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玛•孔戴【瓜德罗普】：奇葩，是那些不喜欢自己之所是，而试图成为自己之所不是的人……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悲喜之心（两篇）
玛丽斯·孔戴作 何润哲译
全家福
如果有人问我父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他们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不是因为法国被一分为二，不是因为六百万犹太人惨死在德朗西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不是因为那些仍未完全付出代价的反人类罪行，而是因为在那漫长的七年里，他们不能做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去法国旅行。我父亲曾是公务员，母亲也是职业人士，享有定期带子女去“宗主国”度假的福利。他们从来没有把法国看作是殖民统治势力的所在地。在他们眼里，法国就是祖国，巴黎就是光之城，这些都能为他们的人生增添光辉。我母亲向我们灌输了不少对圣殿市场【位于巴黎第三区的一个室内市场，兴建于1863年。圣殿市场的所在地原是圣殿骑士团的总部圣殿塔，法国大革命期间曾用来关押王室成员】和圣皮埃尔布料市场的想象，更不用说圣礼拜堂和凡尔赛宫了。我父亲则偏爱卢浮宫和鸣蝉舞厅——他年轻时常去那儿活动筋骨。因此，一九四六年刚过一半，他们便欣然登上了驶往勒阿弗尔港口的客轮，那是回领养国之路的第一站。
我是最小的女儿。我的出生经历是家族里流传的神话。当时父亲已经六十三岁，母亲刚过四十三岁。她发现自己没按时来例假时，以为是更年期的预兆，便赶忙去找她的妇科医生——已经为她接生过七次的梅拉斯大夫——检查结果出来后，他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真是羞死了，”母亲对她的女朋友们说，“头几个月刚怀上的时候，我像个年轻小媳妇似的，还想把肚子藏起来。”
每次说完这些话，她都要将我满头满脸亲个遍。还补充说，她的“克拉斯阿博由”【克里奥尔语kras
à boyo（“克拉斯阿博由”）是法语crasse
à
boyaux的转写，指在父母年纪很大时出生的家中最小的孩子】已经变成她年老时的小拐杖了。但每次听到这个故事，我都会感到同样的悲伤：他们本没打算要我这个孩子。
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幅奇景：战后阴沉的巴黎，我们一家人坐在拉丁区的街边露天座上。父亲是不再年轻的花花公子，保养得还不错，母亲浑身上下都是克里奥尔风格的奢华珠宝。他们的八个孩子也在旁边。我的姐姐们都垂着眼帘，打扮得格外隆重。我的哥哥们那时还都是大男孩，其中一个已经在读医科一年级了。还有我——一个被宠到没边的、早熟的小鬼头。咖啡馆的服务生稳稳地将盘子托在腰间，像蜂群一样四处盘旋。上薄荷汽水时，每个服务生都要夸一句：“你们的法语说得太好了！”
这样的赞扬，我的父母听到后眼皮眨也不眨，嘴角动也不动，只是点点头。一等服务生转过身去，他们就转向我们求证。
“可我们也是法国人，和他们一样。”父亲长叹道。
“比他们更像法国人呢。”母亲恶狠狠地补了一句，又接着解释说：我们受的教育更好，更懂礼仪。我们读过的书更多。他们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迈出过巴黎一步，我们却去过圣米歇尔山【圣米歇尔山位于法国北部，上面建有壮观的圣米歇尔教堂，是天主教第三大圣地。下文中的蓝色海岸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巴斯克海岸位于法国西南部，二者均为法国风景名胜】、蓝色海岸和巴斯克海岸。
有一天，我决心找出答案。和以前一样，每当我一筹莫展时，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我的哥哥亚历山大（他后来给自己改名叫桑德里诺，为了“听上去更像美国人”）。桑德里诺是班里的尖子生，口袋里总塞满了女同学们写给他的情书。他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温暖着我。他是个好哥哥，对我有一种带着保护欲的温情。作为他的小妹妹，我并未因此得到安慰。一有足球赛开踢，或者蜂腰女郎走过，我就被他抛在脑后。父母的行为，他能理解多少？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嫉妒那些明明就比不上自己的人呢？
当时，我们住在巴黎七区一栋公寓的底层，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在这里，不像在角城【皮尔特角城的简称】那样总被关在家里，我们可以想出门就出门，甚至可以去别的孩子家玩。这种自由让我震惊。后来我才明白，在法国，我的父母不用担心我们会跟着别人讲克里奥尔语，或者像角城的那些“小黑鬼”【“小黑鬼”指穷人】一样，养成对格沃卡【原文为克里奥尔语gwoka，指鼓】的兴趣。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和楼上的金发小孩玩捉人游戏，还一起吃了干果零食，当时巴黎的食品短缺尚未结束。夜色渐沉，天空漏下几点星光。我们正准备回家时，我的一个姐姐从窗口探出头，喊道：“孩子们！爸爸妈妈说马上就来。”
为了回答我的问题，桑德里诺没有动，还靠在院子的大门上。他那还带着婴儿肥的快活脸蛋儿上，突然蒙上一层阴影，声音也变粗了：“别担心，不用管。爸爸妈妈是一对奇葩。”
奇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不敢多问。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桑德里诺拿父母开玩笑。母亲的床头上挂过一张《乌木》【一本很有影响力的非裔美国人杂志，1945年创刊】的剪报。照片里是一个美国黑人家庭，和我们家一样有八个孩子，孩子们不是医生，就是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一句话，都是父母的骄傲。这张照片引发了桑德里诺最难听的嘲讽。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会在人生尚未开启时就匆匆死去。他发誓说将来要成为著名作家。他的小说已写了几页的开头，但他藏着掖着从没给我看过，倒是常给我念自己写的诗。我听得晕头转向，因为据他说，诗不是让人理解的。第二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整夜难眠，险些吵醒睡在我上铺的姐姐泰蕾兹。我真的很爱我的父母，但不喜欢他们花白的头发、前额的皱纹。我希望他们是两个年轻人。我的好朋友伊夫丽兹的妈妈陪她去做教理问答，被人当成是她姐姐。啊！我要是也有个这样的妈妈就好了！的确，当父亲用拉丁语给自己的讲话贴金时，我感到十分痛苦。后来我发现，那些句子都可以在《拉鲁斯插图小词典》里找到——“口说的话会飞走，写下的字能留存”“及时行乐”“家父”“机械降神”。【这些词句的原文均为拉丁语。】尤其让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母亲不顾炎热坚持要穿的丝袜——比她健康的肤色浅了两个色号。但我了解他们内心的温柔，也理解他们如此努力都是为了让我们走向他们心目中最美好的人生。
与此同时，我非常信任我的哥哥，绝不会质疑他的判断。他的表情和语气让我模糊地感到，“奇葩”这个神秘的词应当是形容某种见不得人的疾病，比如淋病，甚至有可能是致命的伤寒——前一年许多角城人就因伤寒而丧命。我努力拼凑种种线索，午夜时分，终于有了大致的结论。奇葩，是那些不喜欢自己之所是，而试图成为自己之所不是的人。凌晨两点，快要睡着的时候，我迷迷糊糊下定决心：以后一定不要成为一个奇葩。
结果，醒来之后，之前那个小女孩消失了。我整个人变了性子，从一个模范小朋友变成了一个爱回嘴、爱说理的姑娘。由于还不太清楚自己的目标所在，我只需质疑父母的一切提议。不管是去歌剧院听《阿依达》【世界著名歌剧作曲家威尔第于1871年为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而创作的歌剧】的号角、《拉克美》【由法国作曲家德利伯谱曲的三幕歌剧。的钟声】，还是去橘园欣赏《睡莲》【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创作于1907年的油画，收藏在巴黎的橘园美术馆】，甚至是一条裙子、一双拖鞋、扎头发的蝴蝶结，我都一概拒绝。我母亲不算是有耐心的人，从不吝惜她的巴掌。一天里能有二十次，她会大吼：“天啊！这个小孩的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法国之旅快结束时，我们在卢森堡公园拍了一张照片。哥哥姐姐们站成一排。父亲留着小胡子，穿着一件佩里斯【佩里斯原指法国第一帝国到第二帝国时期的一种军官制服外套】样式的翻毛皮大衣。母亲笑得露出了满口珍珠般的牙齿，一对杏眼在灰色毡帽下面眯了起来。她的双腿之间是我——骨瘦如柴，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一点也不好看。我将这副神情一直保持到青春期结束，直到命运——总是对不知感恩的小孩下手很重的命运——让我在二十岁上成了孤儿。
从那时起，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理解“奇葩”这个词，也去思考桑德里诺究竟有没有道理。我的父母是奇葩吗？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自己的非洲出身毫无自豪之情。他们选择对其视而不见。是这样的！去了这么多次法国，我的父亲从来不会走学院路——那是《非洲存在》杂志从阿利翁·迪奥普【阿·迪奥普（1910—1980），塞内加尔政治家、出版家。1947年在巴黎创办《非洲存在》杂志，为讲法语的非洲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宣传泛非主义思想的舞台】脑海中脱胎成型的地方。和母亲一样，他深信只有西方文化值得存续，并对法国允许他们拥有这种文化而心怀感激。与此同时，他们俩也从来没有因为肤色而感到丝毫自卑。他们相信自己是最杰出、最聪明的黑人，是伟大黑人种族进步的铁证。
这就是所谓的“奇葩”吗？
我最好的朋友名叫伊夫丽兹。我在杜布沙吉小学上学前班时就认识她了。她很可爱，总是笑嘻嘻的，像一只蜻蜓，性情也很和顺。而我呢，按照大家的说法，有些疯疯癫癫。她的名字——由她父母的名字“伊夫”和“丽兹”组合而成——让我很羡慕。我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取自两个英勇的女飞行员，她们在我出生前不久完成了某次空袭任务。这故事爸爸妈妈跟我讲了无数遍，可我还是不喜欢。每当我和伊夫丽兹手挽手走在胜利广场上时，总有一些人来问我们是不是双胞胎，他们对角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知道得太少了。我们长得并不像，但有着一模一样的肤色——不是墨黑，也不发红——个子一样高，一样小小瘦瘦，两条细腿上都有着突出的膝盖骨，也经常穿着差不多的衣服。
丽兹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两人相差十岁。她们都有着让人艳羡的社会地位，都是教师，都嫁给了物质条件优越的男人。不过，我母亲一生依靠一位无可指摘的伴侣，而伊夫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色鬼。丽兹一向留不住仆人，也留不住朋友——我母亲除外。伊夫弄大了每一个到家里来的乡下姑娘的肚子，这些姑娘都和他沾亲带故，是为了继续念书才被家里人送来的。事实上，只要两人一见面，母亲的时间就要用来听丽兹讲述她不幸婚姻里的悲惨遭遇，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母亲是不会拐弯抹角的，直接提议离婚并争取高额的赡养费。但丽兹充耳不闻，因为她还是深爱着她那个英俊的黑人，尽管他一直在走钢丝。
伊夫丽兹离开莱萨比姆到亚历山大-伊萨克路来住的时候，我心满意足。她家的房子紧挨着我家，几乎一样漂亮。蓝白相间的两层楼。阳台上摆着一盆盆三角梅。供电。供自来水。我总是以帮她温习功课为由溜到她家玩。她母亲沉浸在自己受挫的爱情里，不会时时盯着我们。她的父亲难得在家，偶尔遇见的时候，给人感觉是个乐天派，总是有说有笑，显然不像我父亲那样爱说教。最重要的是，她的三个兄弟可以随随便便就把短裤脱下来，向我展示他们的小鸡鸡。偶尔，他们甚至会愿意让我摸一摸。
早上，我们背着小书包，一起小跑着去新学校——小中学堂。她的兄弟们忙着逗引女孩子，没功夫管我们。我还记得奔跑的快乐，仿佛城市只属于我们小孩子。太阳像甘蔗酿出的烈酒一样翻着白沫。码头上，来自玛丽-加朗特岛【位于瓜德罗普东南部的岛屿】的帆船挤挤挨挨。商贩们肥大的屁股摊在地上，兜售菊芋和达尼柯特【原文为克里奥尔语dannikite，是当地的一种咸饼】，还有装在白铁杯子里的甘蔗汁。小中学堂在甘贝塔路上，刚刚建好。我们的父母急着把孩子送进来纯粹是出于虚荣。我并不喜欢这所学校。首先，在这里，我失去了身为教师之女的威望。其次，学校里的空间很局促。它设在一幢和我们家相差无几的布尔乔亚式老屋里，浴室和厨房都改造成了教室，迷你的操场只能用来乖乖地玩跳房子，没法撒野。
在学校，每一件事都在阻挠着我和伊夫丽兹的友谊。
没错，我们是在同一个班。没错，我们是并排坐，穿的衣服也常常差不多。然而，我依然轻轻松松，到哪里都拿第一，可伊夫丽兹却是倒数第一。如果不是因为她的父母，她是绝无可能跨进小中学堂的门槛的。伊夫丽兹朗读不行，课文总是读得结结巴巴。她要花好久才能想明白，神秘的二加二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她的听写作业能有五十个错，连一篇拉封丹的寓言都记不住。老师叫她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绝望的伊夫丽兹显得畏手畏脚。全班人看到她别扭的样子，哄堂大笑。她只在一门课上表现出色：音乐与乐理，因为上帝给了她一副夜莺般的好嗓子。教钢琴的女老师常常让她独唱《霍夫曼的故事》【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1819—1880）创作的一部经典轻歌剧】里的船歌。伊夫丽兹成绩不好的事一点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反而激起了我的保护欲。我就是她的巴亚尔骑士【巴亚尔领主皮埃尔·泰拉伊（1473—1524）是法国贵族与骑士，绰号“英勇无畏、无可挑剔的骑士”，通称巴亚尔骑士】。要想嘲笑她，得先把我放倒。
我不是小中学堂里唯一喜欢伊夫丽兹的人。因为她性格温和，我们的老师埃尔努维尔小姐格外喜爱她。相反，我不守规矩，又跟着桑德里诺不学好，不懂得尊重人——按照老师的话说，敢拿那些比我懂得多得多的人开玩笑。我是埃尔努维尔小姐的眼中钉，伊夫丽兹则是她的宠儿。她不止一次要女校长警告丽兹（两个人是朋友），让我和她女儿走得太近不是好事。这位女校长我也不喜欢。她又矮又胖，肤色很白，像白化病病人；说话时带着鼻音，显得很油腻，总把r发成w，在元音前插入一个y的音，发o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大；听写的时候，她会把un
point念成un
print。她是我母亲的对立面，或许也已经成为我心目中女性形象的对立面。
我当时以为自己和伊夫丽兹的关系是永恒的，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然而，这友谊却差点因为埃尔努维尔小姐的坏心眼儿而终结。
那年十二月，埃尔努维尔小姐本就不多的热情和想象力在年底更被消磨殆尽，她给我们布置了一个相当老套的作文主题：“描写你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作业很无聊，草草应付完之后，就忘了。过了几天，埃尔努维尔小姐给我们讲作业，第一句话就是：“玛丽斯，留校察看八小时。以此惩罚你作文里大量针对伊夫丽兹的恶毒攻击。”
恶毒攻击？她刚说完，就开始用沙哑的嗓音念我的作文：“伊夫丽兹不漂亮，也不聪明。”学生们哄堂大笑。眼角余光里，我瞟见伊夫丽兹被这直白的残忍刺伤，显得很可怜。埃尔努维尔小姐继续念了下去。这篇拙劣的作文接下去写的是天才少女和笨蛋女孩如何会结成好友。说实话，这件事本可以到此为止——同学们会窃笑，伊夫丽兹会生闷气，但她心肠太好，过不了多久就会消气。然而，埃尔努维尔小姐决定，要把我所谓的恶毒攻击上报给校长。校长大为震怒，马上通知了伊夫丽兹的母亲。伊夫丽兹的母亲又狠狠骂了我母亲一顿，说她没把我教好，说我把她女儿当作弱智的丑八怪。我以为我是谁，啊？真不愧是眼高于顶的家庭生出来的女儿。这一家子黑人都太把自己当回事！我母亲被这番话气得不轻，我父亲也一样，他把伊夫丽兹的父亲也气得发火了。简而言之，大人们加入群舞，将这次争吵的幼稚起因抛诸脑后。最后的结果是，我母亲禁止我再踏足伊夫丽兹家一步。
我只得服从，为此痛不欲生。孩子的友情就像爱情一样强烈。没有了伊夫丽兹，我感受到一种持续的痛苦，像牙疼一样钻心。我不再觉得困，也不再觉得饿，走路时，裙下的脚步虚浮。没什么能让我开心起来：圣诞节刚得的新玩具不行，桑德里诺的鬼脸不行，哪怕是文艺复兴剧院的日常演出也不行。那样痴迷电影的我，对秀兰·邓波儿【秀·邓波儿（1928—2014），美国电影演员。年幼时是美国知名童星】的电影完全失去了兴趣。我在脑海里给伊夫丽兹写了千百封信，想把事情解释清楚，向她道歉。然而，因为什么道歉呢？我为什么受责怪？因为说了真话吗？伊夫丽兹的确算不得美人。她母亲动不动就唉声叹气地提醒她这一点。在学校，伊夫丽兹确实什么都不行。所有人都知道。圣诞节假期漫长得好像没有尽头。小中学堂终于开学了。我和伊夫丽兹又在操场上相遇。她失去了欢乐的目光带着一丝怯意拂过我，嘴边也没有笑容。看到这些，我明白她受了和我同样的苦。我走近她，把手里的巧克力递给她，低声恳求：“你想要一半吗？”
她点点头，向我伸出了宽恕之手。到了班里，我们坐回往常的座位上。埃尔努维尔小姐没敢把我们分开。
我和伊夫丽兹的友谊穿越了青春期的阴影，又经受住了其他考验，直到今天。
END
玛丽斯·孔戴（Maryse
Condé，1934—2024），法属瓜德罗普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文学博士。1976年开始创作小说，出版各类体裁的作品三十余部，代表作有小说《塞古》（1984）和《薄如晨曦》（1986）等。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孔戴获得过众多奖项——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替代奖“新学院奖”、法兰西学士院大奖、卡拉贝文学奖等——被誉为加勒比海地区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孔戴后期的创作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悲喜之心》（Le
coeur à rire et à
pleurer）——副标题为“我童年的真实故事”——是她的第一部自传作品。全书由17个独立的章节组成，展现作家成长过程中一个个难忘的片段，从中可以看出孔戴对身份和种族问题的深入体会和思考。我们选出《全家福》（Portrait
de famille）和《伊夫丽兹》（Yvelise）两章介绍给读者。《悲喜之心》由法国罗伯特·拉丰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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