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安德烈娅在死前曾经醒来过，她一定会感到迷茫。她的眼睛猛然睁开，在氧气耗尽之前的两三分钟里，她肯定眨了几下眼睛想让大脑清醒过来。她会感觉迷迷糊糊的，被接连不停的雨声和院子里被风吹断的娇弱的树枝声搞得心慌不已，噩梦来袭，魂不守舍。

                ——塞尔瓦·阿尔玛达

           2024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入围者

死去的女孩（节选）

塞尔瓦·阿尔玛达作
张雅惠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维拉埃利萨市的天气晴朗暖和，万里无云。这座城市位于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中部往东一点，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那是一个星期天，父亲在房屋后边烤肉。他在地上放一块金属板，在板上铺上炭火，在炭火上摆放烤架，用这个方法完美地解决了家里没有烧烤坑的问题。即便是雨天，父亲也不会放弃烧烤，在他看来，拿另一块金属板盖住肉和炭火就足够了。

一台电池供电的便携式收音机放在烤架附近的桑树枝间，频道固定在新世界电台【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科隆市的一家24小时全天候免费电台】。这个频道一般会放放民歌，每小时播一轮新闻快报。例如，到了山火季的时候，五十多公里外的埃尔帕尔马国家公园每年夏天都要发生火灾，造成该地区消防站警铃大作。再如，每逢周末总有几个男孩在离开舞厅的路上出点事故。但除此之外，几乎很少、甚至不会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天气炎热，冠军赛开启夜间时段，下午已经没有足球赛了。

那天清晨，我被一阵狂风吹醒，风大到要把房子的屋顶掀起来。我在床上伸了个懒腰，碰到了不明物体，吓得立马坐了起来，心都提到嗓子眼。床垫湿湿的，有什么粘稠又温热的东西在我腿边游移。我的头脑反应还有点迟钝，怔愣着，过了几秒钟才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我的猫又在床脚产崽了。闪电透过窗户照亮室内，借着光，我看到母猫蜷缩着身子，正用黄色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用手环住膝盖，把自己团成一团，不想再碰到母猫生产后的分泌物。

隔壁床上，妹妹还在睡觉。蓝色的闪电照亮她的脸。她总是像野兔一样，眯缝着眼睛睡觉，胸口上下起伏。外面的风暴和倾盆大雨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影响，我看着她，自己又渐渐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只有父亲起床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还在睡觉。母猫和猫崽都不在床上，床单的一端留下了一块发黄的污渍，边缘发黑。

我走到院子里，告诉父亲母猫已经生了，但是现在我找不到它，也找不到小猫崽。父亲正坐在桑树的树荫下，离烤架有些远，不过不妨碍他盯着烤肉的进度。地上放着他惯用的不锈钢杯，里面有酒和冰块，杯壁上挂着水珠。

他说：“母猫一定是把小猫崽放在那边的棚子里了。”

我朝那个方向望了望，决定不去探个究竟。我们以前养过一只疯母狗，她咬掉了自己孩子的头，把死去的小崽子埋在那个棚子里。

桑树的树冠如同碧绿的苍穹，太阳金色的光芒从叶隙间流淌下来。再过几个星期，桑树就会结满果实，苍蝇会聚集在它周围嗡嗡作响，空气里弥漫着桑葚熟透之后的酸甜滋味，不过从来没人愿意在树荫下稍坐片刻。桑树很美很美，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那些毛茸茸的水滴——它们像圣诞花环一样绿得发亮，有时会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从叶子上滴落，接触到人的皮肤就会燃起酸性的火花。

就在那时，收音机播出了一条新闻。尽管我没有刻意去听，新闻的内容仍然清晰可辨。

父亲和我缄默不语。

我一动不动地看着父亲从椅子上起身，用铁钳挪了挪火炭，码放均匀，再把大块的敲碎一些。高温让他脸上布满汗珠。刚铺好的肉滋滋作响。一个邻居路过，喊了他一声，他的身体歪向烤架，头转过来，举起空闲的那只手，高声应道：“诶，来了！”紧接着，他拿起刚才那根铁钳，开始拆炭床，把大部分的炭块都拨到金属板的端头，靠近牧豆树干燃烧处的地方，只留下了少量的炭，估摸着足以让烤架一直保持着热度，等到他回来。“诶，来了”指的是他要跑去街角的酒吧喝几杯。他套上丢在草丛里的人字拖，从桑树枝上扯下衬衫，一边走一边穿。

父亲叮嘱我：“要是看到炭火快熄了，就再扔几块进去，我马上就回来。”说着，他就走到了街上，趿拉着鞋，步子很快，就像那些看到冰淇淋小贩经过的孩子一样兴奋。

我坐在他的椅子上，拿起他留下的杯子。不锈钢冷冰冰的，一大块冰漂浮在酒渍里。我用两根手指把冰块捞出来，开始吸吮。起初，冰还有点酒味，很快就化成水了。

等冰块所剩无几的时候，我用牙齿把它咬得嘎嘣响。我的手掌碰到短裤边露出来的大腿肉，我惊愕地感觉到自己的手是冰凉的，像死人的手——尽管我从未触碰过死人。

当时，我十三岁。那天早上，有个女孩遇害的新闻对我来说如同一道警示。它让我意识到，我的家，或者说任何少女的家，都不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哪怕你在自己家里，也可能会被杀死。危险如影随形，始终与你同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知道了更多的细节。女孩名叫安德烈娅·丹恩，十九岁，金发碧眼，非常漂亮，有男朋友，学习心理学。她被一刀刺死在心脏上。

*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德烈娅·丹恩被刺死的时候，正在睡梦中。

安德烈娅和爱德华多一年半前开始谈恋爱，每个星期六两人都会一起度过，那个星期六也不例外，只是那天的约会结束得很早，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去跳舞或去汽车旅馆。第二周的周一，安德烈娅将迎来心理学课程的第一次期末考试。她很紧张，对考试没有把握，所以宁愿早早上床，在床上学习一会儿，没兴趣和男朋友出去玩。

不过，当爱德华多骑着摩托车赶来她家找她时，两人还是在一起待了好几个小时，坐在家门口的小路上喝着马黛茶【一种南美洲国家流行饮用的凉茶，几人同饮时常共用杯子和吸管】。说着话。那天的空气异常闷热，暴雨欲来。

太阳隐没在临近的矮屋后方，森特纳里奥大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了起来，小飞虫慢慢围了过去。一辆洒水车经过，压下街上的灰尘，扬起的水雾有雨天的气味。

差不多是晚上九点，两人去厨房给自己做了炸肉排三明治，倒了点清凉的饮料，又回到门口的小路上——房子很小，当父母和弟弟都在家时，在外面要比在家里更容易获得一些亲密空间。

他们吃饭的时候，安德烈娅的妹妹法比安娜来了，她让安德烈娅帮自己挑选晚上跳舞的衣服。圣罗莎俱乐部今晚要举办“十五岁之夜”，这已经成为圣何塞的一个传统——所有当年满十五岁的女孩都要身着裙装参加游行，众人会在其中选出最漂亮的那一个。

于是，姐妹两人进屋去了，只留下爱德华多独自吃三明治。

邻居们也陆续把椅子拉到外面坐下，有人把屋里的电视转向门口的小道，音量开得足够大，确保能盖过其他的动静（鲜有汽车开过，主要是孩子们扎堆玩捉迷藏或者抓萤火虫时发出的喧闹），让大家听到。那是有线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电视信号得通过天线接收，这个地区能收到的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七频道和派桑杜【乌拉圭西部边境城市，与阿根廷的科隆市隔河相对】第三频道，所以人们能收看的电视节目大同小异。螺旋状的蚊香燃起，很快，空气中弥漫着驱蚊香的香气。

晚些时候，安德烈娅和爱德华多骑着摩托车去市中心闲逛。主广场周围车水马龙，汽车和摩托车混在一起，速度慢得像在游行一样。他们吃了冰激凌，就回安德烈娅家了。

父母和弟弟都回卧室了，法比安娜去跳舞了，房子里一片寂静，穿过薄薄的墙壁，大人卧室里的电视声隐约可闻。这对小情侣在厨房里亲吻，彼此爱抚了好一会儿。突然，他们听到院子里有动静。爱德华多出去看了一圈，没发现任何异常，不过，在大风中摇曳的树冠和邻居家晾衣绳上的衣服都在提醒着他：要变天了。回到屋里，他告诉女朋友要变天了，两人一致决定他最好现在就回家，以防在半路遇上暴风雨。他没有马上离开。两人继续亲吻，隔着衣服彼此爱抚。直到安德烈娅敦促他赶紧走。

她把他送到街上。狂风吹乱她金色的长发，她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两人又吻了一次，然后他骑着车迎风而去，她则小跑着回到屋里。

安德烈娅打开了朝向院子的窗户。这时候的气温虽然下降了一点，墙壁仍然是热的，床单也是温暖的，就像刚刚被熨过一样。她穿着背心和灯笼裤躺到床上，拿出笔记——划满重点的复印件，空白处还有手写的注释。

不过，安德烈娅应该是很快就睡着了。根据她母亲的证词，风越刮越大，母亲去她房间关窗户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时间早已过了午夜。安德烈娅的母亲刚看完《私人演出》节目中播放的电影。这是一档风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节目，由卡洛斯·莫雷利和罗穆洛·贝鲁蒂主持，节目流程是他们先介绍一部电影，看完之后，两位主持人边喝威士忌，边对电影进行评论。那天晚上播放的是一部快二十年前的电影，卢卡斯·德马雷执导的《大麻烟》。其实，安德烈娅的母亲对这部电影兴致寥寥，但因为毫无睡意，还是把它看完了，然后没有继续听莫雷利和贝鲁蒂的评论，就关掉电视睡着了。

过了一阵子，她醒了过来，下床，走到两个女儿的房间，打开灯。安德烈娅还躺在那里，但是鼻子上有血。母亲说自己看到这一幕后，整个人都瘫软了，钉在门口无法动弹，连着喊了丈夫两三声。

“快来！安德烈娅不对劲。”她喊道。

过来之前，丈夫还花时间套上了长裤和衬衫。他抬起安德烈娅的肩膀，她的胸口又涌出一点血。

旁边法比安娜的床还空着，床单铺得很平整。暴风雨来势汹汹，正是最猛烈的时候，阵风强劲，大雨滂沱。雨水打在铁皮屋顶上，听起来像连发的枪声。

要是安德烈娅在死前曾经醒来过，她一定会感到迷茫。她的眼睛猛然睁开，在氧气耗尽之前的两三分钟里，她肯定眨了几下眼睛想让大脑清醒过来。她会感觉迷迷糊糊的，被接连不停的雨声和院子里被风吹断的娇弱的树枝声搞得心慌不已，噩梦来袭，魂不守舍。

*

在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每次从我家所在的小镇去姨妈居住的科隆市，都会经过安德烈娅的家乡圣何塞【阿根廷西北部城市，距离科隆市10公里】。但我仅仅透过巴士的窗口见识过那座城市，从来不曾下车踏上它的街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下车，因为我们不认识任何住在那里的人。不过，在我看来，圣何塞是一个格外丑陋沉闷的地方。

甫一进城，我们就会经过兹塔尔肉制品加工厂。不分昼夜，厂里高耸的烟囱始终在冒烟，整座城市都弥漫着煮肉、煮皮、煮骨头时散发出的腥臭味。如果是一大早，还能看见上班途中的加工厂工人。他们迎面而来，男男女女都骑着自行车，每个人都穿着一身白色工服。他们在路边缓慢地蹬着自行车，周身被朦胧的晨光环绕，看上去像一群漂浮的鬼魂。有些不真实，有些怪异。

我们这里流传着一些关于圣何塞人的说法：他们会黑魔法，易怒好斗，男人们总在腰间别着一把刀走来走去，女人们则举止轻浮。这些评论主要来自那些以外国佬和农民为主的城镇。圣何塞是一座工业城市，几乎每个人都和加工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周边其他城市的居民眼中，从加工厂里扩散出的难闻黑烟似乎也污染了自己的生活和习俗。圣何塞人都是工人，一贫如洗，整天屠宰家畜，把它们切割成块、煮熟、装进罐头，然后发往全国各地的超市贩售。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播种、耕地、收获，我们的空气干净、纯洁，只是偶尔会被打谷机的燃油味污染，但并不严重。要是圣何塞人来维拉埃利萨或科隆参加舞会，迟早会和当地人发生争吵——不是因为他们会出言不逊，而是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些不受欢迎的邻人跑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当安德烈娅被谋杀的消息传出后，上述偏见似乎全都找到了成立的理由。似乎没人对那里发生如此残忍的罪行感到惊讶，大家立即谈论起邪教、撒旦仪式和巫术。

谋杀安德烈娅的手法很像献祭的仪式：睡梦中，她的心脏被刺进一刀。她自己的床铺如同放置祭品的石台。

塔乔·祖科是一名雕塑家，住在恩特雷里奥斯省最东北部的查哈里市。房子是他亲手建造的，简单舒适，有一扇面向院子的大窗户。每到晴好的星期天，室内就会洒满阳光。如今，他的四个孩子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学，家里只剩下他和妻子西尔维亚。在安德烈娅被谋杀时，两人还没结婚，不过那时西尔维亚已经怀孕了。塔乔和安德烈娅是很好的朋友。

案发前几年，塔乔搬到圣何塞，在那里开了一家唱片店，认识了安德烈娅、她的妹妹以及她们的一群朋友。唱片店一开业就吸引了圣何塞的年轻人，同时也惊动了当地的成年人。外来客塔乔·祖科把摇滚唱片带到了圣何塞，青少年群聚在他的店里嗑药。当我告诉他，他的名字在警方档案中反复出现时，他很惊讶。塔乔之所以和案件有牵连，是因为调查人员在安德烈娅的遗物中发现了几封他寄给她的信。

塔乔觉得安德烈娅很漂亮，但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更近一步的关系。他不想和她谈恋爱，因为她的历任男朋友都饱受“摧残”——安德烈娅总是若即若离，最终也不肯许诺未来。塔乔记得她的每段感情都是如此，女孩好像始终在天地间漂荡，不愿定下来。

塔乔在圣何塞住了一年多一点，一直无法自洽。那个地方与查哈里截然不同，一切都更加浑浊不清。

他告诉我圣何塞的男的经常玩一种游戏：“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管它叫‘搞个雏’。一伙人盯上一个女孩，通常都是社会底层的姑娘，其中一个男的去街上找她搭讪，跟着她，恭维她，勾引她，在一周之内把她追到手——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因为他们只在周末有空‘搞雏’。一旦女孩上钩，这个人就邀请她周六晚上一起跳舞。他会先带她在咖啡馆喝杯东西，然后开车出去兜风，但从不真的去跳舞。要么开车绕去公共浴场，要么去一些偏僻的地方。他的同伙儿都已经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会上她，挨个儿来，一个人玩完了再扔给下一个。完事后，他们会给她封口费。在查哈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前段时间有一个案子又让我想起他们‘搞个雏’的勾当。”

他指的是阿莱杭德娜·马丁内斯遇害案。一九八八年的一个凌晨，一名十七岁的少女从小酒馆出来以后就失踪了，一个月后确认遇害。尸体被遗弃在距查哈里十公里的科洛尼亚贝尔格拉诺。那里到处是蓝桉树，尸体就半掩在树丛里面。一名农场工在树林里找寻走丢的牲畜时发现了她的尸体，半裸着，已经严重腐烂，乳头被切掉了，阴道、子宫以及大部分的手指肚也被切除了。有目击者称他们曾在早上六点看到阿莱杭德娜在附近，有人说他们看到几个男人把女孩塞进一辆车里。附近的一名女住户表示自己听到了呼救声，紧接着就看到女孩的继父把什么重物装进车里，然后开车走了。尽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继父就是凶手，他还是被关了两年，但最后被无罪释放了。查哈里的居民组织过好几次静默游行，为阿莱杭德娜伸张正义。在他们看来，继父只是替罪羊，据说当地政要和警局高官的儿子们会开私人性爱派对……

塔乔的妻子给我们端来了马黛茶。据她说，有一位知名外科医生的儿子卷进了阿莱杭德娜的案子，他的父亲可能是为了掩盖强奸的痕迹，抹掉儿子的犯罪证据，或者出于别的什么目的，动手摘除了她的部分器官。祖科的妻子还听说他们在抛尸之前把女孩在冰柜里放了好几天——先冷冻起来，再研究如何处理。

塔乔的妻子同样对圣何塞没有什么好印象。她去那里找塔乔的时候也会和当地女孩一起聊天、出去玩，有些事情让她不舒服。

“在你看来可能很傻，但是当时丁字裤这种东西才刚出现，稀罕到假如一个女孩买了一条，还会和朋友分享，比如，有人想艳遇一把就借来穿。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喜欢这些东西。这一切总给我一种淫乱的感觉。不过，事实上我也有点儿吃醋，因为塔乔是她们的朋友。我真是假正经。”说着说着，她笑起来。

安德烈娅遇害的时候，塔乔已经把唱片店关了，人也搬回了查哈里，所以他们在事发几天后才获知这个消息。有人告诉塔乔安德烈娅死了，但是没说是怎么死的。他当时以为是突发心脏病，虽然这也很令人悲伤，但至少是自然死亡。后来，塔乔打算去看望法比安娜以及在那边的其他朋友，车一到站，刚下大巴，就遇到一个熟人，得知了真相。那天之后，他发誓再不踏入圣何塞一步，也没有联系过法比安娜或曾经那个朋友圈子里的任何人。

在警方的档案中，案发现场的细节如下：

塔乔·祖科不知道是谁杀了安德烈娅，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她。我告诉他，圣何塞人潜意识里都觉得凶手是安德烈娅的父母，他吃惊地看着我。不止是惊讶了，可以说是大为震动。

又坐了一会儿，我就告辞了。在去大巴车站的路上时，我收到了塔乔发来的一条短信：亚伯拉罕和以撒【《圣经》中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命他杀死独子以撒作为献祭】，我无法相信。

依旧是祭献的思路。

*

安德烈娅的母亲名叫格洛丽亚，人们怀疑她和丈夫一起杀害了女儿。笔录中，她说自己突然惊醒，可能是因为外面的动静，有人喊叫，也可能是忽生不祥的预感，紧接着就发现了女儿的尸体。醒来后，她确定自己关上了卧室开向院子的窗户，然后发现女儿被刺死了。厨房的门也是关上的。房子很小，只有三个房间，房间之间都开了门可以互相连通。

她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是安德烈娅的血型，她却一口咬定自己没碰过尸体——发现女儿遇害后，她没做任何抢救措施，也没有最后抱一抱女儿。她对血迹的解释是，可能是从丈夫身上沾来的：他碰过尸体，衬衫上有血，而夫妻二人曾彼此拥抱以求慰藉。

认识格洛丽亚的人都说这是一个让人有距离感的女人，冷漠且古怪。案发时她四十六岁，是个家庭主妇。倘若安德烈娅能活到现在，也有四十六岁了。

在床上发现浑身是血的女儿后，安德烈娅的父亲和一个邻居去找了家庭医生劳尔·法夫尔。医生走进卧室的时候，格洛丽亚正坐在旁边的另一张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裙子上发呆。“看起来像个自闭症患者。”医生是这么说的。据附近的目击者回忆，从事发那天清晨开始，她就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女儿的遗体被送回来的守灵夜，还有之后的几周，她都是这个样子，像是打了麻醉。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说，案发第二天，格洛丽亚就去了发廊。所有人都无法想象这样的场面：她刚刚经历了一个母亲所能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却能安坐在理发师面前的扶手椅上。其实，这个行为有可能是她想要挣脱眼前的噩梦，但是在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她杀了女儿的力证。

显然，对于丧女的母亲，我们的预期是她会剃光头发，伤心欲绝，号啕大哭，张牙舞爪地想要复仇。我们无法接受冷静，也无法原谅退让。

去年，一名十六岁名为安赫莱斯·罗森的女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吉亚斯街区被杀害。女孩失踪近二十四个小时后，她的尸体出现在距离首都几公里远的一家垃圾处理厂的传送带上。获知女儿死讯后，安赫莱斯的母亲说：“就算一个人犯了再大的罪，我们也不能不让他当个人。”【指的是她反对死刑，认为人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权】这些话使她成为众矢之的，遭受到严厉指责。可见，我们也无法接受一位丧女之母的慈悲。

人们对格洛丽亚的指控，除了谋杀女儿（或者至少参与了谋杀并在事后掩盖真相）和去发廊之外，还有她从未参加过任何一次为女儿伸张正义的游行，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纪念安德烈娅的弥撒，更没有为案件的侦破付出过任何努力。她唯一做过的事就是在审讯中一遍遍重复同样的叙述，如同背诵剧本一般，连一个句点或逗号都没有落下。

她比女儿多活了二十四年。神秘的是，母女二人死于同月同日：十一月十六日。

“安德烈娅的父亲一直很暴力，”有位女士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塔罗牌逐张摆放在桌上，“你确定安德烈娅是他亲生的吗？”

刚开始我以为是这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传言：很久之前，格洛丽亚原本一直在和农场里的一个年轻人约会，但是这个男朋友却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丧命。格洛丽亚嫁给了另一个追求者阿马尔·丹恩之后，才发现自己已有身孕。无论阿马尔是否知道这件事，他最终都成了安德烈娅的父亲。

这件事并没有证据，但如果是真的，我想，真是造化弄人啊：父亲和女儿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横死。

阿马尔·丹恩在一家肉制品加工厂上班。闲暇之余，他喜欢制作刀具。家里到处是他亲手制作的刀具。但是案发之后，人们发现他的刀具少了一把，可能就是刺死安德烈娅的刀。

*

“你还记得那个老是偷内裤的人吗？”说着，宝拉突然大笑起来。爱德华多却几乎没怎么笑，也许他不认为这很有趣，也许他不记得了。

我们坐在长满植物的玻璃阳台上，俯瞰下面的花园。尽管还是八月【阿根廷地处南半球，八月正值冬季】，草地已是柔软的嫩绿色。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爱德华多·戈尔曼尼耶是安德烈娅遇害时正在交往的男朋友，宝拉是爱德华多的母亲。这是一个口若悬河、精力充沛的女人，很容易哈哈大笑，笑的时候，颧骨上扬，浅蓝色的双瞳在眼镜后面眯缝着。她和丈夫就住在旁边那幢房子，每次要去隔壁预备马黛茶的时候，就会给我和爱德华多留出一些独处的时间。这一片地区的房子建造的时候就是打算用来出租给来科隆度长假或欢度周末的游客（冲着这里的河流和温泉）。宝拉生的都是儿子，她是全家唯一的女人，像一只护崽的母鸡，时常会在爱德华多回答我之前就抢先一步应答，还会到我耳边说悄悄话。她对每个儿子都这样过度保护，对爱德华多更是尤甚。十年前，爱德华多出了一次意外，差点因脑外伤丧命，康复后还是失去了部分记忆。虽然宝拉反复地想让我明白爱德华多牢牢地记着自己和安德烈娅共同经历的一切，但是很明显，有些事情母子二人一定在我来之前温习过了。爱德华多会因为想不起某些事情而眼神涣散，沉默不语地望着花园，每当此时，宝拉都想要从旁协助，帮他串起记忆或者替他找到更准确的表达方式（脑出血的后遗症还有轻微的语言障碍）。有时候母亲的引导让爱德华多更加糊涂了，他就会请她消停一会儿，让他自己来搞明白我们说到哪儿了以及他想说什么。

戈尔曼尼耶一家曾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区生活过数年。搬回老家科隆没多久，爱德华多就在一个共同的朋友家里遇到了安德烈娅。他蓄着一头长发，骑摩托车。尽管发生过几次严重的事故，依然是摩托车爱好者。那次脑外伤后，他无法再骑摩托车了，对车子怀念不已。他说现在自己只能在网上看一些相关节目。

“你只看到现在的我，根本想象不到我以前是什么样子。”

我没有告诉他，我记得他以前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其实现在也很帅气）。我隐约记得在报纸上看过一张他的照片，是当年为安德烈娅伸张正义的某次游行中拍摄的。我记得他的长卷发，也记得他发誓在女朋友的案子真相大白之前绝不理发。

爱德华多看见安德烈娅的第一眼就喜欢上她。那时的她美艳动人。相识两三个星期后，他就沦陷了。两人相恋后，据他说，他们的关系很甜蜜，相处尤为融洽，他非常爱她。

案发当晚，他们骑着摩托车出去兜了几圈，回来后就躲在厨房里亲热，当时家里的其他人都已经回卧室了。忽然，他们听到外面有动静，爱德华多就出来，在院子里看了看，又去安德烈娅父亲放车的棚子探了探，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有点儿害怕。过了一会儿，他想到刚才的动静可能是安德烈娅的母亲在窥视他们。以前发生过一次：她透过厨房的窗户偷看他们，被发现了。安德烈娅父母的卧室有两扇门，一扇通向两个女儿的房间，另一扇朝着房前，通向外面，所以她的母亲可以从前门出去，绕到房子后面，往里面看。

同样的事爱德华多跟我提过好几次，宝拉也为他作证。

回到那天晚上，这对小情侣不敢出声，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了听，没有再听到什么动静，就继续接吻了，想延后道别的时刻。不过，最后爱德华多离开的时间还是比平常早，因为安德烈娅还要学习。

爱德华多前脚刚到家，暴风雨就跟来了。回家路上的最后几公里，飓风鼓起，几乎要把他从摩托车上扯下来。好在刚开始下雨，他就到家了，立马上床睡觉。

“当时是二十三点五十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听到门响，看了一眼时间。”宝拉说，“当时我是醒着的，我已经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因为女人那些毛病疼得根本睡不着。我听到他回来，进了房间。过了几个小时，我听到了敲门声。暴风雨没那么大了，但是还在下雨。有个女人一边敲门一边喊：‘爱德华多，爱德华多，开开门。’我以为是安德烈娅，可能他俩吵架了，爱德华多不给她开门，但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床上喊道：‘来了，安德烈娅，我来了。发生了什么？天呐，爱德华多竟然把你关在外面……’我打开门，不是安德烈娅，我看到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女孩站在那里。‘我是安德烈娅的妹妹，’她说，‘她出事了，爱德华多赶紧去我家。’这时，我的丈夫也来到了门口，他听到外面的骚动起来看看。我进去叫醒爱德华多，让他穿好衣服，告诉他我们必须要去一趟圣何塞。我丈夫还在门边和法比安娜交谈。她告诉丈夫，安德烈娅被人杀害了。但当时的爱德华多和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到的时候，丹恩正在外面等着我们，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此前从未见过安德烈娅的父母。他做了自我介绍，用手电筒照亮通往房子的路。暴风雨的缘故，到处都是水和泥巴。我们走进房间，才知道安德烈娅已经死了。”

爱德华多看到女友了无生机的尸体和鲜血淋漓的房间，惊恐万分，随即发出嘶吼，捶打墙壁。旁边几个人设法控制住他，把他拖进厨房，强迫他冷静下来。

“我当时完全崩溃了。”爱德华多告诉我。他出神地望向远方，他的眼睛遗传了母亲的浅蓝色。

被拖到厨房里之后，爱德华多继续不停地哭泣和哀嚎。

宝拉回忆道：“当时有几个女人在那儿。我一边劝他，一边想着安德烈娅的母亲。我在想那个可怜的女人，她该有多痛苦。要知道，我从来没见过她，以为她被带到了某个邻居家或别的地方了。在场的女人看起来都很平静。这时，其中一个女人走到爱德华多面前，拜托他闭嘴，请他不要再喊了，说他打扰到安德烈娅的外祖母了，老太太年纪大了。我心里很不舒服：她是谁？竟然这样对我儿子说话。没看到他多痛苦吗？‘这谁啊？’我嘟囔道。旁边一个女人告诉我：‘那是格洛丽亚，安德烈娅的母亲。’我愣住了，女儿都死了，她还在操心一个小老太太……拜托！”

这就是宝拉和安德烈娅母亲第一次会面时的场景。从那时起，她就无法容忍格洛丽亚的所作所为。在她看来，这不是一个母亲面对女儿被杀害时应有的样子，宝拉无法原谅对方的冷静。

爱德华多与女友的父母关系相当冷淡。格洛丽亚只对他开过几次口，一次是案发那天要求他冷静一点。另一次是更早之前，她让爱德华多讲讲他做什么工作的，经济是否独立，是不是父母在养他，等等。爱德华多一直不明白这些问题从何而来，不过也没有太在意。他和安德烈娅的父亲说过的话稍微多一点，但也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沟通。

“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他说，“人和人之间没有现在年轻人那种彼此信任的关系。”

而安德烈娅同爱德华多的家人则相处得十分融洽。宝拉非常喜欢她，很看好小情侣的感情。安德烈娅来看望他们的时候，会在他们开的杂货店里帮忙。如果顾客很多，就算没人喊她，她也会主动去招呼顾客。夫妻两人帮安德烈娅支付过学费，在她遇害后，他们也参与了筹措安葬费。

宝拉和爱德华多对案发当夜犯罪现场的记忆不同于调查员在案件档案中的记载，与其他目击者的证词也不尽相同。

在母子两人的描述中，厨房简直是个屠宰场：墙壁和门板上都有血迹，桌子移位，抽屉大开，厨用刀具散落一地，卧室的墙壁和门板上血迹更多，仿佛这两个房间里都发生过激烈的打斗。爱德华多和宝拉都认为这场打斗是发生在那对母女之间，格洛丽亚一时发疯，刺向安德烈娅。

我告诉他们，根据尸检报告，安德烈娅是在床上遇刺致死的，当时她正在睡觉，身上没有其他暴力迫害的痕迹，也没有对抗攻击者留下的防卫伤。宝拉摇了摇头，并不赞同。

“不，不可能是那样，这不可能，安德烈娅是被她母亲杀死的，所以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

“为什么不可能？”

“亲爱的，因为一个母亲，杀死自己女儿的时候，不可能是那样杀的。”

爱德华多也被怀疑杀害了自己的女朋友，他是第一嫌疑人。安德烈娅的妹妹在法庭证词中表示，得知姐姐被人杀害时，自己的第一反应即这是爱德华多所为——他善妒且占有欲强。因此，她亲自去他家找他。但是，他面对姐姐尸体的反应那么激烈而痛苦，看到这一幕，妹妹意识到自己想错了。

案发当夜，宝拉也注意到安德烈娅的家人想把这件事归咎于自己的儿子。时至今日，她还是认定整件事都是谋划好的，目的是把责任推给爱德华多。正因如此，当时他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律师。当然，她从未怀疑过他的清白，但是爱德华多的父亲却怀疑过，动摇过。父亲去查看摩托车的时候，爱德华多注意到有一个瞬间父亲产生了疑虑：他在寻找蛛丝马迹，他怀疑了。直到现在，尽管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尽管爱德华多在那场事故后遗忘了很多事情，他依旧记得父亲曾经怀疑过自己，并依旧会为此感到心痛。

“他一直无法释怀。”宝拉告诉我，像是必须补充这一句。

除了市里最好的律师，爱德华多一家还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他们担心警方会想尽办法把儿子送进监狱，然后迅速结案。不过，侦探到底也没能发现任何确切的线索。警察和检察官在爱德华多身边徘徊了几个月，最后还是放过了他。爱德华多和安德烈娅的朋友们组织了好几次沉默游行，死者的家人却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案件就这样被束之高阁。

我告诉爱德华多，我隐约记得自己看过一张他参加游行时的照片，旁边的文字说，在找到杀害女朋友的凶手之前，他不会剪头发。我告诉他，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女，我爱上了他的誓言，当然，也爱上了他。

他笑起来，说他不记得了。他说他确实可能发过那个誓，不过，如我所见，他并没有信守誓言。

案件发生后，过了大概六年，爱德华多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同她生儿育女。他以某种方式懂得了生活还要继续。

我告诉他，我去过安德烈娅的墓。他问我，他镶在墓碑上的小牌子是否还在。“是的，还在。”我说。那是一块简单的铭牌，上面写着：

*

自孩提时代，我就喜欢去墓园。冬季每到星期天，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会带上几束菊花或大丽花去扫墓。奶奶在园子里种这些花唯一的用途就是献在家里亲人的墓前。夏日里的每个星期天我也会去墓园，不过都是清晨就出发。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柏树沿着主干道一字排列，散发出清新的香气，壁龛和万神殿在土坟上投下影子。夏天我会带些当季的花束，里面总会有康乃馨，因为它不容易被高温烤蔫，持续盛放的时间比较长；另外，也会包上一些蕨类植物的叶子，它们同样能抗住炎热的气候。

在那里，我看到过两座印象格外深刻的墓，它们令我着迷又害怕，那是一种浪漫又幽冥的感觉，当时还是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我对此解释不清。两座墓在壁龛中相对而立，其中一座属于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因病去世。而与它相对的另一座，属于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男孩，在一次事故中死亡。女孩墓碑上的肖像照是照相馆拍的（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尚未结婚的女人总会在某个时间点去拍这类照片），男孩墓碑上的照片则来自兵役证，表情严肃，头发很短。看起来，他死去的时候正在当兵。

我不知道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编的，但我记得自己喜欢看那两座墓，是因为它们的主人生前是一对恋人。死亡先降临在女孩身上，不久之后，又降临到男孩身上——两个小铜牌上的死亡日期是这样说的。我记得我是通过看墓志铭知道了他们分别死于疾病和事故。每次去墓园，我都会停在两块碑中间的位置，但是稍微往后退几步。从这个完美的视角我可以看见墓碑上的两张照片仿佛在彼此注视着对方。那时候，我感觉没有什么比这两个人的爱情更伟大：化为尘土，依然相爱。

我感觉儿时的自己同死亡的关系要更自然一些。或许是因为，大人告诉过我们，表哥（对我而言亲如孪生哥哥）的父亲在我们出生前死于一场事故；或许是因为，我们养过不少猫猫狗狗，还没长大，就跑上马路被卡车撞死了；又或许是因为，某个邻居的小儿子，还有某个在我们学校上学的小女孩，都死了。还有一个邻居，那个叫布埃·马丁的小伙子，从舞会出来，骑摩托车出了事故，也死了。那时候，在我的印象里，死亡不只是老人或病人的专属。人们谈论他们的时候会说这叫死在人生最花样的年华，我觉得这是个美好的意象。

后来，我的想法变了。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何故，我开始害怕死亡。我不再去墓园，因为害怕晚上会梦到他们来找我。

圣何塞的墓园入口处立着一块牌子：

我到那里的时候，距离闭园还剩十五分钟。进去后，我想找守墓人问问安德烈娅的墓在哪里，那个人却不知所踪，我只好自行寻找，决定直接逐个壁龛察看。我先看的是位于墓园深处的那一片，但他们的死亡日期都是很久之前了，于是，我又去看了侧面的区域里日期比较新的那些。我走上走下，快速地看过去，都没有找到安德烈娅。守墓人去哪儿了？再这样下去，我不可能找得到，说不定，没等找到，就得离开了。

这时，我听到了笑声，因为万神殿的墙壁在中间挡了一道，声音并不大。我朝那个方向走过去，看到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正在向出口走去，她们在笑，谁知道在笑什么。我叫住她们：

“我想找一个墓。你们听说过安德烈娅·丹恩吗？是一个女孩……”

“听说过，就是那个在家中被杀的女孩。”

“没错，就是她！”

“我觉得是在那边，”其中一个女孩告诉我，“小时候我常来这里，后来很久没有来过了。我记得她的墓在那边。”

我快步走到她们指给我的地方。上上下下，看名字、日期和照片，终于找到了安德烈娅的墓。碑面是大理石材质，茶色和牛奶色的纹路，除了男朋友写给她的铭牌外，还有一个来自她的家人，一个来自“八五级”的同班同学。墓碑上刻着一个简单的十字架，镶有一张她微笑的照片，披肩的金色长发，波浪卷，还挑染了几缕。墓前摆着两只花瓶，插着紫色的雏菊、橙色的玫瑰和几枝白色小苍兰。

她父亲的墓在下面一排，墓前也是这几种花，墓碑的位置只有一块斑驳的水泥，没有大理石碑面，名字还是临时用粉笔写上去的。她母亲的墓也是个半成品，贴了一张电脑打印的纸片，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死亡日期。

我在六点整离开。一走出大门，就听到身后有动静。应该是守墓人吧，我这样想着，没有转过身去证实。

听说，离开墓园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看。

END

塞尔瓦·阿尔玛达（Selva
Almada，1973—），阿根廷作家，记者，被视为当代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已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和一部诗集。2021年最新力作《不是河流》入围“巴尔加斯·略萨小说双年奖”终选名单。

2014年，阿尔玛达出版了纪实文学作品《死去的女孩》（Chicas
muertas，企鹅兰登书屋）。该书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阿根廷的三起真实的性别暴力案件，原书共12章，采用穿插叙事的手法将三个遇害女孩的故事交织起来。本文节选了书中关于安德烈娅·丹恩的部分，分属六个章节，为保持阅读的连续性，跨越章节时仅用米花号隔开。安德烈娅遇害案是阿尔玛达写作此书最初的动机和灵感来源。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3期，策划及责任编辑：汪天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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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禾

配图：杨禾

版式：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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