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加博里埃尔·利伊恰努作 张志鹏译
我十四岁谈恋爱。一切都是那么意想不到。我现在猜测,一进入青春期,我们总会爱上一个框框。当年,我的框框是金发,碧绿的眼睛,其余的不在乎。其实,我不久前才发现,真正在乎的恰恰是其余的,恰恰是那种超越框框而成为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东西”,只有它才能使人相亲相爱。我的框框坐在靠窗左排第三个座位。我坐在中间那排第四个座位。她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姑娘,皮肤白嫩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皮肤也一样白净,只不过我是黑发。从我坐的位置常常可以看到她金黄色的秀发帘子似的垂在头的周围,发式为三十年代好莱坞明星们的那种风格。我们家起居室柜子的大抽屉里有一叠电影明星明信片,父母年轻时就有,历经沧桑,逃过二战劫难,得以保存下来。那里有目光深沉柔和、戴着奇异的网状面纱、秀发上有晶莹剔透饰物的葛丽泰·嘉宝,有鲁道夫·瓦伦蒂诺【鲁·瓦伦蒂诺(1895—1926),意大利裔美国电影演员,大众偶像】,他身穿阿拉伯酋长长袍,头缠长巾,宽宽的腰带上别着一把弯弯的匕首,还有丽娅·德·普迪【丽·德·普迪(1899—1931),默片时代匈牙利女演员】,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名字。她的刘海遮住半个前额,光滑的头发一绺都不打卷,直垂耳下。我的那位金发姑娘科列欧巴特拉也是这个样子。上课时,发帘不时一动,头向右一歪,鼻子的线条就显得倾斜而庄重,接下来她那敏锐的目光严肃地盯住我一会儿,我全身产生一股热浪,心跳加速。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她那北欧人似的金黄色秀发仅仅是大体上的背景和道具,其中真正使我神魂颠倒的细节则是:散落着极细小雀斑的光滑而细腻的皮肤,神经性微微痉挛般一张一合薄薄的双唇,纤细优美而犹豫的双手,从头发上垂下不时挡住嘴而头轻轻一动又回到原位的彩带。她每堂课都给我递纸条。若干年以后,她递给我纸条时我那股激动劲儿,至今记忆犹新。打开纸条,两眼盯住她那丰满而清秀的字迹,紧接着,我不是一下就滚下绝望的万丈深渊,就是立刻上升到至福天堂。她惩罚我也好,奖赏我也罢,全凭她对我课间时表现的感觉。自然,她从来也不给机会让我表现得尽善尽美。她异常严格。她扮演中世纪庄园主角色的技艺炉火纯青。她是一个十分任性的女主人,随心所欲地决定她奴仆的生与死。无论怎么说,那时我才体验到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也懂得了重获自由多么困难,知道了你的一切取决于一个人的一歪头、一斜眼、一提高嗓门儿是怎么回事。
最使我紧绷心弦的是她那股絮烦劲儿。本来刚一下课,我们俩就自然而然地面对面在一起了,可她还是靠递条子才能让我去幽会。那个暗号,几个字的纸条,使一件本来不言而喻或者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变得郑重其事起来。每当我们离开到处是同学的教室周围,同她在学校走廊走的那段路都成了一次私奔,都变得隐秘而神秘,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那种共谋关系,所以,每一次都营造起了爱的世界。通常,课间休息时,我们都去买欧金尼娅,这是两片包装的一种椭圆形可可奶油夹心饼干,外边包着油纸,奶油透过油纸浸出一道油迹。她让我给她打开包装,然后,我心花怒放地看着她跟小老鼠似的嗑着饼干的四边,我认为,每一个热恋中有点犯傻的小伙子都觉得这样很爽。每当把她给逗乐了,我都觉得无比的幸福。她突然停下来用脚敲一敲走廊的马赛克,身子往后一仰,开怀大笑,胸脯就有节奏地跳动起来。
一段时间之后,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关系受到太多的限制。格奥尔基·拉泽尔中学地处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四面八方的同学慕名前来就读,我们很倒霉,放学之后,不得不各奔东西。她横穿整个契什米鸠公园朝沃德大街方向上坡而去,我往科特罗切尼方向下坡而行。另一方面,我们都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对我们的要求极为严格,时间以分秒计算,卡得死死的,我们年龄还小不能参加家长的茶话舞会。这样,出了学校,我们便没有了见面的机会。因此,久而久之,我们的关系只能靠幻想才能得以维持。我幻想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可这种亲密是什么性质,连我自己一点儿都不清楚。况且,我自视甚高,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伤害自己恋人的正人君子,哪怕以一枝花。
花!我们当中是谁首先在脑子里冒出百合花这个救急之策的?是我,肯定是我。因为,事情已经到了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的地步。夜晚,我在睡梦中看到的是她那绿色的目光;清晨,我一秒一秒地数着到中午上学还有多久才能见到她。显然,尽快结束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死。我不知道是否一到青春期,我就有了阿拉伯世界备受敬仰的巴努·乌兹拉部落人那种殉情的想法。十三世纪初叶,阿拉伯最大的神秘主义诗人伊本·法里德说:“不为爱情而死的人就不能体验爱情。”作为堂堂正正的乌兹里特的后代,我随时准备听从这位神秘统领的旨意。十二世纪,他经过巴格达,来到安达卢西亚那阳光普照的大地,探究普罗旺斯的宫廷行吟诗人的诗歌,目的就是为了后来向克尔特北部进发,以便迎接特里斯坦。你瞧,几个世纪以后,他又到布加勒斯特的科特罗切尼来迎接我。这里,一年四季从它们各自生与死的脉络中编织了紫藤,我的青春便开始壮怀激烈、如饥似渴、悲怆凄凉地在上面攀援。让我们一起去殉情吧!显然,这才是办法!是的,这个办法能使我们无拘无束地在一起。看来,只有这种办法才能使我们不受干扰地尽情享受现实世界所不允许的那种亲密。只有殉情才能使我们尔后亲密无间,才能做我们生时所不能做的。问题是必须寻找到尽情狂喜之后才殉情的那种形式。死是肯定的,但不能随便死去,只能相互搂抱着去死。必须因爱恋而交臂拥抱着光辉灿烂、完美纯洁地去死。一定要死得神圣、伟大和崇高。
百合花!这是办法!小时候,每当妈妈从我睡觉的房间小心翼翼地取走头一天从花园剪下的百合花,我就相信,这种具有最诱人气味的花朵,尤其夜间,散发出有毒的芳香。每当妈妈从房间取走百合花瓶时,都会对我说,如果不拿出去,第二天早晨你就会头痛。假如我夜间睡觉时房间里放上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的百合花将会怎样?我会在睡梦中死去吗?毫无疑问!白天我把头伸进有暗红色条纹的百合花那白色的花萼,然后一照镜子,我发现鼻上留下黄色花粉的痕迹,这使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感受。这样说来,原来美丽与死亡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相反。百合花的气味令人陶醉。这种气味怎么能够杀人呢?诚然,我没怎么听说有谁是被百合花的气味杀死的。尽管我对自己说,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加美丽的死亡。然而,截至那时,人类有史以来,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尝试过这种神圣而纯洁的死亡呢?
你看,现在到了我运用孩童时学到的有关百合花本领的时候了。接着就要向我那金发恋人提出建议,我们严严实实地关闭在布满这种邪恶花朵的房间里一起殉情。脑子里产生出这种想法时,我有了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一天早晨,我带着这种想法起床。显然,这种想法产生于迷糊一团的漫长黑夜之中。其间,猥亵、无比纯洁的火焰、绝望、可怕的激情、失败、伟大的梦想、晦涩的欲望、爱慕以及一个十四岁男孩脑子里忽隐忽现的一切都搅和在了一起。我焦躁不安地期待着上学时刻的到来。一到学校,我就急急忙忙地通知她课间有要事相告。
下课时,我激动得嗓子发干。我赶忙把她带到学校走廊,不时拉拉她的手,每次拉她手时,我都感觉到她的生命正从指隙流向我全身——朝着离我们班最遥远的地方,在阶梯教室后面,楼上某个地方。我们停下脚步的地方恰巧对着一扇窗户,距最后一个台阶仅仅咫尺之遥。我声音颤抖地问她:“你愿意跟我一起殉情吗?”在这个如同世界最大河流洪水般巨大问题的祭盘上,放着的是我生命的全部情感潜力,我和盘献给了她。我以尘土的方式跪拜在她膝前,这是有史以来所有求婚形式当中最为隆重的求婚形式。接下来,我鼓足勇气,向她介绍计划。日期确定下来之后,我一大早就会到斯芬杜·埃雷弗特里耶市场去买百合花。如果那里的花不够,就骑自行车再到阿姆兹市场去买。我们科特罗切尼的别墅最高一层挨着阁楼的那间小屋,没有人居住,是堆放杂物的地方,穿过院子沿着备用楼梯就能到达那里。这是我们实现计划的理想之地。后来几天,为了不引起任何怀疑,我一点一点地把那里打扫干净。待房间准备停当并且确定了日期之后,一枝枝百合放在地上,花茎朝向房间中央,花冠面对墙壁。一圈又一圈的花越来越密集,这样房间中央就形成了一张由绿色花茎组成的床,我们往上一躺,立刻就会埋在百合花那洁白的花冠里。我们期待着慢慢死去。怎么才能把那么多的百合花弄来?我需要跑好多趟。买这么多的百合花不招眼吗?就说葬礼上用。我们什么时候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殉情呢?夜晚。为了使二氧化碳开始排放,必须得赶上一段夜间。我们俩怎样才能从家里出来?就说出去散散步。只要百合花一到房间,一切都全然不顾了。反正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我们。待找到我们时,当然为时已晚。你愿意吗?我愿意。
我们回到教室。整个宇宙已经变换了颜色。我以从容、高尚和宽容殉情的高度仰望苍穹,又宽容和轻蔑地看着我周围的那些人。他们哪里知道,我在他们面前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我身卧在百合床上,头偎依在全世界最美丽姑娘的怀里同他们永别。
五月末临近。一到五月末,离学年结束就没有几周了。科特罗切尼一带,椴树即将开花,但市场上出售百合花尚待时日。我盘算着,恐怕要到这学期最后一个礼拜才能实施我的计划。这将是一个辉煌的学年末。最后一学期的最后几天,学校一定会乱哄哄的,然后大家都进入假期。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将为格奥尔基·拉泽尔中学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为震惊的事件而瞠目结舌。各家报纸一定会刊登我们的照片,全班同学也将会对我们原来曾经是怎样的孩子而议论纷纷,事发之前我们的表现有无蛛丝马迹可疑之处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我对所有这一切都不再感兴趣。我冥思苦索的就是如何实施我的计划。
时不我待,我开始攒钱买花。我算了一下,至少需要一百枝。不仅仅为了确保毒效可靠(比方说,从妈妈那么小心谨慎地从房间拿走的那瓶百合花来看,怎么说也得有二十至三十枝以上),还必须使房间里百合花放置密集而均匀。很清楚,我脑子里,美的成分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还有,我们俩必须严严实实地埋葬在百合花丛里。这样,我拿出了全部的积存。此外,还要冒着风险去买花。除了必须凑够钱数外,我还要特别当心那一天百合花能否置办齐全。我敢肯定,一个市场绝对不可能买到那么多的百合花。一上午就得跑好多趟,买回之后还得把它们插在水里,这样才能确保花的毒性夜间完好无损。宜早不宜迟。就在同一天里,百合花不仅必须买齐而且还得储存好,我还要上学,显得若无其事,傍晚,我们会面之后,准确无误地来到阁楼旁边的那间屋子,然后,我们就殉情。那天肯定会非常忙碌。
学年最后几小时是六月的星期五。殉情的日子定在礼拜二。我已沉浸在幸福之中。唯一让我惶惶不可终日的是,买不到百合花怎么办?学校即将放假,我们都要进入假期,可这样一来,计划就得推迟一年了。星期天早晨,我去市场,确信一定会有很多的百合花。星期一早晨,我又去市场,只有几个农民,一枝百合都没有。我急忙跑到阿姆兹市场。只有两处卖百合,距摆放满阁楼旁边的小房间相差甚远。我在自行车后架绑上一个很大的柳条编的大篮子。我盘算,至少要买上满满儿十篮才能覆盖住地板。不管怎样,一旦设计好的百合花床实现不了,或者不能舒适而体面地情死,我早已把两条厚厚的毛毯拿到了上面,做到有备无患。
长话短说。可以说购买和运送百合花都是一场噩梦。星期三上课之前一小会儿,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几十个放满水的盆盆罐罐放在房间四周,每个容器里都插满一束束茎杆长长的百合花。摆放百合花的事情待我们俩一起来做。我对自己说,充满房间的气味如此强烈,极有可能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们的殉情就能完成。我到学校时激动得脸色煞白,心脏跳动得像发了疯,那天傍晚六点才放学。我们确定八点钟在离她家两步远的什蒂尔贝·沃德大街对着契什米鸠公园入口处会面。
课堂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显得很正常。课间也一样,可一旦我们敲定会面的时间,她马上就转移了话题,我只来得及问她穿什么样的衣服。你会看到的。
八点差十分,我来到契什米鸠公园北门。我坐在喷水池边的一块石头上。中提琴声从音乐学院敞开的窗户传了过来。我望着一片睡莲的叶子,眼睛注视着叶子周围一只只蜻蜓击水后跳跃着向上飞舞。我忘记了时间。绞尽脑汁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我连续几周心里装着的舞台:我们二人置身于百合花丛中,每一枝花都精心摆放,花冠对花冠。可是,我越来越难以把舞台搭建起来,刚刚拼凑起来瞬间就消失不见,消融在自己的框框里。就在我梦寐以求而且即将变为现实时,梦想破灭了。
我浮想联翩,一会儿,幡然醒悟,她肯定不来了。我看了看表,时间已过九点。我穿过契什米鸠公园,到了圣·康斯坦丁大街,走过哈什德乌桥,穿过科斯塔克大街,来到科特罗切尼。整个地区都弥漫着椴树的芳香。我开着窗户就躺在床上了。
第二天她没有来上学。星期五这一天公布最后一学期和整个学年的平均分数,她依然没来。一个女同学带来医院开的病假条。秋季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又重逢了。她的两只眼睛依然那样碧绿,她头一动跟着颤动的金黄色的发帘依旧。然而,这次,把我们拆散的恰恰是那个为了同心永结连细枝末节都缜密策划了的东西:一枝王国百合骄傲的花茎。
加博里埃尔·利伊恰努(Gabriel Liiceanu,1942— ),罗马尼亚著名评论家和哲学家。出生于罗马尼亚勒姆尼库-沃尔恰市。后随全家定居首都布加勒斯特。1960年,考入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系。1965年毕业。两年后,再次进入布加勒斯特大学,攻读古典语言专业。长期在罗马尼亚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0年起,担任胡马尼塔斯出版社社长。出版过《与哲学争辩》(1992)、《关于限制》(1994)等专著。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3年第1期,责任编辑: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