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库敏所谓的“法语”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它还是一种自由，一种优雅，简而言之，这是她朝思暮想、渴望全身心沉浸其中的一种文明。她能想到的最美丽生活的开端，无外乎是以同样一种姿态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以及这个男人所代表的文化之中。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作
王欣译

“鲍尔先生，二二四房间……她把什么都砸了！”

女清洁工维尔吉妮急匆匆地跑下楼去通知宾馆经理，并最终在办公室里找到了他。鲍尔经理从一大清早起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着电视。这天，电视一台在转播戈尔巴乔夫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时下直播的大事件就是苏联正在解体。

“全砸了？在哪儿砸的？”他低声埋怨着。

“当然是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啦！她把床、椅子、桌子什么的全都给掀了。”

“会有人重新收拾好的。”

“不，您不知道，别看她身材娇小，力气可大着呢。床单被她撕成了碎布条，大理石桌板也被她砸得四分五裂，现在她房间里就连一面完整的镜子都不剩了，简直是一场杀戮。”

“只有她一个人吗？”

“还有一名大使馆的女人陪着她，但是谁都没法让她冷静下来。”

大使馆，苏联大使馆！鲍尔先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正在发生的大事件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会有一些俄罗斯不速之客在苏联大使馆的祝福下来到法国。

“她一边砸东西，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不过谁都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

“大使馆的女人没给你们翻译吗？”

“她？她要是能说出三个法语词就不错了。她唯一懂的外语是德语。”

“德语？”鲍尔先生重复了一遍这个词，挺直了身子。

维尔吉妮点点头，忍住没笑。她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一提起“德语”，鲍尔先生就立刻来了兴致。他起身整了整自己的背心，关了电视。历史可以等一等。

“我这就去瞧瞧。”他说。

鲍尔先生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从事现在这个职业，就是因为他外语好。而在他会说的这些外语中，德语是他的最爱。他的母亲是阿尔萨斯人，从小就教他德语。

鲍尔先生和女仆一起乘电梯去往事发地点。电梯里鲍尔先生神情凝重，如同正走向赛台的拳击选手般全神贯注。他们还没到五楼就已经听到了叫喊声，鲍尔先生立刻就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程度。若单是砸砸东西也罢了，可这吵吵嚷嚷的情形是断不该发生于此的。要知道这座宾馆可是罕见的四星级，地处毗邻香榭丽舍大街的黄金地段，每天接待的都是些雍容华贵的宾客。

五楼的走廊里有两扇门开着，几个男人穿着浴衣睡眼惺忪地走出来对影响他们睡眠的吵闹声表示抗议，鲍尔先生路过时匆忙地向他们低声道歉。来到二二四房间门口，他敲响了门，一个金发女人几乎立刻就为他开了门。她面上的妆容毫无品位，是典型的苏联式，头发则扎成发髻盘在脑后——这是六十年代《法国生活》杂志【《法国生活》是一本法国女性周刊，于1958年在巴黎创刊，1989年停刊】“时尚版”所推崇的发型。她的脸上同时流露出专横与惊恐的神情，这样复杂的表情通常可以在陪伴代表团出行的苏共官员脸上看到。鲍尔经理被金发女人引入狭小的客房前厅，四周的墙面上缀满了棕褐色的天鹅绒，他脚下的地板被踩得嘎吱作响，那是因为地上遍布着被打碎了的威尼斯镜的残骸。这时，从那通向卧室的房门后传来了隐约的哭泣声。

“我，法国，不是很久，”女外交官用蹩脚的法语说道，“以前维也纳，奥地利，您懂德语吗？”

“当然，太太，”鲍尔先生自然而又流利地用德语回答，“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谁？为什么大喊大叫的？”

“谢谢，谢谢您。”金发女人边说边握住鲍尔经理的双手。

她粗胖的手指上戴满了廉价的戒指，指甲油已呈鳞片状剥落。鲍尔先生硬生生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是这样的，经理先生。她是吉尔吉斯斯坦一位达官贵人的女儿。您是知道吉尔吉斯斯坦在哪儿的，对吧？在中亚，靠近喜马拉雅山。”

这个俄罗斯女人自己并没有注意到，当她重重地发出“喜”这个音的时候，仿佛有一阵凛冽的寒风从山峰上呼啸而过。

“或者说是苏联南部，那里住着很多蒙古人。”

她做了个拉拽眼角的动作，想表现出“蒙古皱”眼睛的效果，但考虑到她花了很多工夫才化好的妆，适时收敛了。

“冬天非常非常寒冷，但是个富足的地方，有羊群、矿山、小麦……”想到这个，她竟激动地大笑了起来，接着伸长了脖子低声说：

“她父亲是吉尔吉斯共产党的总书记。大家庭。民族的首领。您明白了吗？”

“那她为什么来这里？”

“为了‘梦想’！”俄罗斯女人突然提高嗓门强调了这个词，“是梦想，经理先生！她一直都梦想着来法国。”

接着，她又轻声说：

“在今天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她被严密监视着，您明白吗？”

克格勃女间谍的警觉性比刮飞苏联的自由风还要强大，因此她不敢多嘴。

“随着新的公开化政策的出台，她向她的父亲提出了请求，她的父亲又向更上级的领导提出了请求。”

她俯身靠近鲍尔先生，吹出丝丝含薄荷味的凉气：

“是向戈尔巴乔夫本人。”

“我明白了，”鲍尔经理挪开身子说，“可这并不能解释她砸碎东西的行为。”

话音未落，卧室的门突然开了，女人一言不发地直视着这突如其来闯入她房间前厅的陌生人，那样子怪吓人的。她的衣着和神情令人联想起暴风雨后的幸存者。虽然乍一看很难确定她的年龄，但估摸着她应该有三十来岁。她宽大而扁平的脸盘上尽显苍白，黯然神伤的样子就好像被义愤填膺的群众砸过臭鸡蛋似的。涂花的口红、滴落的睫毛膏印、斑驳的抓痕，使她这张脸看起来尤为滑稽。然而比这女人极度哀伤的脸庞更令鲍尔先生震惊的是这屋子里一片狼藉的惨象，不过她并没有让鲍尔先生仔细考察房间状况，而是走向鲍尔先生，伸出一根血迹斑斑的手指在他黄色的领带上按下一大块印记。要不是被女人彪悍的嗓音给震慑住了，鲍尔先生也不至于愣在原地而躲闪不及。

那女人对着他说了一大堆令人费解的话。鲍尔经理这才发现尽管自己会说那么多种语言，甚至对俄语都有所了解，但此时却都于事无补。他没有辨听出任何他所熟知的词根、词尾，哪怕是被东欧语言借用的意为“不幸”的法语词，例如：“灾难”、“噩梦”……然而，这可怜的女人在讲话时确是声色并茂的。她的音调时而优美动听，时而慷慨激昂，仿佛在描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袤无垠的大草原。末了，她的语气变得温婉，轻轻地吐出最后几个字词。

鲍尔先生被这哀婉动人的咒语感动了，他眨了眨眼睛，点了点头，露出一个笑容，女人也向他报以微笑，紧张的气氛在大家的欢笑声中瞬间冰融雪化。鲍尔经理此时已感到无比的高兴与自豪，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得这场闹剧最终得以收场。

这时，吉尔吉斯女人转向使馆的代表，用另一种语言对她交代了几句话。这次，鲍尔先生虽然没有听明白意思，但他至少听出了这是俄语。

“她说您听懂了她的话，她实在太高兴了。”

“我听懂了她的话……好吧，我确实是认真地听了她所说的话，而且……”

听到鲍尔先生的答话，年轻的吉尔吉斯女人突然收起了笑容，皱起了眉头。她再一次转向女外交官，用孩子般任性的口吻说了几句话。

“她不满意。她要您对她说法语。只说法语。她甚至说：用最好的法语。”

鲍尔经理被这话给刺激了。

“也许我的法语不是最好的，但我所说的确实是法语呀。而且，这位女士，我觉得我的法语完全是正确的。”

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吉尔吉斯女人正满脸焦虑而又充满期待地看着他。

“欢迎您来到法国。”鲍尔先生一字一句尽可能清晰地说，“您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只要告诉我们您需要什么就好了。”

可怜的女人听着这些话丝毫没有灵光乍现的感觉，她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却显然一个字都没听明白。她沉默了良久，终于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鲍尔先生生气地质问俄罗斯女人：

“您到底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人刚才对我说的究竟是什么语？”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

“是啊，那不是俄语。”

“我知道那不是俄语，她跟您说的才是俄语。可她跟我说话的时候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那究竟是什么语呢？”

“不知道。”

“也许是吉尔吉斯语？那里的人肯定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我想不是的。他们的语言是一种突厥语。我在莫斯科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些吉尔吉斯同学。另外，她和她父亲通电话的时候说的是真正的吉尔吉斯语，那可是完全不同的。”

“那她说的是什么话？为什么她要把这种莫名其妙的语言留给我呢？”

俄罗斯女人低下了头，显然她比鲍尔先生更早了解了一些隐情。

“她说她说的是法语。”

“法语？她对我使用的语言是法语？”

“请您冷静。您不是第一个被她的法语难住的人。自打她来到巴黎后就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听懂她说话的人。为此，她生气得很。今天早晨，她按铃叫来了个服务生，但他们无法沟通。用你们的话说，这成了火上浇油。”

可怜的姑娘坐在一把被掀翻的椅子的扶手上，轻声抽泣着。三个人就这样默不作声地呆在满眼狼藉的屋子里，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那些受虐的家具。守候在房间外的女清洁工发现屋里没有任何动静了，便探进头来，向她的上司投来问询的目光。鲍尔先生站起身，果断地扶起两把椅子，邀俄罗斯女人入座，自己坐在另一把椅子上。

“我得解决这个疑团。请您向这位年轻的女士将我的问题翻译成俄语，然后再把她的回答用德语翻译给我听。”

“那我先给大使馆打个电话……”

“这个不急。现在您就按我说的做。”

俄罗斯女人挠了挠顶在自己头上的大发髻，像个苏联下属般表现得既顺从又不情愿。

“首先请您问她，她是在哪里学的法语，又是谁教的她法语。”

听到被翻译成俄语的问题后，那姑娘在椅子上正了正身子，换了个更为舒适的坐姿，两腿收拢到膝下。她拾起掉落在地上的一条毛巾，边擦眼泪，边冷静地用俄语回答，语气中无不流露着忧伤。她娓娓诉说着她的故事，每说五句话便会被俄罗斯女人打断一次——因为要翻译给鲍尔经理听。但她的叙述依旧自然流畅。

她从她的童年说起。她是家中独女。父亲是个刚直而又粗暴的人，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将人关押入狱甚至将其处死。俄罗斯女人在翻译这些涉及一位显贵人士的微词时显得有些不自在，但最终她也只得屈从。

在吉尔吉斯斯坦，所有人都畏惧这位专横而又残暴的统治者。他的妻子去世得早，唯一能让这位暴君心软的只有他这个爱女。女儿七岁生日的时候，他送给她一匹蒙古小马作为礼物。在炎热的夏季，这对父女共同扬鞭策马奔驰在中亚那一望无际的金灿灿的麦田里。到了冬天，一匹小白马拖着雪橇在银装素裹的雪地里走，父亲站在雪橇后方，他双脚踩在末端的滑橇板上，双手抓着雪橇背部的把手，而女儿则裹着温暖的毛皮大衣坐在雪橇里，笑着，闹着，大声地发号施令。

统治者竭尽全力地保障着女儿的安全，除个别被严密监视着的侍从外，他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的千金小姐。这女孩就一个人独享着宫殿的一翼，从她的房里能看到整座华丽的庭院。她父亲千方百计地从全苏联甚至其他兄弟国家给她找来玩具，她在一大堆古巴娃娃和越南草编品的陪伴下长大。统治者最怕的事就是女儿感到无聊。

这女孩的名字叫库敏，她自幼就知道自己拥有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只要她叹一口气，或是露出个茫然的眼神，或是在大白天打个哈欠，她父亲就会因生怕从她嘴里蹦出“无聊”这个词，而立刻在她任性的举止前缴械投降。

她读过很多书。她父亲送过她全套塞古尔伯爵夫人【著名俄裔法国女作家，原名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罗斯塔普奇娜（1799—1874），因嫁给法国人塞古尔伯爵而被称为“塞古尔伯爵夫人”】的书。塞古尔伯爵夫人的原名叫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罗斯塔普奇娜，是一位俄裔法国女作家，不过既然是俄裔，她的作品总差不到哪儿去。女孩儿每晚都读她的书，《好小鬼》《笨蛋将军》的译本为女孩儿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法国。从那以后，女孩儿便渴望着了解关于法国的一切。她的父亲支持她的这份热情，给她弄来了更多的法国读物，巴尔扎克、大仲马、乔治·桑的作品一天又一天地助长着库敏的法国情结。然而这对父女彼此都心知肚明事态照此发展下去会成为什么样：有一天亭亭玉立的少女库敏会向父亲要求去法国旅行一次，而父亲则不得不驳回这一要求。

在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提倡的是“墨守成规”，要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随意将女儿送往西方国家，这是万万不被允许的事，库敏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她调转枪头，将目标转向一个更切合实际的要求：即使她去不成法国，至少她还可以学法语吧？她的父亲宽慰地答应了这个要求。然而事情并不如预料中那么简单，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草原上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法语老师。统治者派密使到周边国家乃至莫斯科去寻觅这样一个稀缺人才，却仍旧一无所获。

就在库敏的父亲快要放弃寻找的时候，有一天，他听说在他的监狱里有个男人会说法语，于是他传令把那人带来。这狱囚是个古怪的人，他自称四十来岁，名叫安德烈，但却拿不出任何能够证明他供词属实的文案。他身材矮小，头顶略秃，像个赌气的孩子似的靠坐在椅子上，不论是从体格上看还是从样貌上看都毫不出众。但只要他一开口说话，便能一下子让听众被他的魅力所征服。他的俄语说得十分流利，但伴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口音，这种口音使得他的俄语听起来特别优雅，而且好像给每一句话都增添了些许智慧。

这位安德烈向统治者解释说他的父亲原是南斯拉夫人，战后他随父母逃难到了俄国，并在托木斯克长大。六十年代末，他作为大学生，由于参与了青年政治运动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上，后来他从那里逃走。当统治者提出反对意见，告诉他“那个时代已经没人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了”的时候，他只是微笑着将目光定格在被他夹在两指之间的烟头上。看着安德烈从容自信的样子，统治者觉得此人了解的内幕应该比他多。

不过说实话，统治者并不在乎这些。对他来说唯一要紧的事，是要知道安德烈到底是否有能力教他女儿法语。

“主席先生，法语是我的母语。我的外祖父是法国克利希【法国巴黎西北部郊区的一个市镇】的一名共产党员，我的外祖母是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族的一名政治积极分子，婚后他们搬去了萨格勒布，我的母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十八岁的时候，我母亲嫁给了一位从南斯拉夫北边来的小伙，战后……”

“我知道，战后他们来了苏联，等等等等。但是，请告诉我，法语，您真的有能力教吗？”

“我？这就好像您让米开朗琪罗重新粉刷您的厨房一样。我用法语写诗，在梦里说法语，还用法语唱歌，如果您愿意的话……”

他坐到椅子的前端，挺直了胸膛，统治者以为他要开始高声怪唱些什么《马赛曲》之类的歌了。

“闭嘴！您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您到底能不能教法语？能还是不能？”

“能。您想什么时候开始呢？”

“不是我要学，是我女儿要学。”统治者说着低下了头。

矮小的男人嘴角边露出一丝不无嘲讽的微笑，统治者本应引起警觉的，可惜为时已晚，第二天库敏便被介绍给了安德烈。

首先，得满足安德烈提出的一些要求。虽然把他安置在仆人住的楼里，但安德烈享有一个独立的单间。他还提出想要一些干净的“欧洲款式”的衣服，于是统治者让人按照安德烈的意愿把自己一套出席主席团会议时穿的西服给重新改做了。

当库敏第一次见到安德烈的时候，他衣冠楚楚，喷了香水，穿着一套苏联共产党官员的西服。不过通常那些官员会一丝不苟地把所有扣子都扣上，而他却只是将西服随性而优雅地披挂在自己身上，一副风流倜傥的模样让库敏毫不怀疑他就是法国人。初次见面，当着库敏父亲的面，安德烈显得极其认真，甚至是威严，一上来他就立下了若干条严格的规矩。“要想学一门外语，”他解释道，“必须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要急功近利。没有章法的学习是最有害无益的。”他要求他的学生仅只使用每次课上他发的材料，等到时机成熟了，他自然会提供法语书报给她读，但目前他不允许学生凭借任何理由去自行寻找课外阅读材料。虽然统治者向来对法国人的印象就是狂妄自大、行为猥亵，但他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安德烈先生还算是个靠谱的人。于是他向女儿的法语老师保证他会监盯着不让任何国外刊物流传到女儿手中，除了安德烈发的材料。

“我特别强调口语的交流，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的名字叫安德烈。’”

这是库敏听到的第一个法语句子，她为之热血沸腾。

“我叫库敏。”她小心翼翼地发音，如同赤脚走在遍布着尖锐石子的小道上。

安德烈让她重复了十来遍这个句子，直到她准确无误地说出这句话。最后，作为总结，他说库敏一定会进步得非常快。为此，年轻的女孩流了一整夜幸福的泪。

尽管库敏的父亲对流亡者有些反感，但他仍然感激安德烈给女儿带来快乐，因此他对安德烈有求必应。安德烈首先提出的是关于教学方面的要求，于是他得到了一项特权，即：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与布达佩斯某一书店保持联系，并由这家书店给他寄发来自西方的教学材料。由于匈牙利也是一个苏维埃集团的国家，也被严格监视着，因此统治者认为可以接受这要求。接着，安德烈又向统治者索要了一件稀罕的东西——复印机。他从自己秘密保管的书报中选取文章，然后印制成册以供学生学习。

可是随着库敏的进步，她的老师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和任性。他要求与库敏住得更近些，于是就得到了一间和库敏的卧室位于同一层楼的房间，就在那一翼的最底端，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可以看到首都以南的连绵雪峰。

春天来了，他们来到户外，学习有关大自然的词汇。安德烈又向统治者要来了一辆车，他边开车边抽烟，让车窗大开着。厌世的神情，明亮的眼睛，再配上他那琥珀烟嘴上永不熄灭的卷烟，俨然是个花花公子的形象。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库敏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安德烈，确切地说，她从一开始就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她对安德烈的爱慕之情纯粹炽烈而毫无保留。库敏所谓的“法语”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它还是一种自由，一种优雅，简而言之，这是她朝思暮想、渴望全身心沉浸其中的一种文明。她能想到的最美丽生活的开端，无外乎是以同样一种姿态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以及这个男人所代表的文化之中。于是，在一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丘上，在远离库敏父亲眼线的大自然里，这二人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就这样，库敏在爱情的滋润下学习，度过了三年时光，现在她已经能够流利自如地说话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法国梦，不过如今，她的梦想越来越具体，成了一些计划。库敏悄悄地对安德烈说，也许自己可以说服父亲，比如凭借一次国事访问的机会让他们一起去法国旅行，而一旦到了法国，她就可以和安德烈私奔。从八岁起，库敏就打着收集金币的幌子，暗自开始储蓄，她把钱藏在一只松木小箱子里。一天晚上，她把小箱子拿给安德烈看，只见他的双眼顿时焕发出了神采，这让库敏觉得很幸福。

“你说这些钱够在巴黎买一套公寓吗？”

安德烈表示可以，库敏兴奋地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过了一段时间，安德烈对库敏说，他已经仔细考虑过了，由于他们两个都是被监视的目标，想要一起走是不可行的，比较好的办法是他自己先去西方，并为她打点好一切，然后再与她会合。那是他们相爱后第四年的初春，听闻安德烈要走，统治者高兴得简直心花怒放，心想这家伙终于要滚了，便尽力为他的出国提供方便。统治者给了他一本波兰护照，还有一张联邦德国的签证，这样他到了德国后就可以方便地进入法国。至于库敏，她把自己的松木小箱子给了安德烈，让他去法国购买他们未来的房子。一开始他还拒绝，但后来在她的坚持下，他便接受了。

他走后，库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三天三夜，然后她擦干了眼泪开始等待。此时法语是她唯一的伙伴，她把安德烈为她度身定制的小册子翻了又翻，读了又读，每一课都令她回想起他们恋情的不同阶段。她像法国人一样穿衣打扮，努力模仿着安德烈的样子，悠闲而漠然地抽着烟。几个月过去了，安德烈没有回来，她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音讯。

她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他会抛弃她，她坚信是父亲拦截了安德烈写给她所有的信。为此，父女之间屡屡发生针锋相对的激烈冲突。一天，统治者被她指责得实在忍无可忍，不得不告诉女儿，就在安德烈离开后不久，他便收到一份警方记录，详细罗列了这位所谓的教师所犯的桩桩罪行。

“这是个小偷、骗子。他在赌博时做手脚，在全苏联和波兰实施诈骗，已经屡次以不同身份被定过罪。似乎他一离开这里就去了南非，和两个女人住在一起。从这份警方记录上来看，我甚至怀疑他到底会不会说法语……”

库敏听着这些话，突然大笑起来。安德烈不会说法语！？可怜的粗人，可悲的野蛮人！他们这些根本不配给安德烈提鞋的人也来指责他？他们哪里懂得安德烈敏感的内心和他的文化！

父女之间立刻彻底决裂了。统治者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他不懈地努力试图接近女儿，均以失败告终。祸不单行，此时苏联开始发生动乱，这动乱直接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宝座。所幸“祸兮福所倚”，统治者耍了些巧妙的政治手段，不仅牢牢地守住了他的宝座，并且居然还成为了一种不受莫斯科约束的独立自主的象征。而他的女儿则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意外地发现了可以出走的契机。随着欧洲铁幕的徐徐揭开，库敏成为首批享受赴法旅行权利的中亚人之一。于是，三天前她出现在了巴黎。

她不知道安德烈此时身在何方。说实话，都那么长时间过去了，她又无法给他传信，所以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至少，她认为自己终于可以融入到他为她带来的文化里，并开始享受这种满足感了。可是当她来到法国后，她什么都听不明白，也没有人能听得懂她的话，这才是真正令她惊慌失措的缘由。库敏经历着一场噩梦。

冗长的自述过后，可怜的吉尔吉斯女人蜷缩在座椅里，一片沉寂笼罩在狼藉的屋子上空。

“我很想知道那个混蛋教她的到底是什么语言。”鲍尔先生沮丧地摇着头总结道。

在库敏讲述自己坎坷经历的同时，一队人马已悄悄聚集到了房间的前厅：两位警官，三名精神病院派来的救护车急救人员，还有站在第一排拦住大家的清洁女工维尔吉妮。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位警官在等待了许久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发话了，“这位女士学了法语，然后呢？”

“然后，她说出来的是另一种语言，您自己听呀。”

在俄罗斯女人的翻译下，鲍尔经理要求库敏“用法语”说几句话。可怜的女孩毫无信心地咕哝着说了一大段话，警官一句都没听懂。

“我是布列塔尼人，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不是一种凯尔特语。丹尼尔，你怎么想？”

另一位警官是安的列斯人，他挠了挠军帽下的头皮，说：

“这也不是克里奥尔语。”

库敏显然已绝望了。她继续喋喋不休地自言自语，语气里透露着哀伤，声调里难掩内心的激动。也许她正回忆着曾与爱人用这种语言交流时的甜蜜时光，因此也没有人敢打断她。

这时候，从前厅的后方突然传来一阵低语声，有个人正试图靠近过来。原来是第三名救护员，这是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年轻男子，他的胸前别着一枚徽章，上面写着：实习生。他被挡在了第二排，清了清嗓子，开始用低沉的嗓音说起了话。吉尔吉斯女人瞬间就愣住了，仿佛森林里的鸟儿在分辨着远处同类“叽叽”的鸣叫声。她竖起耳朵认真地听，脸上突然闪现出希望的光芒：他和她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年轻男子忽然发现大家为他让出一条路，于是径直走到房间中央。他个子矮矮的，金色的头发已略显稀疏，但仪态从容，令人觉得此人颇有些厚脸皮，而且游戏人生。

这时库敏和他交流了起来，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对话，其他人都完全听不明白。但从库敏说话的语调上判断，她的内心正洋溢着他乡遇知己的无尽喜悦。酒店经理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情景给他带来的万分感动之中，但警官，他，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您能告诉我们，您对她讲的到底是何种语言吗？”

年轻的救护员停下来，用带着小混混口音的法语说：

“是匈牙利语。她说得很不错。”

“那您为什么也会说匈牙利语呢？”警官问道。这已经是他的职业习惯了，好像人人都是嫌疑犯。

“我的父母是从南斯拉夫来的，我的母亲是伏伊伏丁那【伏伊伏丁那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北部的自治省。伏伊伏丁那民族构成复杂，有六种官方语言】自治省的匈牙利族人。她从小教我匈牙利语，我现在在家里还说这种语言。”

所以，库敏所谓的“老师”教她的语言非但不是法语，而且还是唯一与其他欧洲语言毫不相像的一种欧洲语言。也就是说，这种语言对她以后学习英语、德语或真正的法语都丝毫不会有任何帮助。

库敏擦干了眼泪，站起身，走进了盥洗室。隔着盥洗室的门，她用匈牙利语大声向房内喊话，救护员笑着回答了她。就这样，他们俩一个在里头，另一个在室外背倚着房门，继续着他们愉快的对话。过了很久，盥洗室的门突然开了，库敏从里面走了出来。大家简直认不出她了：整齐的秀发，典雅的妆扮，几乎可以用靓丽来形容。她用藐视的眼光扫了一眼房间，说不定不知情的人们还会以为是警官和经理把房间糟蹋成这样的呢。

她说了一句话，救护员帮她翻译了：

“她父亲会为这些埋单的。全都记在她的账上，另外，她要人把她的行李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

“好的，没问题。”鲍尔先生回答。

接着，他走向年轻的救护员，把他拽到一旁。

“现在，”鲍尔先生轻声说，“我们必须得跟这个可怜的女子谈一谈了，以绝后患，要不然悲剧还会重演，她会把新的房间也折腾成这个样子。”

“您想对她说些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她自己心里必须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语。”

库敏走回门口，皱着眉头看了看年轻男子，给他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跟上。

“这是没用的……我觉得。”救护员嘟哝着说。

“没用？！”

鲍尔先生抓住救护员的手臂，把他拉到更远一些的靠近窗子的地方。

“为什么没用？您是怎么跟她解释的？”

“先生，请您冷静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回答我。”

年轻男子直了直身子，眨了眨眼睛。

“我跟您说过了，”他开口说，“我是移民的儿子。我七岁的时候随父母来到这里，我知道身在异国意味着什么……”

“请您说明白了。”

“实际上，语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您是知道的吧。我们可以流利地说法语，却依然受到排斥。”

“我同意您的看法。”鲍尔先生不情愿地附和道。

他不太喜欢质疑法国人对待外乡人的态度。归根结底，如果一个人没有出生在法国，难道是他鲍尔经理的错吗？但是年轻男子用他爽朗而富有朝气的笑声化解了这棘手的话题。

“我只是想说，即使我们语言相通，在这里仍然可能遭到排挤，而……即使我们语言不通，也许自我感觉还可以挺好的呢！”

库敏在门口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这名女子想说法语，”他继续对经理说，这次他认真地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为了学法语，她已经下了很多苦功，我们不该再让她痛苦。总有一天她会明白自己的处境，当下就请让她尽情享受她的幸福吧。”

鲍尔先生靠近救护员，他们的脸几乎贴到了一起，他们的目光针锋相对。

“您对她说了什么？”

“真相。”

年轻男子忍受了一阵子鲍尔经理恶意的目光，接着，他突然大笑起来，他故意大声地说，以便让在场的警官作证：

“咳！如今真真正正的法国人已经不存在了！这真是遗憾啊。她的运气也不好，一来就遇到了你们这些人，您，清洁女工，警官先生们，你们自己说着一种可怕的混合语，还听不懂她学来的经典语言。”

“幸好有您在！”

“为您效力！”年轻男子说着，行了一个十七世纪的礼：“现在，请原谅，我得走了，我得带她去参观……我的国家。”

他转身走向一直等在房门旁的库敏，他们礼貌地从围堵在前厅的一小队人中为自己开出一条路，然后径直往走廊走去。鲍尔先生似乎看到库敏牵着年轻男子的手。

房内陷入一片尴尬的沉寂中。警官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些什么事；清洁女工维尔吉妮一边烦躁地唉声叹气，一边毫无信心地收拾着房内的残局；俄罗斯女外交官则浑身打着寒战，就像一个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并且害怕因此而受到责罚的人，满脸惊恐。她语无伦次地用德语吐出了几个句子：

“我必须马上传信大使馆。父亲想要消息，他女儿的。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

这时，鲍尔先生认为自己又能够超然地看待这件事了，他用坚定的语气说：“太太……您就告诉他，说他的女儿在法国生活得很幸福。”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3年第6期，责任编辑：余中先、赵丹霞。

 扫码关注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编辑：知秋雨

   配图：知秋雨

版式：楚梦

终审：琳琳

征订微信：ssap6565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