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品读 | 阿•古尔纳【英国】：写作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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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带着这样的认识来写作：一些潜在读者如何看待我，是我必须考虑在内的。我意识到将会把自己呈现在那些也许视自身为圭臬，自认为超越了文化或民族，超越了差异性的读者面前。我不知道该讲述多少，得假定他们具备多少知识，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我的叙事。我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些并进行小说创作。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作
谢娟译
我是在移居英国后的头几年才开始写作的，那时差不多二十一岁。走上写作的道路并非有意为之，更像是误打误撞。小时在桑给巴尔岛求学时也曾写过一些东西，但都是小打小闹，随兴而作，有时用来给朋友解闷，或者用于校园歌舞剧的表演，有时纯粹为了打发时间，或者在人前炫耀。总之，从没想过借由写作来达到什么目标，也不觉得自己有成为作家的抱负。
我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不同于很多非洲语言，斯瓦希里语早在欧洲殖民入侵之前就已经是一门书面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能用这门语言读写。最早用这门语言写作的论说文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晚期；直到我的青年时代，这类论说文，无论作为斯瓦希里语的口语传播载体，还是作为文类本身，都有重要用处。然而据我观察，用斯瓦希里语书写的当代作品只有报纸上刊载的短诗，收音机里播放的通俗故事，或者偶然一见的故事集。这些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作品，大多有着道德教化的目的，或者含有嬉笑打闹的成分。作者不是专职作家，而是兼职其他行当，比如教师或公务员。这样的写作是我自认为无法从事，也不该从事的。当然，时至今日，斯瓦希里语写作已经有了新的进展，但我谈论的是那时的观察体会。在当时看来，写作不过是偶尔为之且不堪大用的活动，我从未想过一展身手，当然，前文提及的那些轻浮练笔除外。
不管怎么说，去国离家之时，我的愿望很简单。在那个充满艰辛和忧虑的年代，国家恐怖主义和蓄意羞辱无处不在，十八岁的我唯一想做的，就是逃离那里，前往别处寻找安全感，成就自己。写作压根儿不在当时的考虑范围之内。移居英国之后的头几年对写作的想法有了转变，与年岁渐长有关，一些以前看似并不复杂的问题触发了我的思考和忧虑；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身处英国之时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陌生感和差异感。整个过程有着犹疑不定、四处摸索的意味。这倒不是说我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并决定记录下来。一开始我写得比较随意，带着点愤懑，没什么计划，只是被一种欲望推动着：想多说一点。久而久之，我开始想弄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便停了下来，仔细思考写作这件事。于是，我意识到自己笔下所书尽皆来自记忆，那些记忆如此鲜活生动，难以抗拒，与英国头些年失重到几近怪异的生活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在此奇怪背景下，那个我曾放弃的生活，那些我曾漫不经心、不假思索抛到身后的人，那个当初看来要永远消失的地方和存在方式，便在我的感受里凸显了出来。消失的生活、消失的地方以及我对它们的记忆，就成为写作初期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书写的其实也是自己在英国的生活，最起码也是在这样一个空间的生活：它迥异于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足够安全，能够远离我曾抛下的一切，不会让我的内心充满愧疚感和莫名其妙的遗憾。在写作的时候，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刚熬过怎样苦涩而无谓的时代，我们曾经做了什么，竟让这样的时代降临到自己头上，而身处英国的生活又是如此不真实，简直近乎怪异！
在这个事态变化里有一种熟悉的逻辑。远离故土的游历能带来距离和视角，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舒展与释放。游历激发回忆，而回忆恰是供应写作素材的大后方。距离使得作家与内在自我的交流更加畅通无阻，便于作家更自由地发挥想象。这种论调将作家视为自给自足的小宇宙，最好能运行于孤立状态。你或许会想，这是老派思路了，等同于十九世纪的人以戏剧化的浪漫方式来呈现作家的自我。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看法仍然有其吸引力，并以各种方式存留了下来。
如何看待距离有益于作家，视角不尽相同，依据一种角度，作家被描绘成封闭的世界，依据别的角度，距离能释放批判性想象力。后一种论断甚至暗示，空间错位是必要的，作家能在孤立状态中创造出有价值的作品，因为他们不会受责任和亲密关系的约束，需要说出口的真相也不会因为顾忌这两点而被静音、被冲淡。毕竟，作家是英雄，是看透真相之人。如果说第一种看待作家与地方的关系的视角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回响，第二种视角则让人想起二十世纪早中期的现代主义作家。英国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主要作家大多选择客居他乡进行创作，就为了书写能更贴近他们看到的真相，也为了逃离在他们看来令人麻木的文化气候。
也有相反的论调，认为作家孤身处于陌生人中间，会失去平衡感，失去对同胞的判断，难以断定自己对他人的认知究竟有多少相关性和分量。据说在后帝国主义时代尤其如此，对那些来自前欧洲殖民地国家的作家来说，也是同样如此。殖民主义借助种族等级论和人种优劣论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这体现在诸多关于文化、知识和进步的叙事中。殖民主义还极尽所能去规劝被殖民者顺从这样的叙事。后殖民作家所面临的危险很可能是：当他们身处欧洲过着疏离和隔绝的局外人生活时，这类叙事也许就已经在起作用，或开始起作用了。如此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心怀怨恨的流亡者，对抛在身后之人冷嘲热讽，而为他们呐喊助威的是还不曾放弃秘而不宣的敌意的出版商和读者，这些人非常乐意去奖赏和称颂任何对非欧洲世界的严厉批判。按照这种观点，在陌生人中写作意味着不得不以严苛的笔锋来取信于读者，将自贬的姿态作为实话实说的标志，不然，就会被斥为感情用事的乐观主义者。
这两种观点——距离意味着解放，距离意味着扭曲——都过于简单化了，当然，这倒不是说它们不包含任何真理成分。我成年后的岁月全部在远离故土中度过，定居于陌生人之间，无从想象另一种生活会是怎样一番模样。有时我也试图这样想象，但事与愿违，因为这个给自己提出的假设性选择是难以实现的。可见，在自己文化和历史的怀抱中写作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或许从任何深层意义上而言，在任何作家身上都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知道自己正是在英国，在疏离状态里才开始写作，我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创作主题就是这种生于此处、活在异乡的状况，这并非个人独有的生命体验，而是我们时代的故事之一。
也是在英国，我有了博览群书的机会。在桑给巴尔，书价高昂，书店很少，给养不足。图书馆也很少，藏书不仅量少，而且老旧。关键是我不知道自己想读些什么，往往遇到什么就拿起什么。在英国，读书的机会似乎无穷无尽，久而久之，英语在我看来就像一栋有着很多房间的宽敞大宅，慷慨好客地接纳各类著述和知识。这也是一条通往写作的路径。我相信作家都是通过阅读才开始写作的，在这个累积与增生、呼应与重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笔法，并具备了写作的能力。所谓“笔法”是个比较微妙的东西，并不总是指一种可以形诸文字的方法，虽然文学评论家一直致力于此。它不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工具性纲领，但它发挥作用时，体现为一整套恰到好处且令人信服的叙事策略。我并不想故弄玄虚，无意暗示写作是不可言说之事，文学批评是一种自欺的幻象。文学批评可以就文本和远远超出文本疆域之外的理念给我们启发，但我不认为作家是通过文学批评找到我所说的这种写作模式的。它有其他源头，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阅读。
我在桑给巴尔接受的学校教育是英属殖民地的教育，尽管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基本处于独立甚至革命的状态，但教育性质依然不变。如今大多数年轻人在校期间所掌握与储备的知识，或许没什么意义，或者看起来都是学科基本原理，与现实无关。我想当时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更加莫名其妙，所学的东西有太多让我们感觉自己是附带消费者：消费为别人量身配制的材料。但和其他学童一样，我还是有一点收获的。从这种学校教育获得的宝贵东西之一，便是知晓了英国人如何看待世界，又如何看待我自己。我不是一下子认识到这一点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借助对过往的回忆，和其他知识相互参照，才有此认识。但这不是我唯一的学习途径。清真寺、古兰经学院、街头巷尾、家中闲谈以及毫无规划的阅读都是我学习的资源。从这些地方学到的知识有时候与在学校学到的截然相反。这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令人精神崩溃，当然，有时确实令人痛苦和羞耻。随着时间流逝，以此方式应对互相矛盾的叙事，于我而言，似乎变成了一种动态过程，尽管究其本质，这是一种始于我的弱者地位的过程。从此过程生成了某种能量，促使我去拒绝，去摒弃，学会坚守时间和知识终会支持的保留意见。从此过程生成了某种方式，关乎如何包容和考虑差异性，如何正视更为复杂的认知方式存在的可能性。
所以，我开始写作时，不能只是拖着脚步走到人群中，祈祷在运气和时间的帮助下，自己的声音有望被人听见。我得带着这样的认识来写作：一些潜在读者如何看待我，是我必须考虑在内的。我意识到将会把自己呈现在那些也许视自身为圭臬，自认为超越了文化或民族，超越了差异性的读者面前。我不知道该讲述多少，得假定他们具备多少知识，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我的叙事。我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些并进行小说创作。
当然，有此经历的不止我一人，但那些让人抓耳挠腮的细节总给人唯我如此的感觉。可以说，这种经历甚至不是我之前所形容的那种当代经验或者特殊经验，而是所有写作的共性：写作始于对边缘性或者差异性的自我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提出的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但是，即便不是新问题，也会因为具体情境，因为帝国主义，因为空间迁移，因为当代现实而呈现出深刻的面貌变化。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现实是大量异乡人迁移到欧洲。如此一来，这些问题就不止我一人在关注。我在为它们忧心的同时，那些同在欧洲的异乡人也在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最伟大的成就是如今的我们对叙事以及叙事的旅行与翻译路径有了更细致、更微妙的理解，整个世界因此变得不再那么令人费解，看上去小了一些。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是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1964年桑给巴尔爆发了旨在推翻阿拉伯精英阶层统治的革命，古尔纳以难民身份前往英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先是在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学院学习，后转到肯特大学，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长期在肯特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和后殖民文学，成为研究殖民主义话语、后殖民写作及其代表（如拉什迪、奈保尔）的重要专家。为了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和过往的人生经历，古尔纳在英国求学期间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首部长篇小说《离别的记忆》出版于1987年，到2020年为止共有10部虚构作品陆续问世。虽然此时他在英国以及北欧地区已经小有名气，但作品并不畅销，真正把他置于全球聚光灯底下的是2021年瑞典学院颁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的获奖理由是“坚定不移、饱含同情地深入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处不同文化和大陆鸿沟中难民的命运”。古尔纳在不少随笔和采访中谈及自己从事文学写作的最初动因以及经常涉足移民经历的原因。他的自述《写作与地方》（Writing
and
Place）除了涉及这两点外，还阐述了空间距离与写作的普遍关系，并将移民经历书写上升为普遍的人类写作经验：“写作始于对边缘性或者差异性的自我认知。”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2期，责任编辑：叶丽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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