用力过度，似乎在为其厚度道歉。那嘴本意是要咧开，就像成熟芒果的肉；在肯尼亚，抑制表情是不大常见的，而南迪族人肯定不会。

我转身，朝厨房走去。我极喜爱夜间的厨房。空荡荡，凉飕飕，回响着被外面广阔、绵软的寂静捂住的夜的声籁。屈身于碗柜大小的南非厨房这么多年，我感到格外激动。

回房间的路上，我转身面对那位南迪族女子，心里想着自我离开以后的种种轮回。我离开时，白人统治着南非。我离开时，肯尼亚是一党独裁。我离开时，一身轻松，因为逃离了居住在肯尼亚、面对自己的根却又否定之的负担和罪疚。现在我回来，又在找寻我的根了。

我知道，她的眼睛说，眼圈红红的。我知道。

柔韧的性格：马萨伊兰

一九九五年八月——几分钟前，我还坐在路虎发现越野车的前排，舒服地睡着呢；现在已被随随便便卸在了路边，而那位农技推广员则发疯似的冲向纳罗克镇，要享受那里的舒适床铺。这一带夜间开车可不是好主意。

车外的最初几分钟让人心神不定——到新地方旅游，有趣的一点是你的眼睛无法专注于某一具体景物。黄昏的光亮、起伏的大片麦田上拂过颤抖的风、一望无际没有人类痕迹的原野，一切都让我应接不暇。我的兴趣点不知溜出去多远，等我回过神来，才惊异地发现，我的双脚其实并没有离开地面——这风景以如此强大的力量招引着我，竟暂时吸走了我的自我意识。

我的鼻孔里有寒冷的旋刃在斩斫；寂静，经过无休止的汽车嗡嗡声之后，寂静像蛛网一般强韧，像最喧嚣的噪音一样具有侵略性。我有一种要将它撕开的冲动。

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时刻乃是我们感觉的主观性（或选择性）最确定无疑的证明。看到的内容永远只是我们留意到的内容而已。我们将眼光掠过熟悉的风景，选择要接受什么。

冷空气真是刺得人难受。我想吸进——吸进空气中潮湿的山的气息、金鸡纳树和粪的气味——但这过程实在太痛苦了。寒冷地方的人们怎么办呢？他们有某种鼻用舒酸定么？

我在马萨伊兰了。

不是电视上的马萨伊兰——起伏的草原，狮子，还有合欢树。

我们在高高的马乌山区。这里没有大片种植谷物的田地——有的是森林。这里的地形覆盖着密密交织难以穿行的高地森林，主要是竹子。森林里有许多大象，它们夜间出来，在路上留下一摊摊巨大的粪便。我小时候，常常以为大象把积灰的道路用作了厕纸，就像猫——蹲坐在沙上，前爪向前支起身体。

回到选择性看见的问题：我知道，很可能我在这儿几个星期都看不到一头大象。我会看见人。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是白人，也许会选择看大象去——这将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故事所讲的将是欧洲人渴望迷失其中的广大、空旷的地域，而不是我们非洲人普遍追求的亲属同聚的温暖舒适。

我只要一读哪位到过肯尼亚的白人作家写的东西，就会惊异于有那么多跑来他们后院寻觅早餐的野生动物，还有掉进澡盆里的蛇、令他们的牛犊惊惧的狮子。我一生也就见过一次蛇，没听说过谁被蛇咬了。

我可以看见我们的老旧马赛·弗格森拖拉机在气喘吁吁爬着远处一座山丘。它们朝这边来了。宽心了！

我坐着拖拉机，从麦田回营地的一路上，冻得要命。地是父亲租种的，我们在监督播撒小麦和大麦种子。

这里晚上没什么盼头，竹林里可没藏着酒吧。你甚至不能在夜里自由走动，因为外面到处是扎人的荨麻。我们七点钟就要上床御寒。我将听到青蛙的故事，它们偷偷钻进你的被窝，变成漂亮的女人诱惑你上钩。我将听到传奇拖拉机手的故事——他们可以将乞力马扎罗山参差的峰顶变成整洁的埃弗罗发型。我将听到马萨伊人的故事——某某人把地里种的大麦卖了一万四千兰特，然后抛下妻儿，跑到内罗毕的马坚戈贫民窟跟一个妓女生活了一年。

钱花光了，他就丢掉外套、锅碗瓢盆和家具，裹上一床毯子，走回家去，一路上快乐地吹着口哨。

特别是，我将听到我们的东家欧雷·卡马罗和妻子艾达（名字改过了）的故事。

我小时候，父亲就在这一带种植小麦和大麦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租赁欧雷·卡马罗的一块地存放拖拉机和什物，并在此宿营。我见到艾达时，她刚嫁给欧雷·卡马罗。她是他的第五位妻子，十三岁。他很为她自豪。她是马乌纳罗克附近某位大酋长的女儿，而且会读写！欧雷·卡马罗给她买了一台袖珍收音机，叫她拿着笔，不管他去哪里都跟着做记录。

我记得被这桩婚姻吓着了——她那么年幼！我妹妹西露当时八岁，她们后来还在一起玩耍过。那天晚上，妹妹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梦见父亲把她卖给欧雷·卡马罗，换了五十英亩土地。

上的那几年学，已足够让艾达清楚地理解授权的基本原则了。到她十八岁的时候，欧雷·卡马罗已经把另外几位妻子都抛弃了。

艾达把他的土地出租给肯尼亚酿酒厂，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所有钱都存进那里。

时不时，她给丈夫一些零花钱。

只要他不在，她就跟她的情人——一个年轻富裕的基库尤族店主，混在一起。他住在山的另一边，一直向她供给肥皂、火柴和石蜡之类生活必需品。

艾达是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肯尼亚执政党）妇女联合会在当地的主席，因此不受周围保守异议分子责难的影响。她还做着一桩十分兴旺的生意，就是处理兽皮，然后仔细串上珠串，送到马拉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出售。大多数马萨伊妇女鄙视种庄稼，与她们不同，她拥有一片生机盎然的商品菜园，种植着玉米、豆类和各种蔬菜。打点这个菜园，她不必出一丁点力气。她是女东家，我们期望得到她的合作，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员工必须照管这个菜园。按她的逻辑，基库尤男人反正就是怯懦的妇人，他们的农活干得实在是太出色了。

今天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马萨伊人有个传统，妇女生产后头几个月，完全不用做任何家务。她们可以接管土地，随便挑选情人。出于我不很明白的原因，这一切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季节——今天就是这个季节的开端。有人警告过我，远离任何成群结队四处游荡的女人。

我们在爬一座巨大的山丘，我能感觉到那辆老旧的马赛·弗格森拖拉机在喘息。我们翻到山顶，正准备下山去，一眼就看见她们了：艾达领队，一群四十来个女人，穿着她们最好的传统服饰，朝我们开来。

艾达穿着串珠皮披肩，包着红色肯加布头巾，戴着戒指、项链和耳环，显得专横又美丽。她们中间是一位老妇，该有七十岁了吧，正高兴地咯咯笑着，一颗牙也没有。她脱掉罩袍，展示她的乳房——就像一双旧运动袜。

姆旺吉开着车，这时停了下来试图掉头，但路实在太狭窄了：一边是山，另一边是张开大口的深谷。吉普桑跟我一起坐在拖车上，叫喊着要加伦贾开车直接穿过她们：“不要停！”

似乎这个传统的现代化版本的结局，是要男人们给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妇女联合会捐款。无伤大雅嘛，你也许会想——但是捐款数额必须满足她们的要求，不然她们就会把你脱光光，对你的身体做出些说不出口的事来。

所以我们全速逃离。那些女人坚定地站在路中央。我们没法急转弯，只好停下来。

然后吉普桑往路上扔下一把硬币，使大家安然逃脱。我扔下一些纸币，姆旺吉（他的吝啬在马萨伊兰是出了名的）掏空了口袋，也扔了些纸币和硬币。那些女人开始收钱，拖拉机吼叫着启动，我们直接从她们中间穿过去了。

我只记得无牙老妇猛地一扑，躲避拖拉机的情景。随后她站起来，对着我们笑，乳房来回拍打着，就像一面胜利之旗。

我躺在床上，还在马萨伊兰。

我拿起父亲的《一九九二年世界年鉴》翻看。语言版收有新词，都是经过权威资料来源《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和《牛津英语词典》确认的。里面的收词读起来就像美国电视导购：爵士乐健身操，自信训练，贪食厌食症，适用于微波炉，走捷径者(FastTracker)。

这里有一个词——skanking：斯坎克舞，一种以雷鬼音乐为伴奏的西印度群岛舞蹈，特点是循着节奏，向前弯腰，抬膝，双手在空中抓扯；就是这么一种风格的舞蹈。

我眼前闪过四十年之后我们在某一普通舞蹈房里的样子。我们正在练习，准备参加老人舞蹈锦标赛，我们脸上挂着不自然的微笑，满屋跳着斯坎克舞。

辅导教师检查动作：肩膀上抬，手臂下探，这么移动，那么移动：抓，宝贝。抓！

合着节拍，以这种风格舞蹈。

我旁边，兰加特和卡里乌基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闲扯起我们老板娘艾达·欧雷·卡马罗的事来。

“呃！她有一万先令，他们跑到纳罗克一家酒店住了一个星期。欧雷·卡马罗还得另外请个女人照看孩子！”

“嘿！但她管着男的！”

他们慢慢闲聊着，漫无目的——只是闲聊，只是联想，而我感觉时间的紧紧包缠松弛了，耽误时间的焦虑消隐了，我一度身处一种愉悦的真空里，想到什么就想什么，这时睡意袭来。

欧雷·卡马罗今天要宰杀一只羊！为我！

两个院子之间那片草地上，我们都坐了下来。欧雷·卡马罗很快收拾好那只羊，给我一只新鲜腰子吃。味道出乎意料地好。有一种滑溜的温暖感，一种自然生长的洁净。

欧雷·卡马罗向我介绍他的小姨子，骄傲地告诉我她在上中四。艾达的妹妹——今天早上我发现她从他们村寨的小窗户盯着我看。起初有点令人不安——一种典型的马萨伊凝视——没有羞臊，不怕受伤。随后她注意到我看见她了，于是眼睛眯缝而变得粗野——市井的粗野，就像一个东地女孩来到内罗毕。

所以我现在有点慌乱，不知怎么跟她搭腔。我应该采取传统做法，礼貌得夸张其事，还是随意淡然，正如她的第二个行为所要求的？我本来倾向于后者的，但她的叔叔正急切地站在我们身边。

她低下头，算是回答，然后看到一边去了。我尴尬极了。我要她带我看看她们鞣制兽皮的地方。

我们逃了出来，松了一口气。

“那你在哪里上学？”

“噢！内罗毕圣德肋撒女子学校。”

“艾达是你姐姐？”

“是。”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用英语对话是个错误。我说得流利，她却有点生硬。我改用斯瓦希里语，她立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爱说话、盛气凌人，一个想必在哪里藏了一件吐派克汗衫的人。

“啊！这里好无聊！没人说话！真希望艾达早点回家。”

我更吃惊了。她说着“盛语”，一种混合了斯瓦希里语和英语的极时髦的街头语言，竟是如此的大胆和活泼。

“你今天怎么没跟那些女人去？”

她笑了，“我还没结婚。嗬！她们一定玩得开心！我敢肯定她们正在哪里喝莫拉提纳酒。我等不及想要结婚了。”

“为什么？那么你铁心不想上大学了？”

“也许，不过我要是嫁对了人，生活就很美好。看看艾达——她自由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老男人不错。你喂饱他们，给他们生个儿子，他们就不来烦你了。”

“如果你没有行割礼，这事不是很难吗？”

“啊，谁告诉你我没有行割礼？去年就做了。”

我很震惊，而且表露无遗。她笑了。

“嘿！我差点痛死！但我没哭！”

“为什么？不，你本来可以拒绝的。”

“哎！假如拒绝，那我在这里的生活就结束了。这里没有那种人的位置。”

“但……”

我自己打住了。我能感觉到这是她的妥协——顺畅地过两种生活。因为这关涉人们的信仰和选择，试图反驳她是愚蠢的。作为马萨伊人，她会认为我的看法荒唐可笑。

在盛语里，我找不到一种老练的方式提出这话题，而她只能以一种固执的虚张声势来呈现它，这很是令人难堪。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用英语顺利地讨论此事。如果说存在一种所有肯尼亚人都能遵从的礼节，那就是我们决不质疑彼此的矛盾之处——我们都有矛盾，撕破别人的脸面是亵渎之举。

你就做不在肯尼亚时的那个你，这完全没错——只是要做得成功。每个肯尼亚笑话讲的都是那些自以为完全驾驭了新的自我却归于失败的人。对于我们，生活就是拥有柔韧流变的性格。

你想要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

…………

End

上文节选原文二分之一，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进入微店，购买纸刊阅读全文。原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1期，责任编辑：杨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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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嘉浩

配图：王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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