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谁都变成“没有谁”者，自己也就自然成了“没有谁”。他是“某个人”的省略。如果我们都是“没有谁”，我们之中也就没有谁存在了。这个圆圈合上了，“没有谁”的影子在整个墨西哥蔓延，窒息了“装模作样者”并将他整个掩盖。史前的寂静，比金字塔和祭祀，比大大小小的教堂、暴动和民歌都更为强大，再次笼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奥克塔维奥·帕斯作 赵振江译

无论老年人还是青少年，土生白人还是印欧混血，将军，工人，还是律师，在我看来，墨西哥人似乎总是自我封闭、自我保护的：他们的脸上带着面具，微笑也是伪装的。他们扎根于自己那不合群的孤独之中，既浑身带刺又彬彬有礼，一切都是为了自我保护：沉默不语或发表言论，礼貌客套或无视轻蔑，话中带刺或逆来顺受。他们不但猜忌自己的内心，也猜忌他人，甚至不敢用眼睛扫邻居一眼：随便一瞥便会引得那些一触即发的人们勃然大怒。他们像被剥了皮似的苟且活着：什么都会伤害到他们，言语或者仅仅对别人言语的猜疑。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了弦外之音，比喻，幻想和省略号；他们的沉默中包含着未言尽的深意，细微的玄妙，乌云，突现的彩虹，莫名的威胁。在争吵中，他们也更偏爱遮遮掩掩的话语，而非直接的辱骂：“对明白人无需多费口舌。”总之，他们在现实和自己之间建立了一道墙，看不见，更难以逾越，使得他们麻木不仁，拒人于千里之外。墨西哥人总是远远地站着，远离世界，远离他人，甚至也远离自己。

大众语言便可以反映出我们面对外界时自我保护到了何种程度：理想的“男子气概”就是从不敞开心扉。那些暴露自己内心的人是胆小鬼。和其他民族截然相反，对我们来说，畅所欲言是弱点，是背叛。墨西哥人可以弯腰低头，可以委曲求全，甚至可以“卑躬屈膝”，但是不能“敞开心扉”，因为那意味着允许外部世界进入到自己内心的最深处。敞开心扉的人不值得信任，是叛徒，或者很可能不忠，他们守不住秘密，缺乏应有的能力应对险境。女人低人一等，因为她们一旦屈服，便畅所欲言。她们的卑贱源自她们的体质，在于她们的性别，在于她们的内心一向是“敞开的”，这是她们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封闭是我们猜忌和不信任的法宝，表明我们本能地认为周围的世界是危险的。想一想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所建立的社会的特点，这种反应也就顺理成章了。环境的艰难和险恶——还有那暗藏的、漂浮在空气之中的莫名威胁——迫使我们对外界封闭自我，就像高原上那些植物通过带刺的外壳来积累汁液一样。但这种原本合理的行为变成了一个独立并且自动起作用的机制。面对别人的友善和亲切，我们仍以保守回应，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情感是真实的还是伪装的。而且，我们那男性的直率在善意和敌意面前都同样会冒风险。任何吐露真言都意味着放弃我们的男人气概。

我们和他人的关系也染上了猜疑色彩。每当墨西哥人对朋友或者陌生人坦诚相对，每当他们“敞开心扉”，他们便失去了尊严。他们担心自己的屈服会带来倾诉对象的轻蔑。因此，吐露心声会有损尊严，无论对倾诉者还是对倾听者来说都是危险的。我们不会像那喀索斯那样在倒映着自己的泉水中窒息，而是会把泉眼堵死。我们的愤怒不仅源于恐惧，惧怕被倾诉对象所利用——对所有人的普遍恐惧——也源自我们因放弃孤独而产生的羞愧。谁吐露心声，谁便出卖了自己。当我们信任了不值得信任的人时，我们说：“我被某某人给卖了。”也就是说，我们“敞开了心扉”，有人潜入了我们坚实的堡垒。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消失了，而正是这种距离是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的根基。不仅我们要听命于这个内心的闯入者，而且我们还失去了尊严。

所有这些表现都说明墨西哥人视生活为斗争。这一点是现代人的普遍观念，墨西哥人也不例外。但对其他民族来说，理想的男子气概在于公开的、进攻性的迎战准备；而我们更看重防守，准备好击退进攻。“雄性”是封闭的，封闭在自我中，能够自我保护，也能保守秘密。衡量男子气概就是看其面对敌人的武器或外界的冲击时能否岿然不动。坚忍不拔是我们在战斗和政治方面的最高境界。我们的历史中不乏歌颂我们的英雄面对痛苦和危险毫不动摇的名言和事迹。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有尊严地忍受失败，这可谓一种高尚的品质。即使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具备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像胡亚雷斯【贝尼托·胡亚雷斯（1806—1872），1857—1872年任墨西哥总统，被视为带领墨西哥走向共和的民族英雄】和夸乌特莫克【夸乌特莫克（1496—1525），西班牙征服时期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首领】那样——至少我们努力成为能顺从、能忍耐、能吃苦的人。顺从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之一。比起胜利的辉煌，面对逆境仍能不屈不挠更让我们感动。

相对于开放，我们对封闭的偏爱除了麻木、不信任、爱讽刺、爱猜忌，还表现为对形式情有独钟。形式抑止并且封闭内心，阻止它的过激，克制它的爆发，将它分离孤立，保护起来。印第安和西班牙的双重影响在我们身上交汇，使得我们对仪式、程式化的东西和等级青睐有加。和我们历史上那些粗浅的解释相反，墨西哥人渴望按照明确的原则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我们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派别之间的仇恨敌对都证明法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墨西哥人则追求形式，动辄就变成形式主义者。

这是很可理解的。等级——无论是法律的，社会的，宗教的，还是艺术的——构成一个明确而稳定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只要循规蹈矩地按照模式和原则生活就够了；不同于自由社会所要求的那样，没有人为了表达自己而需要不断创新。或许我们的传统主义——这是我们的永恒品德之一，也是维系我们的民族、保持其悠久历史的品德——正是来自我们对形式的钟爱。

礼仪上的繁文缛节；对古典人文主义的执着；诗歌中偏爱那些封闭的形式（比如十四行诗和十行诗）；装饰艺术中我们热衷于对称；绘画中我们喜欢图案与构图；和我们出类拔萃的巴洛克艺术相比，我们的浪漫主义相形见绌；以及我们政治机构中的形式主义等，总之，我们表现出的对程式化的偏好——社会方面的、道德方面的以及官僚机构方面的——都是我们性格中这种倾向的种种表现。墨西哥人不仅无法敞开心扉，而且始终束手束脚。

有时，形式让我们窒息。上世纪，自由党人曾徒劳地试图把现实束缚在一八五七年宪法那强有力的外衣下，结果，导致了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和一九一年墨西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墨西哥的历史，正如每个墨西哥人的历史，是一场形式与本性的斗争——形式束缚我们的本性，本性则自然迸发并进行反抗报复。形式很少是原创，也很少是我们的本能和愿望得到表达而达到的平衡状态，往往是靠牺牲这两者勉强得来。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和道德形式常常伤害我们的本性，阻止我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否定我们满足生机勃勃的欲望。在我们整个艺术史中，自前科尔特斯时期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显示出对形式的偏爱。安东尼奥·卡斯特罗·莱亚尔【安·卡·莱亚尔（1896—1981），墨西哥作家】在其关于胡安·鲁伊斯·德·阿拉尔孔【胡·鲁·德·阿拉尔孔（1581—1639），殖民时期新西班牙戏剧家】的深入研究中，表明针对浪漫主义——从广义的、开放性的定义而言——的保守态度在十七世纪就已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甚至在我们有民族意识之前。胡安·鲁伊斯·德·阿拉尔孔的同代人指责他为“多事之徒”是有道理的，尽管他们影射的是他身体的畸形而非其作品的奇特。的确，他的戏剧最有特点的部分是对其同代西班牙戏剧家的否定。他的否定暗含着一直以来墨西哥对西班牙的否定。阿拉尔孔的戏剧是对所谓的西班牙生命力的一个回应，这种生命力在那个时期被极度肯定，其光芒照得人眼花缭乱，是通过对历史、对高涨的热情的极大肯定表现出来的。洛佩【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黄金世纪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颂扬爱、英雄主义、超人的以及不可信的东西；而阿拉尔孔则反对这些过分夸大的美德，取而代之以另一些更细腻的、更具资产阶级意味的东西：尊严、礼节、伤感的隐忍以及带着微笑的羞赧。洛佩对道德问题不感兴趣，和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他钟爱行动。之后，卡尔德隆佩德罗·卡尔德隆（1600—1681），继洛佩·德·维加之后，西班牙黄金世纪最重要的戏剧家。对心理学表现出同样的蔑视。道德冲突、犹豫不决、人类灵魂的堕落与转变不过是把一部神学剧变成浅显易懂的比喻，其两个人物就是原罪和神恩。相反，在阿拉尔孔最具代表性的几部喜剧里，上帝无足轻重，那种席卷洛佩笔下人物的高涨热情也不见踪影。墨西哥人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混合体，人的灵魂里，善与恶微妙地交织融汇。他不是进行综合，而是运用分析：英雄变成了问题所在。在几部喜剧中，他提出了关于谎言的疑问：说谎者在何等程度上真的说了谎？又在何等程度上真的意在说谎？他难道不是自己谎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吗？他又何尝不是在欺骗自己？说谎者是在对自己说谎：他惧怕自己。质疑真相的同时，阿拉尔孔率先提出了一个墨西哥人常常思考的问题，之后鲁道尔夫·乌西戈利【鲁·乌西戈利（1905—1979），墨西哥诗人、戏剧家，被视为墨西哥现代戏剧之父】又在《装模作样者》中再次拾起了这个问题。

在阿拉尔孔的世界里，胜利的既不是热情，也不是神恩；一切都服从于理性；他树立的是微笑与宽容的道德典范。当他用一种普遍的、理性的抽象道德观代替了洛佩那种激情澎湃的、浪漫的价值观时，难道不是在逃避？他自己难道不是在刻意回避？他的否定，像墨西哥的否定一样，没有指明我们相对于西班牙人的特殊性。阿拉尔孔所捍卫的价值观是属于所有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遗产，也是对此后资产阶级世界将强制推行的道德的预言。这种价值观既没有表达我们的本性，也没有解决我们的矛盾。既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不过是种种面具罢了。直到今天，我们才有能力用墨西哥人的“是”去和西班牙的“是”抗衡，而不是对我们的特殊性仅仅抱有一个精神上的、空洞的肯定。墨西哥革命在发现民间艺术的同时，开创了我们的现代绘画；在发现墨西哥人的语言的同时，创造了新诗歌。

如果说在政治和艺术上，墨西哥人追求的是创建一个封闭的世界，那么应该说在日常交往中，他们试图遵循的是廉耻、端庄和礼节性的谨慎。廉耻来自羞愧，因看到自身或者他人赤身裸体而感到羞愧，几乎成为我们交往时的一种生理反应。其实，我们最不擅长的就是对身体的恐惧，而这正是美国生活的特征。对于身体，我们既不惧怕，也不感到羞耻；我们自然而然地面对身体，完完全全地体会它——和清教徒截然相反。对我们来说，身体是存在，为我们的存在提供重力和界限。我们因它受苦，也因它享受。它既不是一件我们已经习惯穿着的衣服，也不是我们的身外之物，而是我们的身体。但是，外界的目光吓倒了我们，因为身体非但不能遮掩隐秘的内心，还会将它暴露出来。于是，廉耻就具有了保护性的特征，就像标志着礼节的中国长城，或像在乡村农民用来隔开彼此房屋的那些仙人掌栅栏。正因如此，对女人而言，我们最看重的美德是端庄，而对男人而言，我们则看重的是谨慎。当然，女人也应当保护自己内心的隐私。

毫无疑问，在我们关于女性端庄的观念中，还掺杂着男性的虚荣，这是我们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那里继承来的。和几乎所有民族一样，墨西哥人把女人视作工具，用来满足男人的欲望，用来完成法律、社会和伦理道德指定给女人的目标。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些目标，从未征求过女人的同意，在实现过程中，她们只是被动地参与，甚至不过是某些价值的载体。无论是妓女，还是女神，抑或是伟大的女人，情妇，女人只是传播或保留，而非创造大自然或社会赋予她们的价值和能量。在这个按照男人的形象建立的世界里，女人只是男性意志和意愿的反映。她们是被动的，被动地成为女神，情人，成为这个世界那些古老的、亘古不变的元素的象征：大地，母亲，处女；若说她们也有主动的时候，她们主动地成为职能，方法，渠道。女性从未像男性那样，自身就是目标。

在另一些国家里，这些职能是公开地并在光环下行使的。一些国家尊敬妓女，或者尊敬处女；另一些国家则奖励母亲；几乎所有国家都追捧和敬重伟大的女人。而我们，更愿意隐藏这些品质和美德。神秘感应该伴随女人左右。女人不仅应该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且，对外面的世界，应面带微笑泰然处之。面对调情，她们应“自重”；面对逆境，她们应“甘心忍受”。在这两种情况下，她们的回应不该是本能的或个人的，而应遵从普遍的典范。这种典范，和男性的情况一样，应来自一个从廉耻、自重到隐忍、屈从，再到无动于衷的阶梯式过程，逐渐突出的是自卫和被动的一面。

来自西班牙阿拉伯文化的遗产可以不完全地解释这种行为。西班牙人对女人的态度是简单的，用两句谚语就能粗鲁而准确地表达：“女人就该打断腿留在家里”，“就算圣人，也要用石墙把他和圣女隔开”。女人就是家养的野兽，生来就是淫荡的，是罪人，就应该用棍棒让她们屈服，用“宗教的枷锁”驾驭她们。因此，很多西班牙人把外国女人——特别是那些与他们种族或宗教不同的外国女人——视作轻易到手的猎物。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女人是一种摸不透的、神秘的、被动的存在。他们没有给女人加上邪恶本能的罪名：他们希望她们根本没有本能。或者说，本能不是她们的，而属于整个人类这个物种；女人象征着生活的愿望，这是一种非个人的东西，也正因如此，女人不可能拥有个人生活。若女人成为了她自己，成为了自己的愿望、情感或个性的主人，那便是对她自己的不忠。墨西哥人——作为前哥伦布时期各种伟大的自然主义宗教的继承者——比西班牙人自由得多，也不受宗教约束得多——并不谴责自然的东西。性爱也并不像西班牙那样被染上黑暗恐怖的色彩。危险性并不在于本能，而是在于亲身将本能呈现出来。于是，被动这一思想再次出现了：无论躺着还是站着，穿着衣服还是赤身裸体，女人永远不是她自己。只有成为生活无动于衷的载体，才能成为满足宇宙间一切欲望的渠道。在这个意义上，女人没有自己的欲望。

美国妇女也声称她们缺失本能和欲望，但是她们所追求的本质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美国妇女遮掩或否认她们身体的某些部分——隐藏她们思想的某些部分更是常事：那些思想是不符合道德伦理的，因而也就不存在。她们否认自我的同时，也抑止了自己的本性。而墨西哥妇女根本就没有意志。她们的身体处于沉睡之中，只有被人唤醒时，激情才会燃烧。她们从不是问题，而是回答，是供男性的想象力和情感雕琢的材料，是轻易到手而且颤颤巍巍的材料。其他民族的妇女希望通过自己的思想或身体的灵巧俘获男人，与她们所表现出的这种能动性不同，墨西哥妇女取而代之以一种庄严，一种既期待又蔑视的宁静。男人围着她转，向她献殷勤，为她唱歌，让自己的马在她的左右徘徊，或心猿意马，浮想联翩。而她则端庄稳重，一动不动。她俨然一尊偶像。正如所有的偶像一样，她富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越是被动和神秘，效力和能量越是强大。和宇宙的规律类似：女人不寻找，只是吸引。其引力的中心是她的性别，神秘而被动，宛如一轮静止的神秘太阳。

这种观念并没有把女人变成纯粹的物体，变成东西。当然，如果认为墨西哥妇女多愁善感、躁动不安，那就大错特错了。和所有女人一样，墨西哥女人是民族平稳延续的象征。在她们的宇宙意义上，还要加上其社会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她们的作用在于让法律与秩序、仁慈与温柔并行统治。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小心翼翼，谁也不要“对女士失礼”。无疑，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在墨西哥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这种认识，我们这种“男人对男人”的社会关系中很多粗暴生硬之处变得温柔了许多。自然，对此也应该问问墨西哥妇女的意见。这种“尊重”有时成为了一种约束她们、制止她们表达思想的虚伪方式。或许很多墨西哥妇女都希望对待她们时能少一点“尊重”（无论如何，这种尊重不过是在公共场合才给予她们的罢了），多一点自由和真诚。然而，如果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即将僵死在遮掩内心的面具之下，我们又怎么可能允许她们表达思想呢？

无论是自律，还是社会监督，都不可能使女人不受伤害。不仅因为她们“开放”的生理构造所带来的不幸，也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依照西班牙的传统，她们是贞操的承载者——她们暴露在各种危险之下，无论是个人的品德，还是男人的保护都无能为力。邪恶就扎根在她们身上，她们天生就是“敞开心扉”者，天生就是开放的。但是，一种很容易解释的补偿机制的结果，便是她们赢得了生性柔弱的品质，以及“墨西哥甘愿受苦的女人”的神话。偶像——总是脆弱的，总是要变成凡人的——变成了牺牲品，对痛苦无动于衷、毫无感觉的牺牲品，因为已经习惯于忍受痛苦（一个“甘愿受苦的”人不会像那些刚刚遭遇不幸的人那样对痛苦有着敏锐的感觉）。拜她们所受的苦难所赐，女人变得像男人一样：刀枪不入，麻木不仁，坚强隐忍。

应该说，当我们把一件本应感到羞愧的事情变为美德时，我们不过是在试图卸掉良心的包袱，用一个形象掩盖一个残酷的事实。的确如此，但当我们将自己所渴望的刀枪不入赋予女人时，我们也的确用一种道德上的免疫力掩盖了她们天生开放的生理上的致命弱点。正是由于痛苦，由于她们毫无怨言地默默承受痛苦的能力，女人洞察到自己的处境，从而获得了和男人一样的性格。

值得好奇的是，“坏女人”的形象几乎总是伴随着活跃的思想出现的。与“自我牺牲的母亲”、“等候恋人的未婚妻”以及深不可测的偶像等处于静止的女性相比，“坏女人”徘徊往复，寻找男人，又把他们抛弃。与前面描述过的机制类似，她们极端活跃而变得不易受伤害。活跃和厚颜无耻在她们身上相得益彰，最终让她们的灵魂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坏女人”铁石心肠，冷酷无情，我行我素，就像“雄性”一样。她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也洞察到自己生理上的特殊性，从而自我封闭，与世隔绝起来。

此外，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对男同性恋的宽容，从我们对主动方的态度就可看出这一点。相反，被动方则被视作低贱的、下流的。“一语双关”的游戏——这是一种用淫秽影射和双关语进行较量的舌战游戏，在墨西哥城很是流行——就道破了这种模糊观念的玄机。游戏双方通过词语陷阱和巧妙的语言组合尽力击败对手；不能对答而被对手的话噎得哑口无言者为输。游戏中使用的词语皆带有性侵影射。输者被赢者占有、强奸，同时，还会遭到观众的嘲笑和捉弄。由此可见，男同性恋是可以被容忍的，条件是被侵犯者是被动一方。和异性恋的情况一样，重要的是不能“开放自己”，同时，要尽力“切开”、伤害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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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所有这些态度殊途同归，都证明了我们面对世界、面对和我们相似的人时所采取的反应是“封闭式的”。但仅凭自我保护、自我防卫机制对我们墨西哥人来说还不够。伪装也是我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它不再借助于我们的被动性，而是要求我们主动发明，每时每刻它都在不断自我重塑。我们因愉悦和幻想而说谎，的确，就像所有富有想象力的民族一样，但同时，我们也为了隐藏自己，抵御内心的闯入者。谎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政治、爱情和友情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用谎言不仅想欺骗别人，更想欺骗自己。所以，我们的谎言才会如此丰富多彩，和其他民族那些粗糙的伎俩相比，脱颖而出。谎言是一个悲剧性的游戏。在这个游戏里，我们冒着失去自我的风险。因此，揭穿谎言是毫无意义的。

伪装者试图成为他本不是的那种人。他的活动需要不断临时发挥，在流沙中勇往直前。每一分钟，都需要重新巩固、重新塑造、修改我们所扮装的人物，直到现实与表象、谎言与真实混为一体的那一刻为止。从编织令人眼花缭乱的空中楼阁开始，伪装最终变成了现实的最高艺术形式。同时，我们的谎言反映出我们的阙如和我们的渴望，反映出我们所不是的样子以及我们想成为的样子。伪装之下，我们接近了我们心目中的典范。正如乌西戈利所洞察的那样，有时，装模作样者和他所装的模样融合在一起，假戏真做。鲁比奥教授之死将他变成了他想成为的人：鲁比奥将军，一个真心真意的革命者，一个有能力推动停滞不前的革命并使之净化的人。在乌西戈利的作品中，鲁比奥教授创造了自己，将自己变成了将军；他的谎言如此真实，以至于受贿的纳瓦罗别无选择，不得不再次杀死了附体于鲁比奥教授身上的老上司，从而，也扼杀了革命的真谛。

如果说沿着谎言之路我们能到达真理，那么过分的真诚却会把我们引向精美谎言的极至。我们恋爱时，会“敞开心扉”，表露我们的内心，因为古老的传统要求患上相思之苦的男人在他所爱的女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伤口。然而，当恋爱中的男人发现自己的爱情伤口，他便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形象，变成了一个展示给女人看的物品——也展示给自己看。他这样做时，要求别人也用他看待自己那种怜悯的目光来看他。于是，他人的目光不会再剥去他的衣服，而是为他披上怜悯和同情。当他像表演一样展示自己并希望别人也用和他自己一样的目光来看待他时，他得以从这场情爱游戏中逃离出去，让自己真实的自我安全脱身，而用一个形象代替了它。他偷走了自己的内心，让它躲避在自己的双眼中。那双眼睛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观察和同情，别无其他。他自己化身成为自己的形象，和那欣赏着这个形象的目光。

在任何时候，任何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爱情关系——都有犯错的危险。自恋和自虐不仅仅是墨西哥人的两种倾向。但我们的民歌、谚语和日常行为确实常常暗示爱情是假象，是谎言。我们几乎向来都尽量逃避因感情肆虐泛滥而产生的赤裸关系所带来的危险，尽管这种泛滥的感情其源头是真诚。同时，显然我们常常强调、夸大情爱关系的斗争性。爱情是一种进入对方体内的企图，但只有双方都甘愿屈服时才能实现。在任何地方，这种自我放弃都是艰难的；很少人能够迎来双方的共同屈服，能够超越那个占有阶段而享受真正爱情的人更少：真爱是一种永恒的发现，犹如沉浸在真实之中，是一种不断的创造。而我们则将爱情视为征服，视为战争。我们并非通过一个身体，进入到真实之中，而更多是玷污这种真实。正因如此，幸运的恋人形象——或许是西班牙唐璜的遗产——才会和那些利用自己感情（真实的或虚假的）来俘获女人的男人形象混淆在一起。

伪装是一种类似演员们所进行的活动，可以根据扮演的角色不同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但演员，如果是真正的演员，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完完全全地成为他的化身，尽管表演结束后，他会将角色抛开，就像蛇蜕皮一样。而伪装者从不会全身心地投入，也不会忘记自我，因为一旦他与自己的形象融为一体，便也不再是伪装了。与此同时，这种伪装变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是虚假的：他注定要一辈子扮演下去，因为他和自己的角色之间建立了一种合谋关系，什么都无法将其分开，除非死亡或牺牲。谎言扎根在他的存在之中，变成了其人格最深层的东西。

伪装就是编造，或者说，就是制造假象，以此逃避我们的处境。掩饰则需更为高明：掩饰者不去表演，而是让人看不见，察觉不到——同时，不放弃他的存在。墨西哥人在掩饰感情甚至掩饰自己方面卓越超群。他们害怕别人的目光，蜷缩着身体，越缩越小，变成了影子、幽灵、回声。他们不走路，只滑动；他们不提建议，只暗示；他们不反驳，只小声嘀咕；他们不抱怨，只微笑；甚至唱歌的时候——除非他们爆发了，才会放声歌唱——都只是微启唇齿，低声地，半遮半掩地唱：

这种掩饰

如此暴虐，

尽管莫名的渴望

充满我的心房，

我只有挑战的目光，

发出的却是无奈的声音。

掩饰大概产生于殖民时期。正如雷耶斯【阿丰索·雷耶斯（1889—1959），墨西哥诗人。】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只能低声歌唱，因为“从缺损的牙齿间也会流出反抗的词句”。殖民的世界消失了，但恐惧、不信任和猜忌却没有消失。如今，我们不仅掩饰我们的愤怒，连我们的柔情也要掩饰。农村人在请求别人原谅时，常说：“先生，请您掩饰【西班牙文中，掩饰disimular一词也有“忍受并忽略”的意思】。”就这样，我们处处掩饰着。我们如此热衷于掩饰，以至于我们自己几乎都不存在了。

掩饰的根本形式就是随机应变的伪装术。印第安人和风景融为一体，和下午他所倚靠的白色围墙，中午他躺卧其上的黑色土地融为一体，和四周的宁静融为一体。他将自己作为人的特征掩饰起来，最终让其消失；于是，他变成了石头、胡椒树、围墙、宁静：变成了空间。我并不是说泛神论所指的那种与万物合而为一，也不是说所有树化为一棵树；而是说，他的确以一种具体而特殊的形式，和某种物体融为一体。

罗杰·凯洛依斯【罗·凯洛依斯（1913—1978），法国作家、心理学家、文学批评家】认为，伪装术并不总意味着一种针对外部世界萌生的大量潜在危险而产生的自我保护意图。有时，昆虫“装死”或者模仿腐烂物质的外形，是因为它们迷恋死亡和宇宙中的无生命之物。这种迷恋——我称之为“生命的重力”——对所有生物都是共同的。墨西哥人的掩饰表现为伪装术形式，这也说明我们不能将其仅仅视作逃避危险和死亡的生命本能。

针对外界的自我保护也好，对死亡的迷恋也好，伪装术改变的更多是表象，而非本质。显然，能选择的表象要么是死亡，要么是无生命的空间，悄无声息。躺在那里，和宇宙融为一体，可谓一种拒绝表象的形式，但同时也正是一种表象。墨西哥人惧怕表象，就像惧怕他们的政客和领袖向他们表示出的爱一样。所以，他们掩饰自己的存在，直到和周围的事物融为一体。于是，由于惧怕表象，最终却变成了表象。他们装作其他事物，甚至宁愿装死，装作不存在，也不愿敞开内心，有所改变。总之，伪装术式的掩饰是我们封闭性格的诸多表现之一。如果说装模作样者借助的是扮装，我们这些人则更希望我们是不被察觉的。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掩盖了我们的存在。也有时，我们甚至否认自己的存在。我记得，一天下午，因为听到隔壁房间的轻微声响，我大声问道：“谁在那里？”一个刚从乡下来的女佣人答道：“没有人，先生，是我。”

我们不仅掩饰自己，让自己变成透明的，变成幽灵；我们也掩饰我们同类的存在。我并不是说我们忽视他们的存在，藐视他们，那是故意的、狂妄自大的行为。我们以一种更具决定性的、更彻底的方式掩饰他们的存在：我们漠视他们。漠视就是把某人视作“没有谁”。“什么都没有”突然变成了一个人，变成了有鼻子有眼睛的人，变成了“没有谁”。

“无人”先生，“没有谁”的西班牙父亲，他拥有“先生”的头衔，大腹便便，有名望，在银行界有分量，说话声音洪亮而自信。“无人”先生用他那空洞而吵闹的存在充斥着整个世界。他无所不在，而且处处有朋友。他是银行家，大使，企业家。他在所有的大厅中漫步。牙买加、斯德哥尔摩、伦敦，处处给他授勋。“无人”先生是政府官员，抑或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咄咄逼人，傲慢无礼，狂妄自大。“没有谁”却安静而胆怯，屈服顺从。他敏感而聪慧。总是面带微笑，总是在等待。每次他想说话，便撞上一堵沉默之墙。他问候别人，遇到的却是冰冷的后背；他恳求，哭泣或叫喊，他的挥手和呼喊声却被“无人”先生的大嗓门所造成的一片空洞所淹没。“没有谁”不敢不存在：他犹豫徘徊，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成为“某个人”。最后，在徒劳的挥手中，他迷失在自己出生的地狱的边界。

如果认为是别人不允许他存在，那恐怕是错误的。别人不过是掩饰他的存在，装作他不存在，使他失去作用，剥夺他的权力，让他变成了“没有谁”。“没有谁”无论说话、出书，还是画画，甚至倒立，都毫无用处。“没有谁”是我们目光中的盲点，谈话中的停顿，沉默中的欲言又止。是那个我们从来都莫名其妙地忘记的人，是永恒的缺席者，是不请自来的人，是我们无法填满的空洞。“没有谁”是省略。然而，他又总是在场。他是我们的秘密，我们的罪行，我们的悔恨。因此，把谁都变成“没有谁”者，自己也就自然成了“没有谁”。他是“某个人”的省略。如果我们都是“没有谁”，我们之中也就没有谁存在了。这个圆圈合上了，“没有谁”的影子在整个墨西哥蔓延，窒息了“装模作样者”并将他整个掩盖。史前的寂静，比金字塔和祭祀，比大大小小的教堂、暴动和民歌都更为强大，再次笼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END

作者简介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享誉世界文坛的墨西哥诗人、散文家、文论家和翻译家。出生于墨西哥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父是具有自由派思想的记者和作家，父亲是著名的律师，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中浓郁的文化、艺术、思想和宗教氛围奠定了帕斯的心灵和思想基础，在相当程度上，也确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从小就大量接触和阅读文学、哲学和政治著作。少年时期，便踏上了诗歌写作之路。对阅读的酷爱使帕斯变得异常的博学、开阔和丰富，最终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假释的自由》《火蝾螈》《回归》《心中之树》等诗集，《太阳石》等长诗，《孤独的迷宫》《淤泥之子》《另一种声音》《仁慈的妖魔》等散文集和文论集。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4年第6期，责任编辑：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