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黄淳【中国】：被遗忘的编者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黄淳
英国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点在学界已有共识。多年来，无论是对中国散文的系统性研究，还是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考察，学者们都不曾忽略英国源流的重要性。早在一九八七年，汪文顶就曾援引郁达夫、鲁迅、周作人、陈光虞等人的判断并总结道：“在众多的外来散文艺术中，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散文能够像英国随笔那样引起我国散文界的广泛重视，以致人们列举散文的外来影响时，往往突出强调英国随笔对我国现代散文的影响‘大且深’。”【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中文的“散文”可以对应英文中多个说法，比如essay，prose，nonfiction
prose等等，其内涵外延并不完全相同。本文中的“散文”与汪文顶先生所说的“随笔”同义，均指essay】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英国散文的作家、作品、风格乃至脉络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然而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其中之一就与“编者”有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人译介了大量英国散文作家的作品，但他们是通过何种渠道接触到了这些作家或作品？如果文集选本是渠道之一，那么，编者对篇目的拣选和介绍是否会影响中国学人对英国散文的认知，甚至进而影响他们的散文创作？本文将以英国人弗朗西斯·亨利·普理查德（Francis
Henry
Pritchard，1884—1942）为例，透过考察这位编者的散文理念及其在中国的接受，重新审视作为外来影响的英国散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真正与中国新文学情志相契合的，也许并不是所谓的英国散文大传统，而是二十世纪初英国散文乃至文学批评中的一段现代主义审美转向。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新月》第二卷上，梁遇春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新近出版的一部小品文总集《从孔子到门肯》。除了文集的内容，梁遇春还专门提到了编者“普力查”（今译“普理查德”），并以一贯的诙谐笔墨将其形容为“英国当代的马二先生”——当然，要强调的并非编者的潦倒，而是他的好品味：“他拣选作品时，真正具有只眼，他可说是一个不写文章的批评家。他著有一部Training
in Literary
Appreciation，很多学校采用它来做文学批评的教本，但是我以为他写的能力赶不到他编的能力。他对于Essay，特别有研究，所以这本选集很有变为Classic的可能。”【引文中Training
in Literary
Appreciation可译为“文学鉴赏训练”，Essay表“散文”“小品文”之意，Classic表“经典”之意】梁遇春的书评不算少，可能得他如此青眼相加的编者并不多，更何况这位编者的领域恰好就是梁本人最为擅长的散文。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转向这位对于散文“特别有研究”的普理查德，对他的生平、作品及观点做一番考证。
遗憾的是，普理查德并未如梁遇春所预言的那样，成功晋身为“经典”的编纂者。时至今日，他得到的关注寥寥，相关资料也不算丰富。从这些记述中我们约略了解到，他出生于一八八四年，早年在英国普利茅斯的德文波特中学教书，还编写过教材，只是手稿每每无人问津。一九一七年，他的《英语选篇与练习》被哈拉普出版公司相中，甫一问世即大受欢迎，之后多次再版，销售范围也从本土扩大到英国位于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十八年后，公司的创始人乔治·哈拉普在回忆录里浓墨重彩地记录了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出版过程，还不无得意地回忆道，后来一些大牌出版社试图与普理查德建立合作关系，但他坚持认为哈拉普才是自己的伯乐，从未离开。之后，普理查德又在哈拉普出版了多部编著，还撰写了后来成为热门教材的《文学鉴赏训练》。一九二五年，他前往伦敦指导哈拉普英语教材和读本的编写工作。
普理查德编写的教材与读本涵盖戏剧、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其中戏剧大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小说以民间故事和幽默短篇为主。相较而言，散文集类型最为多样，既有短小精悍的当代作品选集，也有纵览古今、横跨东西的大部头，比如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今日散文》、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今日散文续编》、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世界各国散文名篇》以及合称为《古今散文》的系列散文家作品单行本等等。一九二九年，《世界各国散文名篇》还在美国同步出版，书名改作《世界散文名篇：从孔子到门肯》，正是梁遇春向读者大力推荐的作品。
作为散文编者，普理查德尤为推崇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文章，强调散文的私人性和日常性：
二十世纪之前的英国作家中，普理查德最欣赏查尔斯·兰姆。入选《世界各国散文名篇》的历代英国作家大都一人一篇，只有四个人获得额外的篇幅：弗朗西斯·培根、约瑟夫·艾迪生、理查德·斯悌尔和查尔斯·兰姆。这四人中，前三位也是英国文学史上公认的大家，可普理查德偏要给兰姆最高的评价：“如果要从英国散文家中选出一位典范，那必须是查尔斯·兰姆。他具备创作精品散文作者所应当具备的一切品质——值得信赖、精于拣选的品味，轻盈灵动、随性自然的笔触，无论谈自己还是谈话题都能够举重若轻的天赋，更妙的是一上来就能和读者打成一片的本事。”
上述评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号称中国“伊利亚”的梁遇春。抛开对兰姆的偏爱不谈，梁遇春也认为“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因为好像只是茶余酒后，炉旁床侧的随便谈话，并没有俨然地排出冠冕堂皇的神气，所以这些漫话絮语能够分明地将作者的性格烘托出来”，与普理查德的散文观念高度一致。不仅如此，二人编选散文的口味也很接近。梁氏的《英国小品文选》《小品文选》《小品文续选》共收录作家二十九人，其中有二十一人与普理查德的选本重合。单以《小品文选》为例，书中共录二十位作家，当中八位来自十八或十九世纪，十二位均活跃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在前八位散文家中，有七位曾被普理查德收录，而在那十二位现当代作家中，有十人曾出现在普理查德的散文选集中，甚至连篇目都有不少重合。其中《小品文选》收录并翻译了罗杰·莱尔的《秋日》，而《秋日》首次发表就是在普理查德编选的《今日散文》里，且文章作者恰巧还是普理查德在哈拉普出版社的同事。时至今日，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今日散文》标题页上甚至还保留着梁遇春的印章和手写签名。后来的研究者经常评价梁遇春有“独出心裁的选文标准”，然而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这番心裁未必不曾受到英国编者的启发。
受到普理查德启发的中国读者并不限于梁遇春一人。一九三四年张伯符等人翻译出版了《现代随笔集》，代序中细致地描述了两种不同的散文风格：
这段未标注出处的评论几乎是字对字地翻译了普理查德在《世界各国散文名篇》中的引言，唯一的改动就是将中国读者相对不怎么熟悉的英国作家麦考莱替换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卡莱尔：
此外，一九四六年胡仲持翻译出版了普理查德的《文艺鉴赏论》【即前文脚注里提到的《文学鉴赏训练》这本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钱钟书创作《管锥编》时，卷四二九中一条关于挪威传说的资料也来自普理查德的《世界各国散文名篇》。由此可见，梁遇春对普理查德的赞赏并非客套，这位英国的“马二先生”确确实实影响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读者。
另一方面，重新发现普理查德，最重要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论证他本人对中国文坛的直接影响，而在于透过他的编选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散文背后的英国源流。对中国现代散文产生深刻影响的英语源流到底是什么？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汪文顶曾将英国随笔（essay）描述为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文学类别，并这样总结它的特点：
英国随笔吸引现代中国作家普遍关注的首先是它那浓厚的个人色彩，比其他散文样式更自由更直接更充分的自我表现精神。它是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精神氛围中正式诞生的，经过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推动获得蓬勃发展，在近代一直拥有世界性影响。作为近代随笔的突出代表，它集中体现了随笔体散文注重个性表现、充满自由创造精神的艺术传统。这恰好是我国古代散文所欠缺或受冷遇的内容，也恰好是现在中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所需求的内容。
这一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例如，郜元宝在周作人散文研究中也曾介绍道，就类型而言，英语随笔“除强调随便（familiar）、非正式（informal）、个人化（personal）——的‘试笔’‘随笔’之外，也指专题短篇论文”。可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英国文学史就会发现，就形式与风格而言，essay所指为何，堪称一笔糊涂账。
在英语世界里，essay一词的词源是没有争议的。在二〇二二年六月上线的最新版牛津英文词典中，essay条目有明确记录：该词指文章时，用法来自法国作家蒙田。然而在示例部分，词典给出的英国散文作品却大多与蒙田的《随笔集》迥异，既有短篇小品，也有大部头论文，甚至还包括诗歌。【其中一例是17世纪约瑟夫·格兰威尔（Joseph
Glanvill）的《怀疑的科学》（Scepsis
Scientifica）。这是一本以怀疑论为主题的大部头哲学论著，不算附录还有整整27章。另一例来自17世纪的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他以essay指代诗歌】二〇二〇年，研究英国散文的最新成果《谈散文：从蒙田到今天》面世。在前言部分，编者引述了多位研究者关于散文之“反体裁性”的讨论后，颇有几分无奈地总结道，假如把英国文学史上所有称为essay的作品放在一起，读者不仅得不到任何清晰的印象，反倒会愈加困惑，因为这些文字长短不一，内容驳杂，风格也五花八门，就连是否押韵都无法达成一致。英语essay之多样性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中国新文学时代的essay定义收窄了许多。傅斯年曾将essay译为“白话散文”，特指“无韵文里头，再以杂体为限”，虽然“没甚高的位置”，却是“日用必需”。胡梦华将essay描述为有别于“长篇大论”的“家常絮语”或“茶余饭后的闲谭”。梁遇春则将该词译为“小品文”，并在《小品文选》的序言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类文章兴起的背景：
此处提到的“定期出版物”就是期刊杂志。在英国，这类出版物从十八世纪起大量涌现，也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essay一词比较多地被用来指代期刊文章。所以，确切地说，中国新文学家津津乐道的essay可能并不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脉络清晰的大传统，而是英国essay的一个分支、一种兴起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类。
不仅如此，假如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十八到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还会发现，即便单就这一时期的散文而言，新文学常提的“家常絮语”与“冲淡闲逸”也不能概括所有作品——不仅不能概括，甚至还与某些标志性的风格背道而驰。十八世纪的艾迪生一边创作诙谐幽默的散文，一边呼吁散文作家“以智慧与道德教化众人”。到了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散文的教化意味非但没有淡去，反而变得更加浓厚。这些文字往往针对社会道德与公共政策而发，以说理为主，篇幅较长，主题清晰，逻辑严密，虽然文采斐然，但总体而言，风格严肃，甚至富于说教，相信任何接触过它们的读者都绝不会产生“松散一下”的感觉。一八九六年，英国权威文学史家乔治·圣茨伯里曾回顾道，以马修·阿诺德和约翰·罗斯金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散文“介乎纯粹的文学与广义的审美之间”，话题宏大而宽广，所有后来者无不处在这两位散文家的影响下，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接受，要么反叛。”
圣茨伯里在十九世纪末做出了上述判断。耐人寻味的是，以梁遇春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关于essay的讨论似乎在诸多层面上精准回应了他的观点：其一，在《小品文选》等译介文集中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篇幅寥寥；其二，“冲淡闲逸”和“家常絮语”与维多利亚时代严肃而厚重的散文风格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三，梁遇春还专门抱怨过阿诺德等人的文风：
“反叛”的决心洋溢于字里行间。
这番跨时代跨文化的反叛从何而来？普理查德的编选原则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阿诺德和罗斯金都没有出现在普理查德编纂的散文集里。如果说《今日散文》及其续编侧重当代作家，排除他们还情有可原，那么《世界各国散文名篇》的英国卷收录了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八名作家，偏偏漏掉这两位，态度就相当明确了。普理查德对此毫不讳言，在《今日散文》的前言里，他不仅将当代散文家描述为反叛者，更是将反叛视为好散文的核心特质：
如何证明自己“鲜活”而“不同”？普理查德建议，不妨从话题和风格两方面入手。就话题而言，散文应当抛弃宏大叙事，一次火车延误、一本侦探小说、一番深秋时节的零散思绪、一回日上三竿高卧不起的经历都可以成为素材；就风格而言，散文应当避免维多利亚式冗长而严肃的说教：
所以，《世界各国散文名篇》英国卷收录了培根缀满格言警句的《论花园》、艾迪生闲话家常式的《论笑》和毛姆真诚亲切的《新年夜》，却独独弃掉了今天几乎任何英国散文集都不会漏掉的维多利亚经典篇章。甚至那些勉强收录的维多利亚时代散文家，如托马斯·卡莱尔和托马斯·麦考莱，也没能收获全心全意的赞美。普理查德认为这这些作者缺少散文家必须具备的“好性情”，“过分执着于自己的使命，已经滑落到了一种近似于慷慨激昂的危险境地”，之所以勉强入选，只是“为了让选集显得更加全面而已”。
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反叛者绝不限于普理查德一人。早在一九〇九年，编者J. H. 洛班就曾在他的《英国散文选编》中介绍道，散文有诸多类型，但该书关注的只有一种，即“以个人或历史的视角，探讨文学、哲学或社会话题的短篇闲谈”。与此相对应地，洛班将典型的散文家描述为“漫步者、观察者、闲谈者和鉴赏家”。
一九二二年，就在《今日散文》出版的前一年，欧内斯特·里斯的五卷本《现代英国散文》问世。比起普理查德，里斯的名气，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要大得多。作为作家，他涉猎的领域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作为编者，他不仅编有多种散文集、故事集、诗集等，还是大名鼎鼎的大众经典系列“人人文库”的创始人。在《现代英国散文》的前言部分，里斯回顾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散文的演进，在他看来，哪里有情感，哪里就有文章，因此纵览英国散文的发展，好作品向来随性而发，并没有什么年表之类的线索贯穿其中——
轻视年表也好，强调幽默也罢，最根本的目的还是给当代散文松绑：只要蒙田的价值依然被承认，只要幽默与自由被视为散文的核心品质，那么当代作家就可以尽情挥洒个性，不必受缚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楚楚衣冠。最后，里斯甚至总结道：“人人都是自己的文集编纂家。”
虽然里斯在表面上一直试图淡化散文的时代性，可他的散文观极富时代特征。“人人都是自己的文集编纂家”与普理查德的“鲜活”在根底里一脉相通，共同展示出二十世纪初英国文学的现代主义审美转向。自十九世纪末起，在科学、哲学、军事、政治环境及外来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催动下，英国的文学观念出现了许多新动向：真理和秩序依然可贵，但它们似乎不再绝对；宏大的人生议题被搁置，细微的感官体验和瞬间明灭的个体意识成为新的焦点；说教与劝导让位于自由与个性，高高在上的道德权威不再受欢迎，甚至不再被信任。新一代的作家们时而在会客厅里侃侃而谈，时而于沉思中踽踽独行，但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他们都能清楚地感知到身边呼啸而来的巨大变革，而这场变革正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达顶峰。一九二二年，就在诸多现代英国散文集出版的同时，《尤利西斯》和《荒原》等重量级的作品相继问世；同一年的春天，诗人埃兹拉·庞德向公众宣布，新时代的元年已然开启，现代主义已然到来。【1922年春，庞德在美国文学杂志《小评论》上发文宣称，1922年是个“元年”（Year
1 p. s. U）。所谓的p. s. U即“后《尤利西斯》”，也就是说，在庞德看来，现代主义的新时代已然开启，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尤利西斯》的问世】
也是在一九二二年，英国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了《论现代散文》。该文以书评的形式详细点评了里斯《现代英国散文》收录的作家作品，同时阐发了伍尔夫本人的散文理论。与普理查德类似，伍尔夫也将现代散文视为维多利亚散文的对立面，只不过作为“读者反映理论”的先驱，她更倾向于从读者的角度考察二者的差异。她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散文虽然风格各异，可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他们的散文篇幅要大大超过当下的作品，而他们的读者不仅有足够的时间认真阅读杂志，还会以严格的甚或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文化标准去评判那些作品。在那个时代，借散文的形式来讨论严肃话题是值得的。一篇文章与读者见面之后，不出一两个月，又会被收进书里供人细读。考虑到这种情况，作家使出浑身解数为文章润色的做法一点儿也不荒唐。
然而现在情形不同了，读者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伍尔夫为当代读者绘制了一幅生动的画像：他们不是专业的批评家，也不是渊博的学者；他们读书，既不是为了传播知识，也不是为了与他人争辩，而是单纯地为了获得愉悦；他们兴趣广博，随时可以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不求甚解却满怀热忱。在她看来，这样一群读者是时代的馈赠，也是天生的散文受众，正因为有了他们，散文作家才有机会挣脱前辈的风格，“卸下大部分负重，做更轻盈的动作、更直接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新时代的读者给了作家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这个“自我”是否清晰、是否闪亮，标志着维多利亚散文与现代散文在审美方面的重大分歧：
伍尔夫站在读者的立场上，主张散文释放天性、贴近生活；普理查德则站在教材和文集编者的立场上，希望帮助大众从文学作品里获得更多的快感与美感。二人切入问题的角度也许不完全一样，可同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现代主义文学阵营的成员，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积极推动散文审美乃至整个文学审美的转向。
这段转向使得英国散文结出累累硕果，然而持续时间并不很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漫天的炮火带来了动荡的生活，普理查德的“鲜活”也好，里斯的“流浪汉”也好，甚至伍尔夫推崇的“自我”都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战争之外，其他因素也影响了英国现代主义散文的发展，比如学术研究对散文创作的挤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二战后的学术界并不排斥现代主义，恰恰相反，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很多重量级的学者，如弗·雷·利维斯和莱昂内尔·特里林，都是现代主义的拥趸，留下了不少学术性与文学性并重的散文作品。然而，随着学术专业化的推进，伍尔夫那种以大众读者为对象的絮语式散文逐渐被更艰深的文学批评所取代。如果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家尚可通过散文轻松愉快地聊人生聊书本，到了四十年代之后，他们的后继者越来越多地困守在学术圈，只能通过炮制论文探索同样的话题。于是，现代主义散文渐渐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既不再是研究对象，也不再是研究的载体。”大约二十世纪中期开始，这类文字被越来越多地归类到了“非韵文”或是“非虚构散文”中。曾经备受推崇的个性絮语遭受冷遇，而那场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散文运动的参与者，比如普理查德，非但没能成为梁遇春期待中的经典编者，反倒为大众所遗忘。
总之，对于新文学散文的研究者而言，重新发现以普理查德为代表的的英国编者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一，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新文学时期中国散文观念的灵感来源；其二，它提醒我们以更审慎的态度看待英国散文。“浓厚的个人色彩”和“自我表现精神”与其说是文艺复兴以来四百年间英国散文的总体特征，还不如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兴起后建构的传统。普理查德正是以他的编选见证了英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在现代主义审美的催化下，之前面目模糊的散文仿佛一夜之间变得轮廓清晰起来，概念被重新界定，经典被重新定义；散文不仅成为英国作家的宠儿，有了与之相匹配的文学理论，甚至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获得了热烈的回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编者的散文观念甚至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散文领域的中西交流。在《世界各国散文名篇》里，普理查德指出，虽然蒙田一直被奉为散文的始祖，但这种文体的起源到底在哪里，目前仍不明朗。为此，他专门辟出“中国卷”，收录了《论语》《孙子》以及陶渊明、苏轼、许獬、袁枚和黎庶昌的文章英译，还特意提醒读者：“对于本文集而言，中国文学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这里随处可见充满智性的话语，而这些正是散文的源头。”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出版时，普理查德特意为这本收录二十几国散文的大部头增添了副标题“从孔子到门肯”。《世界各国散文名篇》出版当年，《泰晤士文学副刊》发表书评，称该书为“伟大的编纂”，还对普理查德有关源流的判断表示赞同：“若称那些东方的或古老的文字为散文，也许会扭曲了这个概念，但其实这种称法完全成立，因为它们也许才是散文的起源。”由此看来，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外来影响问题上，我们也许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不仅仅因为这个外来影响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且因为影响本身极有可能是双向的——当二十世纪初新鲜出炉的英国散文观念启发着中国作家的时候，更加古老的中国作品也在滋养着英国文学，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就这样交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1期，责任编辑：叶丽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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