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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家言说 | 戴从容:翻译的灵感与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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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只是把词语逐字对译过来那么简单,甚至不少时候,直译比意译更难,因为意译可以依照译者自己的理解组织词句,原文中某个无法理解词语可以通过译出整句的大意而回避过去,直译却是译者给自己定下一个憨笨但忠诚的任务:必须译出文中的每个字,“一个都不能少”,从而为那些无法查到的怪词和陌生的概念而大费周章。直译者的信念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原著的意思、味道、感觉尽可能多地传递出来,目的是向译入语社会介绍一种与之不同的文化,即便译入语社会一时无法理解这种文化也在所不惜,因为直译或者说异化翻译的目的是把自己向一个新的东西敞开,理解它或者向它学习,借他山之石来完善自己,这与归化翻译让新事物慢慢适应自己完全不同。







翻译的灵感与技艺



戴从容


开始翻译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根本没想专门去做翻译,更没想过翻译有一天会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事实上在二六年翻译本科专业开始设立之前,优秀的翻译家们虽然得到人们的尊敬,翻译本身并没有获得今天这样的重视。因此二年陆杨教授找我翻译他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中的若干章节的时候,除了从文学作品的角度读过大量译作,我对翻译几乎一无所知,陆教授找到我也只是因为我的同屋(曾是他的硕士)向他提过我的英语不错。今天回头再看,这些篇章有不少硬译和误译,而之所以再提这一并不值得称道的经历,是因为其实这也是不少人有过的经历:很多人都是像我一样,因为出版社或别人的约稿,在对翻译规则和历史知之甚少的时候,就开始了翻译的生涯。


我并不是说这样做是错的。就像很多作家并没有系统地学习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一样,翻译也并非以明确的翻译意识和翻译训练为前提的。事实上,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是否互为前提,学者们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当然到了今天,随着对翻译的理解日益深入,无论支持哪一方,越来越多的人都承认一个好的译者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外文好,第二中文好,第三对译著的专业领域有足够的了解。表面看这三个条件都可以通过专业训练获得,因此翻译似乎只是一项专业技能,但是,事情真的如此吗?


写小说需要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和文学修养,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承认中文系并不培养作家,甚至一些原本已经开始创作的人,从中文系毕业后反而写不出优秀的小说了。这当然与中文系的培养方向不是创作而是研究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作需要灵感:对生命的感悟、对语言的直觉、对情绪的把握,这些一旦化为规则就会做作和教条,或者换句话说,这部分是高度个性化的,无法像计算机语言那样统一编程。


在翻译中同样存在这样的个性化的部分,那就是对某个词语的选择,对一个句子的表述。事实上翻译的时候一个英文单词常常可以有不同的中文与之对应,glorious译为“荣耀的”、“著名的”,还是“光荣的”、“享有盛誉的”,还是“辉煌的”、“壮丽的”……这些选择在真正的翻译中只是凭借直觉在一瞬间完成,而正是这种直觉性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翻译风格。读者说“我更喜欢××的译本”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翻译得正确与否,而是这种由直感带来的不同的翻译风格。


当然,译文的风格首先要与原文的风格一致,翻译彭斯的诗歌就不能使用翻译斯宾塞的语言,但是译者在不偏离整体风格的同时依然会保持自己的特色。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与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给人的感觉并不一样,这不是是否忠实于原著的问题,而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直觉和灵感,这一部分是不可替代的。我的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在读了国内著名译者翻译的一部作品后诧异地问我,他那么大的名气,他的语言怎么这么粗糙。这里的问题显然不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而是译者的中文无法满足那位古典文学学者的欣赏习惯。


从这个角度说,翻译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唐代诗人贾岛在“僧敲月下门”和“僧推月下门”之间的推敲成为文学创作的美谈,说明了词语选择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而人们在阅读翻译作品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译者的词语选择对整体效果的影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翻译仅仅视为一种可以习得的技能,未能看到翻译也是一种文学创作。










左为都柏林三一图书馆

右为都柏林街头的乔伊斯塑像

但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觉,正说明了翻译毕竟与文学创作有所不同,翻译中确实包含技术的部分,这使得译者不同于作家,可以通过培训产生。普通人即便不成为作家也可以写作,普通人却无法不经过外语培训而进行翻译。外语能力是决定翻译是否可能的基础性技能。中国的基础英语教育已经证明了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外语学院培养的一批又一批翻译也证明了翻译所需的外语能力是可以通过培训获得的。


但是翻译的另一项技能却常常被人们忽略,那就是专业知识。在翻译史上,专业性的翻译同样存在,比如佛经的翻译,清末民初对启蒙思想的翻译等等。像“民主”、“科学”这些今天看来普普通通的词汇,其实包含着与中国传统并不相同的政治思想,最初翻译时同样需要具备现代政治学的修养。拿“民主”这个词来说,一开始人们也直觉到其中的政治理念在中国尚无完全相似的对应,因此一些人将其音译为“德谟克拉西”,故有“德先生”和“赛先生”之说。但这样一来“民主”的“德”非常容易与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德”混淆,因此也有人译为“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民治主义”。李大钊正是认识到这个词的复杂的政治含义,主张音译,在书写时则保留原来的英文书写。但是因为政治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学科化,很多人即便对政治史知之不多也觉得可以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同时当时日本被视为比中国更进步的国家,日文翻译的很多汉字书写被照搬过来,于是有了“民主”这个词。今天随着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指出这一译法引起的望文生义的理解与西方的民主制并不相同,而这些误解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引发了一些需要反思的政治现象。


如果说那个时候的很多概念还直接来自使用者对社会和生活的思考,带有直观性,还可以凭借翻译者的理解力来把握的话,今天的学术著作则越来越来自学科内部的对话,需要对该学科观念演变有所了解才能对专门术语做出合适的翻译。比如discourse这个词在学术著作中很可能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讨论,而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而这类专业化了的术语对那些缺少学科训练的人来说,即便外语再好也很难准确把握。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翻译训练越来越专业化,比如有法律翻译专业、外贸翻译专业等等。而人文学科的翻译由于经济效益很少,无法大规模地培养专业翻译人才,比如哲学翻译专业、美学翻译专业、历史翻译专业等等,强调这类翻译的学科知识基础变得尤其重要。退一步说,这至少可以促使那些非专业的翻译者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多查阅相关学科的材料,而不是凭借常识和直感仓促上阵。


不止学术文献如此,当代文学作品同样越来越需要翻译者的专业文学修养。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指出的,现代主义及其后的文学越来越离开日常的表述方式,使用一种陌生化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法。对于不熟悉当代艺术手法的翻译者来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贸然翻译,或者会忽略掉这些其实包含着重要意义的艺术程式,或者会在翻译时把那些陌生的叙述熟悉化。比如萧乾先生在一开始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把其中特殊的意识流句式翻译成了优美通畅的普通句式,这是老一代译者在接触陌生化了的现代主义文学时常会出现的问题,与语言能力无关。





左为乔伊斯,1904


右为乔伊斯,1939

正是由于翻译中包含着技术层面,而技术的层面往往比灵感和修为的层面更容易被注意,翻译至今依然被视为一种由工匠们从事的手艺,而不是包含着个人创造性贡献的艺术。翻译的门槛表面看不高,与能读会写的人就可以尝试文学创作一样,具有一定外语基础的人也可以尝试翻译,但也正如不是任何人都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拿出优秀的译著。在一个教育水平不高的村落,能够写打油诗的人就会被称为诗人,同样,在一个外文水平不高的社会,能够把一本书从外语译成中文就会有人去读。英语的普及为英译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于其他语种还只能依赖于少数掌握该语言的人的评价。不过,正像即便今天,文学作品的评价也大多由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来完成,对翻译作品的评价同样需要一支专业的队伍。对于这些翻译批评家来说,他们需要掌握的不仅仅是相应的外语和专业知识,还有对翻译思想和翻译历史的了解,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看到翻译标准、翻译手法、翻译观念在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同时通过历史的比较看到某本译著在翻译历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


就像不同的批评派别对作品会有不同的取舍一样,比如艾略特推邓恩而贬拜伦,不同的翻译评论家也会对翻译手法有所偏爱。比如翻译史上对直译还是意译、异化还是归化的争论就是不同的翻译理念发生冲突的结果。不过,如果我们认识到翻译同样是一种艺术而不仅仅是手艺,文学艺术曾经经历过从为读者到为自己的一个发展历程,那么翻译同样有可能越来越强调翻译自身的要求。


这一点在绘画和雕塑上最明显。早期的绘画很多都是定制的,或者受到某位贵族的保护,因此艺术家对赞助人(patron)有着重要的依赖性。比如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教堂完成的杰作《创世纪》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意愿,而是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艺术总监出于妒忌强迫他完成的。至于他那些举世闻名的雕塑,多数也是应某位赞助人的要求创作的。在艺术发展的早期,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赞助人对艺术的这一影响非常普遍,但是随着艺术家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反抗赞助人的控制,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夜巡》。这幅画原本是阿姆斯特丹城的射手们集体定制的群像,但是伦勃朗没有按照赞助人的要求给每个人做全身正面的描绘,而是按照构图的需要有主有次,有显有隐。当射手们拒绝接收时伦勃朗又坚持自己的看法,拒绝重画或退钱,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导致他在经济上日益窘迫直至破产。但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不再把自己视为满足雇主要求的工匠,艺术才在今天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如果如前所述,翻译并不仅仅是为客户提供定制商品的手艺,译者也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被动的搬运工,那么随着翻译的日益繁荣与成熟,翻译也必然会逐渐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和艺术性。不过与文学艺术相比,中国的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才开始不过一百多年,翻译在今天的发展情况更像文学在十八世纪之前的发展阶段,那时的文学被比喻为生活的镜子,以真实地再现社会为主,如今很多人对翻译的要求也是与原作相似。与之相应,以读者需求为主要目的的归化翻译也越来越被以忠实于原著为主的异化翻译所取代。


以异化为目的的直译遵循的正是忠实于原著这一原则,这一原则其实很早就得到译者们的推许,比如几乎与林纾同时期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苏曼殊就把“直译”作为自己的翻译准则。但是直译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只是把词语逐字对译过来那么简单,甚至不少时候,直译比意译更难,因为意译可以依照译者自己的理解组织词句,原文中某个无法理解词语可以通过译出整句的大意而回避过去,直译却是译者给自己定下一个憨笨但忠诚的任务:必须译出文中的每个字,“一个都不能少”,从而为那些无法查到的怪词和陌生的概念而大费周章。直译者的信念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原著的意思、味道、感觉尽可能多地传递出来,目的是向译入语社会介绍一种与之不同的文化,即便译入语社会一时无法理解这种文化也在所不惜,因为直译或者说异化翻译的目的是把自己向一个新的东西敞开,理解它或者向它学习,借他山之石来完善自己,这与归化翻译让新事物慢慢适应自己完全不同。


但是苏曼殊自己的翻译却向我们显示了看似轻而易举的直译目标,要真正做到会有多难。苏曼殊对英国诗人拜伦极为推崇,处处模仿他,也翻译了若干拜伦的诗歌(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诗歌不是苏曼殊翻译的,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普遍承认)。就像他在绝句《本事十章》中所说的,“丹顿拜伦是我师”,苏曼殊显然是要向拜伦学习,而不是用拜伦来诠释自己。但是比较拜伦的原诗和苏曼殊的翻译,可以发现苏曼殊大量使用中国传统诗歌中的词语来翻译拜伦,比如“游子”、“沙鸥”、“蒿藜”、“炉烟”、“闺中妇”、“贱子”、“声凄”、“凄怆”等等,而这些传统的词语和意象使得苏曼殊译诗中的拜伦更像中国古代怀才不遇、满腹辛酸、落魄天涯的骚客,而那个以个人抗众数、贵力尚强、孤傲尖刻的“恶魔”拜伦从他的笔下消失了。


苏曼殊这样做应该不是有意的,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只有很少的中国人能够理解拜伦精神中包含的个人主义、反叛意识、非道德的伦理观念。把romanticism翻译成“浪漫主义”同样显示了国人当时对那些被称为“撒旦派”的诗人们的精神本质的误解。只有鲁迅清楚地意识到romanticism中包含的撒旦精神,并在《摩罗诗力说》中将他们称为“摩罗诗人”。苏曼殊翻译拜伦诗歌的时候,拜伦的那些观念尚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对应,当然苏曼殊也未必读出了这些新思想,但是不管如何,当苏曼殊用旧词汇翻译新思想的时候,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把拜伦的新思想变成了中国的陈年旧酿,可以醉人却难以发人深省,这同样是归化译法的一大问题。


左为《尤利西斯》1984版封面

右为《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

当我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时候同样遇到了直译与意译的选择,当然,这里的意译与其他翻译的意译还不一样,这里的意译是指在原著众多的可能解读中,完全依照自己的理解来译释原本多义错乱的句子。换句话说,就是把原本不通的语句翻译成日常的语句,像苏曼殊那样用传统的词语和句法来翻译全新的词语和句子。最后我选择了直译,因为我觉得用乔伊斯的作品来补充和装饰我们已有的一切毫无意义,这是通俗小说家们所做的,而绝对不是乔伊斯要做的,乔伊斯要用他的文字去重新锻造爱尔兰人的良心,要去改造社会而不是为社会锦上添花。他要用自己那些惊世骇俗的语言去撞击现有的一切,这样的文本怎么可以被归化呢?


此外,切断词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单一联系,展现词语(以及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多重可能,同时又让读者看到现实中被各种界限隔开的事物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芬尼根的守灵夜》对当代文学和认知的一个重要贡献。既要使用约定俗成的汉语,又要让我的译本也拥有这种不确定性、多义性和关联性,这是直译《芬尼根的守灵夜》必须做到的。为了取得这一效果,除了大量加注外,在正文的选择上我也有意打破日常的说话习惯。这里说“选择”而不是“翻译”,因为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正文并不是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而是在众多可能性中选择把哪一个可能放到正文之中。




比如“the
bisifings in idolhours that satinfines tootoo”一句,其中的部分词语可以解读为:


(一)Idolhours解idol“偶像”+hours“时刻”;也解idle
hours“无聊时刻”。


(二)bisifings解busy
fingers“忙碌手指”;也解beseifen[德]“清洗”;也解bis[德]“直到”+fing[德]“被捉住”。


(三)tootoo解too“太”+too“太”;也解tutu“芭蕾舞短裙”;也解to
do“去做”;也解tattoo“文身”。


(四)satinfines解satisfying“令人满意的”;也解Satan
finds“撒旦发现”;也解fine
satins“上好的缎子”。此句化自习语Satan
finds work for idle hands to do“魔鬼找事给游手好闲的人做”。



这样,这句话可以侧重其中包含的宗教含义,从而翻译为“偶像时期的清洗,撒旦发现该做的!”也可以侧重其中包含的性含义,从而翻译为“无聊时刻里的忙碌手指,非常非常让人满意!”而为了帮助读者注意到这句话中包含的不同可能性,感受到语句关系的断裂而不是整一,认识到词语间不同组合的可能性和组合的不确定性,我将其翻译成了“偶像时刻里的忙碌手指,特特让人满意了!”


同样,即便在翻译名字的时候我也有意识地追求这种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比如“drew
their fools longth finnishfurst,Herzog
van Vellentam”一句中可多重解读的词语为:




(一)fools
longth解fools“傻子”+longs“渴望”;也解full
length“完全长度”;也解full
dress“晚礼服”。


(二)finnishfurst解finish
first“最早结束”;也解phoenix“凤凰”;也解fionn[爱]“白色的”;也解furs“毛皮大衣”;也解Finn
MacCool“芬·麦克尔”,爱尔兰传说中的巨人英雄。


(三)Herzog[德]“公爵”。


(四)van“小货车”;也解von[德]“来自”,也是德国贵族名字中表身份的称号。


(五)Vellentam解Willington“惠灵顿”;也解vellum“上等牛皮纸”;也解Tim
Finnegans“蒂姆·芬尼根”,民谣《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泥瓦匠,因酒醉从墙上掉下来摔死,又因一杯酒而复活。



这句话最合乎日常叙述的翻译是“拉开她们那长可及地的白色毛皮大衣,冯·惠灵顿公爵”。但是根据上下文,这句描写的是第十一卷第一章中描绘过的一面刻画滑铁卢战场的漫画式浮雕,再现的是两个年轻女子拉着惠灵顿的大白马,同时三名士兵跟在拿破仑的身后。这里同样包含性方面的双关。为了将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包含在我的翻译中,并用不合常规的句子迫使读者注意到这里的多义和不确定,我的翻译是“拉着她们那傻子渴望的最早结束,公爵·之车·惠灵顿”。


我的翻译当然从语法和逻辑上来说都是错误的,但乔伊斯的原文正是通过不合规范的词语和句式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像苏曼殊那样使用既有的旧词如何取得这样的效果呢?


在两种文化相遇之初,由于认识的局限,人们会更愿意也更倾向于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东西,此时归化的意译会更容易被接受。但是随着相互了解的深入,就会生出充分了解对方的渴望,而这只有通过异化的直译来获得。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至少对于英语文学,直译或许不仅更忠实于原著,也是一个更符合读者期待的选择。


《尤利西斯》手稿

乔伊斯亲笔签名《尤利西斯》扉页


END



戴从容,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长聘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2011年上海市社科新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作协理事,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曾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系主任,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副局长,英国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美国伟恩州立大学客座副教授,爱尔兰科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国和爱尔兰文学、西方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专攻詹姆斯·乔伊斯研究。著有《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2005),《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2007),《乔伊斯、萨义德和流散知识分子》(2012),《当代英语文学的多元视域》(2016),《人类真的是耶胡吗?——欧洲文学十四讲》(2019)等;译著包括弗兰迪•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2005),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2013),班维尔的《蓝色吉他》(2018)等;在国内外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优秀著作奖”,
上海作家协会年度翻译奖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4期,责任编辑:杜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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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瑞汀的一起枪击
【加拿大】科·巴雷特

第一读者 | 科•巴雷特【加拿大】:拉斯瑞汀的一起枪击


原创 叶萌 | 译 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2024-02-20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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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南继续以平稳的步速向克瑞登走过去,不紧不慢,小心地保持着步伐的连贯。当她走到离那人只有几步远时,那人终于看了看她。克瑞登有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血管横七竖八地浮凸在脸颊上,满头日渐稀疏的黄发在风中飘摇,一口小小的牙齿蛀得残缺不齐。努南一只手抓牢枪管,另一只手伸向枪托,坚定而温柔地把武器转移到自己怀中,像抱着新生儿一样,那人倒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拉斯瑞汀的一起枪击

科林·巴雷特作 叶萌译


电话响起的时候,杰奎·努南警佐正在处理文书工作,伯利纳警局里只有她和普兰西斯·斯温夫特那个菜鸟。另一位执勤警官丹尼斯·柯林赶出去监督一辆雷诺梅根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紧凑型、家用型轿车的“出土”工作了——开车的是个小伙子,看起来没喝醉,只是人生地不熟,而库拉巴岗周围的小路偏偏像兔子洞一样迂回繁乱,他正在紧张摸索的时候,一头栽进了离国立学校半英里的深沟里。车是报销了,小伙子倒毫发无伤,柯林说。这小子真够幸运的,努南熟悉那些道路,知道它们的险恶:坡度陡峭、地势起伏、路面狭窄、标识不足,沿路藏着多个九十度急转弯,稍有刹那不慎,就可能惨遭“伏击”。


努南当时正坐在桌前,啜着用破旧的银色法压壶冲出来的咖啡——如黑胶唱片一般黑——把周末开的所有罚单从笔记簿里誊到中央系统中。这是个平凡而忙碌的周末:有十来起情节轻微的交通违章;昨天深夜两个十来岁的表兄弟喝醉了,在主街的鱼薯店门口打了起来;今早还有一次接线出警,只为一件勾在莫伊莫伊是爱尔兰西北部的一条河流河坝闸门上的男式呢大衣——一伙来参加夏令营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清晨沿着码头例行散步时,过于热切地把它误认成了尸体。


努南是个左撇子,笔迹潦草得无可救药,记下的文字辨认起来总是很麻烦,把它们转录到电脑上更是乏味的活动,努南却觉得这能带来奇异的治愈感。她此时过于全神贯注了,主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时,把她吓了一跳。


“普兰西斯!”


努南抬眼一看,普兰西斯没在自己位子上。他不在房间里。


努南走向主办公桌。她把话筒从支架上拽了下来。


“这里是伯利纳警局,我是警佐努南。”


“发生了一起枪击。”一个声音响起——男人的声音。


“一起枪击?”努南重复了一遍,普兰西斯这时端着个马克杯走进来。普兰西斯·斯温夫特二十四岁,警校毕业不到三年,还没摆脱青春期的笨拙气息;他个子很高,却总有点驼背,鼻子长了个显眼的鹰钩,眼神飘忽不安,前额泛着无邪的油光。就连过早斑白的小平头也只凸显出他浑身的孩子气。一听努南说“一起枪击”,他便当场定住了,张着嘴瞪视着她。


“你说枪击的时候——指的是有人被枪击中了?”努南问那个男人。


“难道还有别的枪击吗?”男人说。


“等一会儿啊。”努南说。她把无线话筒贴在耳边,走回自己的办公桌,重新坐下,再次拿起笔和本子。


“有几个人中枪?”她问。


“就那一个。”


“被击中者。是男是女?”


“是男的。”


“死了吗?”


电话另一边的人叹了口气。


“没有。他在后面的田地上躺着呢。状况不大好。”


“他伤势有多严重,据你估计?”努南说着举起一根手指向普兰西斯示意,随后指向他桌上的电话,意思是“打给卡斯尔巴总医院急诊部”。


“他结结实实中了一枪。但那其实……是鸣枪警告。我希望这一点记录在案:我担心自己和儿子的生命安全。我根本没瞄准他。他闯入我家的房产边界,我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想警告他离开。”


这个人在户外,用的是手机,在周围刮刮嚓嚓的风声中,他的声音忽近忽远。


“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努南说。对方没有立刻回答,她补上一句:“请马上回答我的问题,这很重要。”


“柏狄。柏狄·克瑞登。”男人说。


“克瑞登先生,你的房子在哪里?”


“拉斯瑞汀。我在拉斯瑞汀的外沿。”


“你得说得再具体些。”


“沿着伯尼柯伦路开,一直开到米尔斯转角。你知道米尔斯转角吗?”


“我知道,”努南说着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下“米角”,“到那儿再往哪儿走?”


“过了米尔斯转角,转入左边第三个路口。沿着那条路开一英里半,就到一家农场,前院有黄色平房,还有92年菲亚特菲亚特是意大利一家汽车制造公司车屋,底下垫了砖头。”


“黄色平房,92年菲亚特车屋,底下垫了砖头,”努南边复述边写,“好,除了你、你儿子、中枪的人,农场上还有什么人需要交待吗?”


“没有了。”


“说到伤势,那个人中了几枪?”


“只有一枪,是意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


“他身上哪个部位中枪了,你能看出来吗?”


“在他的……在他的身体中部。他的腹部。”


“是被什么枪击中的?”


“猎枪。”


“双管的?”


“双管的。”


“那枪是你的,是吧?”


电话那端传来低沉的喉鸣,像是在清嗓子,带着一点小得意。“枪是合法登记过的,幸好我有枪。”


“据你判断,那个人出血多不多?我不希望你乱戳他,但尽可能帮他止血是很要紧的。”


“儿子后来进屋把所有手巾都拧干了,给他按压止血。我们尽力按住他的伤口。”


“很好,克瑞登先生。继续按压止血。我们马上出发。救护车也在路上了。我还要请你把枪的保险关上,如果你还没关上的话……”


“这家伙是自作自受。”克瑞登打断了她,声音比刚才更为坚决,“他在我的农场上,正在实施犯罪,我担忧自己和儿子的生命安全。这一点得搞清楚。”


“好的。克瑞登先生,我们十五分钟后到。请照我说的处理好枪。咱们先保证枪不会出乱子……”努南说,但断线后的微弱杂音已经灌入她的耳朵。


努南把话筒丢到自己桌上。


“你全听见了吧?”她问斯温夫特。


“救护车已经派出来了。”斯温夫特说。


“咱们得先他们一步。”努南说。


通过警车广播联系上柯林时,努南和斯温夫特已经在路上了。


“有人开枪,有人中枪,枪支还在现场。”努南大致讲了情况后,柯林总结道。


“差不多就是这样。”努南说。


“我想我们是不是该跟特别行动组汇报一声。”柯林提议。


“那个开枪的家伙主动打电话给我们。我提的问题他都回答了。没有丧失理智。”


“只要涉及枪支,你就不能太相信理智。”


“我们先去实地看看,摸摸情况。现在还没有让事态升级的必要。”


“我在伯利纳另一头,我会尽快赶去你们那儿。不过,努南,到那边万一有点什么不好的苗头,你就立马给我撤,别擅自行动。”


“明白。”


“一切顺利。”柯林说着收了线。




绕过米尔斯转角,他们开了几英里后,视野里出现了一架拉着满满一拖车绵羊的拖拉机。努南一下怼到拖车屁股后面,警笛呜呜响个不休,但这段路不够宽,拖拉机没法让他们超车。


“操,还不快点?”努南看着前面左支右绌的拖拉机说。绵羊在拖车的围栏里挤挤挨挨,皮毛上的红章像一个个鲜血淋漓的手印,羊鼻子从栏杆间的空隙里向外探着,仿佛在急切地询问着什么。路面刚一变宽,努南就一脚油门超过拖拉机,扬长而去。


他们按照指示,开过米尔斯转角后,转入左边第三个路口,上了拉斯瑞汀路。拉斯瑞汀这一带尽是平坦宽阔的农田,一栋栋房屋远离大道,坐落在农场小路尽头,彼此间相距甚远;卧在田野中央的牛群像块块巨石,吸纳着渐近黄昏的日光。日光里漂着一缕缕尘埃,却依旧明亮得刺眼,每逢田渠旁的土坡高度下降时,阳光就朝着努南的视线一路灼烧过来。她把遮光镜翻下来,打量了一下身边的菜鸟。斯温夫特的话比平时还少,他的目光飘出窗外,一条腿神经质地抖个不停。


“这日头可真够毒的。”努南说。她纯粹是没话找话,只为把斯温夫特从他的内心世界拉回此时此地。“除了瓜达拉哈拉,还没见过这么毒的日头。你知道瓜达拉哈拉在哪吗,普兰西斯?”


“在贝尔马利特爱尔兰小镇,位于梅奥郡外沿?”


努南微微一笑。


“也可以这么说。我前几年去的。那里美得不真实。阳光洒落的方式都不一样。”


“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和别处不一样,我想。”


“我们是去庆祝纪念日的。特雷弗的主意。特雷弗是我们家的旅行家。”努南接着说。特雷弗是她的丈夫。“不只是喜欢旅游目的地那么简单。特雷弗是对旅游本身着迷:行李、安检线、时区、飞机上发的小份餐点,得揭掉锡纸盖的那种;现在还得拖着两个唧唧歪歪的十几岁男孩到处去……不知怎的,特雷弗对这一切都很上头。而我,就算这辈子再也不过安检,也能活得开心,活得长久。你去过什么新奇古怪的地方吗,普兰西斯?”


“我去过贝尔马利特外沿。”


“好样的。”


“唉,”斯温夫特叹了口气,“我不感兴趣,真的。无论我在哪儿,所在之处就是我喜欢的。”


“你倒是很投我的脾气。”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报案人的住处,土石路尽头是一幢低矮的平房,能望见后面农用棚的镀锌红顶。一栋巨大的白色车屋“搁浅”在前院的草地上,摇摇欲坠。


“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努南说。


她关了警笛,拐进农场的“大门”——两根水泥柱子之间其实并没有门。警车轧过拦牛格栅,颠得东倒西歪。车屋外面摆着几件户外家具,地上有个坑,像是挖出来的小篝火坑,周围堆了一圈灰,里面插着些空酒瓶子。草地上还散落着几袋饲料,一个拆完了、锈透了的气缸本体,柏油帆布碎片,木头碎块,金属管道,塑料管道……种种零零碎碎。



“瞧这堆破烂。”努南说。


“说话小心。”斯温夫特边说边点了下头。


一个男人从平房一侧走了过来。他正把什么东西举到头边,另一只手臂高高举着,手掌朝前。


努南熄掉引擎,下了警车,身体始终掩在车门后面。斯温夫特在车子的另一侧效仿她的动作。


“这是克瑞登家吗?”努南问。


“是啊,当然啦。”男人说。


他用一条染污的蓝白格茶巾按着太阳穴。污渍像是血迹。


“我是伯利纳警局的努南警佐。这是斯温夫特警员。你是柏狄·克瑞登?”


“天呢,我可不是。”


“那你应该是他儿子了,对吧?”


“这还差不多。”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说了不算,反正每个认识我的贱人都喊我巴布斯。”


巴布斯看上去三十出头,矮矮壮壮,剃着极短的寸头。他穿着褪色的灰T恤,上面用支离破碎的白色字体印着“石器皇后寻常时代”“石器皇后”是一支成立于1996年的美国摇滚乐队,“寻常时代”是这支乐队发行的第五张专辑的名称】。小臂上的深色血迹斑斑点点,像鸟儿走过留下的爪印。


“我们听说出了点乱子。”努南说。


“没错。”


“你头上受伤,也是乱子的一部分吧?”


“一点点,嗯。”巴布斯说着把按着太阳穴的茶巾拿起来给他们看。他的眉毛上面有个未愈合的伤口。


努南吹了声口哨。


“看来得缝针。我知道还有个人情况不妙,是吧?”


“嗯,是啊。”


“你身上是他的血吗?”


“嗯,有些是。”


“你可以领我们去看看他吗?”


“可以。”


“拿急救包。”努南对斯温夫特说。斯温夫特打开后备箱,把一个多口袋的笨重大包拿出来递给努南。


“带路吧。”她一边把急救包的背带挎上肩膀一边说。


巴布斯清了清嗓子。


“这情形呢……你得明白,我爸爸是担心我们的生命安全。”


“我们一定会把这一点考虑在内。”




巴布斯领着努南和斯温夫特沿一条短短的土路走到农场后面的院子。地面上覆盖着编在一起、任人踩踏的稻草。努南看着巴布斯毫不在意地踩过一块餐盘大小的牛粪,靴子的后跟在牛粪的硬壳上留下了湿湿黏黏的印迹,状似咬痕。空气中满是饲料和牛粪那带有谷物甘甜的浓重气味。牛棚里的奶牛像是刚醒过来,眨着无神的、泛红的眼睛,透过一扇窗户——开在棚子正面的镀锌墙板上——向外眺望着。


“那儿就是我们逮住他的地方,真是不要脸!”巴布斯说,朝牛棚旁边砖砌底座上的圆柱形大油罐比划着。


“他在偷油?”努南问。


“干这种事真够蠢的,”巴布斯说,“去年冬天什么也没剩下,还要过几个月才会再装满。谁家大夏天存着满罐的油啊?”


他们经过最后一排牛棚,走到开阔的田地上。离他们五十英尺开外的地方,一个身形矮小的人站在一个仰躺在地上的人身边。在天际处,努南能望见公牛山低矮模糊的锯齿状剪影。


“柏狄·克瑞登?”努南向那个站着的人喊道。


“嗯。”克瑞登应道,他的视线没有离开地上那个人,猎枪随意地斜夹在腋下。


努南继续以平稳的步速向克瑞登走过去,不紧不慢,小心地保持着步伐的连贯。当她走到离那人只有几步远时,那人终于看了看她。克瑞登有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血管横七竖八地浮凸在脸颊上,满头日渐稀疏的黄发在风中飘摇,一口小小的牙齿蛀得残缺不齐。努南一只手抓牢枪管,另一只手伸向枪托,坚定而温柔地把武器转移到自己怀中,像抱着新生儿一样,那人倒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努南检查了保险,把枪管一折,将弹药从膛室中退了出来,把弹筒装进了口袋里。


“好啦。”努南说。


她把枪递给斯温夫特,又瞟了克瑞登一眼,确定他没打什么主意后,就把注意力转向躺在草地上的人。这个人很年轻,四肢摊开,看起来身材瘦长,深色的头发打着绺黏在苍白的前额上。努南有一阵儿没能认出他来,他的五官在痛苦中扭曲得无法辨认。只有当他紧闭的眼睛突然惊恐大睁的时候——那双眼睛是蓝色的,却是比农场主的眼睛更深、更有力量的蓝色,几乎是磷光蓝了——他的脸才幻化成一张努南认识的面孔。


“老天爷啊,是你吗,迪伦·哲治?”


迪伦·哲治呻吟着表示同意。




迪伦·哲治住在伯利纳镇上。他是个典型的“警方的老熟人”。二十出头就积攒了数量可观的轻罪记录。入室盗窃、酗酒扰乱治安、私藏违禁药物……哲治属于那种怙恶不悛的小混混,空有犯罪的强烈本能,却缺乏犯罪的实际才能。他投机、冲动又无章法,几乎不用教唆,甚至不太需要回报,就能卷入犯罪密谋里,当然,前提是那些密谋不太耗力费事,也无需深谋远虑。努南跪在哲治旁边的草地上,急救包从肩上滑落了下来。她撕开一副丁腈手套的包装,使劲把手套戴到手上。


“你还记不记得我,迪伦?”


哲治眼神空洞地仰望着她。


“我是努南,伯利纳的杰奎·努南警佐。那是普兰西斯·斯温夫特警员。”


“普兰西斯斯斯斯斯——”哲治轻蔑地说。


“行吧,这名字确实引人注目。”努南说着开始扫视哲治的伤口。他的裆部乱七八糟地糊了许多手巾,还有些胡乱塞在他屁股下面。手巾和他的牛仔裤都被血染成了深红色。根据出血量,努南看得出他伤势极重。她取出了纱布和创伤剪。


“你记得我们上次见面吗?”努南问,“我们追查一批香烟,结果查到了你家。”


“你们真是拣了个好时候冲进我那破地方。”哲治说——看样子是真记起来了。


“我们以为逮住你了呢,迪伦。”


“你们运气不行。”


“那一次是不行。”


那该是一年多一点以前的事。他们收到可靠线报:哲治藏着一大批从北边走私来的香烟,数量可观,于是申请了搜查令,突击搜查了他在葛兰园的家。严格说来,那甚至不是他的家,如果努南没记错的话,租约上只有他女友的名字。他们是在黎明时突击搜查的,警察们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哲治、他的女友和他们的小女儿一直穿着睡衣站在外面寒凛凛灰蒙蒙的天色里。努南记得那个女友,一米五几的小个子,瘦得像竹竿,脾气爆得很,跳着脚咒骂个没完没了,一个不过三四岁的小女孩直直地坐在她怀里,庄严地沉默着,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警察们进进出出。在努南的记忆里,面前这家伙当时可一眼都没瞧警察。哲治只是温顺地藏在那暴怒的娘们身后,垂着眼看着地面,鬼鬼祟祟的。他整个外表举止都铁板钉钉地写着“有罪”,但那次突击最终还是白费工夫。他们只找到半打盒装香烟——用帆布盖着,藏在房后空得可疑的棚子里——数量少得远不足以跟“意图贩售”的罪名挂钩。


“你还和那个小女朋友在一起吗,迪伦?嘴巴不饶人的那个?”努南问。她尽量让迪伦保持清醒、坚持说话。


“艾米,嗯。还是那个。”


“她把我们骂得哟。丁点大的个儿,穿着毛茸茸的拖鞋站在那儿,把天底下所有脏字儿都骂出来了,而那个小美人就那么规规矩矩地坐在她怀里。你女儿几岁了?”


“那是艾米的女儿。”


努南小心翼翼地拿开了哲治裆部的茶巾,哲治猛吸了口气。


“好了,好了,”努南说,“她是不是你亲生的,一点都不重要,只要你待她好就行。”


“我对她像对女王一样。”他含糊不清地说。


“我知道你肯定会的。稍微忍一忍,迪伦。”努南说。她脱下哲治的跑鞋,提起裤脚的翻边,用创伤剪从踝部到臀部利落地剪出一道笔直的窄缝,把整片裤腿向上翻起。她辨认出数个溃破的黑色刺孔,那是铅弹钻入大腿造成的。他的皮肤沾满了干血迹,鲜血依然汩汩地从伤口流出来。努南继续剪,尽量轻柔地撕去哲治身上的T恤。他的腹部几乎全部浸在鲜血里,肚子的皮肤上有些巨大的伤口,仿佛被捅伤了一样。一种恶臭开始在努南鼻孔前积聚。她想了一下,才明白那是人的粪便的气味。


“看起来怎么样?”哲治沙哑地问。


“看着像中枪了。”


“操,我会死吗?”


“我想,如果会失血而死,那你已经死了。”努南闪烁其辞。


她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帮哲治保持冷静和清醒。她尽可能稳住自己的手,把纱布撕成长条,放在看起来最严重的伤口上,再看着每条纱布顷刻间被新绽放的红色浸透。她又捡回一条茶巾,按住了他的腹部。她靠近的时候听到杂声,音量很低却持续不断——在那儿,在哲治头部下方的草地上,迅急又尖厉的乐声正从一只耳机里向外逃逸。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努南问道,但哲治没有回答。他的眼皮沉重,张张合合,像个不肯入睡的小孩。毫无血色的嘴唇黏在牙齿上。


“撑住啊,迪伦,”努南加重语气,手指拍打着他的脸颊,“救护车眼看就到。撑住。他们会给你打满那种带劲的玩意儿。药用级别的麻醉剂,真格的。”


努南觉得她看到迪伦的唇上微弱地闪过一丝笑意。草地上几英尺开外的地方丢着一根金属条和一个塑料汽油桶,一根软管从里面伸出来。努南心想,哲治当时是在朝哪儿跑呢,接着她就看到在田野的那一边,有一辆矮胖的四轮摩托车,浊白色的,停在斜坡上,想必那是条乡间小路。


“看见了吗?”她对斯温夫特说,“用来逃跑的车。”


她思考着巴布斯在场院里说的话:夏天从储油罐里偷油真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事。努南是在乡下长大的。房子后面的储油罐每年会在秋天装满,也就是天气即将变冷的时候。尽管起居室里的壁炉总是点着火,开暖气却有严格的限制。要保证一罐油可以撑过整个冬天。所以,杰奎·努南以前的家是个寒冷的家。她记得每当她或哪个兄弟姊妹胆敢抱怨一声太冷时,妈妈就会吼着让他们加件毛衣。她记得在与姐妹莫琳和帕萃莎共住的卧室里,她床头上方的窗户只有单层玻璃,斑斑点点的窗框散发着棕色腻子的气味,冬天早晨她的手碰上薄薄的玻璃时,指尖传来清晰的刺痛。


她握着哲治的手臂,两根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的手臂异样地冰冷沉重。他还有呼吸,但她想感受他皮肤下脉搏的跳动,以确定它还在那里。她的另一只手用茶巾按压着流血最多的地方。她还能听到他头颅底下的耳机发出极其细微的“嗒嗒嗒”响声。粪便的恶臭似乎越来越浓。她觉得这气味正极力钻进她的毛孔,糊住她的喉咙。努南心想,如果救护车不马上来,迪伦·哲治会没命的,可能不管怎样都没救了。






“骑兵上场了。”斯温夫特说。


努南抬起头,望见三个身影小跑着穿过田野。警佐丹尼斯·柯林打头,后面跟着两个抬着铲式担架的急救人员。眼看要跑到他们身边的时候,柯林绊了一下,突然蹒跚起来。


“靠!”他叫道。


“你没事吧?”努南问。


“我把脚脖子崴了。”


急救人员在努南和哲治身边的草地上就位。


“交给我们吧。”其中一个说。


努南站起身来,向后退了几步。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捋了下自己的眉毛,额头顿时感到了血液的冰冷黏滑。


“那是迪伦·哲治。”她对柯林说,而后者正呲牙咧嘴地测试脚腕的承重力。


“真的假的?”柯林说着眯起眼,冷冷打量着哲治那失去知觉的苍白面孔。


柯林年轻时在科诺特队打过橄榄球。左耳外廓凹凸不平,显得有些怪异,鼻子因为反复骨折变得有几分扁平。这些旧伤,连同大肚腩和粗脖子,彰显着柯林的精力与才干。努南能听到气流从他压扁的鼻腔中像是沉思般缓缓呼出,这杂声总让她感到安心。


“哲治从场院的油罐里偷油的时候,被这两人阻止了。”她说。


柯林抬起脚,小心地转动着,又放回到地上。


“谁朝他开枪的?”


“在这里,柏狄,年长的这位,说是他干的。”努南说,但那两人一言不发。


“我不是有意的。”克瑞登说。


柯林吃吃暗笑了一声。


急救员在为搬动哲治做准备。他们已经把他固定在担架上,把氧气面罩罩在他脸上。柯林碰了碰努南的手肘,暗示她按兵不动。他走到急救员们那边,和其中一个低声交谈了两句后,他们就搬起担架朝场院走去。


“他还活着吗?”柯林回到她这边的时候,努南问。


柯林模棱两可地哼了一声。


“你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要挂了。”努南说。


“那不是你能判断的,”柯林说,“只要他们没说他死,那孩子就还活着。”




柯林开始询问克瑞登父子。


“带我们回顾一下都发生了什么吧。”柯林说。


“我们没在家,去巴拉的超市了,”克瑞登说,“今天下午回得比往常早,因为小伙子今晚有足球训练。我们回来以后,巴布斯就去场院看看牲畜。”


“我就是在那时候看见他的,不要脸的样儿,像骑马似的跨在油罐上,”巴布斯说,“他背对着我。我脱口喊了声:嘿!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巴布斯用一根手指指着头部的一侧。


“那家伙戴着耳机呢!光天化日的,坐在那上面,听着音乐,快活得不得了。我就打老头的手机,告诉他院子里有个人,让他赶紧出来,就在这时,那小子转身看见我了。一眨眼功夫,他就爬下来了,那根钢筋就在他手里——”巴布斯朝草地里的金属条点了下头,“——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狠狠朝我头上来了一下。”


“我走进院子就看见了这一幕,”克瑞登说,“这个人站在我儿子身边,手里拿着根钢筋,我儿子脑袋呼呼冒血。看见自己孩子伤成那样,那个震惊。”



努南回头望向场院。


“然后呢?他逃跑来着?”


“我朝他大喊,叫他住手。我只想让他住手,”克瑞登摇着头说,“但是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我看他像是逃跑来着,跑了这么远,到这——”努南指着哲治刚才躺着的那片被压平的草地,“——然后转过身来面朝着你,于是枪弹击中他的腹部,是这么回事吗?”


克瑞登摇头。


“那是鸣枪示警。开枪是为了把他吓跑。”


“爸爸。”巴布斯说。


“你是说你没朝他瞄准吗?”努南说。


“我用生命发誓我没有!”克瑞登说。


“你可把没瞄准的人伤得够他妈惨的。”


“是他闯入这里的,”克瑞登说,“他闯入这里!”


“爸爸,”巴布斯又说了一遍,“什么都别再说了。”


“你还得说很多,你们两位都得说。”柯林说。他从腰带上解下一副手铐,一下甩开。


“斯温夫特警员,”他说,“请你把这副给克瑞登先生戴上。”


“我自愿跟你们去。”克瑞登说。


“这样吧,克瑞登先生,”斯温夫特把手铐接过去的时候,柯林说,“我们的一组人已经在路上了,保护好现场后,我们会把你和你儿子带到警局,把一切记录在案。手铐是为了保障你们自己的安全。普兰西斯,你可以从前面铐。”


斯温夫特把克瑞登的手臂拉到腰前并拢,咔哒一声扣上了手铐。


“来。”柯林对努南说,朝田里走了十来步,脚踝还是不太吃劲。她跟了上去。


丹尼斯·柯林四十九岁,稍长于四十五岁的努南。他比她早十八个月晋升警佐——就职业生涯发展而言比她晚,但按时间先后比她早——不过,所有官僚体系都有一套不成文又有约束力的等级制度,柯林因此就成了她的上级,尽管两人都处于同一职级。从来没有人对她明说过这一点,谁都不用说,柯林更不用;他对待努南的态度倒是无懈可击。他总是谨慎地征求努南的意见,时常尊重她的判断。他给予努南职权内全部的自由和权力。然而,努南无法忘记那自由和权力是种恩赐——只有他才能给予的恩赐。努南明白,柯林也明白。她早就安心接受了这一安排,尽量不去怨怪柯林。即使不是他,也只会是另一个男的,很可能还不如柯林体贴。柯林是可靠、果断且忠诚之人。他是个好警察。


“脚腕怎么样了?”努南问他。


“死不了。你没事吧?”


努南摘下了帽子。帽子是深蓝色的,帽檐上方的黑带子上嵌着金色的警徽。努南把帽子在手上转了转,又戴回头上。


“真是个漫长的周末。”她说。


柯林正凝望着田野的另一边。


“它们看着还是很像样的,是吧?”他说着朝公牛山点点头。


“是啊。”


“梅奥郡就是这样。远看我觉得非常像样。只要近看就让你失望。”


努南挤出一点笑容。


“得告知家属,”柯林说,“你能去处理吗?”


努南点点头。柯林端详了她一下,掏出一包一次性纸巾递给她。他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


“你的额头,”他说,“你可不能满脸带着那个倒霉玩意儿的血跑到他家门口去啊。”




法医组到了,从卡斯尔巴赶来的警探波克和麦基罗伊也到了。柯林和警探们送克瑞登父子去了伯利纳警局。努南和斯温夫特绕回警局,努南略作清洗,换了衬衣,又核对了档案上的地址。努南拨打了艾米·穆勒里注册的电话号码,无人接听,她不打算在电话里留言。她拨电话回家,跟特雷弗说自己会晚点到家。


“你现在怎么样了?”困在镇中心的车流里无所事事的时候,努南问斯温夫特。


“我还行,”他说,“我是说,你懂的。”


他没把想法说完,呆呆地笑了笑,望着窗外的伯利纳街道,仿佛不能确信它们是否存在一样。现在天色暗了一些,街灯投下刺眼的黄色光晕。


“这是你在工作中见证的第一起死亡吗?”努南问他。


“还没定性呢。”


“嗯。不过是不是呢?”


“还有洢斯其洢斯其是爱尔兰斯立果郡的村庄那小子,去年圣诞在棚子里把自己干掉了。”


“我指的是他杀。”


“我刚从警校毕业的时候,都柏林有过几起黑帮枪战。不过,只在事后看到了残局。从没像刚才那样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在我面前垂死挣扎。你呢?”


努南摇了摇头。


他们在乐购停车场入口附近等红绿灯。一伙十几岁的男孩正在过马路。总共五个人,走得东歪西晃、吊儿郎当。他们的穿着似乎可以随意互换:上身都是印着品牌的帽衫,有人下身是工装裤,有人是牛仔裤。男孩们都长着稚嫩的面孔和深色的头发。他们之间太相像了,一瞥之下,会以为这是一群亲兄弟。努南望着他们走过一个又一个街灯,看着他们攒动的人头,看着他们专注地吵吵嚷嚷,不禁笑了起来,男孩就是这样,他们只有那一种发型。流行的发型每几年一变,无论是什么款式,每个男孩都会剪成这同一款。努南还记得有一段时期——十年前?十二年前?十五年前?——曾流行双氧水挑染的金色:每个初露头角却趾高气扬的小混混头上都有双氧水挑染的金色。现在的流行款是两侧推得短短的,只在头顶留得长些,长度刚好可以朝前梳或梳成分头。她自己的儿子就留这个发型,这群男孩也都留这个发型。有那么一会儿功夫,努南的视线停留在走在最后的那个男孩身上,他其实是这群人里最高的,但是低头塌肩地走着,显不出个头来。他看似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对前面四个人兴奋的交谈毫无反应。他抬起眼,遇上了努南的视线。努南下意识地从方向盘上举起两个手指,做了个乡村普遍流行的简洁敬礼动作。男孩毫无表情的脸突然狰狞地皱缩起来,朝警车旁边的下水道里咳了一口银白色的浓痰,继续向前走去。


“你瞧见了吗?”努南一边在后视镜里看着男孩们走远,一边问斯温夫特。


“瞧见什么?”斯温夫特咕哝道。


努南猛然转向,把警车开上了路缘,咔哒一声解开安全带,跳到人行道上。她直冲到那个男孩身后,一把攥紧他的衣领,把他搡到停车场的墙边,她用力太猛,警帽打着旋落到了地上。


“刚才怎么回事?你要不要交代?”努南冲着男孩的脸吼道。


男孩望着她,吓呆了,咬紧的下颌上有条肌肉在抽搐。


“喂,他什么都没干。”他的同伴中有人冒出一句。


“闭嘴。”刚到场的斯温夫特对那个人说。


“嗯?”努南问男孩。


“你说我干了什么。”男孩答道。


“你干了什么自己清楚!”


男孩沉默。下颌上那条肌肉停止了抽搐。


“把帽子捡起来。”努南说。


男孩看了看地上的警帽,又看了看努南。


“捡——起——来。”


努南松开了紧攥他衣领的手,男孩伸手从地上拾起了帽子。他趁努南从自己手中一把夺过的时候,闪躲到了她够不到的地方,拉了拉被揉皱的上衣:

“你不能无缘无故地乱抓人。”他说。


努南看了看斯温夫特,又看了看男孩的同伴们。她走到男孩面前。


“你很清楚自己干了什么,”她说,“你也知道我很清楚。他妈的,给你自己留点体面吧。”


她把帽子戴了回去,向斯温夫特一点头,转过了身。


“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回到警车里,斯温夫特问道。


“把这活干完吧。”她说着发动了车。




葛兰园的中心有一片巨大的椭圆形绿地。在园区路灯月光似的银辉里,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把球抛来抛去地玩着,还有两三个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观看,身边是一小堆书包和饮料瓶。


“瞧,”努南说,“我敢打赌他们那瓶子里是酒。”


“要不要去毁掉他们的美好夜晚?”斯温夫特问。


“今晚就让他们漏网吧。”


一番说服工作后,艾米·穆勒里终于允许他们进门,努南穿过走廊时向起居室里瞥了一眼。整个房间浸泡在电视屏幕发出的亮光中,那个小女孩——现在手脚都长长了些——正蜷在椅子里盯着个iPad。穆勒里把他们带到厨房。她还是瘦得吓人,头发梳成个高高的丸子,说话的时候脖子上的筋腱像绷紧的铁丝一样颤动。努南谨慎地概述了农场发生的事情:哲治貌似打算偷罐子里的油,当地居民与他发生了冲突。她说哲治中枪了,没具体描述他的伤情,只说情形极其严重。这一次艾米·穆勒里没吼没叫。她细听着努南所说的一切,没有打断。对努南讲述的故事,她既没争辩也没反驳。她只问迪伦是不是要死了。努南再次强调他已被送往卡斯尔巴总医院,他们目前能告诉她的就这么多了。


努南和斯温夫特等着穆勒里打电话喊她母亲来照看孩子,又等到她母亲赶来。穆勒里最终同意让斯温夫特陪她去医院。


回到警局,只见警探们的“便衣福克斯”“便衣福克斯”是没有警察标记或涂装的福克斯牌警车停在警局前面,努南从自己桌上拿起法压壶,走进警局的逼仄小厨房。柯林在里头,台面上摆着几个马克杯,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水壶咕嘟咕嘟响——水要烧开了。


“那两位把卡斯尔巴最精锐的力量都带来了吧?”努南问。


柯林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微微一笑。


“他们在施法,让我来泡茶,”他一边把壶里的水倒入杯中一边说,“你和家属谈了吗?”


“他女朋友呗。斯温夫特陪她去卡斯尔巴总医院了。”


“那两位肯定会第一时间要求看你的报告。”


“我马上就动手写。”她说着朝他晃了晃手里的法压壶。


柯林朝后退了退,以便努南能走到台边。他看着她把烧水壶重新装满,冲洗了法压壶,甩了两三勺速溶咖啡进去。


“你知道吗?你那东西可以煮各种各样的咖啡豆啊,”他说,“磨碎的、整粒的、香草的,真正的高级玩意儿。”


“我知道。每次去乐购我都会看到这些东西。”


“你从来就没动点心思?”


努南端详着法压壶:破损的银色把手、划花的玻璃壶身。这是特雷弗好多年前给她买的;他误以为——他对努南的误解一向这么离谱——这会激发她探索的热情,不再满足于廉价咖啡里最廉价的品类。



“我就是从没真正开始。每次看到超市里的高级玩意儿,我都想,哎,下次吧。等到下一次,我还是这样想。”


“医院有消息了。”柯林说。


“哦。”努南说。


“我跟他们通话时,哲治刚做完手术。医生们说接下来几天还比较危险,但看样子能撑下来。”


“你在逗我吗?”


“没有。”


壶里的水烧开了。努南把尾骨顶在台沿上。


“这个混蛋,”她说,显得既宽慰又惊骇,“呵,这个烂透了的小混蛋。”


“我觉得你可能刚救了那小混蛋的一条烂命。”


“别说了,”努南咕哝,“我们去他女朋友家告诉她实情的时候,我脑子里全程在转一个念头:哲治把自己弄得肠穿肚烂,可能是给她的人生帮了一个大忙。”


“谨向他的存活致以哀思。”


“可我以为他死定了。”


“我看见他那副样子时也这么以为。不过,就当前而言,迪伦·哲治留在了生者之地,多亏有你。”


“多亏有我。”努南说着摇了摇头。


她向法压壶里注满了开水,将它拿回自己桌上。她知道报告要花些工夫。她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严格说来,不像工作要求的那么省时,但这样才能写得到位。首先,她要按发生顺序亲手列出最关键的细节,然后她再从头回顾,把它们血肉丰满地记录到电脑上。她坐下来,打开笔记本,回顾着她在柏狄·克瑞登第一通电话期间匆忙涂写的笔记。



枪击


1男子


白荻·克瑞豆


拉斯入丁


米角


3左


黄户


92菲亚特


儿子


1枪


双官


流血


她倒了杯咖啡,把笔记簿翻到新的空白页,开始写起来。




END


作者简介




科林·巴雷特(Colin Barrett,1982—),爱尔兰裔加拿大作家。1982年出生于加拿大的麦克莫瑞堡,四岁随父母返回爱尔兰,在梅奥郡长大。本科就读于都柏林大学,2003年取得英语学士学位,后来又从都柏林大学获得两个创意写作类的硕士学位。从2009年起开始在《纽约客》《格兰塔》《哈泼斯》《蜇人的飞蝇》等杂志发表作品。2013年出版的小说集《年轻的皮囊》得到文坛广泛好评,先后荣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爱尔兰文学鲁尼奖和英国《卫报》首作奖。巴雷特的不少故事都设置在虚构或真实的爱尔兰乡镇。他笔下的乡镇生活有着或暗沉或明柔的幽默底色,展示了作家对人物对话的精准把控力,令现实场景跃然纸上的新鲜表现力。《拉斯瑞汀的一起枪击》(A Shooting in Rathreedane)原载于2021年12月6日出刊的《纽约客》,收录于202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乡愁》(Homesickness,格罗夫出版公司)。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1期,责任编辑:叶丽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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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知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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